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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董仲舒的“《春秋》决狱”不仅开创了法律儒家化进程，而且实现了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迈出了儒家“和”的司法文化曲折历史的第一步。通过“《春秋》决狱”遗存下来的四个案例的分折，展示儒家“和”的司法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儒家“和”的司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lO)02-0038-05
一、董仲舒和他的“《春秋》决狱”一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点
“《春秋》决狱”，在西汉中后期曾风行天下，其中以思想家董仲舒提倡最力，运用最妙，成就最高。
说起董仲舒，就会联想到他提倡的“独尊儒术”，知他罪他都因此而起，至今聚讼纷纷。董仲舒是河北景县人(一说枣强县人)，自幼发奋读书，成为一代宗师，人称“汉代孔子”。汉武帝亲政后，雄图大略，疾意改变汉初以来中央政府崇尚“清静无为”的新道家治国方略，召集天下英才到京城共商国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良对策”。时年39岁的董仲舒已是饱学之士，尤其精通“今文经学”，胸怀大志，应召赴京，在汉武帝面前呈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独尊儒术”，深受赞许。然而董仲舒另一件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却鲜为人道及，它就是扭转中国法制方向的“《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又叫“经义折狱”，或“引经断狱”。说的是在遇到事关伦理道德的案件和疑难案件时，可以根据儒家的《春秋》经和其他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断案。“《春秋》决狱”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两汉盛极一时的司法制度，从而也赋予儒家经典极高的法律效力。那时的“引经断狱”，颇有些像中世纪欧洲大陆和中东一些地区的宗教教义判案，高级司法官、经学大师握有经义的解释权，又有点类似于罗马法极盛时期的“法官造法”。
“《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定罪量刑原则叫做“原心论罪”，亦称“原情定罪”、“论心定罪”。对“原心论罪”，董仲舒的解释是：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心理动机；对那些动机邪恶的人，即使其犯罪未遂也须治罪；对首恶分子要从重量刑；对那些出于善意不慎触犯刑律的人，要从轻量刑或免除处罚。可见，董仲舒的“原心论罪”特别强调主观上的“善”与“恶”。判断“善”与“恶”的标准当然是儒家提倡的家族主义伦理道德，不外乎孝、悌、忠、信等等。简言之，所谓“原心论罪”，就是定罪量刑不只是看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的轻重，更要追究犯罪者主观恶性的轻重，即所谓的“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中国法文化一个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过失犯了罪，应该予以赦免，如果是故意作恶终不悔改，并且所犯的是贼杀人一类的严重罪行，就必须严加惩处。这可以说是“原心论罪”的雏形。
“原心论罪”其实不难理解，比如同样是杀人，古代有故杀、误杀、斗杀、戏杀之分，现在同样有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冲动杀人等等，其主观动机、心理状态是很不相同的，判案不能只搞客观归罪，要求区分犯罪的故意和过失、一贯和偶然、首恶和胁从，重视其主观方面道德过错的有无和大小。
可是，在市面上所能见到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中，对“《春秋》决狱”、“原心论罪”不只是评价不高，而且是负面评价为主。尤其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版本，多认为这是主观臆断、草菅人命，是“想整谁就整谁”，
“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笔者的看法与之不同，认为“《春秋》决狱”不论在当时的社会司法效果还是对后世司法的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它是儒家慎刑思想的体现，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
二、“春秋决狱”案例赏析一“和”的司法价值取向
