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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操舞风靡于东西南北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几乎都有以老大妈为主的操舞者大军亦操亦舞，乐此不疲。20年前，这些人自己也不曾想到原本只为活动筋骨、凑个乐子，如今竟成为生活之中的固定作息和强身健体的主要方式，不舞不快。
随着城市结构日渐密集，广场操舞的活动空间被挤压，活动方式和噪音影响惹恼邻舍，成为社会摩擦一景。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一番好意难得好报，舆论的关注多于引导和服务。
本刊记者就此在官员、舞者、学者、专家当中调查，将他们的感受、评价、意见和建议一并托出，与关注和参与广场操舞的读者分享，希望这样的健身形式能得到丰富、改进和发展。
男人也想舞一舞
周日早晨六点半，单伟睁开惺忪的睡眼，瞅了一眼身旁熟睡的妻子，就蹑手蹑脚地披上衣服去洗漱了。这是5月的一个早晨，呼和浩特的天空已经明亮刺眼，单伟出门时是6点50分，他得快点，有一帮朋友还在等着他。
55岁的单伟身体很好，在同龄人中非常难得，他自认为是勤运动打下的底子。“我年轻时身子骨太弱，老闹病。父亲说这样不行，每天早上坚持带着我步行，后来就成习惯了”。单伟每天早上坚持步行4公里，然后去上学、工作，三十多年来雷打不动，单伟说：“你看我那些发小，现在一个个都是‘三高’，我就没有这种毛病。”不过，单伟最近这两个月并没有坚持步行，他所做的事情让熟人们感到奇怪。
7点整，单伟到达自己家小区附近的广场。他熟练地在公园的树木和山石中穿梭，找到了他的组织，然后，单伟站在跳舞队伍最末，跟着舞头的身姿扭动起来，熟练而轻盈，引人侧目。
每天早上，这里都汇集了晨练的人们。这几年，跳广场舞的队伍成了人数最多的群体。“平常，这里晨练跳舞的人大概有四五组，每组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个，最多的一组能有四五十人。到了周末，跳舞的人更多，有些年轻的女同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会出来，不过人家都是集体出动的，这样周末在广场上跳舞的能增加到七八组。有的队伍太庞大了，将近一百人排在一起，显得太拥堵，还影响其他晨练的人运动，就会分散成两三组”，单伟说。
但是，纵观这些跳舞的人，清一色是女性，只有年老与年轻的区别。在周末早晨跳广场舞的人群中，像单伟这样的爷们儿，数来数去，仅能从庞大的女性队伍中找到5个，而且只有单伟一个人很认真地做动作。其他几位只是跟在队伍后面随意扭几下，权当活动筋骨。有时候，单伟站在队末，走过他身边的晨练者们都会好奇地看着他，窃窃私语几句。
单伟跳广场舞已经两个月了，从他产生这个想法到付诸实践，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广场舞嘛，现在叫广场舞，以前不是这个名字，以前我每天早上步行时总能看到跳舞的女同志，也没在意。但去年一整年，看报纸上的新闻，总在说广场舞扰民之类的，我才开始留意这个群体”，单伟说，“其实我一直琢磨着换一换口味，毕竟走了几十年了，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跑步我是跑不动了，虽然没什么毛病，但上岁数的人免疫力差。气功我也没兴趣，打篮球，那些小孩儿又不带我，干脆就试试跳舞吧”，单伟边说边笑。
说话时，单伟的队伍正在跳“佳木斯欢乐舞步”，曲子放的是《我在草原等你来》，这是大江南北广场舞曲目与舞蹈中很受欢迎的一种。单伟认为这是由于比较好掌握，“这种舞有点像当年单位里做的广播体操，套路比较单一，挺适合男同志的，不像一般的舞蹈那样妖娆，我就是跳着这个入门的”，单伟边做动作边说。
刚入行的时候，为了能看清舞头的动作，单伟挑了一个人比较少的队伍。坚持了5天，“瞎跳呗，那阵子没有换曲子，每天就7首歌，跳完散伙。到第四天，我就把所有招式大概齐学会了”。等到第六天，舞头把单伟叫了过来，原来人家要换新曲子和新动作，叫单伟过来一起学习。
