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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圣诞后的第一个周三，“大娘们的战争—二战期间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在广州荔湾区西增路原创元素创意园大麦仓揭幕，简陋的展厅和让人看了“会不舒服的”图片，给每一个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多月前，当王琼在西安看到这个展览时，她有强烈的渴望要把这个展览带到广州，随后，她与日军性暴力图展执行委员会协商，并着手在广州寻找场地，王琼认为，当很多人把这场灾难推到宏大叙事或国家、民族的责任上，“作为个人，我们也有责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王琼的工作伙伴、策展人张晓静试图联系过广州地区的一些官方及高校的美术馆，但遭种种理由拒绝，最终位于广州西部一处由废旧厂房改成的创意园接纳了她们，并得到免费场地支持。
和展览在山西武乡、北京丰台卢沟桥、西安三地的展出不同，广州站第一次使用了日方主办机构所使用的“性暴力”的提法，广州站由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和广东地区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三个民间团体作为主办方，保证了展览的顺利进行。
日军性暴力图展执行委员会派出代表池田惠理子参加了这个展览，对场地条件的简陋，池田惠理子并不介意，她认为这个展览在日本是由民间妇女团体发起的，而此次广州站也是完全由民间妇女团体全程策划、组织的，“这尤为可贵”，池田为这样纯粹的民间合作感到欣喜。
“我不是慰安妇”
现年61岁的池田惠理子，是当前关注战争与女性的日本民间团体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她和该机构的成员多次前往中国山西盂县等地，搜寻仍然在世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也正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池田惠理子被日本右翼称为“反日的女人”、“朝鲜的间谍”。
池田惠理子的父亲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在杭州当兵，但回国后一直没有跟她提起过这个事实。在池田的追问下，父亲提及的总是美军的轰炸、战友的伤亡这些战争给他带来的伤痛；但对战争中自己军队的暴行，父亲却闭口不谈。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在念高中的池田惠理子正处在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女权、妇女解放的论述让池田深受震动，“从此便立下目标，关注战争与女性问题”，而父亲的沉默一直成为年少的她心目中一个不解之谜。
1973年，池田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成为日本公共媒体机构NHK的家庭节目和教养节目组制作人。她曾经取材于中国残留孤儿、东京大空难、广岛原子弹爆炸、女子勤劳挺身队等节目，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当1988年她的节目试图取材调查日军残杀菲律宾居民的历史事件时，却被命令停止制作。在1991年－1996年期间，针对“慰安妇”问题，她制作了八期节目，但后来接到了停止制作的命令，最终关于“慰安妇”所做的节目一期都没有播放。
“这时我才明白，调查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为主题的节目可以顺利进行，但调查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行为时，却会受到限制。”这给池田带来了很深的触动，直接促使她加入“查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
这个日本民间组织成立于1996年，由冈山大学名誉教授石田米子等人发起，成员包括媒体人、律师、公司职员、家庭主妇等一般市民，约有二三百人。同时，池田还成立了用影像记录“慰安妇”受害者和原士兵证言的妇女团体“录像教室”。
十多年来，这些日本民间机构成员多次前往中国调查取证。在石田米子看来，在日军的加害中，性暴力受害是最难以被注意到、最难恢复自身尊严的残酷的受害。在中国，关于妇女遭受的日军性暴力伤害和她们今天的斗争也在现代史的“正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在历史记述中，这一被害情况往往只是被处理为单纯的受害数字，少数为了民族利益、为抵抗敌人而牺牲的“烈女”得以留下自己的姓名。
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无数次强调“我不是慰安妇”。而现在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常常被统称为“慰安妇”。石田认为，这一称呼妨碍了从正面认识日军性暴力加害的实情，捕捉受害全貌。从实际情况来说，日军设置的慰安所发生的被害不是性暴力被害的全部。而且“慰安妇”这一称呼本身带有侮辱性。
“大娘”—中国北方地区对年长妇人的口头敬称，成了“查明会”对中国性暴力受害妇女的特有代名词。
作为一名加害者的后代，池田惠理子表示，面对大娘时，说“惭愧”已不能概括自己的感受，而是一种痛苦，把大娘们的故事听下去也是需要勇气的。多年来，在与大娘们的频繁接触中。她注意到，大娘们的心理也起着变化：一开始不愿意说，声音特别小，眼神特别没有光彩，大多感觉自己是无力的、脆弱的个体，但是通过很多大娘联合起来，反复诉说自己的经历，开记者会、打官司。很多大娘现在声音高了，眼神也有了光彩，许多人成了妇女活动家。
