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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耒《岁暮福昌怀古四首-李贺宅》是凭吊李贺的杰作。这首怀古诗所论涉及李贺生平、诗作特色、诗坛影响、传说轶闻等。张耒将李贺一生用一首诗加以概括，容量极大，笔力深厚。品读这首诗，对于了解李贺及其诗作是有意义的。
关键词：《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李贺 生平 诗风
少年词笔动时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
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埃尘。
——张耒《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二三十岁时，张未曾在安徽、河南一带当地方官，其《悼逝》诗云“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①。而其父亲、妻子也先后于这段时间去世②，可谓遭际坎坷。“予元丰戊午岁，自楚至宋，由柘城至福昌，年二十有五”③，元丰二年（1079），张耒官居福昌镇，福昌乃是李贺的故乡。对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李贺，张耒心有戚戚，曾写下多首悼念李贺的诗篇，《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即是其中之一。这首怀古诗以其凝练的概括和悲凉的笔调赢得了广泛赞誉。张耒把李贺的一生，他的生平遭际、诗才、成就，甚至轶事都浓缩在这八句诗里。深刻理解这首诗，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李贺的一生。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为唐宗室后裔。他颇有才华，早年即以诗才闻名，但一生郁郁不得志，年仅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他的诗歌想象奇特，“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④，并且形成了冷峻凄艳的独特风格，后世称其为“诗鬼”。下面我们就对张耒这首怀古诗所概括的李贺一生作一些分析。
首联点明了李贺的诗人天才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新唐书》记载：“（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浞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⑤李贺是早慧的，“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不仅表达了对两位官员光顾的感激，也展现了自己即使在“垂翅”失意的时候也不忘远大抱负，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他日一展鲲鹏之志。而许多李贺的诗作也直接表明了他对年少施展才华的渴望：“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不谒承明庐，老作平原客。”（《客游》）“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沙年的李贺才华横溢，且又积极进取，是真正能够“动时人”的。
“末俗文章久失真”，一个“久”字就把李贺定格在一个诗风日下、旧弊积习的特定文学时期。“诗自六朝以迄徐、庾……愈趋卑弱。”⑥至元和时，诗歌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趋向，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提倡“新乐府运动”，诗歌广泛传诵，形成了“元和体”。但是竞相沿袭模拟的末流诗人并没能领会到元白诗歌的精华所在，只是一味地追求浅白通俗，东施效颦，诗歌风气急转直下。而李贺有诗才，加上他呕心沥血的创作实践，又因郁郁不得志，势必要秉承骚之“感怨刺怼”的传统，“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这也是对世事诗风的挑战，姚文燮评论李贺说：“力挽颓风，直使屈、宋、曹、刘再生于狂澜之际”，这虽有过誉之嫌，亦不失为对李贺诗史地位的精辟论述，也是对他诗歌贡献的肯定。由于诗歌创作观念与“元白集团”截然不同以及对明经科的蔑视，因此也就不必奇怪深居高位的元相国“执贽造门，贺揽刺不答”（康骈《剧谈录》）了。李贺的诗歌有时显得桀骜难懂，大量的化用典故，但却开辟了一条新的诗歌创作的道路，白成一家，晚唐的“苦吟”诗人以及李商隐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如果说首联是对李贺诗歌才华与贡献概括叙述的话，那么颔联“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则是抓住了李贺诗歌精神的内核。李贺对诗歌创作是高度重视的，常常“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则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征是这样一种创作精神，使得李贺成为中晚唐多产的一位诗人。除去被表兄“投于溷中”（张同《幽闲鼓吹》）的诗作，李贺尚有二百多首诗歌流传下来，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歌能够反映出李贺诗歌创作的特色。
