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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确如迷宫般扭曲着民意的表达，而仅就本次选举发展到目前的剧情看，驴象两党政治生态中的深层次隐忧也已一览无余
經过长达18个月的驴象竞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终于来到了不足两个月的最后冲刺阶段。自7月下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虽一度在综合民调中持续领跑，但“邮件门”阴影的挥之不去始终缠困选情，而在“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病退”而引出的“阴谋论”猜测已衍生出多个惊悚版本，比如“希拉里只能再活一年”抑或是“希拉里使用了替身”。与事关过去是非的“邮件门”不同，事关未来能否有效竞选或履职的“健康门”俨然已成为希拉里竞选的“九月噩梦”。
面对希拉里势头的转弱，选择静观其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基本保持了克制。8月中旬的临阵换将、严控“大嘴”等止血措施促使了其支持率的稳健回升，选情似乎已迫近又一个死亡交叉的边缘。当然，在希拉里快速复工、回归竞选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在9月26日开启的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上再次出现极端言论的单曲循环，选情或许又将发生再一次的逆转。
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首次产生新总统的选举，2016年大选早已被赋予了太多历史性标签：可能选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可能刷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创下的首次当选总统的高龄纪录、美国选举政治跨入智能终端动员时代的“门槛之年”……
但最为令人失望的一定是这样一个罕见的现实：这是一场两个历史上最不受欢迎人选之间的白宫竞争。过去数年中希拉里所享有的高满意度在2015年4月宣布参选之后戛然而止，如今只能维持在40%上下，其不满意度却飙升到了至少55%。而特朗普的不满意度更是高达70%，其满意度只有这个数字的二分之一。换言之，也许并非“这届美国人民不行”，而是选民们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无人可选的困境之中。不可否认，产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确如迷宫般扭曲着民意的表达，而仅就本次选举发展到目前的剧情看，驴象两党政治生态中的深层次隐忧也已一览无余。
民主党：马赛克化与高科技化
如今看来，一心要亲历并改写历史的希拉里似乎注定在权力之路上遭遇各色牵绊。8年前是年轻气盛的奥巴马，2016年民主党初选又碰上了老气横秋却一腔热忱的伯尼·桑德斯，如今的大选阶段则是“‘各种门’猛于特朗普”。冷眼分析，桑德斯与希拉里之间令人意外的缠斗，应当说是民主党内部不同政治派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乔治·麦考文式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与在1980年代末期得以不断得势的“新民主党人”——之间冲突的延续。
两个分支之间的最大差异并不在于社会事务，而是经济财政议题。“进步主义民主党”基本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大政府福利，而“新民主党人”持有着较为保守的财政倾向，倡导以发展经济来为公众提供所谓的“就业福利”，符合“第三条道路”的审美。在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区分度并不鲜明，比如约翰·肯尼迪几乎是个“居间人物”，而自称为“新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所推进的多个重大政策却带有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
在这次民怨沸腾、反对全球化情绪高涨的选战之中，极左和中左之间的路径之争被无限放大。即便桑德斯口口声声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被其吸引的民主党人却多为进步主义一派，而希拉里自然继承了被认为“新民主党”旗帜的比尔·克林顿的衣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霍华德·迪安、伊丽莎白·沃伦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的抬头，为了回应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美国面对的复杂内外挑战，民主党内部正在经历着新一轮事关重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其重要体现即希拉里在桑德斯的初选塑造下吸纳了更多的平民主义政策议程。
