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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享有“中共中央一支笔”的美誉。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泽东与他不仅仅限于领袖与下级的工作关系，还结下了深厚的诗友情谊。作为领袖与秘书，他们的亲密交往堪称传世佳话。
当秘书深得器重
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２年转为中共党员的胡乔木，原名胡鼎新，相继担任过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等职务。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５岁的他按冯雪峰的通知要求来到延安，从此更名为胡乔木，并被任命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９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胡乔木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这篇见解独特的文章，由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推荐给毛泽东阅读后，毛泽东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胡乔木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后来，胡乔木先后进入《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主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１９４１年２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来到胡乔木一家所住的窑洞，在与胡乔木谈话时，他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胡乔木甚感突然，思索了一下，遂道出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当王若飞把毛泽东点名要他去做秘书的情况作了说明之后，胡乔木只得从命。
刚到毛泽东身边时，作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一天，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想问一下自己该干什么工作时，见主席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便说道：“让我来校对吧！”“好呀！”毛泽东慈祥的笑容，缓解了胡乔木的紧张。于是，他从主席手中接过《六大以来》的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校对起来。面对这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大部头”历史文献集，胡乔木在校对中不仅消灭了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这让毛泽东十分满意。从此，胡乔木主要肩负起整理文稿并为中共中央撰写理论性文章的任务。原本毛泽东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笔，但由于那时他外出讲话很多，许多通俗精彩的演讲，需要整理并略加文字润色后才便于正式发表。胡乔木在整理毛泽东讲话时，充分发挥了他那支犀利的笔杆子的作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他根据现场记录系统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正式发表的。
1944年，胡乔木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被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党的重要文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作为附件收入其中。在四卷本“毛选”中收入的他人作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在完成他人难以完成的工作中，胡乔木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文字修养，深得毛泽東器重，因而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并在会上参加了文件整理工作。
在延安杨家岭和枣园工作期间，胡乔木闲暇时，常与毛泽东谈论中外的各种书籍，并经常帮助毛泽东买书、借书。这种对书籍的共同爱好无疑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为毛泽东所高度信任的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务，同时还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工作非常辛苦，他往往是白天要正常上班，晚间又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而经常被召唤，以致几次累得病倒，但他稍有好转就马上投入新的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每逢他生病后都亲自过问，还同意安排他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这对于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胡乔木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待遇。在１９５６年秋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并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人之列。
与领袖结诗友情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胡乔木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１９６１年夏，他向毛泽东请了长期病假，于８月２５日获得批准。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这种近乎唠叨的叮嘱，寄寓着领袖对秘书的深切关怀之意。
8、9月间，胡乔木离开跟随２０年之久的毛泽东，开始了近５年的养病生活。他早年嗜好新诗，在酷爱并擅写旧体诗词的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深受影响，也养成了欣赏旧体诗词的习惯。在此次疗养期间，他游览了哈尔滨、大连、长沙、杭州，并迷上了旧体诗词。他认真钻研辛弃疾、苏东坡的词，自称“苏辛之徒”；从１９６４年起，又开始填写旧体诗词。同年１０月间，他把刚刚写成的一些词抄送毛泽东。见自己的秘书有此爱好，毛泽东自然很高兴，便认真阅读。读后他虽认为胡词“词句有些晦涩”，但也颇为欣赏，给予“基本上还适用”的总体评价。毛泽东不仅用了大量时间，逐字逐句地为胡乔木改词，还要郭沫若、康生等人提意见，并特地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上加写了一句话：“请加斧削，如以为可，请予发表。”
对于毛泽东的帮助，胡乔木万分感谢，他于同年１２月２日致信毛泽东说：“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经过毛泽东修改、征询他人意见，退胡乔木，作者本人改过再送毛泽东，然后定稿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胡乔木“习作”的１６首词终于在１９６５年元旦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就如何修改词稿反复相商期间，他们频繁通信，切磋诗艺。
