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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整风时期，高级干部集中研究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高级干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和原则也进行了研究与论述。这些研究方法和原则主要包括：古今中外法、辩证分析法、史论结合法、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等。这些研究方法和原则不仅对于指导当时的党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今天看来也不失其科学性。
关键词：延安整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和原则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62-03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干部提出了许多研究党史的方法和原则，这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党史研究，而且对今天的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这些方法和原则包括：
一、古今中外法
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实际上包括历史比较法和历史主义两种方法。
1.历史比较法
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包括把古、今、中、外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层意思。研究“古、今”历史是为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通过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研究者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研究“中、外”历史是为了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把历史放在国内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全面、联系地看问题。毛泽东指出：“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还建议：“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古今中外法’”。[2]毛泽东还列举了辛亥革命和抗战时期两个例子来指导党史研究。他说：“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他主张把当时袁世凯政府的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重要政治文件都进行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3]
2.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还包括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历史研究者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4]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而不能用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不能以今非古。这对于保证党史研究的客观、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党史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史研究是为了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因此，如何看待历史上的错误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检讨历史必须采取历史的、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毛泽东针对研究党史上错误的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除客观原因外，“还应该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5]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6]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也是确定延安整风中所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7]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党史上的错误，实行“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8]这就使人们解除了思想顾虑，尤其是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全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党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对犯错误者来说，也给了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比如博古，后来还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张闻天、王明、李立三后来被选为七大中央委员。这就保存了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
此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任弼时等也结合具体历史的讨论，强调党史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9]在谈到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时，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10]1942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系统二千余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看问题也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要注意当时当地的具体的环境，要看到周围与之有联系的问题。”[11]1944年10月，任弼时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时强调：“检讨历史‘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每人应从自己各种不同的情况出发，了解历史，检讨错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12]
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不仅对于保证当时党史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的党史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二、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高级干部，主张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都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此外，他还主张分析与综合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发展。”[13]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所作的《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14]毛泽东主张对人、对事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比如，对于陈独秀，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5]另外，毛泽东还肯定了曾经犯过“左”倾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中讲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16]
对犯了各次“左“倾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博古四中全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等高级干部也并非一棍子打死，对于他们的正确观点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毛泽东等高级干部也坚持了辩证分析的态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分析各次“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17]
对于历史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主张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既分析了“六大”的缺点，也看到了“六大”的成绩，对“六大”进行了全面、辩证的分析。任弼时在1944年10月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时指出：检讨历史，“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错误及其产生原因，也要看到成绩，不要否定一切。”[18]毛泽东在1944年3月5日所作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中指出：“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富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19]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八七会议等的分析也都采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
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还主张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1943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结论，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20]
这种辩证分析法，对于防止党史研究中以偏概全，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倾向有重要作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是采用了这种辩证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也被后世党史工作者所遵从。
三、史论结合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他要求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党史研究应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和方法。
在研究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时，毛泽东为了使高级干部认识到这一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专门将《六大以来》编辑出版，供高级干部学习用。通过学习这些文件，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更清楚了，也使他们在历史事实面前真正认识到了那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现状，“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1]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又讲到：研究历史时，“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2]
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高级干部更清楚地认识历史上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的党史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四、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认为，我们也应该研究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认为他们只知道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23]
毛泽东提出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的原则，实际上是强调党史研究的立场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党史研究要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这对于高级干部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分清路线是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史研究，主要是为了清算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错误。而这条错误路线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披着共产国际指示的外衣。所以如果仅仅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去研究党史，认为国际指示句句是真理，而不考虑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结果如何，那就很可能混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只有坚持“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才能明辨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路线是非，保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而这种研究党史的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