不过，由政治人物出于选举计算而谋求的整合，无法掩盖民主党目前面临的失衡状态。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的那样，民主党近年来将更大热情倾注于所谓的“身份政治”，转型为代表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年轻人、同性恋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是新移民群体的马赛克化的政党，进而也就把白人男性群体的利益表达置于最边缘的境地。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年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展开的大选级别的民主党初选本质上就是一场强调“身份政治”的党内厮杀。这种“多元面孔”的疯狂生长的确为民主党实现了重大的选票收获。有统计显示，1976年以来非洲裔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力挺从未跌落过八成，极值即2008年助力奥巴马历史性当选的95%;紧随其后的是拉美裔、亚裔、LGBT等群体，即便是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也贡献了55%的多数支持率。
但民主党的这些面孔在本次大选中却都笑不起来了。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由白人男性占据多数的蓝领中下层大多只能维持低水平就业;中产阶层的空前萎缩也为该群体平添着巨大的被剥夺感。民主党政府推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奥巴马医改，虽说也同样惠及中下层的白人，但后者依旧坚信他们只是搭上了少数裔或移民的便车而已。产生如此强烈而顽固的被忽视感的部分原因，即在低端需求层次上的政策区分度原本就偏小，或者培训与再就业政策因个体差异以及联邦主义下的内耗而大打折扣。
奥巴马或希拉里的民主党丢失白人男性选民盘的同时，高新科技产业的高歌猛进也正在从另一个纬度上改造着民主党的生态结构。其最抢眼的体现当属被广泛讨论的桑德斯等“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借助互联网动员的戏剧性崛起。而在与“桑德斯现象”背道而驰的方向上，科技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却走得更远。从统计数据上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已日渐充当起民主党的中流砥柱，其占比从1952年的12%扩展到2004年的将近60%，而民主党阵营接受的来自信息产业的募款也逐年超越了工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水平。从盖茨到扎克伯格，从微软到谷歌，所谓的“硅谷民主党人”的得势加剧了民主党在社会与族裔意义上的多元化。但当这种人力成本更低的高新科技与少数裔或新移民一道涌入了与蓝领工人一起争夺低水平就业的混战之时，民主党与蓝领群体之间的蜜月也就被彻底终结了。 为了竞选造势、凸显亲民形象而搭乘地铁的希拉里被媒体发现竟然不会使用进站轧机，于是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个颇为讽刺的说法，即“豪车自由派”。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民主党人”的大行其道助长了这类言行不一的“豪车自由派”的兴盛。而习惯了坐在豪车里做政治盘算的希拉里们只会乐此不疲地借助大数据来锁定选民，自然无法让在车间里、工地上流汗的蓝领阶层有什么共情之处。这种距离感直接加剧了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希拉里阵营反复宣称这位68岁的候选人身体无碍，舆论仍旧坚持着忧心忡忡的质疑。
共和党：枪炮、生意、圣经都不灵
失去了就业与社会福利庇护的蓝领中下层，很多只能倒向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即共和党标榜的家庭与宗教价值观。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向仍无法平息共和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的复杂纠葛。
与民主党人的两个分支或多元面孔相似，1980年代以来由里根一手打造的共和党一般被认为有三张面孔，即枪炮、生意与圣经。枪炮自然指的是动不动就要舞刀弄枪的代表军工利益的军事鹰派，生意代表温和重商派，而圣经则是宗教保守派。目前看，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美国联邦预算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战略界浓重的“内顾倾向”，明显打压了军事鹰派的活动空间，其代表人物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以来大肆叫嚣美国在亚太的所谓“威胁”也正是为了尽力争取多一些话语权，而其在今年谋求连任时的捉襟见肘也证明了一个人挣扎的收效甚微。
相对于军事鹰派的困境，重商派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迷惘，无论是支持自由贸易还是从国内市场和劳动力的考量出发支持移民改革，都难以在民怨爆棚的大选年找到足够的政治市场。这也可以解释杰布·布什或者约翰·卡西奇无力熬过初选的原因。比较之下，唯有宗教保守派继续发挥着共和党党内黏合剂的关键作用，甚至还在过去几年中驯服了茶党势力，弗兰肯斯坦式地组合为“茶党福音派”。但问题在于足以在价值观、家庭观念等传统议题上说服蓝领的宗教派并不能为目前最为棘手的经济与就业关切开出灵丹妙药，于是特德·克鲁兹也只好在初选的最后一刻败下阵来。