李贺的诗歌是充满着奇特想象的，而且他又追求“只字片语，必新必奇”（李维桢《昌谷诗解序》），因此他笔下的常见之景也与常人迥异。秋野的景象在他笔下是“冷红泣露娇啼色”“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这完全是一种陌生化的视角，将杂乱的秋景织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战争的场面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雁门太守行》）。由于描写独特，连王安石也不解地讥其言不相符，而实际是把一个夜问出兵杀敌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以细微之处烘托出緊张的气氛。面对皎洁的月光，诗人却避开正面的描写，借助想象的翅膀，“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超脱出尘世，把自己置身于高邈的天空，回望自身所处的世界，一切都变得那么短暂、渺小。李贺是热爱自然山水的，《南园十三首》就能够表明他的生活情趣，将这一切和他悲剧性的遭遇结合起来，就能体会到他“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的无奈。只有熟知李贺的遭际，才能理解为何他的诗作表现出一种怪诞凄艳的特色，“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法当夭乏”（王思任《昌谷诗解序》），这可谓真正把握住了李贺诗歌“超物象”的实质。钱锺书举李贺《南山田中行》说明“文学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七缀集》）。李贺诗歌中，这种新奇的景象十分常见，陆游亦评论道：“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范唏文《对床夜语》卷二）
颈联“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将视角拉回到现实中的福昌故居，同时又让思维的触角延伸开来，把寂寞的幽谷之花与寂寞的李贺巧妙地结合起来。旧宅的荒凉预示着来这里凭吊的人已很寥寥，然而清溪却不改它的清澈，无论后人对李贺是爱是恨、是喜是恶，都付于流水。幽谷之花在春天开得艳丽，然而有谁懂得欣赏？它只能寂寞地开在那里，一如李贺的难为后人所知。也许是时人的不解，李贺喜欢破竹成简书写诗骚，“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同十三首·其十》），把自己的壮心、寄托都书写在青简之中。后人评李贺诗歌近骚，与李贺的这种骚怨精神分不开。如果仅以诗歌诘屈幽奥、喜用凄艳字眼就认定他的人性发生了扭曲，这是没读懂一个真实的李贺！“贺既吐空一世，世亦以贺为蛇魅牛妖;不欲尽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铜之。盖不待溷中之投，而贺之傲忽毒人，将姓氏不容人问世矣！”（王思任《昌谷诗解序
关键词：《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李贺 生平 诗风
少年词笔动时人，末俗文章久失真。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
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天上玉楼终恍惚，人间遗事已埃尘。
——张耒《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楚州淮阴（今属江苏）人，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二三十岁时，张未曾在安徽、河南一带当地方官，其《悼逝》诗云“我迂趋世拙，十载困微官”①。而其父亲、妻子也先后于这段时间去世②，可谓遭际坎坷。“予元丰戊午岁，自楚至宋，由柘城至福昌，年二十有五”③，元丰二年（1079），张耒官居福昌镇，福昌乃是李贺的故乡。对怀才不遇、英年早逝的李贺，张耒心有戚戚，曾写下多首悼念李贺的诗篇，《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即是其中之一。这首怀古诗以其凝练的概括和悲凉的笔调赢得了广泛赞誉。张耒把李贺的一生，他的生平遭际、诗才、成就，甚至轶事都浓缩在这八句诗里。深刻理解这首诗，能让我们更加了解李贺的一生。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为唐宗室后裔。他颇有才华，早年即以诗才闻名，但一生郁郁不得志，年仅二十七岁就英年早逝。他的诗歌想象奇特，“藏哀愤孤激之思于片章短什”④，并且形成了冷峻凄艳的独特风格，后世称其为“诗鬼”。下面我们就对张耒这首怀古诗所概括的李贺一生作一些分析。
首联点明了李贺的诗人天才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学氛围。《新唐书》记载：“（李贺）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浞始闻未信，过其家，使贺赋诗，援笔辄就如素构，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自是有名。”⑤李贺是早慧的，“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不仅表达了对两位官员光顾的感激，也展现了自己即使在“垂翅”失意的时候也不忘远大抱负，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他日一展鲲鹏之志。而许多李贺的诗作也直接表明了他对年少施展才华的渴望：“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不谒承明庐，老作平原客。”（《客游》）“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崇义里滞雨》沙年的李贺才华横溢，且又积极进取，是真正能够“动时人”的。
