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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教育学院教授、著名中国教育史研究专家梅汝莉的力作《孔子成功改革教育之研究》近日问世,这是处于教育改革和发展关键时期,具有引领方向的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的专著。
梅教授对孔子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原则、方法、途径做了全面的论证,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在第一线工作的校长、教师,都能从这部书中获得明晰的启示。
正本清源孔子是教育改革家
要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孔子是复古主义者还是教育改革家?这是正本清源的第一课题。梅教授全面、雄辩地论证了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改革家。
众所周知,孔子“好古”。但他“好古”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开新”。孔子对思维活跃的子贡施以“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教育,“告诸往”、“知来者”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为预测未来、改革现状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正是“温故知新”的寓意。
孔子经常借古讽今,是他为改革的舆论准备。著名哲学大师张岱年在经过了“打倒孔家店”的狂热之后,早在1934年就冷静地论述道:“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却也是集大成的人。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读到早在75年前的鲜明的对孔子的科学评价,应该能消除现代人们对孔子认识的困惑吧?经过几代人的国学断代,现在该是为孔子“正名”了吧!赫伯特-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指出,孔子的思想,借助教育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启发并塑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
当我们坚定地认可了孔子是教育改革家之后,就会不动摇地学习和践行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精华,而有力地推进教育改革。
追本溯源“因革相成”的改革观
在正本清源之后,梅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追本溯源。孔子改革教育的思想又来源于哪里呢?它的理论依据处于何处呢?
孔子的改革教育思想的源头在《易经》。史书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孔子在读《易经》的时候,从“损”、“益”二卦认识到世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损”是指消减或消亡,是指弃其原有事物不合时宜的内容;“益”是指增加、更新和发展,是指吸收新的思想、增加新的内容,使原有的事物发展更新。作为身处乱世的孔子,经过苦苦思索从《易经》中认识到了“损益”是世道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为了通俗起见,梅教授创造性地将“损益”概括为现代人好理解的“革新”的“革”。
另外,孔子在论述事物变革时,往往在“损益”之前加上一个“因”字。“因”即“因袭”的“因”,表明新生事物不是凭空生成,而是在旧事物基础上创建的,表达的是新旧相承的意思。
这样,梅教授就创立了“因革(损益)相成”的概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孔子的“因”与“革”结合的变革观,倡导的“因革相成”的原则,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今,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正在发挥着导向作用。
务本法源“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
务本法源的寓意是,抓住并致力于根本,依照事物发生的源头所启示的发展规律和原则,科学地推进改革。
梅教授全面阐述了孔子依“因革相成”的原则,创建了“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
这一教育观亦源于《易经》。《易经》64卦中,前4卦分别为乾、坤、屯、蒙。乾、坤为天、地,“屯者,物之始生也”,“蒙者,物之稚也”。连起来可以这样理解:有了天、地、生命之后,紧接着要做的事就是启蒙。启蒙是什么呢?《周易·蒙》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语意为:不是启蒙者求着蒙昧者学习,而是幼稚的蒙昧者主动求教于启蒙者。这是蒙昧者有志于启蒙的表现,也是启蒙者达到启蒙目的的先决条件。这里,简洁而又明确地揭示了教育的天道法则:求学。不应是师求生,而必须是生求师。现在,我们实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不是恰恰颠倒了呢?所谓教育,就是要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性,构建“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我国第一篇教学论著亦以《学记》命名,与“以学为中心”正好一脉相承。
有学者指出,追溯到商代甲骨卜辞,在孔子之前,大多是以“学”来表述“教”的。以“学”名“教”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创造。《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个字就是“学”。《论语》一书中使用“学”字共64次,而使用“教”字才7次,“授”字仅3次,充分体现了“以学为中心”。孔子办学,凸显了“学”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古人创造了“学问”一词,启示我们:“问”是“学”的起点。“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陶行知语)。仅《论语》一书中,就记载了119问,其中发问为117次。孔子的弟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他们好问、善问,以“问”求知。孔子以“问”导“学”,是伟大的教育艺术大师,取得了培养众多贤人的卓越成效。
以源于《易经》,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的“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来审视当前我国的教育,着实令人深思。梅教授指出:我国的教育,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教”字当头淹没了。不少课堂仍采用“问答”式教学法,停留在老师问、学生答的水平上,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中。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情绪在日益漫延。梅教授呼吁:“我国教育界亟待解决只让学生‘学答’的局面。”这或许是理解温家宝总理“教育还不适应人才培养要求”的一个视角。
梅教授在《孔子成功改革教育之研究》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贯彻“因革相成”原则的教育改革的内容、保障机制、时空条件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导向作用,读来让人头脑清爽,明确了推进教改的方向和起点.
