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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建筑大师贝聿铭去世，享年102岁。贝聿铭这个名字，似乎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存在。与之相联系的那些建筑物——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卢浮宫“金字塔”、苏州博物馆……都被时间证明了永恒性。从18岁赴美留学的富家子弟，到后来成为在美国及世界范围内都有话语权的建筑大师，贝聿铭的一生不只是演绎了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成功故事。实际上，回首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仅仅在历史与现代之间构建桥梁，也在东西方之间构建桥梁。正如一位建筑界同行所说：“贝聿铭的建筑仿佛变幻莫测的現代世界中一条奇妙的丝绸之路。”
2017年，在贝聿铭100岁寿辰之际，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接受了记者采访，为我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母亲
记者：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记者：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记者：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做“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记者：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记者：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记者：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做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记者：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记者：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记者：贝礼中先生负责过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记者：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国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记者：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记者：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師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6期，标题有改动。作者为该刊记者）
2017年，在贝聿铭100岁寿辰之际，贝聿铭的两个儿子——同样是建筑师的贝建中和贝礼中接受了记者采访，为我们讲述了作为建筑师和父亲的贝聿铭。“贝氏建筑事务所”（Pei Partnership Architect）迎面的墙上有一幅大照片，贝建中提醒说，这是他们负责的中银苏州分行。从苏州到纽约，演绎了一个家族的故事，也成为近代中国故事的一个缩影。
我的父亲母亲
记者：贝聿铭先生回忆说，因为他的父亲（贝祖诒）比较忙，他幼年时跟母亲关系更亲近。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是西式的，还是传统的所谓“严父慈母”的东方模式？
贝建中：我们完全是在西方教育下长大的。我的大哥是1944年出生的，我是1946年出生的。我和哥哥、弟弟之间说英文。父母并没有特别教我们说中文，因为他们想早晚会回中国，到那时我们自然就会说中文了。我的父亲来自上海、苏州，所以父亲会说上海话，母亲来自天津，她讲普通话，但有趣的是，他们都说广东话。我到妈妈家那边，听他们说普通话；到爸爸家这边，听他们说广东话，回忆起来很有意思。
贝礼中：是的，它的外形非常独特。也可以说是我第一次认识现代建筑和我父亲工作、想法的窗口，因为我们观察了施工的全过程。虽然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做建筑师，但我想这栋建筑一定起了影响。
记者：与父亲一样，你也毕业于哈佛大学建筑系。对你来说，成为建筑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吗？
贝礼中：不，完全不……但另一方面，当我最终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的老师们非常鼓励我，因为他们看到我的才能，并鼓励我实现它们。其实我在大学时，有很多机会去教书。当然做一名建筑师最终是我的决定，我并不后悔，这是个神奇的领域。我们的经历比我父亲看起来更困难些，但我热爱它。
记者：贝建中先生在哈佛大学原本是学物理的，但后来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这背后有什么故事，是父亲有意识地培养你子承父业吗？
贝建中：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物理和数学，而且早期我也上了很多计算机科学的课。我从那里面学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叫做“科学方法”，这与其他一些建筑师的思考方式很不一样。当你学习“科学”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缜密的方法论，我想这对成为一名建筑师也是非常必要的，但不是每个人都受过那种训练。
我成为一名建筑师，可能也与东西方不同的教育制度有关。当我在哈佛学习的时候，除了专业之内的课程，还要选其他领域的课。因为我对绘画之类的感兴趣，所以我也选了很多与建筑、艺术有关的课——我妈妈在卫斯理的专业是艺术史，所以我也选了很多艺术史的课。我后来发现，我上了很多与建筑有关的课。也许从某种角度看，我从物理专业到建筑专业，有点奇怪，但从哈佛大学的角度来看，又没有那么奇怪。 记者：在你们成长过程中，什么时候意识到父亲是一位“大人物”的？
贝礼中：上世纪60年代，我十四五岁时，当时父亲在费城主持一些建造住房的工程，我看到他设计的建筑，那时就有一种非常自豪的感觉。在高中时，父亲成了报纸上猜词游戏的人物，特别是在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完工之后，他的名声更大了起来。当时我还在寄宿学校，突然就发现父亲上了头版，每一张新闻报纸的头版。那时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我的父亲，那时我意识到为什么他被如此地尊敬。
