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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小时候可能只是你身边“练体育的孩子”，他们的家庭与你生活中的许多人别无二致。但在你长大之后的某一天，却突然在电视上看到，某某家的某个孩子在电视上捧起了奥运金牌……
一个此前跟体育完全无缘的平民家庭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要付出多少？这是本专题最初提出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深入的采访和调查后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有独一无二的付出，没法相互比较，更没法用金钱来衡量。
本期调查的两位冠军都来自于城市中的双职工家庭，他们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而孩子的训练培养却要花去一大半的家庭收入。为了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马琳的父亲辞去了国有企业的工作，每天披星戴月赶去市场上货卖货；孙玉洁的父亲则在工厂破产后，没日没夜地开出租车赚钱养家……
一个伟大的冠军背后，总有一个同样伟大的家庭。
十年饲马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培养一个世界冠军要花多少钱？马琳的父亲马辉对此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当记者问起这条培养之路走到何时才终于松了口气时，一直前倾着身体回忆过去的马辉将自己靠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说：“96年。”
走进马琳在沈阳的家，扑面而来的是他在这间大房子里无处不在的气息——虽然马琳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客厅的一面墙上摆放着马琳职业生涯早期夺得的一些奖杯奖牌，妈妈每天也都会把马琳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仿佛儿子当晚就要回来睡觉一样。
从马琳开始学球到现在，26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和马琳一起经历了太多的苦与蜜。
马琳的故事从他6岁那年开始，当时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走上乒乓这条道路。1986年，乒乓球教练杨沈立前往幼儿园挑选“苗子”，当时他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好动的马琳。不过在那个时代，送孩子进体校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选择，虽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刚过不久，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许海峰、李宁以及郎平这些名字都只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图腾符号，只是在广播和报纸中听过见过，普通人哪敢指望自己的儿子会在20年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另一方面，走体育路势必在家庭经济上带来不小的负担。正因为如此，马琳的父母最初对马琳学乒乓球并不支持，而看中了马琳的杨沈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才终于说服马琳的父母。
然而，成功地说服马琳的父母只是第一步，当时对于练球这件事最抵触的却是小马琳自己。毕竟这个前一天还在幼儿园嬉戏打闹的6岁男孩，无法接受自己一觉醒来后怎么就被送到了这个陌生冰冷的训练场。没有了幼儿园温馨的教室，没有了熟悉的玩伴，负责管理他的人从温柔和善的女性教员变成了整天板着脸的大嗓门男教练，生活内容变成了单调重复又仿佛无休止的训练……如此大的环境变化深深地激发了小马琳心中的逆反情绪。“当时每天接他回到家，他就会在门口抱着你不放，一个劲地对你说‘妈妈我不去了，妈妈我不去了’”，谈起那时的往事，二十几年的岁月一点也没有影响那段时光在马琳母亲夏静茹印象中的清晰，“我们也理解，对于孩子来说生活的变化实在太大，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不过，我们家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既然决定了要让他学球，那就必须让他坚持到底，绝对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转机发生在马琳学球后不久，那是一次微不足道到几乎无从考据的幼儿乒乓球赛，对于马琳的意义却甚至大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乒乓球男单冠军。正是这次比赛让马琳收获了乒乓球带来的乐趣，也培养出了他对这项运动的兴趣，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
