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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说成了‘世界烟囱’，它产生的细微颗粒、温室气体蔓延在每个角落，尤其东亚国家都受到极大影响。”在9月中旬召开的第四届东亚气候论坛上，韩国环境财团常任代表崔洌直言。
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近1/3，人均碳排量超过欧盟……从空气跨境污染到全球气候变化，日韩等毗邻国家一直关注中国的减排之路。
事实上，“世界烟囱”的称号早已有之，无论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2012年德班大会、2013年华沙大会还是刚刚落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一直因“碳排放”饱受国际压力。
减排账
“将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跟欧盟作比较，是一种将问题简单化的错误，缺乏历史感，也看不出全过程的规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早已过了工业化革命的峰值，逐渐开始下降。而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并扮演着“世界工厂”角色。
“我们也想要追究中国的责任，但很多产品虽是中国制造，韩国和日本也是有责任的。”韩国光州广域市一位官员对《民生周刊》记者谈到。
他的观点得到中日韩多位受访人士的认同。“中国的碳排放一部分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在国外消费的，其中也有从国外引进的碳排放。有多少产品排放留在中国而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的？”
韩国气候行动研究所所长安炳玉说，韩国为了实现国家中期温室气体缩减目标制定的措施会促使更多制造企业转移到中国。
记者发现，在今年5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提到，中国碳排放的29%是由其他国家消费引起的。
几年前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数据调查似乎也证明，“如果美国在1997～2004年间进口的全部商品都由自己制造，美国碳排放量会高出30%。”
“国际贸易是由商务部管理，而碳排放由发改委负责，并没有专门部门或者机构研究由于贸易转移了多少碳排放量。”全球环境研究所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官员于卿婵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碳泄漏”的争论一直存在，但由于缺乏定量研究，很多问题无法回答。
所谓“碳泄漏”，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该国国内一些产品生产（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可能转移到其他未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的国家。
而对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会不会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积极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没有得到任何资金、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已经在国内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减排政策各有其难
实际上，除了中国处于艰难的减排路上，日韩两国也因过往滥用化石能源而导致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均位居全球前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韩三国能否协作实现一个“低碳东亚”，引起官方和民间人士的更多期待。
当然，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简单。安炳玉谈到，最近10年间，韩国年平均温室气体排放率增速为2.8%，这其中，来自火力发电和钢铁业的排放量非常大。从2008年起，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率开始超过GDP增长。这也就意味着韩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绿色”，而是“灰色”的。
“韩国比中国更严重，以2011年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韩国的增加量是中国的两倍。”
他继续介绍到，2009年，韩国政府设定了2020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0年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为低碳绿色增长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2012年起逐步实施能源管理政策，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以及能源消耗量大的企业作为管理对象，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耗量作为征缴目标。全国有480家企业被纳入管理范围，占韩国总体排放量的62%。
然而，虽然有着看似积极的减排政策，但很多韩国环保人士对实现减排目标信心不足。
“政府往往屈服于经济团体的压力，导致相关低碳政策执行延期。”安炳玉举例，比如因汽车企业的反对，原定于2015年实施的低碳车辆协作金制度将面临计划落空的危机。
相对于韩国环保人士的担忧，日本气候网络东京事务所所长桃井贵子对日本气候政策更为失望。
她谈到，在所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参加的协商中，本应要求所有国家提出各自的目标，但日本没有从2020年起实施的长期目标，甚至还没有开始探讨。
“在减排短期临时目标设定上看，也不尽如人意。2013年在华沙气候变化峰会上，日本政府将2020年的减排目标调整为‘比2005年减少排放3.8%’，然而这一目标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增加3.1%，实际上是认可了排放增加。”
出路何在？
在9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代表中方首次许诺将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表示到2020年将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将提供600万美元的资金，协助联合国建立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
“美、中两国是绿灯，韩国、日本则是红灯。”安炳玉观察美日中韩四国的气候政策后评价道。桃井贵子也认为，“日本和韩国都把经济发展推到了第一位，把气候控制推到了第二位。”
这正如加州环境问题专家史蒂夫·戴维斯所形容的，气候问题仿佛一辆高速冲向悬崖的汽车，尽管大家都在讨论刹车的重要性，实际上却“一脚踩油门另一脚踩刹车”。
采访中，中日韩多位业内人士对缓解东亚气候问题给出建议。
崔洌提到，三国应征收碳税，对产生二氧化碳的工厂征收费用来抑制排放；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改变交通方式等。“让普通百姓参与进来，采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比如在食物上标明二氧化碳排放量。”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关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宪兵指出，东北亚地区可推行碳定价政策，这可以有效降低碳减排成本。“在东亚区域内推动建立市场机制，让韩国和日本等相对发达国家参与中国减排活动，整个区域在这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潜力。”