这部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虽历经几千年,依然是,并永远是给我们智慧的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只要我们后人有悟性、肯学习、重实践,总会有光明的天道呈现在眼前。
作者单位 北京二中
梅教授对孔子的改革教育思想理念、原则、方法、途径做了全面的论证,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各级领导以及在第一线工作的校长、教师,都能从这部书中获得明晰的启示。
正本清源孔子是教育改革家
要研究孔子的教育思想首先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孔子是复古主义者还是教育改革家?这是正本清源的第一课题。梅教授全面、雄辩地论证了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改革家。
众所周知,孔子“好古”。但他“好古”不是为了“复古”,而是为了“开新”。孔子对思维活跃的子贡施以“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教育,“告诸往”、“知来者”就是通过研究历史为预测未来、改革现状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正是“温故知新”的寓意。
孔子经常借古讽今,是他为改革的舆论准备。著名哲学大师张岱年在经过了“打倒孔家店”的狂热之后,早在1934年就冷静地论述道:“把古代思想总结起来而成一个一贯系统的第一个哲人是孔子。孔子是开创新时代的人,却也是集大成的人。他结束了以前的时代,开始了新的时代。”读到早在75年前的鲜明的对孔子的科学评价,应该能消除现代人们对孔子认识的困惑吧?经过几代人的国学断代,现在该是为孔子“正名”了吧!赫伯特-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指出,孔子的思想,借助教育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启发并塑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
当我们坚定地认可了孔子是教育改革家之后,就会不动摇地学习和践行孔子的教育思想的精华,而有力地推进教育改革。
追本溯源“因革相成”的改革观
在正本清源之后,梅教授的研究进一步追本溯源。孔子改革教育的思想又来源于哪里呢?它的理论依据处于何处呢?
孔子的改革教育思想的源头在《易经》。史书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孔子在读《易经》的时候,从“损”、“益”二卦认识到世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损”是指消减或消亡,是指弃其原有事物不合时宜的内容;“益”是指增加、更新和发展,是指吸收新的思想、增加新的内容,使原有的事物发展更新。作为身处乱世的孔子,经过苦苦思索从《易经》中认识到了“损益”是世道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为了通俗起见,梅教授创造性地将“损益”概括为现代人好理解的“革新”的“革”。
另外,孔子在论述事物变革时,往往在“损益”之前加上一个“因”字。“因”即“因袭”的“因”,表明新生事物不是凭空生成,而是在旧事物基础上创建的,表达的是新旧相承的意思。
这样,梅教授就创立了“因革(损益)相成”的概念: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孔子的“因”与“革”结合的变革观,倡导的“因革相成”的原则,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今,对我们的教育改革正在发挥着导向作用。
务本法源“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
务本法源的寓意是,抓住并致力于根本,依照事物发生的源头所启示的发展规律和原则,科学地推进改革。
梅教授全面阐述了孔子依“因革相成”的原则,创建了“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
这一教育观亦源于《易经》。《易经》64卦中,前4卦分别为乾、坤、屯、蒙。乾、坤为天、地,“屯者,物之始生也”,“蒙者,物之稚也”。连起来可以这样理解:有了天、地、生命之后,紧接着要做的事就是启蒙。启蒙是什么呢?《周易·蒙》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语意为:不是启蒙者求着蒙昧者学习,而是幼稚的蒙昧者主动求教于启蒙者。这是蒙昧者有志于启蒙的表现,也是启蒙者达到启蒙目的的先决条件。这里,简洁而又明确地揭示了教育的天道法则:求学。不应是师求生,而必须是生求师。现在,我们实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不是恰恰颠倒了呢?所谓教育,就是要启发学生的求知欲和主动性,构建“以学为中心”的教育、教学体系。我国第一篇教学论著亦以《学记》命名,与“以学为中心”正好一脉相承。
有学者指出,追溯到商代甲骨卜辞,在孔子之前,大多是以“学”来表述“教”的。以“学”名“教”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创造。《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个字就是“学”。《论语》一书中使用“学”字共64次,而使用“教”字才7次,“授”字仅3次,充分体现了“以学为中心”。孔子办学,凸显了“学”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古人创造了“学问”一词,启示我们:“问”是“学”的起点。“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陶行知语)。仅《论语》一书中,就记载了119问,其中发问为117次。孔子的弟子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他们好问、善问,以“问”求知。孔子以“问”导“学”,是伟大的教育艺术大师,取得了培养众多贤人的卓越成效。
以源于《易经》,为孔子继承和发展了的“以学为中心”的教育观来审视当前我国的教育,着实令人深思。梅教授指出:我国的教育,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教”字当头淹没了。不少课堂仍采用“问答”式教学法,停留在老师问、学生答的水平上,学生处于被动的状态中。教师厌教、学生厌学的情绪在日益漫延。梅教授呼吁:“我国教育界亟待解决只让学生‘学答’的局面。”这或许是理解温家宝总理“教育还不适应人才培养要求”的一个视角。
梅教授在《孔子成功改革教育之研究》一书中,全面论述了贯彻“因革相成”原则的教育改革的内容、保障机制、时空条件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导向作用,读来让人头脑清爽,明确了推进教改的方向和起点.
这部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虽历经几千年,依然是,并永远是给我们智慧的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只要我们后人有悟性、肯学习、重实践,总会有光明的天道呈现在眼前。
作者单位 北京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