事实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董仲舒生前曾收集了232个“《春秋》决狱”的案例，汇编成10卷《春秋决事比》(《后汉书·应劭传》)，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可惜原书早已亡佚，在别的史料中保存了5个案例，其中4个属于比较纯粹的司法案件。借此机会一一展示，在赏析这些经典遗案后不难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
案例一：时有疑狱日：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日：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在这个案件中，甲无子，在路旁拣了个弃婴乙作为养子。但是乙长大后杀人，甲知道后，将乙藏起来。按当时之律法，藏匿犯人者要被处以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可以互相隐藏罪证。基于父子伦理关系，董仲舒认为甲不能被判罪，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应当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儒家提倡的亲亲得相守匿原则。
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汉代人认识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汉书·宣帝纪》)父子有罪相隐匿，出于血缘亲情，是人道天性的本能体现，所以虽犯国法，
“犹蒙死而存之”。如果依国法之隐匿罪处之，无疑是与亲情天性为敌，则不胜其敌，必将刑律引向峻酷之路。且惩治父子相隐之罪，首先必须突破亲情伦理大防，视父子为路人，若连父子之间的基于血缘的原初信任也靠不住，则人与人的任何信任将丧失殆尽，一旦如此，社会道德底线崩溃，那真正是人性的毁灭。所以，权衡利弊，不得不在国法与亲情之间取其中，面对父子相隐，只好稍曲国法而存人情，实现国法与人情之“和”。
董仲舒以《春秋》大义断此案，得以在司法中确立“亲亲得相守匿”原则，改变了原来依律严惩父甲藏匿子乙之判，使司法在相隐罪中趋于柔性化、轻刑化、无罪化。这不仅是使甲乙父子得享天伦之“和”，而且确立了国法与人情之间趋向平衡、适当的和谐司法原则。
去董氏之世不久，“亲亲相隐”就由司法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汉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应当说，汉代统治者在处理这样亲属间隐瞒犯罪方面，不仅是考虑了行为人的护亲动机和人情不可违背的天性。而且也是做了一番政治考量。苛严的秦律不仅是亡国之鉴，更是对于家庭亲情的破坏。“亲亲得相首匿”的法令，也成为法律史上由峻严向宽缓的一种过渡。
案件二：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日：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日：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在本案中，甲将自己的儿子乙送给了丙，乙由丙抚养长大。甲酒醉后认领自己的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20棍子。于是甲认为自己的儿子殴打父亲，气愤之下到官府告状。按照律法子殴父要处以极刑。董仲舒认为，甲生子不 亲养，父子情义已断绝，没有亲属之恩情。乙虽棍打生父甲但不应被处死刑。
孔子说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父子亲情，依于血缘，更依于含辛茹苦的哺育教养之恩。前案中父甲与子乙虽无血缘之亲，但有养育之恩，故董仲舒认为得适用《春秋》父子相隐之义。本案情况刚好相反，甲生乙而弃，乞养于他人，待乙长大后，又在酒后近乎戏谑地说乙是自己儿子，引出乙怒火中烧棍打甲20下。董仲舒认为甲对乙不养不教，绝了父子之义，因此不能适用子殴父的律条，乙无罪。
父子本以生育之血缘而定，后天不能改变。董氏之论，是对父子关系的一种变通。“《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细究本案，如果一味恪守父子为生育之常义，确实不能维护真正的父子大义，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疏解与变通，否则父子之义可能会导致父子之难。本案中作为父亲的甲弃养在前，已失为父之道。又仗酒色谑子，确有妄言之嫌，难脱滋事之责。董仲舒论断此案，为司法者树立一种在变通中伸张父子大义的榜样。
法律中“殴父”罪的成立与否，得以父子关系真实存在为前提。甲对乙只有生育之事，没有哺育之恩、教养之德，失去为父的资格，父子早已恩断义绝，不具备适用“子殴父”条的前提。这一案例，旨在警示天下父母应尽父母之道。由是可知，对孔子的“父父、子子”，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而是要求父有父道、子有子道，是一种相对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才能建立和谐亲情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反之，父不父，则子不子，哪来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董仲舒此断，以权变方式维护父子大义，体现了和谐司法的长远价值。