三张面孔的失灵为新面孔的浮现创造了机会，这也就是特朗普倡导的所谓“本土主义”倾向。回望过去，“本土主义”作为共和党党内并不主流的势力也算由来已久，而上一次被关注还是在1940年共和党初选中关于参与二战与否的激烈争辩，其时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鲍勃·塔夫脱就是持有坚定不干预倾向的“本土主义者”。而几乎在美国立国之前，来自英国的新教徒移民就自视为“真正美国人”，并将“本土主义”的矛头直指了信仰天主教的其他欧洲移民以及北美大陆的土著。
在口无遮拦之间，特朗普高超地在族裔和宗教意义上操作着“本土主义”，一方面以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回应着蓝领群体的经济关切，一方面又以强有力的反恐策略满足宗教保守派对外部世界的焦虑。特朗普为共和党招回的这张面孔，的确更为有效地吸引了在本次选举中出现摆动的蓝领阶层，但也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共和党传统主流派的心理底线。基于“本土主义”的不干预倾向令军事鹰派无法接受，彻底地排斥“他者”甚至减少与“他者”联动的极端主张也明显伤及重商派利益，而美墨边境筑墙、驱逐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政策议程走到底其实是与保守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大政府扩权。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逞口舌之利”的极端做法到底会为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
从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阿米蒂奇到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再到曾是2010年加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的惠普现总裁梅格·惠特曼……盘踞在华盛顿的战略界精英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的商界人士携手，吹响了共和党内部最先反对特朗普的号角。而这些人也被认为可能成为所谓的“克林顿共和党人”;甚至据此有预判认为，“克林顿共和党人”会类似于1980年代的“里根民主党人”，促使希拉里·克林顿在本次大选中以类似里根时代的历史性选票优势入主白宫。
从5月锁定初选以来，特朗普言行的前后不一也凸显了其在团结共和党主流和维持白人蓝领群体支持之间的艰难抉择。而至少自7月底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虽然其过激言论有所收敛，但特氏基本上放弃了整合共和党、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努力，转而继续以“本土主义”稳固蓝领基本盘。换言之，競选总统的特朗普虽然并非彻底无视“学习总统范儿”的建议，但还是在更多时候坚持着“让特朗普做特朗普”的本色出演。
蓝领真的能撬动驴象政治？
从茶党运动到占领华尔街，从特朗普到桑德斯，美国驴象政治展现出所谓“党间斗、党内斗”的奇特图景，这也是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对决形成以来的头一遭。依照美国政治学界关于“政党重组”标准的判断，如此“碎片极化”的态势极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政党重组的开端。本质上讲，政党重组意味着政党选民盘的重大变动。1960年代在《民权法案》与“伟大社会”的推动下南方的非洲裔倒向了民主党;而在1980年代里根又将新英格兰和西海岸的重商派与南方保守派团结黏合在一起。
让历史照进现实的话，如今被特朗普撬动的蓝领群体是否会导致共和党的重组的确还存在诸多疑问，比如蓝领群体在政治规模意义上会否有与非洲裔同样的体量，如今按照美国社会学界的标准，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可达到三成，这样的话无疑是个重大数字;又如也要充分考虑蓝领群体与少数裔群体、女性群体之间的交叉关系，如果去除被民主党引力吸引的群体之后，到底又有多少群体正在变动;再如还需要明确蓝领群体的变动是否只是总统层次而已，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选举层次，即能否形成普遍趋势。更为严峻的是，在各自的重大重组，两党接纳、消化新选民盘的过程都相对顺利，至少没有出现如今共和党在“特朗普现象”影响下的致命不适。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作为“沉默大多数”的蓝领群体的觉醒，一面是民主党的长期忽视，另一面是共和党的投机煽动。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以当选为至上目标的竞选政治的双重侵蚀下，驴象两党被鼓吹为政体润滑剂的“第二宪法”角色快速褪去，选民正在因无法通过政党实现利益表达而对美国政治愈加失望。