舞头姓蔡，67岁，单伟称她蔡老师。蔡老师热衷广场舞超过5年，在赛罕区的老年大学里学好新“知识”，再一层一层传授给这些姐妹们。蔡老师很惊讶单伟跟着跳超过5天，“平时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有一些男同志站在一旁看，能看得出他们其实很想加入。以前有一位男同志跟着锻炼过两天，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不来了。小单能跟这么久，的确让我很意外”。
单伟说：“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很想加入进来，跳舞又不是女性的专利。我猜他们是怕被人说闲话。”
单伟有两个想法想付诸实践，一个是把想跳广场舞的男人们组织起来，就着歌曲编一套适合男性跳的健身操。他说：“我刚看到一个数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我国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2岁，女性是77岁。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爱锻炼。”还有一个愿望，夫人是中学的班主任，平时太忙，单伟想在假期里动员爱人一起来跳广场舞。“我想学‘四步’，得牵着她的手啊”，一再追问下，单伟腼腆地说。
“我们只需要30平米”
在北京，想跳广场舞，首先得找到能容下几十个人站队的地方，这样的场所不是广场就是公园。北京市有很多公园，光海淀区能排得上号的公园就有50所，比较有名的包括玉渊潭、紫竹院、颐和园、香山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公园虽然多，但分布不均，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里找到运动之所，比如家住在魏公村的何国虹女士。
45岁的何国虹与家人住在中央民族大学南侧的某小区内。这个地段的位置对于一般的健身爱好者来说简直是天堂，南侧、北侧、西侧分别有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可以满足附近的居民跑步、散步、打球的需要。但对于跳广场舞和露天舞蹈的健身爱好者来说，这个位置就颇为尴尬。
何国虹说：“不能去学校里跳舞的，人家不让。离这里最近的公园就是紫竹院，但隔着四站地，我就是想早上、晚上跳跳舞，不用跑那么远吧？”
和何国虹想法一样的女性人数不少。魏公村居委会帮助大家打扫出一块30米见方的空地，就在小区后面不远处，距离齐白石先生的衣冠冢不远。
场地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块空地上不仅有跳广场舞的，也有想来舞剑、打拳的老年人。傍晚，附近的小孩子还会把书包摆成小门的形状，在这里踢球。何国虹说：“想用这块地的人太多了，谁也用不好。”经过居委会协调，健身的居民们错开时间，何国虹与她的朋友们才有了稳定的跳广场舞机会。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局，笔者从健身者们口中得知，这块空地有可能在年内被开发商拿去做他用。“没办法，不行我就得去紫竹院跳舞了”，何国虹耸耸肩，“我们肯定没问题，主要是和我们一起跳舞的有些是上岁数的老太太，她们可能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何国虹所说的就是她母亲这样的老人。老太太已经70岁，也热衷于跳舞，但她们这一拨人与女儿还有区别。何国虹和伙伴们会选择《小苹果》或《敖包相会》这样节奏比较快的歌曲，搭配快四舞步，动作幅度较大。她们跳完撤离后，母亲这一拨70岁上下的奶奶辈会跳一些比较慢的歌曲，动作也很简单。