案例三：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日殴父也，当枭首。论日：臣恿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在本案中，甲的父亲乙和丙因争执进而殴斗，丙拔出随身之刀刺乙，儿子甲见状立即操起棍子上前救父，打斗中却误伤父亲乙。在断狱论罪中，有人定性为子殴父，应苛以枭首极刑。董仲舒认为，需要根据儿子的动机加以确认，甲丝毫没有殴打父亲乙的主观故意，甲的动机是抵挡、抗击丙刺向父亲乙的佩刀，保护父亲不受伤害，误伤父亲乙不是甲的本意，所以应免罪。他引用《春秋》中许子进药典故加以论证，许国公子为了救父于病难，千方百计找药方并煎药给父亲治病，结果父亲亡故。孔子修《春秋》时，“原心”论许子之罪，认为他本心是善的，把他赦免了。董仲舒认为，本案中的甲与许子情况相似，按“原心论罪”原则，应无罪释放。
汉代对“原心论罪”，或“论心定罪”是这样解释的：“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这里的“原心”、“论心”之“心”，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生发之动机性。所以本案的儿子甲正符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但如果援引律条，当按“殴父”治罪，处“枭首”极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司法方式，它延续了秦代的司法峻酷之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明确要求追究犯罪者的动机，拒绝将单纯的行为结果作为司法审判的惟一依据，要求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宽赦本心良善的误伤之罪。这样的审断，不仅拒绝客观归罪，也有利于避免由客观归罪而必然导致的峻法酷刑倾向。这里的“《春秋》决狱”是手段和方法，通过经义柔化司法、人性司法，臻于司法中道是其结果和目标。
案例四：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日，甲夫死来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日：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在本案中，甲的丈夫乙遇到海风，不幸淹死在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得以安葬。4个月后，甲的母亲丙将这个女子改嫁他人。有人认为，甲在丈夫死后没有埋葬前改嫁他人，应适用“以私为人妻”之律条，处以“弃市”酷刑。董仲舒认为，丈夫离世，妻子可以改嫁，这是春秋大义所许可的。妇人不能妄自主张恣意擅行，应恪守妇道，顺从长辈的安排，嫁人就是“归”，终身有所依靠。况且，甲系尊长之命改嫁，不是私自淫奔，不应适用“以私为人妻”之律。用《春秋》经义来判断此案，十分明白，没有犯任何罪，不应判罪。
“《春秋》决狱”遵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繁露·精华》)原则。甲的丈夫葬身大海，哪里还能收尸归葬?!甲苦守4个月后，才顺从母命改嫁。这是审断此案“必本其事”的基本事实。再从“原其志”方面看，本案甲无奈而改嫁，是顺从尊长之志，循守妇道，合乎常理，符合古制，又有经义所本，根本扯不到“私为人妻”的淫乱上去。秦汉法律将甲女改嫁之类的案件作为“私为人妻”重罪而处弃市之刑，实在是违天理悖人情的峻法酷刑，董仲舒的议断，借《春秋》经义说事，有理有据，避免了一桩冤案，制止了司法酷滥，使本案归于中平。
从上述四个案例中，找不到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故人人罪和整人的证据。相反，面对秦汉酷法和司法机关的峻判，他援引《春秋》“微言大义”分析案情，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改有罪为无罪，体现了儒家一贯提倡的慎刑、恤刑思想，在古代专制社会的司法环境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汉时去古未远，论事者多傅以经义。”汉代“《春秋》决狱”不是董仲舒的独唱，但以董仲舒为最得心应手、最优秀。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春秋繁露·楚庄王》)董氏正是通过“《春秋》决狱”将汉代的司法引向了儒家方向，止峻止酷，恤刑慎罚，求中求和，实现了司法文化的一次转向、一次变革。在司法中，追求法律与亲情之“和”，追求死的律条与活的人性之“和”，追求家庭亲情之“和”与社会秩序之“和”。简言之，就是以“和”的司法价值取向代替“峻”和“酷”的司法价值取向。
三、从“《春秋》决狱”看儒家“和”的司法文化
“《春秋》决狱”、“原心论罪”是儒家思想在法制领域的一次大进军，大胜利。我们知道，秦代政治推崇法家，秦律基本上是法家的立法。汉承秦制，萧何制定《九章律》源自秦律，刑罚未中。诚如董仲舒所论，秦之“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汉书·董仲舒传》)