而今，下一届美国总统只能从希拉里或特朗普之间产生，但无论谁胜出，输了的都是驴象两党。他们输给了变化着的时代，更输给了迫切期待变革的民意。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經过长达18个月的驴象竞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终于来到了不足两个月的最后冲刺阶段。自7月下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虽一度在综合民调中持续领跑，但“邮件门”阴影的挥之不去始终缠困选情，而在“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病退”而引出的“阴谋论”猜测已衍生出多个惊悚版本，比如“希拉里只能再活一年”抑或是“希拉里使用了替身”。与事关过去是非的“邮件门”不同，事关未来能否有效竞选或履职的“健康门”俨然已成为希拉里竞选的“九月噩梦”。
面对希拉里势头的转弱，选择静观其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基本保持了克制。8月中旬的临阵换将、严控“大嘴”等止血措施促使了其支持率的稳健回升，选情似乎已迫近又一个死亡交叉的边缘。当然，在希拉里快速复工、回归竞选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在9月26日开启的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上再次出现极端言论的单曲循环，选情或许又将发生再一次的逆转。
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首次产生新总统的选举，2016年大选早已被赋予了太多历史性标签：可能选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可能刷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创下的首次当选总统的高龄纪录、美国选举政治跨入智能终端动员时代的“门槛之年”……
但最为令人失望的一定是这样一个罕见的现实：这是一场两个历史上最不受欢迎人选之间的白宫竞争。过去数年中希拉里所享有的高满意度在2015年4月宣布参选之后戛然而止，如今只能维持在40%上下，其不满意度却飙升到了至少55%。而特朗普的不满意度更是高达70%，其满意度只有这个数字的二分之一。换言之，也许并非“这届美国人民不行”，而是选民们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无人可选的困境之中。不可否认，产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确如迷宫般扭曲着民意的表达，而仅就本次选举发展到目前的剧情看，驴象两党政治生态中的深层次隐忧也已一览无余。
民主党：马赛克化与高科技化
如今看来，一心要亲历并改写历史的希拉里似乎注定在权力之路上遭遇各色牵绊。8年前是年轻气盛的奥巴马，2016年民主党初选又碰上了老气横秋却一腔热忱的伯尼·桑德斯，如今的大选阶段则是“‘各种门’猛于特朗普”。冷眼分析，桑德斯与希拉里之间令人意外的缠斗，应当说是民主党内部不同政治派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乔治·麦考文式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与在1980年代末期得以不断得势的“新民主党人”——之间冲突的延续。
两个分支之间的最大差异并不在于社会事务，而是经济财政议题。“进步主义民主党”基本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大政府福利，而“新民主党人”持有着较为保守的财政倾向，倡导以发展经济来为公众提供所谓的“就业福利”，符合“第三条道路”的审美。在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区分度并不鲜明，比如约翰·肯尼迪几乎是个“居间人物”，而自称为“新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所推进的多个重大政策却带有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
在这次民怨沸腾、反对全球化情绪高涨的选战之中，极左和中左之间的路径之争被无限放大。即便桑德斯口口声声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被其吸引的民主党人却多为进步主义一派，而希拉里自然继承了被认为“新民主党”旗帜的比尔·克林顿的衣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霍华德·迪安、伊丽莎白·沃伦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的抬头，为了回应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美国面对的复杂内外挑战，民主党内部正在经历着新一轮事关重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其重要体现即希拉里在桑德斯的初选塑造下吸纳了更多的平民主义政策议程。