受此鼓舞，胡乔木一发而不可收，于当年春夏陆续写出３０多首词和律诗，并继续呈送毛泽东。这些诗词大多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正如胡乔木后来谈及此事时所说：“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例如《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发表时其最后两句“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系毛泽东所改。胡词原文是“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又如《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经毛泽东改过的句子是“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胡词原文为“天共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也有部分诗词是在毛泽东提议下修改的，比如有一首词下阕中“刮骨去脓疮，剁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这三句，毛泽东看后批道：“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随后胡乔木将其改定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这些诗词总是反复推敲，一再与作者本人商榷，到了“终日把玩”的地步，以致江青极为不满，她竟指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胡乔木的诗词创作就此停顿下来，他与领袖的诗词交往也戛然而止。
１９６６年４月，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之际，正在杭州养病的胡乔木接到要他回京参加运动的通知。临行前，他经过请求，终于见到了在此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生怕自己的秘书掉进政治陷阱中，因而怀着一种特别关照之情，谆谆告诫他说：“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这成为胡乔木与领袖的最后一次谈话。
三蒙关照渡劫难
胡乔木一生因毛泽东三次关怀照顾，化险为夷，渡过劫难。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重兵进犯并占领延安，毛泽东却坚持留在陕北，带领由４个连的警卫部队和中央机关精干人员组成的中央纵队转战于高原沟壑，出没于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胡乔木在跟随这支代号为“三支队”的队伍与敌人周旋期间，一天夜晚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赶的急行军，他不慎掉进了大水坑。毛泽东急命停止前进，直到把自己这位秘书救上来后，部队才继续急进。
１９５８年以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头脑过热、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局面，使国民经济蒙受严重损失，胡乔木从此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重大分歧。当时，他与毛泽东的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李锐在一起交谈时，都一致对“大跃进”持基本否定态度，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上庐山时说过“５８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之类的话。结果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在大批彭德怀等人的过程中，胡乔木的上述言论也被人揭发出来。幸亏毛泽东顾念旧情，认为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位秘书“总还是一介书生”，并未予深究。加之胡乔木当时也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总算在这次重大的政治风浪中平安过关。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因胡乔木在中宣部、新闻总署和人民日报社担任过领导，并撰写过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观点恰恰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要批判的靶子。９月，他被停发文件，不许上天安门，每日奉命在家写检查。在１９６７年“一月革命”的恶浪中，他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揪去参加批斗大会，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周恩来总理得知此情后，亲自打電话下达了不许斗胡的指示，胡乔木随即受到“免斗”的保护。后来，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１９６７年第５期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对胡乔木进行了“半点名”之后，对他的斗争又骤然升级。仅在４月间，胡乔木相继遭受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心理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造反派轮番批斗。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只见一幢住宅临街的墙面上张贴着“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毛泽东认定胡乔木家就住在此，遂命“停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大感意外。忽听毛泽东说道：“去看看胡乔木!”尽管此事不在预先安排的行程之内，但张耀祠也只得服从。
胡乔木家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使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后，东大门便紧闭不用，而是改走胡同里朝北的那扇大门。张耀祠并不知情，在东大门敲了一阵子，并不见人来开门，还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之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且越聚越多，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为了毛泽东再去看望的心愿，中央警卫团还专门到胡乔木家作了一番布置，并确定了去访的具体时间。然而这次本来已约定的登门探望，只因江青大吵大闹而未能成行。
胡乔木为此感动万分，随即送出感谢信，并提出自己前去看望毛泽东，却因江青从中阻挠而未获同意。其理由是，如果毛主席去看望作为批判对象的胡乔木，就会影响“革命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况且当时接见胡也不合适，毛泽东对此自然也有所顾虑。
但毛泽东去胡乔木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无形中等于给胡乔木颁发了一道“护身符”，使原本想到胡宅抄家或揪斗的人闻知后再不敢来；而此前一直在幕后操纵揪斗胡乔木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经过一番揣摩、掂量之后，深感毛泽东对胡乔木有特殊感情，遂立马转而要求红卫兵不得对胡当面斗争。如此一来，胡乔木除了接待外调人员和写点检查证明材料外，就是在园内种菜。但江青偏偏不想让胡乔木清静，仍要打倒他，便指使专案组将胡写的各种社论和评论搜集了一厚本送到毛泽东处。岂料毛泽东看后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的图谋因而破产。
１９７５年，胡乔木曾一度被起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并参与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由于这些文章，他在次年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成为“四人帮”的批判对象。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胡乔木才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这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他对毛泽东与日俱增的深切怀念之情，只能通过诗文来表达、倾诉。１９８８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并在后记中饱含深情地追述了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其对一代领袖的无限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题图 毛泽东与胡乔木
