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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加快形成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新格局。”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政协副主席葛会波说。
地处全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海河流域，京津冀国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1亿。不到全国2.3%的国土面积和1%的水资源却承载了全国8%的人口和11%的经济总量。
如何推动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三地做好水生态保护任务，这是摆在京津冀三地面前的一大问题。葛会波建议，根据三地的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输程度等，国家相关部委应会同京津冀三地，加快建立“以中央转移支付为主，以京津冀横向补偿为补充”的生态补偿机制。
京津冀是我国水资源与环境严重超载地区。2017年三地水资源总量181.1亿立方米，用水总量却达248.6亿立方米。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而京津冀等北方大城市群发展对供水安全保证率要求高，水资源紧张状况堪忧。以往，超采地下水成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途径。此前有媒体报道，华北平原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地下漏斗区。
为了缓解对地下水的过度依赖，河北省采取外地调水、多水源供水等方式保障用水，如国家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等。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输水200亿立方米。河北省累计分水量40亿立方米。“以目前的情况看，南水北调解决了京津冀用水亏缺总量的大约一半。”葛会波说。
此外，2017年11月开始试通水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主要任务是为沿线部分地区农业供水和向白洋淀实施生态补水，缓解沿线农业灌溉缺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并可作为沿线地区抗旱应急备用水源。
除了水资源短缺，京津冀地区还面临水生态恶化、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
“统筹做好京津冀水生态修复是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京津冀地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具体行动。”葛会波说。
地缘相接、水脉相连，京津冀三地具有很强的协同互补优势。
近年来，三省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加快治理和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联手推进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保障水安全，取得了多方面进展。
2018年，河北省与北京市共同签署了《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两地将按照“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建立协作机制，促进流域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取得进展的同时，京津冀三地也面临诸多制约水生态保护的共同难题。
“解决京津冀三地整体规划协调系统性不足的问题，需出台以生态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流域水资源条件为约束的京津冀统一水安全保障规划，将其作为未来区域发展依据。”葛会波说。
同时，整个地区缺乏统一的生态保护地方法规和措施，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决策、执行、反馈与监督机制，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的问题。
谈及三地生态利益分享格局，葛会波说，从生态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角度来看，三地的區位决定了经济基础最弱的河北省需要承担更重的生态建设与保护任务，但因保护生态带来的城市职工下岗、乡村失去收入、产业转型难度大等问题将十分突出，亟须建立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共治共享机制。
“要树立生态产品有价理念，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生态补偿机制。”葛会波说，由生态环境受益区和生态服务提供区的政府共同缴纳生态转移支付基金，并按一定比例及时补充，用于京津冀区域内饮用水源、天然湿地的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等。
在生态涵养区，可探索实施“造血型”补偿方式。具体就是，将现有生态涵养区的生态补偿政策与生态脆弱区、环首都贫困区的援助政策相互配合，进行有机衔接，帮助生态涵养区地方政府与当地群众实现自我发展，提升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从而保证生态涵养区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按照葛会波的设想，做好水资源保护工作，当务之急是树立区域整体理念，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用规划聚焦生态建设的力量，寻求京津冀地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谈及编制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的好处，葛会波说，“可以明确水资源利用的上限、水环境的质量底线，以及水生态功能区、水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的保护底线方面的要求，约束和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布局，构建自然水系与调水工程互通互联的水源协同供水格局，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而在联合治理京津冀地区水污染方面，可以发挥海河流域已有机构的作用，建立水污染防治协调部门，创新流域共治机制，建立、出台相应的流域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京津冀三地河长联席会制度，出台京津冀三地流域管理办法，规定流域管理机构的职权和权限，明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负责考核省际间的水量、水质，落实生态补偿机制的成功实施。
