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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党校主管、中国延安精神研究會主办的《中华魂》杂志，刚创刊问世，稿源渠道还没有很好地打通，来稿甚少。主编朱悦鹏责成我有目的地出外约些稿件，以便解决燃眉之急。
编辑部里的编辑，除了我是一个退休的，其他都是“军报”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离休干部。他们的资历比我深，年纪比我大，体质比我差，跑外差落在我的头上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正逢纪念党的七大会议召开50周年，于是便通过关系，联系到曾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的几位代表和会议工作人员，请老首长老领导们为本刊撰写些对这次会议的认识和感想的稿件。在约稿的同时，老首长老领导自然而然地讲一些会外的事情，我听后十分感动。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今天整理出来，仍不失它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敲竹杠”敲出的友情
按电话约定，我准时赶到老红军、原二炮副政委王宗槐的家里，当年他是七大代表。见面后，他一没讲大会的隆重，二没说会场发言热烈，却滔滔不绝高兴地谈起代表们互相“敲竹杠”的事来了。
战争年代的生活原则，能保障继续生存下去，那就是好条件。当时党中央驻地一下子涌进700多名代表，不要说开会物资保障，就是吃住都是问题。为使代表们不至于露宿，分别硬行住进党校一部和二部及中央领导机关办公的窑洞里。大窑洞住五六个人，小窑洞住三四个人。没有床，就睡在木板上；没有木板的，就睡在编制的草垫上。在每个大小窑洞里，都有一张小小的桌子。说是桌子，实际是把四根木棍，钉进地里，上面支撑一块木板，也就是供大家写字用的托板。托板旁只能坐一个人。由于人多，往往在一个时间里，这个要在托板上写学习小结，那个要在托板上起草发言提纲……于是，常常互不相让，发生争托板“混战”。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大家只好 坐下来“和谈”。最终商定一个既平等又合理公正的办法：按铺位的顺序，每天对托板轮流实施使用权。今天你用，明天我用，后天他用……这样一来，一时急需写材料要用托板的同志，就得提出调换时间，于是大家起哄，借此对其进行“敲竹杠”，被敲的只要拿出一包烟，一包茶叶或是几张白纸，大家分用后 ，哈哈一阵欢笑，事情就快快乐乐地解决了。
小小托板，在特定的年代，为代表们带来情趣和愉悦，进而增强了大家互相了解和友谊与团结。“敲竹杠”本是一个贬义词，就是在别人有某种紧急需求的时候，狠狠宰一刀，趁机索取其财务，往往留下的是怨恨情仇。而对革命者来说，是为了打破沉闷的生活环境，增加快乐。由于出发点和目的截然相反，其结果也就自然不同。多年以后，参加过七大代表们见面一提到当年互相“敲竹杠”的事来，都乐此不疲地说个没完没了，颇有一种亲切欢欣幸福之感。这成了他们永不忘却的记忆。
大米霉烂出的正能量
拜访的第二名七大代表，是当年毛主席的秘书师哲。他住在木樨地一栋楼的一层，虽然老人是以轮椅代步，但头脑却十分清楚，见我到来，热情地同我打招呼。随后，主动地向我介绍起自己在延安时期的工作情况。
师哲在毛主席身边翻译俄文。每天收听苏联电台广播和翻阅苏联报刊上有关报道、文章，然后将重要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呈毛主席参阅。这在当时，是党中央和军队总部一项重要的情报来源。师哲还告诉我，他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七大会务组，自己又是代表，工作又忙又累，但大家心情非常乐观舒畅，晚上经常听到互相开玩笑“到外面吃荷包蛋去（喝凉白开，月亮映入水碗里）。”接着，他把本来是一件工作失职的事情，而当作生活笑料讲给我听，让我终生难忘。
负责七大会议生活的任弼时、李富春考虑到代表们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有的吃不惯陕北的小米，想把生活调剂得好一点，于是，他们通过下面部队辗转，为大会准备了一批大米和腊肉。大米和腊肉运来之后，机关干部们高兴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你抬我扛地存放在窑洞里。事后，大家竟忘得一干二净，无人再问津。
时过两年大会才召开，待事务人员到窑洞一看，大米全部霉烂长了绿毛，顿时傻了眼。大家把霉烂的大米运出窑洞喂猪，猪用鼻子拱了拱，嗅了嗅，哼哼地走开了，不肯吃。最后，只好用来肥田。
当时在延安那个艰苦岁月，大米可算粮食中精品的精品，金贵得很。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同大家一样吃小米黑豆，平时不要说吃大米，就是见到大米都很难。一下子把经过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的大米，全部白白地烂掉，实有些可惜。