不过，由政治人物出于选举计算而谋求的整合，无法掩盖民主党目前面临的失衡状态。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的那样，民主党近年来将更大热情倾注于所谓的“身份政治”，转型为代表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年轻人、同性恋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是新移民群体的马赛克化的政党，进而也就把白人男性群体的利益表达置于最边缘的境地。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年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展开的大选级别的民主党初选本质上就是一场强调“身份政治”的党内厮杀。这种“多元面孔”的疯狂生长的确为民主党实现了重大的选票收获。有统计显示，1976年以来非洲裔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力挺从未跌落过八成，极值即2008年助力奥巴马历史性当选的95%;紧随其后的是拉美裔、亚裔、LGBT等群体，即便是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也贡献了55%的多数支持率。
但民主党的这些面孔在本次大选中却都笑不起来了。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由白人男性占据多数的蓝领中下层大多只能维持低水平就业;中产阶层的空前萎缩也为该群体平添着巨大的被剥夺感。民主党政府推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奥巴马医改，虽说也同样惠及中下层的白人，但后者依旧坚信他们只是搭上了少数裔或移民的便车而已。产生如此强烈而顽固的被忽视感的部分原因，即在低端需求层次上的政策区分度原本就偏小，或者培训与再就业政策因个体差异以及联邦主义下的内耗而大打折扣。
奥巴马或希拉里的民主党丢失白人男性选民盘的同时，高新科技产业的高歌猛进也正在从另一个纬度上改造着民主党的生态结构。其最抢眼的体现当属被广泛讨论的桑德斯等“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借助互联网动员的戏剧性崛起。而在与“桑德斯现象”背道而驰的方向上，科技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却走得更远。从统计数据上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已日渐充当起民主党的中流砥柱，其占比从1952年的12%扩展到2004年的将近60%，而民主党阵营接受的来自信息产业的募款也逐年超越了工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水平。从盖茨到扎克伯格，从微软到谷歌，所谓的“硅谷民主党人”的得势加剧了民主党在社会与族裔意义上的多元化。但当这种人力成本更低的高新科技与少数裔或新移民一道涌入了与蓝领工人一起争夺低水平就业的混战之时，民主党与蓝领群体之间的蜜月也就被彻底终结了。 为了竞选造势、凸显亲民形象而搭乘地铁的希拉里被媒体发现竟然不会使用进站轧机，于是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个颇为讽刺的说法，即“豪车自由派”。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民主党人”的大行其道助长了这类言行不一的“豪车自由派”的兴盛。而习惯了坐在豪车里做政治盘算的希拉里们只会乐此不疲地借助大数据来锁定选民，自然无法让在车间里、工地上流汗的蓝领阶层有什么共情之处。这种距离感直接加剧了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希拉里阵营反复宣称这位68岁的候选人身体无碍，舆论仍旧坚持着忧心忡忡的质疑。
共和党：枪炮、生意、圣经都不灵
失去了就业与社会福利庇护的蓝领中下层，很多只能倒向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即共和党标榜的家庭与宗教价值观。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向仍无法平息共和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的复杂纠葛。
与民主党人的两个分支或多元面孔相似，1980年代以来由里根一手打造的共和党一般被认为有三张面孔，即枪炮、生意与圣经。枪炮自然指的是动不动就要舞刀弄枪的代表军工利益的军事鹰派，生意代表温和重商派，而圣经则是宗教保守派。目前看，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美国联邦预算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战略界浓重的“内顾倾向”，明显打压了军事鹰派的活动空间，其代表人物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以来大肆叫嚣美国在亚太的所谓“威胁”也正是为了尽力争取多一些话语权，而其在今年谋求连任时的捉襟见肘也证明了一个人挣扎的收效甚微。
相对于军事鹰派的困境，重商派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迷惘，无论是支持自由贸易还是从国内市场和劳动力的考量出发支持移民改革，都难以在民怨爆棚的大选年找到足够的政治市场。这也可以解释杰布·布什或者约翰·卡西奇无力熬过初选的原因。比较之下，唯有宗教保守派继续发挥着共和党党内黏合剂的关键作用，甚至还在过去几年中驯服了茶党势力，弗兰肯斯坦式地组合为“茶党福音派”。但问题在于足以在价值观、家庭观念等传统议题上说服蓝领的宗教派并不能为目前最为棘手的经济与就业关切开出灵丹妙药，于是特德·克鲁兹也只好在初选的最后一刻败下阵来。