201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同时也向大气中排放了10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量近1/3，人均碳排量超过欧盟……从空气跨境污染到全球气候变化，日韩等毗邻国家一直关注中国的减排之路。
事实上，“世界烟囱”的称号早已有之，无论在2009年哥本哈根峰会、2012年德班大会、2013年华沙大会还是刚刚落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一直因“碳排放”饱受国际压力。
减排账
“将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跟欧盟作比较，是一种将问题简单化的错误，缺乏历史感，也看不出全过程的规律。”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早已过了工业化革命的峰值，逐渐开始下降。而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未完成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并扮演着“世界工厂”角色。
“我们也想要追究中国的责任，但很多产品虽是中国制造，韩国和日本也是有责任的。”韩国光州广域市一位官员对《民生周刊》记者谈到。
他的观点得到中日韩多位受访人士的认同。“中国的碳排放一部分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在国外消费的，其中也有从国外引进的碳排放。有多少产品排放留在中国而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承担的？”
韩国气候行动研究所所长安炳玉说，韩国为了实现国家中期温室气体缩减目标制定的措施会促使更多制造企业转移到中国。
记者发现，在今年5月，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报告2014》提到，中国碳排放的29%是由其他国家消费引起的。
几年前由卡内基梅隆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数据调查似乎也证明，“如果美国在1997～2004年间进口的全部商品都由自己制造，美国碳排放量会高出30%。”
“国际贸易是由商务部管理，而碳排放由发改委负责，并没有专门部门或者机构研究由于贸易转移了多少碳排放量。”全球环境研究所能源与气候变化项目官员于卿婵告诉记者，近年来关于“碳泄漏”的争论一直存在，但由于缺乏定量研究，很多问题无法回答。
所谓“碳泄漏”，是指如果一个国家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该国国内一些产品生产（尤其是高耗能产品）可能转移到其他未采取二氧化碳减排措施的国家。
而对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会不会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中国采取的措施是积极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没有得到任何资金、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已经在国内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减排政策各有其难
实际上，除了中国处于艰难的减排路上，日韩两国也因过往滥用化石能源而导致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均位居全球前十。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韩三国能否协作实现一个“低碳东亚”，引起官方和民间人士的更多期待。
当然，现实远没有想象中简单。安炳玉谈到，最近10年间，韩国年平均温室气体排放率增速为2.8%，这其中，来自火力发电和钢铁业的排放量非常大。从2008年起，韩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率开始超过GDP增长。这也就意味着韩国的经济发展不是“绿色”，而是“灰色”的。
“韩国比中国更严重，以2011年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韩国的增加量是中国的两倍。”
他继续介绍到，2009年，韩国政府设定了2020年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2010年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为低碳绿色增长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2012年起逐步实施能源管理政策，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大以及能源消耗量大的企业作为管理对象，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能源消耗量作为征缴目标。全国有480家企业被纳入管理范围，占韩国总体排放量的62%。
然而，虽然有着看似积极的减排政策，但很多韩国环保人士对实现减排目标信心不足。
“政府往往屈服于经济团体的压力，导致相关低碳政策执行延期。”安炳玉举例，比如因汽车企业的反对，原定于2015年实施的低碳车辆协作金制度将面临计划落空的危机。
相对于韩国环保人士的担忧，日本气候网络东京事务所所长桃井贵子对日本气候政策更为失望。
她谈到，在所有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参加的协商中，本应要求所有国家提出各自的目标，但日本没有从2020年起实施的长期目标，甚至还没有开始探讨。
“在减排短期临时目标设定上看，也不尽如人意。2013年在华沙气候变化峰会上，日本政府将2020年的减排目标调整为‘比2005年减少排放3.8%’，然而这一目标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增加3.1%，实际上是认可了排放增加。”
出路何在？
在9月23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代表中方首次许诺将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表示到2020年将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还将提供600万美元的资金，协助联合国建立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基金。
“美、中两国是绿灯，韩国、日本则是红灯。”安炳玉观察美日中韩四国的气候政策后评价道。桃井贵子也认为，“日本和韩国都把经济发展推到了第一位，把气候控制推到了第二位。”
这正如加州环境问题专家史蒂夫·戴维斯所形容的，气候问题仿佛一辆高速冲向悬崖的汽车，尽管大家都在讨论刹车的重要性，实际上却“一脚踩油门另一脚踩刹车”。
采访中，中日韩多位业内人士对缓解东亚气候问题给出建议。
崔洌提到，三国应征收碳税，对产生二氧化碳的工厂征收费用来抑制排放；开发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改变交通方式等。“让普通百姓参与进来，采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比如在食物上标明二氧化碳排放量。”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IGES）关西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宪兵指出，东北亚地区可推行碳定价政策，这可以有效降低碳减排成本。“在东亚区域内推动建立市场机制，让韩国和日本等相对发达国家参与中国减排活动，整个区域在这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