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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危机经过X轮谈判，迄今为止虽然从纸面上已经找到解决方案，然而实际上仍然未走出死胡同。国内国际众说纷纭。我实在不得不说几句“政治不正确”之言。
首先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专家们告诉希腊民众，是因为他们“过度福利”，以至于把钱花“超”了，所以现在每个希腊人都要为国家债务付出代价云云。这场危机明明是由高盛投行与当时的希腊政府为了加入欧盟而联手在国家预算账面上做假而引发的，怎么一转眼希腊人民成了罪魁祸首？
其次，退一步而言，如果说希腊福利确实是全民享受，因而老百姓也负有责任的话，这是忘记了建立代议制的初衷了。代议制就是源于民众无法直接执政，所以要选举出一个代表民意来执政的议会。而议会的首要职能，就根据国民交纳的税收来做出平衡的支出预算。因此一个国家钱花“超”了，当然是议会和政府的责任，与民何干？民众已经通过纳税等方式将应交付国家的钱交给国家了，国家无论用什么借口都无权冻结民众存在银行里的私人钱财。有人认为民选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民选政府犯下的错误，选出政府的选民也应承担同等责任。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之至。
第三，民选出来的希腊极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何以胆敢违背其竞选诺言，甚至违背全民公决表明的全民意志而接受欧盟极为苛刻的协议？普选的特点，就是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都能够避免发生任何形式的“革命”，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社会都能够“正常”运转。当一个国家欠下了巨额债务，那么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就是征税。而在西方民主社会，要征税，特别是征穷人的税，只有左翼政府才能做到。因为由一个右翼政府来征穷人的税，左翼政党就会掀起一场抗议，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危机时期要选左翼政府来勒紧人民的裤腰带，这是一个西方民选国家的选举规律。希腊的问题是连传统左翼也已经做不到了。所以才必须选举出一个极左翼政党来做“替罪羊”。极左翼政府的任务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勒紧希腊民众的裤腰带，直到还清私人银行的债务。所以齐普拉斯的做法一点儿也不奇怪。一旦希腊危机有转机，极左翼政府立即就会倒台，那时就会选出一个右翼政府来重新将财富进行“洗牌”。
第四，希腊公投否决欧盟的紧缩计划之后，希腊议会却投票接受了一个更为苛刻的方案，这不是民意当选代表（议会）与民意（人民）背道而驰吗？这也是西方民主的一种新的常态。一方面议员当选后是对国家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另一方面，选民也就是在投票的那一瞬间是“国家的主人”，选票进入票箱后国家的主人就成为当选议员们了…… 第五，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与其占据上风的创造财富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社会以实业致富时，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個健康的社会必然会发展、壮大。而当一个社会通过以“钱生钱”即以金融创新来致富时，这个社会必然要走进死胡同。塞浦路斯如此，冰岛亦如此。希腊同样如此。从长远看，美国也不例外。只是美国依仗着美元霸权还能继续掠夺世界财富而已。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同样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因此而提出要“再工业化”。法国著名军工商、拥有71家法国报刊的大老板塞尔日·达索也认为，法国的前途在于“重新工业化”。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却在发生一些令人不安的偏差。金融领域正在发生一些不祥的变化。中国居然会有上亿人口在炒股。而且事实上炒股的人往往能够迅速发财致富，接着就是炒房，进一步加快致富的步伐……北京出现越来越多的上亿标价的楼盘就是一个标志。一旦这种现象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时，中国社会的顶尖人才就必然会向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流动。这将很有可能是中国实体经济滑坡的开始……
首先是危机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专家们告诉希腊民众，是因为他们“过度福利”，以至于把钱花“超”了，所以现在每个希腊人都要为国家债务付出代价云云。这场危机明明是由高盛投行与当时的希腊政府为了加入欧盟而联手在国家预算账面上做假而引发的，怎么一转眼希腊人民成了罪魁祸首？
其次，退一步而言，如果说希腊福利确实是全民享受，因而老百姓也负有责任的话，这是忘记了建立代议制的初衷了。代议制就是源于民众无法直接执政，所以要选举出一个代表民意来执政的议会。而议会的首要职能，就根据国民交纳的税收来做出平衡的支出预算。因此一个国家钱花“超”了，当然是议会和政府的责任，与民何干？民众已经通过纳税等方式将应交付国家的钱交给国家了，国家无论用什么借口都无权冻结民众存在银行里的私人钱财。有人认为民选政府是选民选出来的。因此民选政府犯下的错误，选出政府的选民也应承担同等责任。这种说法实在荒谬之至。
第三，民选出来的希腊极左翼总理齐普拉斯何以胆敢违背其竞选诺言，甚至违背全民公决表明的全民意志而接受欧盟极为苛刻的协议？普选的特点，就是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都能够避免发生任何形式的“革命”，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社会都能够“正常”运转。当一个国家欠下了巨额债务，那么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解决，就是征税。而在西方民主社会，要征税，特别是征穷人的税，只有左翼政府才能做到。因为由一个右翼政府来征穷人的税，左翼政党就会掀起一场抗议，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所以，危机时期要选左翼政府来勒紧人民的裤腰带，这是一个西方民选国家的选举规律。希腊的问题是连传统左翼也已经做不到了。所以才必须选举出一个极左翼政党来做“替罪羊”。极左翼政府的任务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勒紧希腊民众的裤腰带，直到还清私人银行的债务。所以齐普拉斯的做法一点儿也不奇怪。一旦希腊危机有转机，极左翼政府立即就会倒台，那时就会选出一个右翼政府来重新将财富进行“洗牌”。
第四，希腊公投否决欧盟的紧缩计划之后，希腊议会却投票接受了一个更为苛刻的方案，这不是民意当选代表（议会）与民意（人民）背道而驰吗？这也是西方民主的一种新的常态。一方面议员当选后是对国家负责，而非对选民负责;另一方面，选民也就是在投票的那一瞬间是“国家的主人”，选票进入票箱后国家的主人就成为当选议员们了…… 第五，一个国家能否繁荣昌盛，与其占据上风的创造财富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社会以实业致富时，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個健康的社会必然会发展、壮大。而当一个社会通过以“钱生钱”即以金融创新来致富时，这个社会必然要走进死胡同。塞浦路斯如此，冰岛亦如此。希腊同样如此。从长远看，美国也不例外。只是美国依仗着美元霸权还能继续掠夺世界财富而已。一些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同样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美国因此而提出要“再工业化”。法国著名军工商、拥有71家法国报刊的大老板塞尔日·达索也认为，法国的前途在于“重新工业化”。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却在发生一些令人不安的偏差。金融领域正在发生一些不祥的变化。中国居然会有上亿人口在炒股。而且事实上炒股的人往往能够迅速发财致富，接着就是炒房，进一步加快致富的步伐……北京出现越来越多的上亿标价的楼盘就是一个标志。一旦这种现象呈现出压倒性优势时，中国社会的顶尖人才就必然会向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流动。这将很有可能是中国实体经济滑坡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