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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来说，汉语有统一的文字，而且普通话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通用的交流语言，这种情况下，外来移民如果不会本地方言，不应该成为影响工作和收入的问题。可是，往往我们在某个城市中，问周围的人---“你觉得说本地方言有用吗？”绝大多数的人都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用” 。
以上海為例，你会发现，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是苏北的，但说着流利的本地话。停车场的看车人，家里曾经请过的钟点工都会说本地话。甚至有一位同事和我说，他的太太是做银行理财的，但不会说本地方言，结果本地客户还是更愿意找当地人提供服务。
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方言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从北方迁入的移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方言。哪怕相邻的两个县，都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甚至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口音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普遍现象。
本地方言有回报吗
人口正进行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还重要吗？
最近，笔者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Freeman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副教授一起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我们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将中国划分为七大汉语方言区。
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南语区。其中，“本地方言回报”特别高的又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语区。
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语言能力的回报，但主要是研究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英语国家的英语能力的回报。但是，从统计上看，英语能力高的人，其收入更高，这并不能直接得出“提高英语能力能够增加收入”的结论，因为在那些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英语能力较差的人往往也具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时影响他们的收入，比如，他们可能来自具有不同肤色的其他种族。
说英语的能力本身也包含了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有可能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带来了更高收入，而并非英语说得好的能力所致。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方言的回报就没有这些担心，因为，在中国，大家不能简单地从长相的差异来判断一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且，汉语的书写系统是一样的，一个人说方言的能力和他读写汉语的能力也没什么关系。
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
既然我们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发现了方言的回报，那方言为什么会产生回报就成了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在理论上，本地方言的回报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为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研究。
为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们建立了一支由复旦大学95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上海进行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埔、闵行、嘉定和闸北。
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听得懂上海话以及是否能说上海话，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信息。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
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但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学习了本地方言。
使用上海话的能力中，听说之间的能力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听上海话能力对不同行业外来人口的小时收入没有影响。然而，会说上海话则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比如，说上海话的能力能够提高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小时收入，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板”。
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增进与本地居民的信任。
国际大都市的移民与语言
在上海，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40%，更不要说在本地户籍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新上海人”。而随着户籍人口常年呈现自然增长为负的趋势，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进入本地，外来人口占比必然会继续提高。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鼓励人们更多使用本地方言，则可能产生一个意外的后果，那就是强化人们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意识。
比较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上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
未来，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现，甚至上海式英语可能会夹杂进普通话和上海话中的词汇，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研究：语言能力的视角”的资助。）
以上海為例，你会发现，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是苏北的，但说着流利的本地话。停车场的看车人，家里曾经请过的钟点工都会说本地话。甚至有一位同事和我说，他的太太是做银行理财的，但不会说本地方言，结果本地客户还是更愿意找当地人提供服务。
方言能力对人的影响是农业社会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在农业社会，人们可能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同地方的人交流甚少，虽然文字是统一的，但方言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南方，山多水多，加上古代从北方迁入的移民，形成了更为复杂的方言。哪怕相邻的两个县，都可能说着完全不同的话。甚至相距不远的两个村，口音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社会，工业和服务业取代农业成为经济支柱后，人和土地的关系日益松散，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随之出现，不同口音的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早已成了普遍现象。
本地方言有回报吗
人口正进行大量流动的现代中国，会说本地方言还重要吗？
最近，笔者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Freeman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副教授一起做了一项有关方言的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了2005年人口小普查数据，我们根据语言学家的定义将中国划分为七大汉语方言区。
这项研究发现，在一个城市中，相对于来自同样方言区的外来人口，那些来自不同方言区的外来人口更难进入收入更高的行业和职业，特别是需要更高语言交流能力的服务业。而且，这种效应主要出现在与普通话差别比较大的几个方言区，包括吴语区、粤语区和闽南语区。其中，“本地方言回报”特别高的又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吴语区。
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语言能力的回报，但主要是研究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英语国家的英语能力的回报。但是，从统计上看，英语能力高的人，其收入更高，这并不能直接得出“提高英语能力能够增加收入”的结论，因为在那些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英语能力较差的人往往也具有一些其他特征同时影响他们的收入，比如，他们可能来自具有不同肤色的其他种族。
说英语的能力本身也包含了英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有可能是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带来了更高收入，而并非英语说得好的能力所致。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环境下研究方言的回报就没有这些担心，因为，在中国，大家不能简单地从长相的差异来判断一个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且，汉语的书写系统是一样的，一个人说方言的能力和他读写汉语的能力也没什么关系。
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
既然我们在之前的研究里已经发现了方言的回报，那方言为什么会产生回报就成了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在理论上，本地方言的回报来自两个渠道：一是使用本地方言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这可能是因为方言能够传达某种特殊的信息；另一个产生方言回报的机制是文化和身份认同，外来人口如果会说本地方言，可以传递出与本地居民有相同（或相似）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信号，从而增进信任，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额外回报。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为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于是，我们的研究团队专门做了一项针对“上海话的回报”的研究。
为了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考察方言能力的作用，2012年，我们建立了一支由复旦大学95位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上海进行了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问卷调查。调研覆盖上海有代表性的七个区，包括宝山、普陀、浦东、黄埔、闵行、嘉定和闸北。
2011年的数据显示，这七个区的人口占上海总人口数的59.3%，而外来人口占上海总外来人口的62.1%。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被访者是否听得懂上海话以及是否能说上海话，同时，我们也收集了有关外来劳动力就业和收入的信息。
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谙熟上海话的确是有回报的。
具体来说，我们发现，掌握上海话可以提高外来人口进入销售行业的概率，但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外来人口有选择地学习了本地方言。
使用上海话的能力中，听说之间的能力差异对收入的影响完全不同。我们发现，听上海话能力对不同行业外来人口的小时收入没有影响。然而，会说上海话则显著提高了他们在建筑业、制造业和销售业的小时收入。比如，说上海话的能力能够提高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的小时收入，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自己做“老板”。
无论是在建筑业和制造业中做老板，还是在销售业中工作，都更需要与人打交道，说上海话的能力产生的作用是显露劳动者的身份，显得在身份和文化上与本地居民更相似，从而增进与本地居民的信任。
国际大都市的移民与语言
在上海，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40%，更不要说在本地户籍人口中还有大量的“新上海人”。而随着户籍人口常年呈现自然增长为负的趋势，加上大量外来人口（包括外国人）进入本地，外来人口占比必然会继续提高。
在上海这样的移民城市，移民融入得越好，本地方言的能力越不应该成为人们身份的符号和相互信任的障碍。相反，如果在制度和文化上移民融入得不好，移民的流动性强，本地人与移民之间打交道的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使方言能力成为判断移民融入程度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鼓励人们更多使用本地方言，则可能产生一个意外的后果，那就是强化人们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意识。
比较一下其他的国际大都市，就知道上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另外，2011年英国的人口普查显示，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而在伦敦的常住人口中，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不到一半。
随着移民（包括国外移民）比重不断提高，语言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断地发生变化。在20世纪的前半叶，上海曾经吸引着来自全球和全国的淘金者，上海话也曾经受到苏州话、宁波话和英语的共同影响。
未来，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在上海融合的情形完全可能再现，甚至上海式英语可能会夹杂进普通话和上海话中的词汇，而这恰恰是上海这座移民城市充满活力的体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上海市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研究：语言能力的视角”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