“就在马琳刚开始学球不长时间，当时市里举办了一次幼儿乒乓球赛，马琳去参加了，还拿了冠军。”马琳的母亲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体育新闻一边回忆说，“那个时候，80年代，家里还都没有电视，每天在家想听个新闻都靠个半导体（收音机），正好当时那次比赛，广播播了马琳夺冠军的消息，还被马琳听到了。当时他就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是名人了，很光荣，也就是在那之后，这孩子就爱上了打乒乓球。自那以后，马琳就再也没提过说要放弃，不管是他多困难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沈阳这座传统重工业城市中，工人的收入依然实施五六十年代制定的全国统一标准，普通工人的工资依级别和工种的不同，一般在28.5元到49.58元之间。马琳的父亲当时是一名三级工人，基本工资45.2元，加上奖金和津贴的全部收入，一个月也只有五六十元，而马琳的母亲每个月一般则只有四十几元。
马琳学球后，家里每个月光是给小马琳请陪练的费用就要四十多元，仅这一项支出就要用掉马琳母亲全部的工资。此外，除了学球本身要用的钱，马琳还面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花销，不管是球拍、球鞋还是所打的乒乓球，哪一项都少不了要花钱。马琳学球带来的经济压力毫无遮拦地直接压在了这个双职工家庭背上，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让马琳能够继续打球，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只有“全力以赴”，家里不管干什么，都要以马琳学球为最优先考虑。
“跟那些乒乓球世家的球员相比，我和他妈妈对乒乓球都不懂，在训练上什么也帮不了马琳，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说完这句话，马琳的父亲马辉点起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后，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吐出烟雾。
说起儿子对于乒乓球的专注，马琳的妈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马琳在市体校的时候，每天都由教练带着跟队友一起训练，不过有的时候教练下午会临时出去，就留下孩子们自己练习。教练一走，孩子们顿时松散了下来，有的人干脆放下球拍跑出去玩。当时，跟马琳对练的队友也想出去偷懒，完全没了心思在练习上。那边着急练球的马琳忍不住了，他非常生气地对对方大吼：“你好好练！你好好练！”教练不在，被吼的队友自然不会听他，反而用更大声吼了回去：“我就不好好练，你凭啥管我？你是我谁啊？你是我谁啊？”气急了的小马琳张嘴喊：”我就管你，我是你爸！我就管你！”…… “当时孩子还小，说话也口无遮拦，那个时候他也不会骂些别的……”，说起儿子这段往事，夏静茹苦笑了一下。
6岁进入区体校一年后，7岁的马琳就成功地进入了沈阳市体校。在1990年，10岁的马琳进入了有“金牌工厂”之称的辽宁省体育训练中心，1994年勇夺全国青少年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之后，国家队向马琳敞开了大门，也开始了他至今接近20年的国家队生涯。
儿子的球越打越好，马琳的父母在高兴的同时也一步又一步地越发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虽然从1986年到1994年这8年，工人收入和物价增长的幅度还相对协调，一般家庭的生活压力并不算大，但对于马琳家来说，儿子练球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是不断地带来更大的负担。特别是1994年进入国家队后，马琳当时在北京一个月所需要的费用是300元，而那个时候对于沈阳一般的双职工家庭来说，一个月的总收入也就300多元。
为了满足生活需要，1993年，父亲马辉开始便盘算着“下海”，并很快付诸于实践。当然，做了半辈子工人的马辉也没有资本做多大的生意，最初他只是在沈阳一家市场中租了一个摊位，做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那个时候的生意还是好做的，只是做生意的手续非常难办下来”，马辉放下吸完的烟对记者说，“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好几十块钱吧？那时候如果要还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几十块钱。”
在北京，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马琳都花得非常仔细。“马琳从来都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夏静茹接过话来：“那个时候，马琳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剩下的钱全部用来请队友吃饭了。”
刚进国家队的，年仅14岁小马琳把多余的生活费都花在请队友吃饭上，这可不是因为他自己贪吃好请客，更不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哥哥们欺负他，而是为了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训练时间。“那个时候，他在队里年纪最小，水平也最差，马琳自己非常要强，他想提高，就需要更多地跟高水平的队友一块。”夏静茹加快了语速，“平时休息的时间，休息日什么的，马琳都想自己加练，但乒乓球这个东西，自己是练不了的，必须跟水平高的队友一起提高得才快。所以马琳就把自己多余的生活费都用在请队友一起吃饭上，这样在业余时间，才好让人家陪他练球。”
1996年，马琳代表中国出征亚洲杯乒乓球赛，并一举夺得男子单打的冠军，从此开启了自己长达十几年的冠军之路。在夺冠的同时，马琳还解决了压在父母身上多年的经济问题，冠军奖金让他从此可以自立更生，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回报父母多年的辛酸复出。