大米烂掉，可大家从中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大米运来的时候，机关上上下下都知道此事。大米在窑洞里足足地存放了两年，就没有哪个单位，哪一位首长以任何理由提出动用。也没有哪位秘书，哪位管理人员，以照顾领导名义，写条子去领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首长绝不会允许，弄不好轻则受批评，重则写检讨。毛主席曾命令警卫连连长高富有把送给他的苹果给老百姓送回去；周副主席也曾让警卫员把从地里给他拾来的土豆送到原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处处以身作则，谁还敢搞特殊化！
代表们看着霉烂掉的大米，谁都不觉得遗憾。他们虽然没吃进嘴里，但却暖在心内，感受到了中央首长的关怀和照顾。同时，他们从中看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和下级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更加打心里钦佩和敬仰。
吃茶交钱受到的教育
七大会场十分简陋，布置得非常朴实。台上是几张普通的木桌和几把木椅，台下是20多排长条木凳。后排长条木凳上的一端，放着一个开水桶，水桶旁边堆着数小包茶叶。这是原中央警备团参谋长古远兴述说的七大会场情况。
古远兴虽然不是七大代表，但他参加了七大保卫和服务工作。因我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比较熟悉。这次向他约稿，他就向我讲起开会吃茶要交钱的事来。
吃茶交钱，当时有的代表对此做法很不理解。说什么“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开会，吃一包茶还要交钱，太不尽情理了。常言道，吸烟、喝酒、吃茶不分家，我们这里吃茶交钱，未免有点太小气了。”这些话，传入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耳朵里。一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前步入会场，见代表们有的喝白水，有的喝茶水，毛主席便笑着对大家说：“咱们这里有规定，吸烟自备，喝水免费，吃茶交一角五分钱。谁都不例外。”接着，毛主席又进一步说：“大家辛辛苦苦来这里开会，是商讨党的大事，不是来这里享受什么待遇的。我们首先要遵守党的各项规定，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忘记。吃茶不交钱，我们可不能带这个头！”周副主席在一旁解释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说得好，做得到。如果我们光说不做，那就要失去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得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憎恨。因为，我们欺骗了他们……我们能为党争光，若是做不好，也能为党抹黑。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话说得十分透彻，同志们冷静地一想，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每每吃茶，都一分不差地把钱放在茶叶堆边上。代表们说：这次大会，是学习的大会，受教育的大会，也是进步的大会。
汽车上的官兵情
我到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家里约稿，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心里十分高兴。随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一些会外的情况，特别是他讲的战士们扒朱总司令汽车一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当时延安有三台小汽车，一台是毛主席的，一台是林伯渠的，另一台是朱总司令的。这三台车很少使用，难得一见。从战场下来护送七大代表的战士们，常年钻山沟打游击同日军作战，来到延安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新鲜感，特别是对汽车更感新奇，总想有机会上去感受一番。
一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坐车从杨家岭出来，七八个完成护送任务的年轻战士正在路边散步，见汽车行驶到身边，不知谁说了声“咱们扒上去”，接着大家一齐向汽车追去。
朱总司令的汽车是一台没上篷的中吉普，他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后面两名警卫员站在车厢里，车厢和驾驶室之间挂着一个布帘。战士们追上车后，不由分说就向上扒，车上的两名警卫员赶忙阻拦制止，双方在车上争吵起来。这时，朱总司令听到后面车厢上吵闹，随手掀开布帘转头向后张望。扒车的战士们一见是总司令坐在车上，一个个吓得跳下车就跑。朱总司令一看就明白了，一面叫司机快停车，一面向战士们忙打招呼：“莫要跳，莫要跳；莫跌着，莫跌着。都回来！”