三张面孔的失灵为新面孔的浮现创造了机会，这也就是特朗普倡导的所谓“本土主义”倾向。回望过去，“本土主义”作为共和党党内并不主流的势力也算由来已久，而上一次被关注还是在1940年共和党初选中关于参与二战与否的激烈争辩，其时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鲍勃·塔夫脱就是持有坚定不干预倾向的“本土主义者”。而几乎在美国立国之前，来自英国的新教徒移民就自视为“真正美国人”，并将“本土主义”的矛头直指了信仰天主教的其他欧洲移民以及北美大陆的土著。
在口无遮拦之间，特朗普高超地在族裔和宗教意义上操作着“本土主义”，一方面以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回应着蓝领群体的经济关切，一方面又以强有力的反恐策略满足宗教保守派对外部世界的焦虑。特朗普为共和党招回的这张面孔，的确更为有效地吸引了在本次选举中出现摆动的蓝领阶层，但也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共和党传统主流派的心理底线。基于“本土主义”的不干预倾向令军事鹰派无法接受，彻底地排斥“他者”甚至减少与“他者”联动的极端主张也明显伤及重商派利益，而美墨边境筑墙、驱逐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政策议程走到底其实是与保守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大政府扩权。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逞口舌之利”的极端做法到底会为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
从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阿米蒂奇到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再到曾是2010年加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的惠普现总裁梅格·惠特曼……盘踞在华盛顿的战略界精英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的商界人士携手，吹响了共和党内部最先反对特朗普的号角。而这些人也被认为可能成为所谓的“克林顿共和党人”;甚至据此有预判认为，“克林顿共和党人”会类似于1980年代的“里根民主党人”，促使希拉里·克林顿在本次大选中以类似里根时代的历史性选票优势入主白宫。
从5月锁定初选以来，特朗普言行的前后不一也凸显了其在团结共和党主流和维持白人蓝领群体支持之间的艰难抉择。而至少自7月底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虽然其过激言论有所收敛，但特氏基本上放弃了整合共和党、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努力，转而继续以“本土主义”稳固蓝领基本盘。换言之，競选总统的特朗普虽然并非彻底无视“学习总统范儿”的建议，但还是在更多时候坚持着“让特朗普做特朗普”的本色出演。
蓝领真的能撬动驴象政治？
从茶党运动到占领华尔街，从特朗普到桑德斯，美国驴象政治展现出所谓“党间斗、党内斗”的奇特图景，这也是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对决形成以来的头一遭。依照美国政治学界关于“政党重组”标准的判断，如此“碎片极化”的态势极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政党重组的开端。本质上讲，政党重组意味着政党选民盘的重大变动。1960年代在《民权法案》与“伟大社会”的推动下南方的非洲裔倒向了民主党;而在1980年代里根又将新英格兰和西海岸的重商派与南方保守派团结黏合在一起。
让历史照进现实的话，如今被特朗普撬动的蓝领群体是否会导致共和党的重组的确还存在诸多疑问，比如蓝领群体在政治规模意义上会否有与非洲裔同样的体量，如今按照美国社会学界的标准，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可达到三成，这样的话无疑是个重大数字;又如也要充分考虑蓝领群体与少数裔群体、女性群体之间的交叉关系，如果去除被民主党引力吸引的群体之后，到底又有多少群体正在变动;再如还需要明确蓝领群体的变动是否只是总统层次而已，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选举层次，即能否形成普遍趋势。更为严峻的是，在各自的重大重组，两党接纳、消化新选民盘的过程都相对顺利，至少没有出现如今共和党在“特朗普现象”影响下的致命不适。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作为“沉默大多数”的蓝领群体的觉醒，一面是民主党的长期忽视，另一面是共和党的投机煽动。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以当选为至上目标的竞选政治的双重侵蚀下，驴象两党被鼓吹为政体润滑剂的“第二宪法”角色快速褪去，选民正在因无法通过政党实现利益表达而对美国政治愈加失望。
而今，下一届美国总统只能从希拉里或特朗普之间产生，但无论谁胜出，输了的都是驴象两党。他们输给了变化着的时代，更输给了迫切期待变革的民意。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