记者向魏公村居委会询问起拆迁的事，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但他们也很无奈。居委会的人说：“魏公村是什么地方，能无偿开辟出一块30平方米的空地已经很不错了，好多地方还不如这儿呢。环境有限，只能做到这样了，我们有时候想得挺好，但是做不到”。
不过，何国虹正在考虑为母亲办一张健身房的卡，可以去就近的一所健身房跳跳健身操。她说：“挺好的，就是把运动从室外移到了室内，腿脚能动弹的都去公园了。”
随着城市结构日渐密集，广场操舞的活动空间被挤压，活动方式和噪音影响惹恼邻舍，成为社会摩擦一景。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部门一番好意难得好报，舆论的关注多于引导和服务。
本刊记者就此在官员、舞者、学者、专家当中调查，将他们的感受、评价、意见和建议一并托出，与关注和参与广场操舞的读者分享，希望这样的健身形式能得到丰富、改进和发展。
男人也想舞一舞
周日早晨六点半，单伟睁开惺忪的睡眼，瞅了一眼身旁熟睡的妻子，就蹑手蹑脚地披上衣服去洗漱了。这是5月的一个早晨，呼和浩特的天空已经明亮刺眼，单伟出门时是6点50分，他得快点，有一帮朋友还在等着他。
55岁的单伟身体很好，在同龄人中非常难得，他自认为是勤运动打下的底子。“我年轻时身子骨太弱，老闹病。父亲说这样不行，每天早上坚持带着我步行，后来就成习惯了”。单伟每天早上坚持步行4公里，然后去上学、工作，三十多年来雷打不动，单伟说：“你看我那些发小，现在一个个都是‘三高’，我就没有这种毛病。”不过，单伟最近这两个月并没有坚持步行，他所做的事情让熟人们感到奇怪。
7点整，单伟到达自己家小区附近的广场。他熟练地在公园的树木和山石中穿梭，找到了他的组织，然后，单伟站在跳舞队伍最末，跟着舞头的身姿扭动起来，熟练而轻盈，引人侧目。
每天早上，这里都汇集了晨练的人们。这几年，跳广场舞的队伍成了人数最多的群体。“平常，这里晨练跳舞的人大概有四五组，每组的人数至少也有七八个，最多的一组能有四五十人。到了周末，跳舞的人更多，有些年轻的女同志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会出来，不过人家都是集体出动的，这样周末在广场上跳舞的能增加到七八组。有的队伍太庞大了，将近一百人排在一起，显得太拥堵，还影响其他晨练的人运动，就会分散成两三组”，单伟说。
但是，纵观这些跳舞的人，清一色是女性，只有年老与年轻的区别。在周末早晨跳广场舞的人群中，像单伟这样的爷们儿，数来数去，仅能从庞大的女性队伍中找到5个，而且只有单伟一个人很认真地做动作。其他几位只是跟在队伍后面随意扭几下，权当活动筋骨。有时候，单伟站在队末，走过他身边的晨练者们都会好奇地看着他，窃窃私语几句。
单伟跳广场舞已经两个月了，从他产生这个想法到付诸实践，花了小半年的时间。“广场舞嘛，现在叫广场舞，以前不是这个名字，以前我每天早上步行时总能看到跳舞的女同志，也没在意。但去年一整年，看报纸上的新闻，总在说广场舞扰民之类的，我才开始留意这个群体”，单伟说，“其实我一直琢磨着换一换口味，毕竟走了几十年了，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跑步我是跑不动了，虽然没什么毛病，但上岁数的人免疫力差。气功我也没兴趣，打篮球，那些小孩儿又不带我，干脆就试试跳舞吧”，单伟边说边笑。
说话时，单伟的队伍正在跳“佳木斯欢乐舞步”，曲子放的是《我在草原等你来》，这是大江南北广场舞曲目与舞蹈中很受欢迎的一种。单伟认为这是由于比较好掌握，“这种舞有点像当年单位里做的广播体操，套路比较单一，挺适合男同志的，不像一般的舞蹈那样妖娆，我就是跳着这个入门的”，单伟边做动作边说。
刚入行的时候，为了能看清舞头的动作，单伟挑了一个人比较少的队伍。坚持了5天，“瞎跳呗，那阵子没有换曲子，每天就7首歌，跳完散伙。到第四天，我就把所有招式大概齐学会了”。等到第六天，舞头把单伟叫了过来，原来人家要换新曲子和新动作，叫单伟过来一起学习。
舞头姓蔡，67岁，单伟称她蔡老师。蔡老师热衷广场舞超过5年，在赛罕区的老年大学里学好新“知识”，再一层一层传授给这些姐妹们。蔡老师很惊讶单伟跟着跳超过5天，“平时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有一些男同志站在一旁看，能看得出他们其实很想加入。以前有一位男同志跟着锻炼过两天，觉得不好意思，以后就不来了。小单能跟这么久，的确让我很意外”。