地处全国水资源最为短缺的海河流域，京津冀国土面积21.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1亿。不到全国2.3%的国土面积和1%的水资源却承载了全国8%的人口和11%的经济总量。
如何推动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三地做好水生态保护任务，这是摆在京津冀三地面前的一大问题。葛会波建议，根据三地的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输程度等，国家相关部委应会同京津冀三地，加快建立“以中央转移支付为主，以京津冀横向补偿为补充”的生态补偿机制。
水资源紧缺
京津冀是我国水资源与环境严重超载地区。2017年三地水资源总量181.1亿立方米，用水总量却达248.6亿立方米。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超出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而京津冀等北方大城市群发展对供水安全保证率要求高，水资源紧张状况堪忧。以往，超采地下水成为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的途径。此前有媒体报道，华北平原已形成全球最大的地下漏斗区。
为了缓解对地下水的过度依赖，河北省采取外地调水、多水源供水等方式保障用水，如国家兴建的南水北调工程、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等。
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15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输水200亿立方米。河北省累计分水量40亿立方米。“以目前的情况看，南水北调解决了京津冀用水亏缺总量的大约一半。”葛会波说。
此外，2017年11月开始试通水的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主要任务是为沿线部分地区农业供水和向白洋淀实施生态补水，缓解沿线农业灌溉缺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并可作为沿线地区抗旱应急备用水源。
除了水资源短缺，京津冀地区还面临水生态恶化、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
“统筹做好京津冀水生态修复是落实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推动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京津冀地区人民群众谋福祉的具体行动。”葛会波说。
协同互补
地缘相接、水脉相连，京津冀三地具有很强的协同互补优势。
近年来，三省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加快治理和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联手推进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保障水安全，取得了多方面进展。
2018年，河北省与北京市共同签署了《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两地将按照“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原则，建立协作机制，促进流域水资源与水生态环境整体改善。
取得进展的同时，京津冀三地也面临诸多制约水生态保护的共同难题。
“解决京津冀三地整体规划协调系统性不足的问题，需出台以生态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流域水资源条件为约束的京津冀统一水安全保障规划，将其作为未来区域发展依据。”葛会波说。
同时，整个地区缺乏统一的生态保护地方法规和措施，没有形成一套制度化和程序化的决策、执行、反馈与监督机制，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的问题。
谈及三地生态利益分享格局，葛会波说，从生态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角度来看，三地的區位决定了经济基础最弱的河北省需要承担更重的生态建设与保护任务，但因保护生态带来的城市职工下岗、乡村失去收入、产业转型难度大等问题将十分突出，亟须建立京津冀三地生态环境共治共享机制。
寻求最大公约数
“要树立生态产品有价理念，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生态补偿机制。”葛会波说，由生态环境受益区和生态服务提供区的政府共同缴纳生态转移支付基金，并按一定比例及时补充，用于京津冀区域内饮用水源、天然湿地的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等。
在生态涵养区，可探索实施“造血型”补偿方式。具体就是，将现有生态涵养区的生态补偿政策与生态脆弱区、环首都贫困区的援助政策相互配合，进行有机衔接，帮助生态涵养区地方政府与当地群众实现自我发展，提升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从而保证生态涵养区水环境质量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按照葛会波的设想，做好水资源保护工作，当务之急是树立区域整体理念，编制实施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用规划聚焦生态建设的力量，寻求京津冀地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谈及编制水生态空间管控规划的好处，葛会波说，“可以明确水资源利用的上限、水环境的质量底线，以及水生态功能区、水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的保护底线方面的要求，约束和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布局，构建自然水系与调水工程互通互联的水源协同供水格局，构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
而在联合治理京津冀地区水污染方面，可以发挥海河流域已有机构的作用，建立水污染防治协调部门，创新流域共治机制，建立、出台相应的流域管理制度。
与此同时，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建立京津冀三地河长联席会制度，出台京津冀三地流域管理办法，规定流域管理机构的职权和权限，明确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权利和义务，负责考核省际间的水量、水质，落实生态补偿机制的成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