“独尊儒术”意味着汉朝统治者对立法思想要作出重大调整。但以《九章律》为主的汉代成文法是祖宗定制，不能改废，儒家学说只能绕开立法而通过司法等途径向法制渗透。“《春秋》决狱”、“原心论罪”正是在司法领域中引礼入法，使儒家思想攫取司法指导权和法律解释权，进而控制立法权。在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中，这是十分重要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决狱；儒家“和”的司法文化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lO)02-0038-05
一、董仲舒和他的“《春秋》决狱”一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点
“《春秋》决狱”，在西汉中后期曾风行天下，其中以思想家董仲舒提倡最力，运用最妙，成就最高。
说起董仲舒，就会联想到他提倡的“独尊儒术”，知他罪他都因此而起，至今聚讼纷纷。董仲舒是河北景县人(一说枣强县人)，自幼发奋读书，成为一代宗师，人称“汉代孔子”。汉武帝亲政后，雄图大略，疾意改变汉初以来中央政府崇尚“清静无为”的新道家治国方略，召集天下英才到京城共商国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贤良对策”。时年39岁的董仲舒已是饱学之士，尤其精通“今文经学”，胸怀大志，应召赴京，在汉武帝面前呈上《天人三策》，其中包括“独尊儒术”，深受赞许。然而董仲舒另一件终生为之奋斗的大事却鲜为人道及，它就是扭转中国法制方向的“《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又叫“经义折狱”，或“引经断狱”。说的是在遇到事关伦理道德的案件和疑难案件时，可以根据儒家的《春秋》经和其他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来断案。“《春秋》决狱”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成为两汉盛极一时的司法制度，从而也赋予儒家经典极高的法律效力。那时的“引经断狱”，颇有些像中世纪欧洲大陆和中东一些地区的宗教教义判案，高级司法官、经学大师握有经义的解释权，又有点类似于罗马法极盛时期的“法官造法”。
“《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定罪量刑原则叫做“原心论罪”，亦称“原情定罪”、“论心定罪”。对“原心论罪”，董仲舒的解释是：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心理动机；对那些动机邪恶的人，即使其犯罪未遂也须治罪；对首恶分子要从重量刑；对那些出于善意不慎触犯刑律的人，要从轻量刑或免除处罚。可见，董仲舒的“原心论罪”特别强调主观上的“善”与“恶”。判断“善”与“恶”的标准当然是儒家提倡的家族主义伦理道德，不外乎孝、悌、忠、信等等。简言之，所谓“原心论罪”，就是定罪量刑不只是看犯罪所造成的客观危害的轻重，更要追究犯罪者主观恶性的轻重，即所谓的“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中国法文化一个悠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说，如果一个人是因为过失犯了罪，应该予以赦免，如果是故意作恶终不悔改，并且所犯的是贼杀人一类的严重罪行，就必须严加惩处。这可以说是“原心论罪”的雏形。
“原心论罪”其实不难理解，比如同样是杀人，古代有故杀、误杀、斗杀、戏杀之分，现在同样有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冲动杀人等等，其主观动机、心理状态是很不相同的，判案不能只搞客观归罪，要求区分犯罪的故意和过失、一贯和偶然、首恶和胁从，重视其主观方面道德过错的有无和大小。
可是，在市面上所能见到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中，对“《春秋》决狱”、“原心论罪”不只是评价不高，而且是负面评价为主。尤其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版本，多认为这是主观臆断、草菅人命，是“想整谁就整谁”，
“想怎么整就怎么整”。笔者的看法与之不同，认为“《春秋》决狱”不论在当时的社会司法效果还是对后世司法的影响，其主要方面是积极的，它是儒家慎刑思想的体现，直接促成了中国古代司法由“峻”向“和”的转折。
二、“春秋决狱”案例赏析一“和”的司法价值取向
事实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董仲舒生前曾收集了232个“《春秋》决狱”的案例，汇编成10卷《春秋决事比》(《后汉书·应劭传》)，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可惜原书早已亡佚，在别的史料中保存了5个案例，其中4个属于比较纯粹的司法案件。借此机会一一展示，在赏析这些经典遗案后不难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