“96年，马琳拿了亚洲杯的单打冠军，我心里想他这算是终于打出来了吧。当时还得了一笔奖金，多少记不住了，几万块钱吧。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自立更生了，我们也觉得他真正长大了。”靠在自家客厅宽大舒适的沙发中，马辉望着自己的妻子笑着说。
女佐罗
同孙玉洁的采访约在了她在鞍山家附近的一间不大的咖啡店里，采访的当天刚刚下过雪，寒风中行人呼出的雾气仿佛让来访的记者感受着整座城市沉重的呼吸，这座老工业城市带给人的厚重感似乎近十几年从没有变过。
10年前，孙玉洁还只是一个在懵懂状态下初学击剑的小姑娘。
当孙玉洁和她的妈妈挽着手出现在咖啡店门口的时候，1.92米的过人身高也没有给她带来额外的关注，老板娘像对待一般客人一样把母女让上楼。母女二人落座点了饮品，在同记者简单的寒暄过后，开始讲述一个普通的鞍山女孩如何用不到10年的时间成长为击剑奥运冠军的故事。
孙玉洁出生在鞍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由于从小就比别的孩子个子高，为了不浪费她的身高，父母决定让她练点什么。在被问到为什么给孩子选择击剑这么冷门的项目时，孙玉洁的妈妈笑了，说：“当时我们其实也不太明白击剑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是个冷门，当时还在电视上看过《佐罗》，非常喜欢，觉得这是个在欧洲很绅士的运动，就让她练了。”
而对于孙玉洁来说，学习击剑最初的感觉是恐惧。
10年前的鞍山体校条件还非常简陋，加上击剑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项目，当时队里的条件非常差。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一直爱笑的孙玉洁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说：“鞍山体校的环境不好，当时夏天热，冬天冷的，都是木头的剑道，你一般走路上去都会咚咚地响。尤其我们练击剑，你还要弓步，你还要做步伐，再跑跳，更会咚咚响了，其实这真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在鞍山体校练了不到1年，孙玉洁就进入了辽宁队，开始时只是试训，后来参加集训，2004年正式进入专业队。那一年孙玉洁12岁，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离开鞍山的家，如何适应一个人在沈阳的训练生活。而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把年幼的女儿一个人送到外面生活，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要面临巨大的负担。
孙玉洁所在的辽宁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位于沈阳市市区以北的三台子地区，靠近绕城高速。1994年的时候，这片区域还属于城区外的远郊，不但离市区很远，位置也很偏僻，即使是沈阳人很多也都找不到这儿，而对于孙玉洁的妈妈来说，每次来沈阳看女儿都像一次长征。虽然是省队，但是三台子训练中心的条件并不好，甚至伙食上都没法满足正在长身体的孙玉洁的需要。每次去沈阳看女儿，妈妈都要大包小裹地背上很多吃的东西，带去给孙玉洁补充营养。背着这些东西，孙玉洁的妈妈首先要在鞍山火车站坐火车到沈阳，然后在火车沈阳站附近乘坐255路公交车向孙玉洁所在的训练基地方向进发，光是这趟公交车就要坐上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站后，还得在附近打一辆沈阳人俗称“蹦蹦”的三轮摩托车，在城郊的土路上跑上半天，才能抵达孙玉洁所在的训练基地。一趟折腾下来，光是路上就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回忆起那段往事，孙玉洁的妈妈语调变得低沉，语速也慢了下来，“我对沈阳也不熟悉，之前我还不怎么认识路，就知道从沈阳站，坐公交车255，坐到三台子，然后再坐小蹦蹦。”，想着想着，她自己也笑了，“后来才知道还可以坐232，到了三台子原地不动再坐道义的车。再后来有的时候有亲属去沈阳办事，就给我放在三台子的收费口，我从那高速下去，再自己想办法过去。”
“幸好还是沈阳，毕竟还不远，我还能每周去看一看她。”孙玉洁的妈妈长舒一口气说。
除了因两地的空间距离带来的思念外，最让妈妈挂念在心的是，独自一人生活在沈阳的女儿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受伤。
在孙玉洁进入省队不久后有一次，家里一位亲戚从台湾回来，当时全家，包括孙玉洁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等都一起去沈阳的机场接人，虽然沈阳桃仙机场离三台子的训练中心很远，一南一北间隔有三四十公里的距离，但一家人还是合计，既然来了就看看这个孩子吧，就一起折腾到了孙玉洁所在的击剑队。
抵达训练馆的时候，全队在训练。因为不想打扰到正在训练的队员，妈妈就带着亲属趴在窗口向内看，寻找自己的孩子。当时全队正在进行实战对练，孙玉洁的妈妈一对一对地找了又找，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奇怪的时候，忽然看到从训练场的另一端一蹦一蹦地蛙跳着过来一个队员。跳来的这个孩子，身上穿着老旧的训练服，左胳膊上缠着一个大绷带一直吊在脖子上，肩上背着一个大沙袋，腰上也绑着沙袋，抬起头来一看，正是孙玉洁。