单伟说：“其实，我有一些朋友很想加入进来，跳舞又不是女性的专利。我猜他们是怕被人说闲话。”
单伟有两个想法想付诸实践，一个是把想跳广场舞的男人们组织起来，就着歌曲编一套适合男性跳的健身操。他说：“我刚看到一个数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我国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2岁，女性是77岁。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爱锻炼。”还有一个愿望，夫人是中学的班主任，平时太忙，单伟想在假期里动员爱人一起来跳广场舞。“我想学‘四步’，得牵着她的手啊”，一再追问下，单伟腼腆地说。
“我们只需要30平米”
在北京，想跳广场舞，首先得找到能容下几十个人站队的地方，这样的场所不是广场就是公园。北京市有很多公园，光海淀区能排得上号的公园就有50所，比较有名的包括玉渊潭、紫竹院、颐和园、香山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公园虽然多，但分布不均，不是所有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范围里找到运动之所，比如家住在魏公村的何国虹女士。
45岁的何国虹与家人住在中央民族大学南侧的某小区内。这个地段的位置对于一般的健身爱好者来说简直是天堂，南侧、北侧、西侧分别有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可以满足附近的居民跑步、散步、打球的需要。但对于跳广场舞和露天舞蹈的健身爱好者来说，这个位置就颇为尴尬。
何国虹说：“不能去学校里跳舞的，人家不让。离这里最近的公园就是紫竹院，但隔着四站地，我就是想早上、晚上跳跳舞，不用跑那么远吧？”
和何国虹想法一样的女性人数不少。魏公村居委会帮助大家打扫出一块30米见方的空地，就在小区后面不远处，距离齐白石先生的衣冠冢不远。
场地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这块空地上不仅有跳广场舞的，也有想来舞剑、打拳的老年人。傍晚，附近的小孩子还会把书包摆成小门的形状，在这里踢球。何国虹说：“想用这块地的人太多了，谁也用不好。”经过居委会协调，健身的居民们错开时间，何国虹与她的朋友们才有了稳定的跳广场舞机会。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局，笔者从健身者们口中得知，这块空地有可能在年内被开发商拿去做他用。“没办法，不行我就得去紫竹院跳舞了”，何国虹耸耸肩，“我们肯定没问题，主要是和我们一起跳舞的有些是上岁数的老太太，她们可能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何国虹所说的就是她母亲这样的老人。老太太已经70岁，也热衷于跳舞，但她们这一拨人与女儿还有区别。何国虹和伙伴们会选择《小苹果》或《敖包相会》这样节奏比较快的歌曲，搭配快四舞步，动作幅度较大。她们跳完撤离后，母亲这一拨70岁上下的奶奶辈会跳一些比较慢的歌曲，动作也很简单。
记者向魏公村居委会询问起拆迁的事，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但他们也很无奈。居委会的人说：“魏公村是什么地方，能无偿开辟出一块30平方米的空地已经很不错了，好多地方还不如这儿呢。环境有限，只能做到这样了，我们有时候想得挺好，但是做不到”。
不过，何国虹正在考虑为母亲办一张健身房的卡，可以去就近的一所健身房跳跳健身操。她说：“挺好的，就是把运动从室外移到了室内，腿脚能动弹的都去公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