责任编辑 潘 瑀
当秘书深得器重
１９３０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２年转为中共党员的胡乔木，原名胡鼎新，相继担任过上海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临时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等职务。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５岁的他按冯雪峰的通知要求来到延安，从此更名为胡乔木，并被任命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１９３９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胡乔木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这篇见解独特的文章，由时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推荐给毛泽东阅读后，毛泽东大为欣赏，脱口称赞“乔木是个人才”。由此，胡乔木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后来，胡乔木先后进入《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主编）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１９４１年２月的一天，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来到胡乔木一家所住的窑洞，在与胡乔木谈话时，他郑重其事地说：“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胡乔木甚感突然，思索了一下，遂道出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当王若飞把毛泽东点名要他去做秘书的情况作了说明之后，胡乔木只得从命。
刚到毛泽东身边时，作为文化秘书（后为政治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一天，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想问一下自己该干什么工作时，见主席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便说道：“让我来校对吧！”“好呀！”毛泽东慈祥的笑容，缓解了胡乔木的紧张。于是，他从主席手中接过《六大以来》的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校对起来。面对这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大部头”历史文献集，胡乔木在校对中不仅消灭了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这让毛泽东十分满意。从此，胡乔木主要肩负起整理文稿并为中共中央撰写理论性文章的任务。原本毛泽东写文章从不要别人代笔，但由于那时他外出讲话很多，许多通俗精彩的演讲，需要整理并略加文字润色后才便于正式发表。胡乔木在整理毛泽东讲话时，充分发挥了他那支犀利的笔杆子的作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是他根据现场记录系统整理出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正式发表的。
1944年，胡乔木受命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被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党的重要文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经毛泽东本人同意，作为附件收入其中。在四卷本“毛选”中收入的他人作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在完成他人难以完成的工作中，胡乔木显示出深厚的理论功底和良好的文字修养，深得毛泽東器重，因而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党的七大，并在会上参加了文件整理工作。
在延安杨家岭和枣园工作期间，胡乔木闲暇时，常与毛泽东谈论中外的各种书籍，并经常帮助毛泽东买书、借书。这种对书籍的共同爱好无疑加深了二人的友谊。
为毛泽东所高度信任的胡乔木，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等职务，同时还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的工作非常辛苦，他往往是白天要正常上班，晚间又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而经常被召唤，以致几次累得病倒，但他稍有好转就马上投入新的工作。毛泽东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每逢他生病后都亲自过问，还同意安排他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这对于当时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胡乔木来说，无疑是难得的待遇。在１９５６年秋召开的党的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并擢升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党中央的领导人之列。
与领袖结诗友情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胡乔木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１９６１年夏，他向毛泽东请了长期病假，于８月２５日获得批准。毛泽东在复信中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这种近乎唠叨的叮嘱，寄寓着领袖对秘书的深切关怀之意。
8、9月间，胡乔木离开跟随２０年之久的毛泽东，开始了近５年的养病生活。他早年嗜好新诗，在酷爱并擅写旧体诗词的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深受影响，也养成了欣赏旧体诗词的习惯。在此次疗养期间，他游览了哈尔滨、大连、长沙、杭州，并迷上了旧体诗词。他认真钻研辛弃疾、苏东坡的词，自称“苏辛之徒”；从１９６４年起，又开始填写旧体诗词。同年１０月间，他把刚刚写成的一些词抄送毛泽东。见自己的秘书有此爱好，毛泽东自然很高兴，便认真阅读。读后他虽认为胡词“词句有些晦涩”，但也颇为欣赏，给予“基本上还适用”的总体评价。毛泽东不仅用了大量时间，逐字逐句地为胡乔木改词，还要郭沫若、康生等人提意见，并特地于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在致《人民日报》的信上加写了一句话：“请加斧削，如以为可，请予发表。”
对于毛泽东的帮助，胡乔木万分感谢，他于同年１２月２日致信毛泽东说：“词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诗刊》（现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学》），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说词句有些晦涩，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进。三首词结句的修改对我是很大的教育。”经过毛泽东修改、征询他人意见，退胡乔木，作者本人改过再送毛泽东，然后定稿这样一个过程，作为胡乔木“习作”的１６首词终于在１９６５年元旦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就如何修改词稿反复相商期间，他们频繁通信，切磋诗艺。