“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说到这儿，泪水又从孙玉洁的妈妈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她抬起手捂在脸上，随后简单地用手拭了一把泪后，停了几秒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这时候教练就过来了，说：‘挺不好意思的，孩子受伤了，没跟你们说。’说真的，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也就11，12岁，去不长时间，反正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的。但孩子还是挺过来了，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孩子还行。”
谈到那次受伤，孙玉洁本人同样印象深刻，对她来说，那是一次意外，却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意外。
虽然同样是辽宁省体育局的直属单位，但是击剑队的待遇跟乒乓球、篮球、排球这些热门项目有着天壤之别。用孙玉洁妈妈的话说，连伙食都不能保证营养。当时，孙玉洁她们所穿的保护服都是旧的，先进队的姐姐们用旧的给后进队的小孩们一批批穿。另外当时用的剑，质量也不是很好，因为击剑也是一个相对速度非常快的运动，双方一接触的时候剑就容易断。发生意外的那次训练中，一次高速的激烈碰撞后，孙玉洁对面队友的剑断了，断剑锋利的缺口直刺进了孙玉洁握剑的左臂中……“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那么一个疤。”孙玉洁很平静地说，而当记者问她当时受伤后休息了多久的时候，孙玉洁笑了，她抬高了声调说：“休什么啊！因为击剑这种项目，你胳膊不行可以练腿，腿不行了可以练胳膊，总之不会休息。”于是，就有了之后被妈妈看到她打着绷带，背着沙袋练蛙跳这一幕。
除了思念和担心，供孩子练剑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样实打实地压在了孙玉洁的父母肩上。
孙玉洁的父母原本都是普通企业职工，在那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纷纷倒闭的时期，不管是他们个人还是他们所在的单位都生存得非常艰难。父亲所在的单位效益一直不好，很多年之前就破产了，此后找了一个开出租车的活计维持生活；母亲在属于鞍钢大集体的一家单位上班，效益也非常不好，有的时候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开一次工资。当时家里的经济非常紧张，虽然孙玉洁上体校训练不用交钱，但是伙食费、住宿费和水电等杂费都要自己解决，甚至有些时候，一些训练用的短裤、鞋等装备辽宁队也都不发，需要队员自己购买。当时家里的一切支出都要先紧着她来，然后才是父母吃穿家用。
“孩子真是知道好歹。”妈妈欣慰地看了孙玉洁一眼说，“说实话，有钱人家的孩子谁会去搞体育啊？她真不像那种孩子使劲使劲花，当时我给她带多少吃的，她也就吃那些，从来不上街出去花钱去。”说着说着，妈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女儿，说：“现在看队里的小孩，我觉得都挺奢侈的，想一想当时我女儿都没享受到过那些。她自己也想，但买给她她也不要，现在孩子都穿阿迪耐克，她也没穿过什么牌子。”
好在到了2004年，孙玉洁正式进入辽宁体工队后，每个月有了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家里的经济情况才算有所好转，不过孙玉洁的工资卡一直放在妈妈的手里，用什么钱都是妈妈给她。“其实这个月（2012年12月）才把工资卡给她。我也觉得，对她一直是太苛刻了。”妈妈笑着说。
2007年3月份，孙玉洁到了国家青年队集训，备战07年土耳其世青赛。世青赛打完之后，孙玉洁回到了辽宁队，到了2008年年初，中国击剑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当时一共出国去打了9站世界杯的比赛。孙玉洁当时是作为陪练队员，由辽宁方面自费出钱跟着国家队去打了这9站比赛。此后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孙玉洁都一直在北京做陪练。一直到奥运会结束，也就是2009年新一期的奥运备战开始，孙玉洁才作为国家集训队的队员，正式进入国家队。进入国家队之后，由于要更多地出国比赛训练，孙玉洁跟父母更是聚少离多。
大半年在国外，不想家么？听到这个问题，孙玉洁爽朗地大笑，说：“现在幸好有QQ，有视频。”说起跟女儿视频，孙玉洁的妈妈也笑了，但笑容中多了一丝苦涩，她说：“感觉也不一样，她去练剑到现在也快10年了，2013年就整10年了，也就在家过过两回到三回的春节吧。其余时间都是在辽宁队，或者国家队，07年走了后就没在家过过年。”
女儿常年不在家，母亲爱上了喂养流浪猫，用孙玉洁的话说，妈妈这是在做善事，为她“积德”。现在孙玉洁家附近的流浪猫可能已经有了上百只，每天，孙玉洁的妈妈都会去市场，跟卖鱼人要一些鱼的内脏，鱼头等不卖的东西，拿回家去做熟，然后就到家门口小区里喊流浪猫来吃。孙玉洁的妈妈给自己认识的每一只流浪猫都起了名字，只要她在小区里一喊，这些猫就会过来，享受这份“爱心大餐”。“我每天在外面，整天也飞来飞去的，就想帮我求个平安吧。”孙玉洁说。
女儿常年不在身边，母亲的那种思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谈起这个从小就在外独自生活的女儿，孙玉洁的妈妈说：“其实她还是挺粘人的，还是像小孩那样，妈妈妈妈的。”而这时，孙玉洁也乖乖地靠到了妈妈的怀里，依偎着自己的母亲。“她还是把自己的困难都藏在心里。包括那次在国家队病了，总是莫名其妙地会发烧，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输液十几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就说，我去看看你吧。她就说不用了，你过来也不能有多大帮助，队里也不是不管我啊。当时我也是在家挺着急的，头发也都憋白了，那个心情说不出来，挺难受的。”妈妈搂着自己的女儿说。