案例一：时有疑狱日：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日：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在这个案件中，甲无子，在路旁拣了个弃婴乙作为养子。但是乙长大后杀人，甲知道后，将乙藏起来。按当时之律法，藏匿犯人者要被处以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可以互相隐藏罪证。基于父子伦理关系，董仲舒认为甲不能被判罪，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应当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是儒家提倡的亲亲得相守匿原则。
孔子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汉代人认识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汉书·宣帝纪》)父子有罪相隐匿，出于血缘亲情，是人道天性的本能体现，所以虽犯国法，
“犹蒙死而存之”。如果依国法之隐匿罪处之，无疑是与亲情天性为敌，则不胜其敌，必将刑律引向峻酷之路。且惩治父子相隐之罪，首先必须突破亲情伦理大防，视父子为路人，若连父子之间的基于血缘的原初信任也靠不住，则人与人的任何信任将丧失殆尽，一旦如此，社会道德底线崩溃，那真正是人性的毁灭。所以，权衡利弊，不得不在国法与亲情之间取其中，面对父子相隐，只好稍曲国法而存人情，实现国法与人情之“和”。
董仲舒以《春秋》大义断此案，得以在司法中确立“亲亲得相守匿”原则，改变了原来依律严惩父甲藏匿子乙之判，使司法在相隐罪中趋于柔性化、轻刑化、无罪化。这不仅是使甲乙父子得享天伦之“和”，而且确立了国法与人情之间趋向平衡、适当的和谐司法原则。
去董氏之世不久，“亲亲相隐”就由司法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汉宣帝下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汉书·宣帝纪》)应当说，汉代统治者在处理这样亲属间隐瞒犯罪方面，不仅是考虑了行为人的护亲动机和人情不可违背的天性。而且也是做了一番政治考量。苛严的秦律不仅是亡国之鉴，更是对于家庭亲情的破坏。“亲亲得相首匿”的法令，也成为法律史上由峻严向宽缓的一种过渡。
案件二：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日：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日：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
在本案中，甲将自己的儿子乙送给了丙，乙由丙抚养长大。甲酒醉后认领自己的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20棍子。于是甲认为自己的儿子殴打父亲，气愤之下到官府告状。按照律法子殴父要处以极刑。董仲舒认为，甲生子不 亲养，父子情义已断绝，没有亲属之恩情。乙虽棍打生父甲但不应被处死刑。
孔子说过，“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父子亲情，依于血缘，更依于含辛茹苦的哺育教养之恩。前案中父甲与子乙虽无血缘之亲，但有养育之恩，故董仲舒认为得适用《春秋》父子相隐之义。本案情况刚好相反，甲生乙而弃，乞养于他人，待乙长大后，又在酒后近乎戏谑地说乙是自己儿子，引出乙怒火中烧棍打甲20下。董仲舒认为甲对乙不养不教，绝了父子之义，因此不能适用子殴父的律条，乙无罪。
父子本以生育之血缘而定，后天不能改变。董氏之论，是对父子关系的一种变通。“《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春秋·繁露》)细究本案，如果一味恪守父子为生育之常义，确实不能维护真正的父子大义，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合理疏解与变通，否则父子之义可能会导致父子之难。本案中作为父亲的甲弃养在前，已失为父之道。又仗酒色谑子，确有妄言之嫌，难脱滋事之责。董仲舒论断此案，为司法者树立一种在变通中伸张父子大义的榜样。
法律中“殴父”罪的成立与否，得以父子关系真实存在为前提。甲对乙只有生育之事，没有哺育之恩、教养之德，失去为父的资格，父子早已恩断义绝，不具备适用“子殴父”条的前提。这一案例，旨在警示天下父母应尽父母之道。由是可知，对孔子的“父父、子子”，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而是要求父有父道、子有子道，是一种相对权利义务关系，这样才能建立和谐亲情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反之，父不父，则子不子，哪来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董仲舒此断，以权变方式维护父子大义，体现了和谐司法的长远价值。