受此鼓舞，胡乔木一发而不可收，于当年春夏陆续写出３０多首词和律诗，并继续呈送毛泽东。这些诗词大多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正如胡乔木后来谈及此事时所说：“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例如《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发表时其最后两句“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系毛泽东所改。胡词原文是“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又如《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经毛泽东改过的句子是“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胡词原文为“天共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也有部分诗词是在毛泽东提议下修改的，比如有一首词下阕中“刮骨去脓疮，剁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这三句，毛泽东看后批道：“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随后胡乔木将其改定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 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这些诗词总是反复推敲，一再与作者本人商榷，到了“终日把玩”的地步，以致江青极为不满，她竟指责胡乔木说：“你的诗词主席费的心血太多，简直是主席的再创作。以后不许再送诗词给主席，干扰他的工作！”胡乔木的诗词创作就此停顿下来，他与领袖的诗词交往也戛然而止。
１９６６年４月，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之际，正在杭州养病的胡乔木接到要他回京参加运动的通知。临行前，他经过请求，终于见到了在此视察的毛泽东。毛泽东生怕自己的秘书掉进政治陷阱中，因而怀着一种特别关照之情，谆谆告诫他说：“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这成为胡乔木与领袖的最后一次谈话。
三蒙关照渡劫难
胡乔木一生因毛泽东三次关怀照顾，化险为夷，渡过劫难。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重兵进犯并占领延安，毛泽东却坚持留在陕北，带领由４个连的警卫部队和中央机关精干人员组成的中央纵队转战于高原沟壑，出没于敌军的眼皮子底下。胡乔木在跟随这支代号为“三支队”的队伍与敌人周旋期间，一天夜晚为了摆脱国民党军追赶的急行军，他不慎掉进了大水坑。毛泽东急命停止前进，直到把自己这位秘书救上来后，部队才继续急进。
１９５８年以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头脑过热、急躁冒进的“大跃进”局面，使国民经济蒙受严重损失，胡乔木从此同毛泽东产生了一些重大分歧。当时，他与毛泽东的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李锐在一起交谈时，都一致对“大跃进”持基本否定态度，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上庐山时说过“５８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之类的话。结果庐山会议后期开始“反右”，在大批彭德怀等人的过程中，胡乔木的上述言论也被人揭发出来。幸亏毛泽东顾念旧情，认为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位秘书“总还是一介书生”，并未予深究。加之胡乔木当时也在会上发言，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者”，总算在这次重大的政治风浪中平安过关。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因胡乔木在中宣部、新闻总署和人民日报社担任过领导，并撰写过大量文章，其中有许多观点恰恰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要批判的靶子。９月，他被停发文件，不许上天安门，每日奉命在家写检查。在１９６７年“一月革命”的恶浪中，他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派揪去参加批斗大会，低头弯腰，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周恩来总理得知此情后，亲自打電话下达了不许斗胡的指示，胡乔木随即受到“免斗”的保护。后来，当“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１９６７年第５期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对胡乔木进行了“半点名”之后，对他的斗争又骤然升级。仅在４月间，胡乔木相继遭受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高等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宣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心理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造反派轮番批斗。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只见一幢住宅临街的墙面上张贴着“打倒胡乔木”的大字标语。毛泽东认定胡乔木家就住在此，遂命“停车”！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大感意外。忽听毛泽东说道：“去看看胡乔木!”尽管此事不在预先安排的行程之内，但张耀祠也只得服从。
胡乔木家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使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后，东大门便紧闭不用，而是改走胡同里朝北的那扇大门。张耀祠并不知情，在东大门敲了一阵子，并不见人来开门，还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之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且越聚越多，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为了毛泽东再去看望的心愿，中央警卫团还专门到胡乔木家作了一番布置，并确定了去访的具体时间。然而这次本来已约定的登门探望，只因江青大吵大闹而未能成行。
胡乔木为此感动万分，随即送出感谢信，并提出自己前去看望毛泽东，却因江青从中阻挠而未获同意。其理由是，如果毛主席去看望作为批判对象的胡乔木，就会影响“革命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况且当时接见胡也不合适，毛泽东对此自然也有所顾虑。
但毛泽东去胡乔木家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无形中等于给胡乔木颁发了一道“护身符”，使原本想到胡宅抄家或揪斗的人闻知后再不敢来；而此前一直在幕后操纵揪斗胡乔木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经过一番揣摩、掂量之后，深感毛泽东对胡乔木有特殊感情，遂立马转而要求红卫兵不得对胡当面斗争。如此一来，胡乔木除了接待外调人员和写点检查证明材料外，就是在园内种菜。但江青偏偏不想让胡乔木清静，仍要打倒他，便指使专案组将胡写的各种社论和评论搜集了一厚本送到毛泽东处。岂料毛泽东看后说道：“胡乔木写得很不错嘛！”江青的图谋因而破产。
１９７５年，胡乔木曾一度被起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并参与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等文章。由于这些文章，他在次年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成为“四人帮”的批判对象。
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胡乔木才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这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他对毛泽东与日俱增的深切怀念之情，只能通过诗文来表达、倾诉。１９８８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并在后记中饱含深情地追述了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其对一代领袖的无限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题图 毛泽东与胡乔木
责任编辑 潘 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