总的来说，延安整风时期高级干部对党史研究方法和原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保证了当时党史研究的相对客观、公正，对于保存党的干部队伍，维护党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后世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工作也具有重要指导、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15][23]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7][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10]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12][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五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17][21][2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关键词：延安整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和原则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162-03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干部提出了许多研究党史的方法和原则，这不仅推动了当时的党史研究，而且对今天的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这些方法和原则包括：
一、古今中外法
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实际上包括历史比较法和历史主义两种方法。
1.历史比较法
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包括把古、今、中、外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这层意思。研究“古、今”历史是为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通过过去更好地理解现在。研究者必须用发展的观点研究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研究“中、外”历史是为了强调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研究者必须把历史放在国内外的大背景下去研究，全面、联系地看问题。毛泽东指出：“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还建议：“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古今中外法’”。[2]毛泽东还列举了辛亥革命和抗战时期两个例子来指导党史研究。他说：“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他主张把当时袁世凯政府的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重要政治文件都进行研究。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3]
2.历史主义的方法
毛泽东所说的“古今中外法”，还包括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历史研究者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4]把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而不能用今天的认识水平苛求前人，不能以今非古。这对于保证党史研究的客观、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方法在今天的党史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史研究是为了彻底清算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因此，如何看待历史上的错误就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检讨历史必须采取历史的、从实际出发的方法。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毛泽东针对研究党史上错误的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除客观原因外，“还应该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5]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6]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也是确定延安整风中所坚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7]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用历史主义的方法分析党史上的错误，实行“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8]这就使人们解除了思想顾虑，尤其是犯错误的高级干部。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全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党史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对犯错误者来说，也给了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比如博古，后来还参加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张闻天、王明、李立三后来被选为七大中央委员。这就保存了党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
此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任弼时等也结合具体历史的讨论，强调党史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9]在谈到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时，他认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10]1942年4月，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系统二千余名干部参加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看问题也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要注意当时当地的具体的环境，要看到周围与之有联系的问题。”[11]1944年10月，任弼时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时强调：“检讨历史‘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问题’，每人应从自己各种不同的情况出发，了解历史，检讨错误；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12]
毛泽东提出的“古今中外法”，不仅对于保证当时党史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的党史研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二、辩证分析法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高级干部，主张对于历史上的人和事都应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此外，他还主张分析与综合相结合。
毛泽东认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发展。”[13]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所作的《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14]毛泽东主张对人、对事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比如，对于陈独秀，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15]另外，毛泽东还肯定了曾经犯过“左”倾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1945年，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中讲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16]
对犯了各次“左“倾错误的同志，包括王明、博古四中全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等高级干部也并非一棍子打死，对于他们的正确观点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毛泽东等高级干部也坚持了辩证分析的态度。《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分析各次“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17]
对于历史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也主张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既分析了“六大”的缺点，也看到了“六大”的成绩，对“六大”进行了全面、辩证的分析。任弼时在1944年10月主持湘赣问题座谈会时指出：检讨历史，“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错误及其产生原因，也要看到成绩，不要否定一切。”[18]毛泽东在1944年3月5日所作的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中指出：“不要反对一切。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富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19]毛泽东关于辛亥革命、八七会议等的分析也都采用了辩证分析的方法。
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还主张把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1943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指出：“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结论，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20]
这种辩证分析法，对于防止党史研究中以偏概全，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倾向有重要作用，对于维护党的团结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也是采用了这种辩证分析法。这种研究方法也被后世党史工作者所遵从。
三、史论结合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他要求详细地占有历史材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党史研究应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和方法。
在研究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时，毛泽东为了使高级干部认识到这一时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专门将《六大以来》编辑出版，供高级干部学习用。通过学习这些文件，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的认识更清楚了，也使他们在历史事实面前真正认识到了那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研究历史和现状，“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1]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又讲到：研究历史时，“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22]
这种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于高级干部更清楚地认识历史上的错误、统一全党认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今天的党史研究也具有指导意义。
四、理论联系实际，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毛泽东认为，我们也应该研究世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毛泽东还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认为他们只知道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23]
毛泽东提出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的原则，实际上是强调党史研究的立场问题。对于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党史研究要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这对于高级干部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分清路线是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史研究，主要是为了清算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错误。而这条错误路线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披着共产国际指示的外衣。所以如果仅仅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去研究党史，认为国际指示句句是真理，而不考虑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结果如何，那就很可能混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只有坚持“把中心放在中国身上”，才能明辨经过中国革命实践检验的路线是非，保证中国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而这种研究党史的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
总的来说，延安整风时期高级干部对党史研究方法和原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保证了当时党史研究的相对客观、公正，对于保存党的干部队伍，维护党的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后世党史和革命史研究工作也具有重要指导、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2][3][4][5][15][23]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7][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19][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10]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1][12][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一九〇四——一九五〇[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17][21][2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中共中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