案例三：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日殴父也，当枭首。论日：臣恿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在本案中，甲的父亲乙和丙因争执进而殴斗，丙拔出随身之刀刺乙，儿子甲见状立即操起棍子上前救父，打斗中却误伤父亲乙。在断狱论罪中，有人定性为子殴父，应苛以枭首极刑。董仲舒认为，需要根据儿子的动机加以确认，甲丝毫没有殴打父亲乙的主观故意，甲的动机是抵挡、抗击丙刺向父亲乙的佩刀，保护父亲不受伤害，误伤父亲乙不是甲的本意，所以应免罪。他引用《春秋》中许子进药典故加以论证，许国公子为了救父于病难，千方百计找药方并煎药给父亲治病，结果父亲亡故。孔子修《春秋》时，“原心”论许子之罪，认为他本心是善的，把他赦免了。董仲舒认为，本案中的甲与许子情况相似，按“原心论罪”原则，应无罪释放。
汉代对“原心论罪”，或“论心定罪”是这样解释的：“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盐铁论·刑德》)这里的“原心”、“论心”之“心”，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生发之动机性。所以本案的儿子甲正符合“志善而违于法者免”。但如果援引律条，当按“殴父”治罪，处“枭首”极刑。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客观归罪”的司法方式，它延续了秦代的司法峻酷之风。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明确要求追究犯罪者的动机，拒绝将单纯的行为结果作为司法审判的惟一依据，要求充分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宽赦本心良善的误伤之罪。这样的审断，不仅拒绝客观归罪，也有利于避免由客观归罪而必然导致的峻法酷刑倾向。这里的“《春秋》决狱”是手段和方法，通过经义柔化司法、人性司法，臻于司法中道是其结果和目标。
案例四：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日，甲夫死来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日：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在本案中，甲的丈夫乙遇到海风，不幸淹死在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得以安葬。4个月后，甲的母亲丙将这个女子改嫁他人。有人认为，甲在丈夫死后没有埋葬前改嫁他人，应适用“以私为人妻”之律条，处以“弃市”酷刑。董仲舒认为，丈夫离世，妻子可以改嫁，这是春秋大义所许可的。妇人不能妄自主张恣意擅行，应恪守妇道，顺从长辈的安排，嫁人就是“归”，终身有所依靠。况且，甲系尊长之命改嫁，不是私自淫奔，不应适用“以私为人妻”之律。用《春秋》经义来判断此案，十分明白，没有犯任何罪，不应判罪。
“《春秋》决狱”遵循“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繁露·精华》)原则。甲的丈夫葬身大海，哪里还能收尸归葬?!甲苦守4个月后，才顺从母命改嫁。这是审断此案“必本其事”的基本事实。再从“原其志”方面看，本案甲无奈而改嫁，是顺从尊长之志，循守妇道，合乎常理，符合古制，又有经义所本，根本扯不到“私为人妻”的淫乱上去。秦汉法律将甲女改嫁之类的案件作为“私为人妻”重罪而处弃市之刑，实在是违天理悖人情的峻法酷刑，董仲舒的议断，借《春秋》经义说事，有理有据，避免了一桩冤案，制止了司法酷滥，使本案归于中平。
从上述四个案例中，找不到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故人人罪和整人的证据。相反，面对秦汉酷法和司法机关的峻判，他援引《春秋》“微言大义”分析案情，不但合情合理，而且改有罪为无罪，体现了儒家一贯提倡的慎刑、恤刑思想，在古代专制社会的司法环境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汉时去古未远，论事者多傅以经义。”汉代“《春秋》决狱”不是董仲舒的独唱，但以董仲舒为最得心应手、最优秀。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辞，多所况，是文约而法明也。”“《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春秋繁露·楚庄王》)董氏正是通过“《春秋》决狱”将汉代的司法引向了儒家方向，止峻止酷，恤刑慎罚，求中求和，实现了司法文化的一次转向、一次变革。在司法中，追求法律与亲情之“和”，追求死的律条与活的人性之“和”，追求家庭亲情之“和”与社会秩序之“和”。简言之，就是以“和”的司法价值取向代替“峻”和“酷”的司法价值取向。
三、从“《春秋》决狱”看儒家“和”的司法文化
“《春秋》决狱”、“原心论罪”是儒家思想在法制领域的一次大进军，大胜利。我们知道，秦代政治推崇法家，秦律基本上是法家的立法。汉承秦制，萧何制定《九章律》源自秦律，刑罚未中。诚如董仲舒所论，秦之“遗毒余烈，至今未灭”。(《汉书·董仲舒传》)
“独尊儒术”意味着汉朝统治者对立法思想要作出重大调整。但以《九章律》为主的汉代成文法是祖宗定制，不能改废，儒家学说只能绕开立法而通过司法等途径向法制渗透。“《春秋》决狱”、“原心论罪”正是在司法领域中引礼入法，使儒家思想攫取司法指导权和法律解释权，进而控制立法权。在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中，这是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