“末俗文章久失真”，一个“久”字就把李贺定格在一个诗风日下、旧弊积习的特定文学时期。“诗自六朝以迄徐、庾……愈趋卑弱。”⑥至元和时，诗歌的创作出现了新的趋向，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诗人提倡“新乐府运动”，诗歌广泛传诵，形成了“元和体”。但是竞相沿袭模拟的末流诗人并没能领会到元白诗歌的精华所在，只是一味地追求浅白通俗，东施效颦，诗歌风气急转直下。而李贺有诗才，加上他呕心沥血的创作实践，又因郁郁不得志，势必要秉承骚之“感怨刺怼”的传统，“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这也是对世事诗风的挑战，姚文燮评论李贺说：“力挽颓风，直使屈、宋、曹、刘再生于狂澜之际”，这虽有过誉之嫌，亦不失为对李贺诗史地位的精辟论述，也是对他诗歌贡献的肯定。由于诗歌创作观念与“元白集团”截然不同以及对明经科的蔑视，因此也就不必奇怪深居高位的元相国“执贽造门，贺揽刺不答”（康骈《剧谈录》）了。李贺的诗歌有时显得桀骜难懂，大量的化用典故，但却开辟了一条新的诗歌创作的道路，白成一家，晚唐的“苦吟”诗人以及李商隐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如果说首联是对李贺诗歌才华与贡献概括叙述的话，那么颔联“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与精神”则是抓住了李贺诗歌精神的内核。李贺对诗歌创作是高度重视的，常常“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则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征是这样一种创作精神，使得李贺成为中晚唐多产的一位诗人。除去被表兄“投于溷中”（张同《幽闲鼓吹》）的诗作，李贺尚有二百多首诗歌流传下来，这些流传下来的诗歌能够反映出李贺诗歌创作的特色。
李贺的诗歌是充满着奇特想象的，而且他又追求“只字片语，必新必奇”（李维桢《昌谷诗解序》），因此他笔下的常见之景也与常人迥异。秋野的景象在他笔下是“冷红泣露娇啼色”“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这完全是一种陌生化的视角，将杂乱的秋景织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战争的场面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雁门太守行》）。由于描写独特，连王安石也不解地讥其言不相符，而实际是把一个夜问出兵杀敌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以细微之处烘托出緊张的气氛。面对皎洁的月光，诗人却避开正面的描写，借助想象的翅膀，“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超脱出尘世，把自己置身于高邈的天空，回望自身所处的世界，一切都变得那么短暂、渺小。李贺是热爱自然山水的，《南园十三首》就能够表明他的生活情趣，将这一切和他悲剧性的遭遇结合起来，就能体会到他“向壁悬如意，当帘阅角巾”（《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的无奈。只有熟知李贺的遭际，才能理解为何他的诗作表现出一种怪诞凄艳的特色，“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法当夭乏”（王思任《昌谷诗解序》），这可谓真正把握住了李贺诗歌“超物象”的实质。钱锺书举李贺《南山田中行》说明“文学艺术不但能制造颜色的假矛盾，还能调和黑暗和光明的真矛盾，创辟新奇的景象”（《七缀集》）。李贺诗歌中，这种新奇的景象十分常见，陆游亦评论道：“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范唏文《对床夜语》卷二）
颈联“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将视角拉回到现实中的福昌故居，同时又让思维的触角延伸开来，把寂寞的幽谷之花与寂寞的李贺巧妙地结合起来。旧宅的荒凉预示着来这里凭吊的人已很寥寥，然而清溪却不改它的清澈，无论后人对李贺是爱是恨、是喜是恶，都付于流水。幽谷之花在春天开得艳丽，然而有谁懂得欣赏？它只能寂寞地开在那里，一如李贺的难为后人所知。也许是时人的不解，李贺喜欢破竹成简书写诗骚，“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同十三首·其十》），把自己的壮心、寄托都书写在青简之中。后人评李贺诗歌近骚，与李贺的这种骚怨精神分不开。如果仅以诗歌诘屈幽奥、喜用凄艳字眼就认定他的人性发生了扭曲，这是没读懂一个真实的李贺！“贺既吐空一世，世亦以贺为蛇魅牛妖;不欲尽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铜之。盖不待溷中之投，而贺之傲忽毒人，将姓氏不容人问世矣！”（王思任《昌谷诗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