当战士们一个个不好意思地来到总司令面前，等待接受严厉批评的时候，谁都没想到，总司令却让他们上车。可他们这时垂着头，谁的脚也没敢移动，仍旧立正站在那里。总司令看着他们拘束的样子，笑着说：“怕啥子嘛，要拿出刚才的勇气来。我们讲官兵打成一片，难道你们还不愿意和我打成一片？快快，上来呦，咱们兜一圈子。”大家听总司令这么一说，顿时消除了恐惧心理，一个个高兴地上了车……
七大会议闭幕后，完成了护送代表任务的战士们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每当提起在延安的收获时，他们就骄傲而自豪地把自己同朱总司令一起坐汽车的事讲述给战友们听。战友们听了，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荣耀。
编辑部里的编辑，除了我是一个退休的，其他都是“军报”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离休干部。他们的资历比我深，年纪比我大，体质比我差，跑外差落在我的头上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正逢纪念党的七大会议召开50周年，于是便通过关系，联系到曾参加党的七大会议的几位代表和会议工作人员，请老首长老领导们为本刊撰写些对这次会议的认识和感想的稿件。在约稿的同时，老首长老领导自然而然地讲一些会外的事情，我听后十分感动。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今天整理出来，仍不失它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敲竹杠”敲出的友情
按电话约定，我准时赶到老红军、原二炮副政委王宗槐的家里，当年他是七大代表。见面后，他一没讲大会的隆重，二没说会场发言热烈，却滔滔不绝高兴地谈起代表们互相“敲竹杠”的事来了。
战争年代的生活原则，能保障继续生存下去，那就是好条件。当时党中央驻地一下子涌进700多名代表，不要说开会物资保障，就是吃住都是问题。为使代表们不至于露宿，分别硬行住进党校一部和二部及中央领导机关办公的窑洞里。大窑洞住五六个人，小窑洞住三四个人。没有床，就睡在木板上；没有木板的，就睡在编制的草垫上。在每个大小窑洞里，都有一张小小的桌子。说是桌子，实际是把四根木棍，钉进地里，上面支撑一块木板，也就是供大家写字用的托板。托板旁只能坐一个人。由于人多，往往在一个时间里，这个要在托板上写学习小结，那个要在托板上起草发言提纲……于是，常常互不相让，发生争托板“混战”。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大家只好 坐下来“和谈”。最终商定一个既平等又合理公正的办法：按铺位的顺序，每天对托板轮流实施使用权。今天你用，明天我用，后天他用……这样一来，一时急需写材料要用托板的同志，就得提出调换时间，于是大家起哄，借此对其进行“敲竹杠”，被敲的只要拿出一包烟，一包茶叶或是几张白纸，大家分用后 ，哈哈一阵欢笑，事情就快快乐乐地解决了。
小小托板，在特定的年代，为代表们带来情趣和愉悦，进而增强了大家互相了解和友谊与团结。“敲竹杠”本是一个贬义词，就是在别人有某种紧急需求的时候，狠狠宰一刀，趁机索取其财务，往往留下的是怨恨情仇。而对革命者来说，是为了打破沉闷的生活环境，增加快乐。由于出发点和目的截然相反，其结果也就自然不同。多年以后，参加过七大代表们见面一提到当年互相“敲竹杠”的事来，都乐此不疲地说个没完没了，颇有一种亲切欢欣幸福之感。这成了他们永不忘却的记忆。
大米霉烂出的正能量
拜访的第二名七大代表，是当年毛主席的秘书师哲。他住在木樨地一栋楼的一层，虽然老人是以轮椅代步，但头脑却十分清楚，见我到来，热情地同我打招呼。随后，主动地向我介绍起自己在延安时期的工作情况。
师哲在毛主席身边翻译俄文。每天收听苏联电台广播和翻阅苏联报刊上有关报道、文章，然后将重要的部分内容译成中文，呈毛主席参阅。这在当时，是党中央和军队总部一项重要的情报来源。师哲还告诉我，他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七大会务组，自己又是代表，工作又忙又累，但大家心情非常乐观舒畅，晚上经常听到互相开玩笑“到外面吃荷包蛋去（喝凉白开，月亮映入水碗里）。”接着，他把本来是一件工作失职的事情，而当作生活笑料讲给我听，让我终生难忘。
负责七大会议生活的任弼时、李富春考虑到代表们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各地，有的吃不惯陕北的小米，想把生活调剂得好一点，于是，他们通过下面部队辗转，为大会准备了一批大米和腊肉。大米和腊肉运来之后，机关干部们高兴地放下手上的工作，就你抬我扛地存放在窑洞里。事后，大家竟忘得一干二净，无人再问津。
时过两年大会才召开，待事务人员到窑洞一看，大米全部霉烂长了绿毛，顿时傻了眼。大家把霉烂的大米运出窑洞喂猪，猪用鼻子拱了拱，嗅了嗅，哼哼地走开了，不肯吃。最后，只好用来肥田。
当时在延安那个艰苦岁月，大米可算粮食中精品的精品，金贵得很。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同大家一样吃小米黑豆，平时不要说吃大米，就是见到大米都很难。一下子把经过千辛万苦来之不易的大米，全部白白地烂掉，实有些可惜。