十年练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而女儿也如愿收获了梦想中的奥运金牌。伦敦夺冠，又给这个家带来了多大改变呢？
在孙玉洁看来，夺冠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感到击剑这个项目的关注度提高了，她摊开手非常无奈地说：“现在起码还好了，说击剑大家还都知道是击剑项目，不像以前，一说都以为是搞建筑的。”妈妈也接过话来，“以前有同事问我，听说你孩子是搞体育的，是整什么项目的啊？我就跟他们说，我女儿是练击剑的。同事就问：‘基建？怎么小女孩送去弄基建呢？’我说不是，击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盖大楼的……”
至于别的，现在的孙玉洁还没有想那么多，当记者对她说：“你才20岁嘛。”孙玉洁马上反问到：“是不是我显得比较成熟，看上去比较老？哈哈哈哈！”
在采访进入尾声的时候，咖啡店的老板娘端了一盘饼干上来，对孙玉洁说：“是奥运冠军孙玉洁吧？刚才没认出来你，这是我们店招牌的点心，送给你尝尝。嗯，能跟我合个影么？”……
一个此前跟体育完全无缘的平民家庭培养一个奥运冠军要付出多少？这是本专题最初提出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经过一系列深入的采访和调查后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有独一无二的付出，没法相互比较，更没法用金钱来衡量。
本期调查的两位冠军都来自于城市中的双职工家庭，他们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入不高，而孩子的训练培养却要花去一大半的家庭收入。为了做好孩子的后勤保障，马琳的父亲辞去了国有企业的工作，每天披星戴月赶去市场上货卖货；孙玉洁的父亲则在工厂破产后，没日没夜地开出租车赚钱养家……
一个伟大的冠军背后，总有一个同样伟大的家庭。
十年饲马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培养一个世界冠军要花多少钱？马琳的父亲马辉对此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当记者问起这条培养之路走到何时才终于松了口气时，一直前倾着身体回忆过去的马辉将自己靠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说：“96年。”
走进马琳在沈阳的家，扑面而来的是他在这间大房子里无处不在的气息——虽然马琳现在一年也回不来几次。客厅的一面墙上摆放着马琳职业生涯早期夺得的一些奖杯奖牌，妈妈每天也都会把马琳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仿佛儿子当晚就要回来睡觉一样。
从马琳开始学球到现在，26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和马琳一起经历了太多的苦与蜜。
马琳的故事从他6岁那年开始，当时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走上乒乓这条道路。1986年，乒乓球教练杨沈立前往幼儿园挑选“苗子”，当时他一眼就看中了活泼好动的马琳。不过在那个时代，送孩子进体校对于城市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不主流的选择，虽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刚过不久，但对于普通人来说，许海峰、李宁以及郎平这些名字都只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图腾符号，只是在广播和报纸中听过见过，普通人哪敢指望自己的儿子会在20年后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另一方面，走体育路势必在家庭经济上带来不小的负担。正因为如此，马琳的父母最初对马琳学乒乓球并不支持，而看中了马琳的杨沈立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登门，才终于说服马琳的父母。
然而，成功地说服马琳的父母只是第一步，当时对于练球这件事最抵触的却是小马琳自己。毕竟这个前一天还在幼儿园嬉戏打闹的6岁男孩，无法接受自己一觉醒来后怎么就被送到了这个陌生冰冷的训练场。没有了幼儿园温馨的教室，没有了熟悉的玩伴，负责管理他的人从温柔和善的女性教员变成了整天板着脸的大嗓门男教练，生活内容变成了单调重复又仿佛无休止的训练……如此大的环境变化深深地激发了小马琳心中的逆反情绪。“当时每天接他回到家，他就会在门口抱着你不放，一个劲地对你说‘妈妈我不去了，妈妈我不去了’”，谈起那时的往事，二十几年的岁月一点也没有影响那段时光在马琳母亲夏静茹印象中的清晰，“我们也理解，对于孩子来说生活的变化实在太大，他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不过，我们家人的性格就是这样，既然决定了要让他学球，那就必须让他坚持到底，绝对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转机发生在马琳学球后不久，那是一次微不足道到几乎无从考据的幼儿乒乓球赛，对于马琳的意义却甚至大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乒乓球男单冠军。正是这次比赛让马琳收获了乒乓球带来的乐趣，也培养出了他对这项运动的兴趣，乃至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