记者：贝聿铭先生在建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对你们是一种压力吗？你们是否介意外界总是拿父亲的成就与你们的工作做比较？
贝建中：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压力不是坏事。我们并不是想与父亲竞争。正如刚才说的，优势也可能是劣势。我是乐观主义者，在我看来，做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必须是一位乐观派。我习惯于看“作为贝聿铭的儿子”所带来的正面，而不是它的负面。我想压力是好事，它总是让我们做得好上加好。
贝礼中：这是一种躲不掉的压力，但我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这是一个现实，我并没有感觉父亲的名声对我而言是一个负担。不过我非常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入他的名声中。他的成就不是我的成就。有的人会“子以父贵”，但这不是我的人生观。我以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在同行中赢得尊重，他的成功激励我，让我做到最好。这的确是我唯一能做的。
记者：作为一名建筑师，你们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
貝建中：建筑涉及方方面面，这也是我最喜欢它的原因。在事务所里，我们有在某些领域非常专业的人士，但是成为一名领导者，必须要知道一切事情，当然你不必对每个细节都了解得如专业人士一样，但建筑师必须给其他人以指导，包括与他们合作的工程师，比如结构工程师、空调工程师……如果你懂工程，工程师才会尊敬你。你要用足够的知识，去挑战他们，让他们做得更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师是最后一个“你必须知道一切”的行业。在西方文化里，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人”——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米开朗琪罗，他既是一个绘画家、建筑师，也是雕塑家、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似乎了解一切知识。今天是不可能了解“所有事情”的，但建筑师，我会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文艺复兴式的职业”。在我眼里，父亲就是这样一位了解很多方面知识的建筑师。
贝礼中：父亲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综合能力。这一部分是由于他的文化背景，一部分是因为他总是对历史、文化和人们都非常感兴趣，他为了理解这些背景，沉浸其中。在他开始设计之前，他必须了解这些背景知识。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但我并没有他这样的能力。
父亲设计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就是可以解释这种能力的完美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法国的卢浮宫、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些都要求他必须理解一种不同文化的本质和精髓。所以他旅行，阅读，学习，研究询问专家，向别人寻求意见，然后再去实地勘察。他曾经去阅历许多方面的事情，然后提炼其中的要素。他将建筑看做一种提炼的过程，它应该非常纯洁、清晰，这是他的追求。
这是一种融入各种环境后发现精髓的能力，这对他做公共建筑非常有帮助——父亲职业生涯的大部分设计都是公共建筑。我期望自己也能够做到，但我不认为我有这样的能力。当然，父亲也非常幸运，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客户都是非常棒的人，他们总能给他很大的空间和自由。比如肯尼迪的项目、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还有德国总理科尔、卡塔尔酋长……他们都愿意让父亲可以独立工作，父亲也总能交出很棒的作品。
记者：你们会称父亲是天才吗？
贝礼中：是的，我会称他为“天才”。我不轻易用这个词，但我会这么形容他，或者说，他有超凡的能力。我之前提到了融会不同文化的能力，还有以知识分子的方式去观察、阅读和探索。他总是很有好奇心，又很有自制力，同时又很努力。他具有从现象中抽取本质的能力。有很多建筑师能想出奇妙的点子，但是切入核心，将想法提纯，这是特殊的才能，并不是每个建筑师都能做到。他也许是唯一一个。
很多人并不能像我父亲一样欣赏历史的妙处，他们认为新潮时尚才是建筑的核心。这不是我父亲的设计理念。他非常想理解建筑如何成为一个延续的整体的一部分，一个建筑成为永恒的、持续的历史的一部分，才是好作品。我们总是注意永恒的（timeless）、持久的（enduring）、必需的（inevitable），这些是我总会遇到的词语。作品的力量基本却又强大，才是持久的本质。这些词我用过太多次，但它们真的适用于我父亲的作品。
记者：与其他著名建筑师相比，贝聿铭先生非常特殊的一点是，即使90岁时也依然非常活跃，还设计了很多作品。是什么让他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创造力？
贝礼中：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只要你对生活好奇，你看到一件事，就想理解它的本源。如果你抱有这样的好奇心，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想找到更好的办法。也许是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你可以从他最近的建筑中看出来。
中国之缘
记者：贝礼中先生负责过旧香港中银大厦的翻新工作。众所周知，你的爷爷贝祖诒曾是中银香港分行的创始人，你父亲设计了香港中银大厦，对你来说，担负这样一个工作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贝礼中：这个项目开始的契机，就是我祖父上世纪50年代主持修建了这栋建筑。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使中银对我们而言，不像是客户，更像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感激中银依然选择我们来完成这个项目，这是我们家族的荣耀。我每次告诉父亲关于香港项目的事，他都非常关注它的进展。我曾在80年代帮助他设计如今的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多亏了中国银行的细心维护，这栋建筑至今依然状况极佳。它依然是香港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象征。他们对这栋建筑的初心和对我们设计理念的理解，也显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我父亲并未对这次的项目提出许多具体的建议，但他展现出的兴趣和信心，和对原本设计理念的了解，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改进这栋建筑。 记者：贝聿铭先生是在中国出生并长大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对你们而言，你们在美国长大，你们如何获得东方的文化营养？