山西大学副教授赵金贵与这些日本民间团体保持着长期合作。他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大娘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受害女性们通过诉讼发现了自己现在活着的意义；而这又感染了团体成员们，鞭策她们投入更多的力量，帮助受害女性们出席作证，在日本各地举行举办有关她们的受害事实的报告会、市民集会等，为大娘们呐喊。通过她们的不懈努力，大娘们的生存境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得到了一些改善。
“出口气”
在交流中，大娘们倾诉自己的遭遇时，常常会大声地说到，“出口气”。这一表达要挽回尊严的中文短语，也成了“查明会”活动简报的名称。
在日本法院以超出诉讼期限为由判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败诉后，日本民间团体在中国举办这一图展，也正是希望为大娘们出口气。池田惠理子说，在2009年第一次展出这些照片开始，就特别注重保护大娘们的隐私问题，在世的大娘要签署展出授权书，假如去世也须征得家属同意。展览禁止观众摄影、摄像，如果媒体做图片报道也不可使用大娘们的特写照片。因为这些大娘经历了战争和性暴力的苦难，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作为后人要尊重她们的感受。
用石田米子的话来说，在中国举办这一图展，“使得在日本的性暴力诉讼败诉这一现实下，她们的同胞们能对受害妇女的人生和斗争表示敬意，去接受、去记忆，更希望在未来能够形成让受害妇女及其家族可以挺胸昂首生活下去的环境”。
在日本，要举办类似在中国的展览规模的活动，仅仅通过民间、市民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小规模的图片展也会受到右翼的妨碍。关注日军性暴力犯罪的民间团体成员的活动也多次受到右翼分子骚扰。池田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害怕，在地铁里都不敢站在门口，怕在关门的时候，被人踢到铁轨下面去。”今天的日本社会，“慰安妇”问题在历史教材书中被删除，媒体也视为报道禁忌之一，大多数原日军士兵对自己的加害体验保持沉默，也仍有一些像池田惠理子这样的普通日本民众，坚定地投入到“大娘的战争”中去。
石田注意到，在此前展览中，观众留言多为“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这样的口号。也有对加害方日本表达愤怒的声音，有对受害妇女的同情和关怀以及对制作图展的友人的感谢，还有希望中国政府支援受害妇女的呼声。但是，媒体对于从性别的视角对过去的战争受害进行考察这一点没有明确涉及。
“这里有两种性质的战争。”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军说，一是国家间的战争，二是男性对女性的战争：战争中系统性的强奸暴力。后一种战争还有待清算。她也强调，在受害妇女有关的家国论述中，让妇女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十分重要。
两个多月前，当王琼在西安看到这个展览时，她有强烈的渴望要把这个展览带到广州，随后，她与日军性暴力图展执行委员会协商，并着手在广州寻找场地，王琼认为，当很多人把这场灾难推到宏大叙事或国家、民族的责任上，“作为个人，我们也有责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王琼的工作伙伴、策展人张晓静试图联系过广州地区的一些官方及高校的美术馆，但遭种种理由拒绝，最终位于广州西部一处由废旧厂房改成的创意园接纳了她们，并得到免费场地支持。
和展览在山西武乡、北京丰台卢沟桥、西安三地的展出不同，广州站第一次使用了日方主办机构所使用的“性暴力”的提法，广州站由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和广东地区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三个民间团体作为主办方，保证了展览的顺利进行。
日军性暴力图展执行委员会派出代表池田惠理子参加了这个展览，对场地条件的简陋，池田惠理子并不介意，她认为这个展览在日本是由民间妇女团体发起的，而此次广州站也是完全由民间妇女团体全程策划、组织的，“这尤为可贵”，池田为这样纯粹的民间合作感到欣喜。
“我不是慰安妇”
现年61岁的池田惠理子，是当前关注战争与女性的日本民间团体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她和该机构的成员多次前往中国山西盂县等地，搜寻仍然在世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访谈。也正因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池田惠理子被日本右翼称为“反日的女人”、“朝鲜的间谍”。
池田惠理子的父亲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在杭州当兵，但回国后一直没有跟她提起过这个事实。在池田的追问下，父亲提及的总是美军的轰炸、战友的伤亡这些战争给他带来的伤痛；但对战争中自己军队的暴行，父亲却闭口不谈。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正在念高中的池田惠理子正处在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女权、妇女解放的论述让池田深受震动，“从此便立下目标，关注战争与女性问题”，而父亲的沉默一直成为年少的她心目中一个不解之谜。