“就在马琳刚开始学球不长时间，当时市里举办了一次幼儿乒乓球赛，马琳去参加了，还拿了冠军。”马琳的母亲一边看着电视里的体育新闻一边回忆说，“那个时候，80年代，家里还都没有电视，每天在家想听个新闻都靠个半导体（收音机），正好当时那次比赛，广播播了马琳夺冠军的消息，还被马琳听到了。当时他就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是名人了，很光荣，也就是在那之后，这孩子就爱上了打乒乓球。自那以后，马琳就再也没提过说要放弃，不管是他多困难的时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沈阳这座传统重工业城市中，工人的收入依然实施五六十年代制定的全国统一标准，普通工人的工资依级别和工种的不同，一般在28.5元到49.58元之间。马琳的父亲当时是一名三级工人，基本工资45.2元，加上奖金和津贴的全部收入，一个月也只有五六十元，而马琳的母亲每个月一般则只有四十几元。
马琳学球后，家里每个月光是给小马琳请陪练的费用就要四十多元，仅这一项支出就要用掉马琳母亲全部的工资。此外，除了学球本身要用的钱，马琳还面临其他一系列相关的花销，不管是球拍、球鞋还是所打的乒乓球，哪一项都少不了要花钱。马琳学球带来的经济压力毫无遮拦地直接压在了这个双职工家庭背上，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让马琳能够继续打球，这个家庭唯一的选择只有“全力以赴”，家里不管干什么，都要以马琳学球为最优先考虑。
“跟那些乒乓球世家的球员相比，我和他妈妈对乒乓球都不懂，在训练上什么也帮不了马琳，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说完这句话，马琳的父亲马辉点起了一支烟，深吸了一口后，眯着眼睛靠在沙发上吐出烟雾。
说起儿子对于乒乓球的专注，马琳的妈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马琳在市体校的时候，每天都由教练带着跟队友一起训练，不过有的时候教练下午会临时出去，就留下孩子们自己练习。教练一走，孩子们顿时松散了下来，有的人干脆放下球拍跑出去玩。当时，跟马琳对练的队友也想出去偷懒，完全没了心思在练习上。那边着急练球的马琳忍不住了，他非常生气地对对方大吼：“你好好练！你好好练！”教练不在，被吼的队友自然不会听他，反而用更大声吼了回去：“我就不好好练，你凭啥管我？你是我谁啊？你是我谁啊？”气急了的小马琳张嘴喊：”我就管你，我是你爸！我就管你！”…… “当时孩子还小，说话也口无遮拦，那个时候他也不会骂些别的……”，说起儿子这段往事，夏静茹苦笑了一下。
6岁进入区体校一年后，7岁的马琳就成功地进入了沈阳市体校。在1990年，10岁的马琳进入了有“金牌工厂”之称的辽宁省体育训练中心，1994年勇夺全国青少年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之后，国家队向马琳敞开了大门，也开始了他至今接近20年的国家队生涯。
儿子的球越打越好，马琳的父母在高兴的同时也一步又一步地越发感受到了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虽然从1986年到1994年这8年，工人收入和物价增长的幅度还相对协调，一般家庭的生活压力并不算大，但对于马琳家来说，儿子练球带来的经济压力还是不断地带来更大的负担。特别是1994年进入国家队后，马琳当时在北京一个月所需要的费用是300元，而那个时候对于沈阳一般的双职工家庭来说，一个月的总收入也就300多元。
为了满足生活需要，1993年，父亲马辉开始便盘算着“下海”，并很快付诸于实践。当然，做了半辈子工人的马辉也没有资本做多大的生意，最初他只是在沈阳一家市场中租了一个摊位，做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那个时候的生意还是好做的，只是做生意的手续非常难办下来”，马辉放下吸完的烟对记者说，“好的时候，一天能赚好几十块钱吧？那时候如果要还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百几十块钱。”
在北京，每个月300元的生活费马琳都花得非常仔细。“马琳从来都不乱花钱，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夏静茹接过话来：“那个时候，马琳除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外，剩下的钱全部用来请队友吃饭了。”
刚进国家队的，年仅14岁小马琳把多余的生活费都花在请队友吃饭上，这可不是因为他自己贪吃好请客，更不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大哥哥们欺负他，而是为了能让自己获得更多的训练时间。“那个时候，他在队里年纪最小，水平也最差，马琳自己非常要强，他想提高，就需要更多地跟高水平的队友一块。”夏静茹加快了语速，“平时休息的时间，休息日什么的，马琳都想自己加练，但乒乓球这个东西，自己是练不了的，必须跟水平高的队友一起提高得才快。所以马琳就把自己多余的生活费都用在请队友一起吃饭上，这样在业余时间，才好让人家陪他练球。”
1996年，马琳代表中国出征亚洲杯乒乓球赛，并一举夺得男子单打的冠军，从此开启了自己长达十几年的冠军之路。在夺冠的同时，马琳还解决了压在父母身上多年的经济问题，冠军奖金让他从此可以自立更生，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回报父母多年的辛酸复出。
“96年，马琳拿了亚洲杯的单打冠军，我心里想他这算是终于打出来了吧。当时还得了一笔奖金，多少记不住了，几万块钱吧。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自立更生了，我们也觉得他真正长大了。”靠在自家客厅宽大舒适的沙发中，马辉望着自己的妻子笑着说。