贝建中：我们当然是典型的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但在美国长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父亲的大家庭在纽约，我母亲的大家庭也在纽约。在中国传统中，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的叔叔、阿姨都会来；另外，我的父亲从大学起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经常聚会，吃中国餐。我想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是从这一点一滴开始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学。我年轻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大门还没有打开。1969年，我在台北生活了3个月，那是我能接近大陆的最近的地方。当然一代一代继承得越来越少，像我的下一代，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就比我少了不少。
贝礼中：我们并非在中国长大，我也不能说中文，我对此也很失望。我和哥哥都有西方的思想，但私底下的交流和家庭的生活方式，都是中国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基因的一部分。当我遇到中国客户时，不会像西方人与中国人那样交流和做生意。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
记者：当你们1992年决定从父亲的事务所“独立”出来、自己成立事务所的时候，父亲给了你们什么建议？
贝建中：之前我们在父亲的事务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做。我去见他告诉他这个决定，他说：“好吧，如果你决定了，我会尽量帮助你们。”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或者“不，不，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他只是说会尽力帮助我们。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的事务所有很多与中国的合同，你们会把业务有意识地向中国转移吗？
贝建中：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新建筑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建筑数量太少。他们建了很多标准化的建筑，所以中国建筑师们接受的训练太少。用标准规模，标准的窗，标准的房子……看每个建筑，都差不多。我们当时尽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鲜的东西，但如今，中国新一代建筑师与老建筑师不一样了，中国市场越来越大。我从父亲那里学习到的一件事是，我们应该帮助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中国。我们希望与中国方面紧密合作，并不仅仅是与我们的客户，还有中国的建筑师们，我们一起工作，也让中国的建筑师们了解我们和西方建筑师的工作方式。1976年我与父亲一起参与了香山饭店的项目。40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建筑师们越来越优秀。
在我看来，建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你希望它能尽量长久。可是中国的建筑物不太一样，它们往往不会“活”很久。比如在我帮助完成规划设计的某个城市，2013年的建筑都会被认为“老”了。这很多是因为设计一幢建筑时，其他因素考虑得不够，过了几年，就暴露出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被拆掉重建，这当然是一种浪费。
贝礼中：我们对中国有很大的兴趣，希望能帮助中国发展，这是我们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精力的原因。我们接受了西方教育，如今将我们的知识、技术和建筑实力带到那里，促进中国的进步。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目睹了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建筑水平确实提高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他们期待的那样。虽然我们对有些做法不赞同，但我们很高兴能够在中国工作。
记者：作为一名同行，你怎么评价父亲？
贝建中：在我眼里，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仍然会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即便他是在70年前接受的关于建筑的训练。对一个建筑师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眼界。而在我父亲的建筑里，他的眼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有的建筑師设计出来的作品，你一眼就能看出，噢，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这是2000年的，因为这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竭力想做的。建筑不是时尚，今年流行这个，明年流行那个……父亲的建筑风格，也是我们希望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而创造伟大的经典，这才是一个建筑师的本质。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16期，标题有改动。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