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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害了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时，至少需要注意国情的两点特殊性：1、即使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的计划控制程度也远没有苏联那样严密。建国之后，中国最初曾经学习苏联模式，即由中央计划部门领导按职能划分各部委，而各部委负责监督按行业归属的各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践证明，在仍处在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各地区差异悬殊的大国，实施这种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非常高昂。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偏离苏联体制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按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按地区行政划分层层下放自主权。这种地区性分权减少了原有体制下处理的信息数量，使管理费用得到下降。分权也使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和竞争得到加强。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条件下发动并推动改革，从而创造了8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2、毛泽东同志对计划体制内部的官员结盟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警惕。他对技术官僚的排斥，以及反复提到"掺沙子"、"挖墙角"等，可能就是出于伟大政治家对利益集团危害性的本能的警觉。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破坏了计划体制内部结盟的同时，也妨碍了政府机制的有效运转。物极必反，这种反对"分利集团"活动的方式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反而几乎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
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在我看来，计划体制在中国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远长于新中国的历史，因此，共产党长期征战中形成的战时命令体制就不会不对新中国的计划体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次，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建国之初便确立了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通过国家力量强制实行工业化，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普遍追求经济增长率之外，充分就业也是其最关心的国家目标之一。从一开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公民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隐含的"社会契约"：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义理性既然来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则国家无形之中便负有提供公民"劳动和工作的权利"的义务。
二、两种体制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
如何比较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在时间进程中的不同绩效？一般来说，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二是看其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然而，这两个指标都有着很大的偏颇性。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则发达国家挟其数百年来的深厚积累，自然比后进国家占据优势；反之，如果仅仅是看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则落后国家由于基数小，起点低，其潜在的增长机会要比发达国家更多，反映在增长率上自然比发达国家更高。
在经历了建国之初的经济跃进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日益暴露出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目前普遍认为计划体制先天就有着致命的缺陷。因此，出乎意料的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为什么会在本世纪末宣告结束，而是它为什么竟会存在将近一个世纪之久。
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优劣，都取决于其内在的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信息机制关心的是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即如何以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和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参与者的信息，维持一种经济体制的运行。激励机制关心的是人们的积极性，即如何使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的需要和目标。从信息机制这一方面来讲，计划体制要求中央计划者处理瞬息万变、浩如烟海的有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信息。在信息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信息量将呈几何级数递增，最终远远超出了计划者信息处理能力的极限。这使得有的批评者称计划体制只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再从激励机制这方面来看，由于国家只能以执行计划的结果评价工厂和企业的业绩，所以完成计划目标便成了各级经营者唯一关心的事情。
这种有着先天缺陷的计划体制之所以还能够长期存在，恐怕是因为：（1）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针对治国者的激励机制，使之格外关心本国的经济成长；（2）在未能达成合谋之前，下级官员以及经营者的相互竞争有助于减少国家的监督成本。换言之，这种内部竞争减少了计划体制所需要的信息量。
经过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之后，新的利益集团开始在计划体制内部逐渐产生。尤其是，在主管各部门的高中级干部和下属企业的领导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共同利益基础，最容易形成共谋。
这确实是官僚体制的两难。一方面，从提高政府效率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政府内部实行按部门的分工，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保持紧密联系也是促成上下级更好合作必不可少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永恒难题，当做为治国者的代理人的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共谋之后，人们常把各部门里主管领导和下属企业领导形成结盟之后的活动称为"官僚主义行为，
在部门结盟的势力不断巩固、壮大的同时，是治国者瓦解"分利集团"能力的削弱。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几乎都是从部门官僚中产生的。而且，官僚阶层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于是，治国者在与利益集团谈判时的地位和力量自然不如以前。部门结盟在计划体制之下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是市场取向改革的最大阻力。部门结盟在寻求特殊利益的过程中，逐渐侵蚀着计划体制的基石。于是，在计划体制后期，经济增长缓慢的趋势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结论是：计划体制初期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当时这种体制能有效地抑制利益集团活动；计划体制后期的经济停滞也应归咎于体制内部的利益集团损害了经济增长。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当我们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时，至少需要注意国情的两点特殊性：1、即使是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中国的计划控制程度也远没有苏联那样严密。建国之后，中国最初曾经学习苏联模式，即由中央计划部门领导按职能划分各部委，而各部委负责监督按行业归属的各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实践证明，在仍处在农业为主的发展阶段、且各地区差异悬殊的大国，实施这种体制的组织管理费用非常高昂。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偏离苏联体制进行自己的实践。这主要是指中央政府按行政性分权的方式，按地区行政划分层层下放自主权。这种地区性分权减少了原有体制下处理的信息数量，使管理费用得到下降。分权也使地区间的横向联系和竞争得到加强。这可能正是中国能够在阻力不太大的条件下发动并推动改革，从而创造了80年代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之一。2、毛泽东同志对计划体制内部的官员结盟有着一种极为强烈的警惕。他对技术官僚的排斥，以及反复提到"掺沙子"、"挖墙角"等，可能就是出于伟大政治家对利益集团危害性的本能的警觉。但是，毛泽东同志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比如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在破坏了计划体制内部结盟的同时，也妨碍了政府机制的有效运转。物极必反，这种反对"分利集团"活动的方式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反而几乎导致了国民经济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