女佐罗
同孙玉洁的采访约在了她在鞍山家附近的一间不大的咖啡店里，采访的当天刚刚下过雪，寒风中行人呼出的雾气仿佛让来访的记者感受着整座城市沉重的呼吸，这座老工业城市带给人的厚重感似乎近十几年从没有变过。
10年前，孙玉洁还只是一个在懵懂状态下初学击剑的小姑娘。
当孙玉洁和她的妈妈挽着手出现在咖啡店门口的时候，1.92米的过人身高也没有给她带来额外的关注，老板娘像对待一般客人一样把母女让上楼。母女二人落座点了饮品，在同记者简单的寒暄过后，开始讲述一个普通的鞍山女孩如何用不到10年的时间成长为击剑奥运冠军的故事。
孙玉洁出生在鞍山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由于从小就比别的孩子个子高，为了不浪费她的身高，父母决定让她练点什么。在被问到为什么给孩子选择击剑这么冷门的项目时，孙玉洁的妈妈笑了，说：“当时我们其实也不太明白击剑是怎么回事，就觉得是个冷门，当时还在电视上看过《佐罗》，非常喜欢，觉得这是个在欧洲很绅士的运动，就让她练了。”
而对于孙玉洁来说，学习击剑最初的感觉是恐惧。
10年前的鞍山体校条件还非常简陋，加上击剑在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冷门的项目，当时队里的条件非常差。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一直爱笑的孙玉洁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说：“鞍山体校的环境不好，当时夏天热，冬天冷的，都是木头的剑道，你一般走路上去都会咚咚地响。尤其我们练击剑，你还要弓步，你还要做步伐，再跑跳，更会咚咚响了，其实这真是一件挺恐怖的事情……”
在鞍山体校练了不到1年，孙玉洁就进入了辽宁队，开始时只是试训，后来参加集训，2004年正式进入专业队。那一年孙玉洁12岁，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离开鞍山的家，如何适应一个人在沈阳的训练生活。而对于她的家庭来说，把年幼的女儿一个人送到外面生活，精神上和经济上都要面临巨大的负担。
孙玉洁所在的辽宁省体育运动训练中心位于沈阳市市区以北的三台子地区，靠近绕城高速。1994年的时候，这片区域还属于城区外的远郊，不但离市区很远，位置也很偏僻，即使是沈阳人很多也都找不到这儿，而对于孙玉洁的妈妈来说，每次来沈阳看女儿都像一次长征。虽然是省队，但是三台子训练中心的条件并不好，甚至伙食上都没法满足正在长身体的孙玉洁的需要。每次去沈阳看女儿，妈妈都要大包小裹地背上很多吃的东西，带去给孙玉洁补充营养。背着这些东西，孙玉洁的妈妈首先要在鞍山火车站坐火车到沈阳，然后在火车沈阳站附近乘坐255路公交车向孙玉洁所在的训练基地方向进发，光是这趟公交车就要坐上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到站后，还得在附近打一辆沈阳人俗称“蹦蹦”的三轮摩托车，在城郊的土路上跑上半天，才能抵达孙玉洁所在的训练基地。一趟折腾下来，光是路上就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回忆起那段往事，孙玉洁的妈妈语调变得低沉，语速也慢了下来，“我对沈阳也不熟悉，之前我还不怎么认识路，就知道从沈阳站，坐公交车255，坐到三台子，然后再坐小蹦蹦。”，想着想着，她自己也笑了，“后来才知道还可以坐232，到了三台子原地不动再坐道义的车。再后来有的时候有亲属去沈阳办事，就给我放在三台子的收费口，我从那高速下去，再自己想办法过去。”
“幸好还是沈阳，毕竟还不远，我还能每周去看一看她。”孙玉洁的妈妈长舒一口气说。
除了因两地的空间距离带来的思念外，最让妈妈挂念在心的是，独自一人生活在沈阳的女儿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受伤。
在孙玉洁进入省队不久后有一次，家里一位亲戚从台湾回来，当时全家，包括孙玉洁的爷爷、奶奶、姑姑、叔叔等都一起去沈阳的机场接人，虽然沈阳桃仙机场离三台子的训练中心很远，一南一北间隔有三四十公里的距离，但一家人还是合计，既然来了就看看这个孩子吧，就一起折腾到了孙玉洁所在的击剑队。
抵达训练馆的时候，全队在训练。因为不想打扰到正在训练的队员，妈妈就带着亲属趴在窗口向内看，寻找自己的孩子。当时全队正在进行实战对练，孙玉洁的妈妈一对一对地找了又找，就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女儿，正在奇怪的时候，忽然看到从训练场的另一端一蹦一蹦地蛙跳着过来一个队员。跳来的这个孩子，身上穿着老旧的训练服，左胳膊上缠着一个大绷带一直吊在脖子上，肩上背着一个大沙袋，腰上也绑着沙袋，抬起头来一看，正是孙玉洁。
“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说到这儿，泪水又从孙玉洁的妈妈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她抬起手捂在脸上，随后简单地用手拭了一把泪后，停了几秒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这时候教练就过来了，说：‘挺不好意思的，孩子受伤了，没跟你们说。’说真的，在那种情况下，孩子也就11，12岁，去不长时间，反正当时心里很不舒服的。但孩子还是挺过来了，从这一点上我就觉得这孩子还行。”
谈到那次受伤，孙玉洁本人同样印象深刻，对她来说，那是一次意外，却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意外。