1973年，池田从早稻田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后，成为日本公共媒体机构NHK的家庭节目和教养节目组制作人。她曾经取材于中国残留孤儿、东京大空难、广岛原子弹爆炸、女子勤劳挺身队等节目，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当1988年她的节目试图取材调查日军残杀菲律宾居民的历史事件时，却被命令停止制作。在1991年－1996年期间，针对“慰安妇”问题，她制作了八期节目，但后来接到了停止制作的命令，最终关于“慰安妇”所做的节目一期都没有播放。
“这时我才明白，调查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为主题的节目可以顺利进行，但调查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行为时，却会受到限制。”这给池田带来了很深的触动，直接促使她加入“查明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共进会”（简称“山西省·查明会”）。
这个日本民间组织成立于1996年，由冈山大学名誉教授石田米子等人发起，成员包括媒体人、律师、公司职员、家庭主妇等一般市民，约有二三百人。同时，池田还成立了用影像记录“慰安妇”受害者和原士兵证言的妇女团体“录像教室”。
十多年来，这些日本民间机构成员多次前往中国调查取证。在石田米子看来，在日军的加害中，性暴力受害是最难以被注意到、最难恢复自身尊严的残酷的受害。在中国，关于妇女遭受的日军性暴力伤害和她们今天的斗争也在现代史的“正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定位。在历史记述中，这一被害情况往往只是被处理为单纯的受害数字，少数为了民族利益、为抵抗敌人而牺牲的“烈女”得以留下自己的姓名。
中国“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无数次强调“我不是慰安妇”。而现在日军性暴力受害者常常被统称为“慰安妇”。石田认为，这一称呼妨碍了从正面认识日军性暴力加害的实情，捕捉受害全貌。从实际情况来说，日军设置的慰安所发生的被害不是性暴力被害的全部。而且“慰安妇”这一称呼本身带有侮辱性。
“大娘”—中国北方地区对年长妇人的口头敬称，成了“查明会”对中国性暴力受害妇女的特有代名词。
作为一名加害者的后代，池田惠理子表示，面对大娘时，说“惭愧”已不能概括自己的感受，而是一种痛苦，把大娘们的故事听下去也是需要勇气的。多年来，在与大娘们的频繁接触中。她注意到，大娘们的心理也起着变化：一开始不愿意说，声音特别小，眼神特别没有光彩，大多感觉自己是无力的、脆弱的个体，但是通过很多大娘联合起来，反复诉说自己的经历，开记者会、打官司。很多大娘现在声音高了，眼神也有了光彩，许多人成了妇女活动家。
山西大学副教授赵金贵与这些日本民间团体保持着长期合作。他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大娘们爆发出惊人的勇气，受害女性们通过诉讼发现了自己现在活着的意义；而这又感染了团体成员们，鞭策她们投入更多的力量，帮助受害女性们出席作证，在日本各地举行举办有关她们的受害事实的报告会、市民集会等，为大娘们呐喊。通过她们的不懈努力，大娘们的生存境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得到了一些改善。
“出口气”
在交流中，大娘们倾诉自己的遭遇时，常常会大声地说到，“出口气”。这一表达要挽回尊严的中文短语，也成了“查明会”活动简报的名称。
在日本法院以超出诉讼期限为由判中国的日军性暴力受害者败诉后，日本民间团体在中国举办这一图展，也正是希望为大娘们出口气。池田惠理子说，在2009年第一次展出这些照片开始，就特别注重保护大娘们的隐私问题，在世的大娘要签署展出授权书，假如去世也须征得家属同意。展览禁止观众摄影、摄像，如果媒体做图片报道也不可使用大娘们的特写照片。因为这些大娘经历了战争和性暴力的苦难，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作为后人要尊重她们的感受。
用石田米子的话来说，在中国举办这一图展，“使得在日本的性暴力诉讼败诉这一现实下，她们的同胞们能对受害妇女的人生和斗争表示敬意，去接受、去记忆，更希望在未来能够形成让受害妇女及其家族可以挺胸昂首生活下去的环境”。
在日本，要举办类似在中国的展览规模的活动，仅仅通过民间、市民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是小规模的图片展也会受到右翼的妨碍。关注日军性暴力犯罪的民间团体成员的活动也多次受到右翼分子骚扰。池田说，“有一段时间，我们很害怕，在地铁里都不敢站在门口，怕在关门的时候，被人踢到铁轨下面去。”今天的日本社会，“慰安妇”问题在历史教材书中被删除，媒体也视为报道禁忌之一，大多数原日军士兵对自己的加害体验保持沉默，也仍有一些像池田惠理子这样的普通日本民众，坚定地投入到“大娘的战争”中去。
石田注意到，在此前展览中，观众留言多为“不忘国耻、振兴中华”这样的口号。也有对加害方日本表达愤怒的声音，有对受害妇女的同情和关怀以及对制作图展的友人的感谢，还有希望中国政府支援受害妇女的呼声。但是，媒体对于从性别的视角对过去的战争受害进行考察这一点没有明确涉及。
“这里有两种性质的战争。”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军说，一是国家间的战争，二是男性对女性的战争：战争中系统性的强奸暴力。后一种战争还有待清算。她也强调，在受害妇女有关的家国论述中，让妇女自己的声音被听见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