大米烂掉，可大家从中看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大米运来的时候，机关上上下下都知道此事。大米在窑洞里足足地存放了两年，就没有哪个单位，哪一位首长以任何理由提出动用。也没有哪位秘书，哪位管理人员，以照顾领导名义，写条子去领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做首长绝不会允许，弄不好轻则受批评，重则写检讨。毛主席曾命令警卫连连长高富有把送给他的苹果给老百姓送回去；周副主席也曾让警卫员把从地里给他拾来的土豆送到原处。毛主席和中央首长都处处以身作则，谁还敢搞特殊化！
代表们看着霉烂掉的大米，谁都不觉得遗憾。他们虽然没吃进嘴里，但却暖在心内，感受到了中央首长的关怀和照顾。同时，他们从中看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严于律己和下级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更加打心里钦佩和敬仰。
吃茶交钱受到的教育
七大会场十分简陋，布置得非常朴实。台上是几张普通的木桌和几把木椅，台下是20多排长条木凳。后排长条木凳上的一端，放着一个开水桶，水桶旁边堆着数小包茶叶。这是原中央警备团参谋长古远兴述说的七大会场情况。
古远兴虽然不是七大代表，但他参加了七大保卫和服务工作。因我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比较熟悉。这次向他约稿，他就向我讲起开会吃茶要交钱的事来。
吃茶交钱，当时有的代表对此做法很不理解。说什么“我们千里迢迢来这里开会，吃一包茶还要交钱，太不尽情理了。常言道，吸烟、喝酒、吃茶不分家，我们这里吃茶交钱，未免有点太小气了。”这些话，传入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耳朵里。一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提前步入会场，见代表们有的喝白水，有的喝茶水，毛主席便笑着对大家说：“咱们这里有规定，吸烟自备，喝水免费，吃茶交一角五分钱。谁都不例外。”接着，毛主席又进一步说：“大家辛辛苦苦来这里开会，是商讨党的大事，不是来这里享受什么待遇的。我们首先要遵守党的各项规定，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忘记。吃茶不交钱，我们可不能带这个头！”周副主席在一旁解释说：“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要说得好，做得到。如果我们光说不做，那就要失去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得到的是人民群众的憎恨。因为，我们欺骗了他们……我们能为党争光，若是做不好，也能为党抹黑。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话说得十分透彻，同志们冷静地一想，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每每吃茶，都一分不差地把钱放在茶叶堆边上。代表们说：这次大会，是学习的大会，受教育的大会，也是进步的大会。
汽车上的官兵情
我到七大代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家里约稿，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心里十分高兴。随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起一些会外的情况，特别是他讲的战士们扒朱总司令汽车一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当时延安有三台小汽车，一台是毛主席的，一台是林伯渠的，另一台是朱总司令的。这三台车很少使用，难得一见。从战场下来护送七大代表的战士们，常年钻山沟打游击同日军作战，来到延安后有一种说不出的新鲜感，特别是对汽车更感新奇，总想有机会上去感受一番。
一天下午，朱德总司令坐车从杨家岭出来，七八个完成护送任务的年轻战士正在路边散步，见汽车行驶到身边，不知谁说了声“咱们扒上去”，接着大家一齐向汽车追去。
朱总司令的汽车是一台没上篷的中吉普，他和司机并排坐在前面，后面两名警卫员站在车厢里，车厢和驾驶室之间挂着一个布帘。战士们追上车后，不由分说就向上扒，车上的两名警卫员赶忙阻拦制止，双方在车上争吵起来。这时，朱总司令听到后面车厢上吵闹，随手掀开布帘转头向后张望。扒车的战士们一见是总司令坐在车上，一个个吓得跳下车就跑。朱总司令一看就明白了，一面叫司机快停车，一面向战士们忙打招呼：“莫要跳，莫要跳；莫跌着，莫跌着。都回来！”
当战士们一个个不好意思地来到总司令面前，等待接受严厉批评的时候，谁都没想到，总司令却让他们上车。可他们这时垂着头，谁的脚也没敢移动，仍旧立正站在那里。总司令看着他们拘束的样子，笑着说：“怕啥子嘛，要拿出刚才的勇气来。我们讲官兵打成一片，难道你们还不愿意和我打成一片？快快，上来呦，咱们兜一圈子。”大家听总司令这么一说，顿时消除了恐惧心理，一个个高兴地上了车……
七大会议闭幕后，完成了护送代表任务的战士们回到了自己的部队。每当提起在延安的收获时，他们就骄傲而自豪地把自己同朱总司令一起坐汽车的事讲述给战友们听。战友们听了，也感到非常高兴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