虽然同样是辽宁省体育局的直属单位，但是击剑队的待遇跟乒乓球、篮球、排球这些热门项目有着天壤之别。用孙玉洁妈妈的话说，连伙食都不能保证营养。当时，孙玉洁她们所穿的保护服都是旧的，先进队的姐姐们用旧的给后进队的小孩们一批批穿。另外当时用的剑，质量也不是很好，因为击剑也是一个相对速度非常快的运动，双方一接触的时候剑就容易断。发生意外的那次训练中，一次高速的激烈碰撞后，孙玉洁对面队友的剑断了，断剑锋利的缺口直刺进了孙玉洁握剑的左臂中……“现在我的胳膊上还有那么一个疤。”孙玉洁很平静地说，而当记者问她当时受伤后休息了多久的时候，孙玉洁笑了，她抬高了声调说：“休什么啊！因为击剑这种项目，你胳膊不行可以练腿，腿不行了可以练胳膊，总之不会休息。”于是，就有了之后被妈妈看到她打着绷带，背着沙袋练蛙跳这一幕。
除了思念和担心，供孩子练剑带来的经济压力同样实打实地压在了孙玉洁的父母肩上。
孙玉洁的父母原本都是普通企业职工，在那个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纷纷倒闭的时期，不管是他们个人还是他们所在的单位都生存得非常艰难。父亲所在的单位效益一直不好，很多年之前就破产了，此后找了一个开出租车的活计维持生活；母亲在属于鞍钢大集体的一家单位上班，效益也非常不好，有的时候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开一次工资。当时家里的经济非常紧张，虽然孙玉洁上体校训练不用交钱，但是伙食费、住宿费和水电等杂费都要自己解决，甚至有些时候，一些训练用的短裤、鞋等装备辽宁队也都不发，需要队员自己购买。当时家里的一切支出都要先紧着她来，然后才是父母吃穿家用。
“孩子真是知道好歹。”妈妈欣慰地看了孙玉洁一眼说，“说实话，有钱人家的孩子谁会去搞体育啊？她真不像那种孩子使劲使劲花，当时我给她带多少吃的，她也就吃那些，从来不上街出去花钱去。”说着说着，妈妈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女儿，说：“现在看队里的小孩，我觉得都挺奢侈的，想一想当时我女儿都没享受到过那些。她自己也想，但买给她她也不要，现在孩子都穿阿迪耐克，她也没穿过什么牌子。”
好在到了2004年，孙玉洁正式进入辽宁体工队后，每个月有了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家里的经济情况才算有所好转，不过孙玉洁的工资卡一直放在妈妈的手里，用什么钱都是妈妈给她。“其实这个月（2012年12月）才把工资卡给她。我也觉得，对她一直是太苛刻了。”妈妈笑着说。
2007年3月份，孙玉洁到了国家青年队集训，备战07年土耳其世青赛。世青赛打完之后，孙玉洁回到了辽宁队，到了2008年年初，中国击剑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当时一共出国去打了9站世界杯的比赛。孙玉洁当时是作为陪练队员，由辽宁方面自费出钱跟着国家队去打了这9站比赛。此后一直到2008年奥运会前，孙玉洁都一直在北京做陪练。一直到奥运会结束，也就是2009年新一期的奥运备战开始，孙玉洁才作为国家集训队的队员，正式进入国家队。进入国家队之后，由于要更多地出国比赛训练，孙玉洁跟父母更是聚少离多。
大半年在国外，不想家么？听到这个问题，孙玉洁爽朗地大笑，说：“现在幸好有QQ，有视频。”说起跟女儿视频，孙玉洁的妈妈也笑了，但笑容中多了一丝苦涩，她说：“感觉也不一样，她去练剑到现在也快10年了，2013年就整10年了，也就在家过过两回到三回的春节吧。其余时间都是在辽宁队，或者国家队，07年走了后就没在家过过年。”
女儿常年不在家，母亲爱上了喂养流浪猫，用孙玉洁的话说，妈妈这是在做善事，为她“积德”。现在孙玉洁家附近的流浪猫可能已经有了上百只，每天，孙玉洁的妈妈都会去市场，跟卖鱼人要一些鱼的内脏，鱼头等不卖的东西，拿回家去做熟，然后就到家门口小区里喊流浪猫来吃。孙玉洁的妈妈给自己认识的每一只流浪猫都起了名字，只要她在小区里一喊，这些猫就会过来，享受这份“爱心大餐”。“我每天在外面，整天也飞来飞去的，就想帮我求个平安吧。”孙玉洁说。
女儿常年不在身边，母亲的那种思念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谈起这个从小就在外独自生活的女儿，孙玉洁的妈妈说：“其实她还是挺粘人的，还是像小孩那样，妈妈妈妈的。”而这时，孙玉洁也乖乖地靠到了妈妈的怀里，依偎着自己的母亲。“她还是把自己的困难都藏在心里。包括那次在国家队病了，总是莫名其妙地会发烧，每个月都要去医院输液十几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当时我就说，我去看看你吧。她就说不用了，你过来也不能有多大帮助，队里也不是不管我啊。当时我也是在家挺着急的，头发也都憋白了，那个心情说不出来，挺难受的。”妈妈搂着自己的女儿说。
十年练剑，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而女儿也如愿收获了梦想中的奥运金牌。伦敦夺冠，又给这个家带来了多大改变呢？
在孙玉洁看来，夺冠后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感到击剑这个项目的关注度提高了，她摊开手非常无奈地说：“现在起码还好了，说击剑大家还都知道是击剑项目，不像以前，一说都以为是搞建筑的。”妈妈也接过话来，“以前有同事问我，听说你孩子是搞体育的，是整什么项目的啊？我就跟他们说，我女儿是练击剑的。同事就问：‘基建？怎么小女孩送去弄基建呢？’我说不是，击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盖大楼的……”
至于别的，现在的孙玉洁还没有想那么多，当记者对她说：“你才20岁嘛。”孙玉洁马上反问到：“是不是我显得比较成熟，看上去比较老？哈哈哈哈！”
在采访进入尾声的时候，咖啡店的老板娘端了一盘饼干上来，对孙玉洁说：“是奥运冠军孙玉洁吧？刚才没认出来你，这是我们店招牌的点心，送给你尝尝。嗯，能跟我合个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