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勰在公元六世纪初创作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比较系统化的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它第一次对中国从先秦到晋宋千余年间的中古文学鉴赏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探求，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曾将它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其中刘勰对文艺审美鉴赏的见解，则主要见于他的《知音》篇中。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皆与文学批评相关，《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知音”这一概念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本味》，钟子期能从伯牙的琴声中欣赏出高山流水的意境，故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因为失去了知音，弹琴本身已无价值可言。由音乐欣赏推而广之，文学鉴赏中的知音，其实就是欣赏者对被欣赏者的作品的认知认可和体察作者文心所引起的强烈的感情共鸣，即批评家对作家或作品的了解。该篇围绕“知音其难哉”展开论述，指出知音难的主客观原因，对文学批评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集中阐述了刘勰主要的文学批评原理，对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刘勰发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缝，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感叹。接着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知音难遇的原因：第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导致了文学批评难以开展。知音难遇，在于鉴赏者贵古贱今。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文学史上无数次类似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盲目复古，就可以说明这种贵古贱今的心态作祟对文学批评乃至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然而刘勰对于贵古贱今的看法也过于偏颇。贵古贱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学作品必须经过时代的淘汰才能鉴别其优劣，看看它的影响大小才能确定其地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符合这个时代的风尚的作品，自然易受欢迎；异于这个时代的风尚的作品，难免遭到非议，这是时代的局限性。至于崇己抑人，自汉魏以来，崇己抑人就是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文人名士，恃才傲物，对别人的作品总是妄加菲薄，“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很严重，带着这种习气怎么能够去正确评论作品呢?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即有论云论论文人相径相自古而然而而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养，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有此观念，自然如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信伪迷真会使作品蒙上虚幻色彩失其本来面目，当然也就会影响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文情难鉴，如从主观成见出发容易导致鉴赏批评的片面性。这就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复杂性与文学批评者的倾向性的问题。刘勰认为，抽象的文情难以鉴定识别，文章纷繁众多，质朴与文采交错相间。生活中具体的东西，尚且不易区分，何况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当然更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了。文学作品复杂性的原因在于作品的好坏不易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一些方面，因为本身就缺少一个衡量它们价值的固定的、或者说具体的标准，你很难说哪种艺术风格好，哪种艺术风格差;哪种表现形式优，哪种表现形式劣。因为这要看各人的爱好而定。而且有的东西基本上无好坏之分，如表现形式。你可以用意识流手法去写小说。他也可以用意识流手法去写小说。你运用得好，作品就显得深沉；他运用得不好，作品就显得晦涩。形式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各人运用而定。当然，复杂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带来复杂的文学欣赏。随着各人经历、性格、文化程度、以及时代的不同，对于一部作品的看法也就不同，都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性。所以才会出现“会己则暖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现象，带着片面的见解去衡量不同风格的作品，这样就难对作品做出正确而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能做到不从主观成见出发，透过文字符号组成的文学语言去体察文情，这是批评鉴赏的关键。这种倾向性势必影响到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刘勰的这番分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刘勰在分析了知音难遇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即是正确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具体说：一观“位体”，即对作品从主题思想到表现形式作总的观察；二观“置辞”，即分析作品的语言技巧；三观“通变”，即分析作家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怎样“驰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四观“奇正”，即分析作品的表现方法，“旧练之才”怎样“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因何“逐奇而失正”，怎样才是“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正确掌握奇正的规律；五观“事义”，即分析作家怎样融汇各种学识以供己使用，做到“举人事以微意”，“引成辞以明理”；六观“宫商”，即分析作品的音律。在他看来，如能做到这些，真正使“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刘勰提出的这些文学批评方法，在《文心雕龙》篇什中自有其理论依据，就整体观，这些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刘勰接着提出，文学批评除了这六条客观标准，批评家还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广博的学识和全面的艺术爱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在此基础上，刘勰提出批评家在评价作品时，还须设身处地去体会作家构思过程。“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呼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是用极为形象的语言将文学创作和批评概括为一个互逆的运功过程：即作家是由于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作为批评者只有从作品具体的文字符号、文学语言、情感信息入手，才可正确把握作者心灵运动的轨迹。正如“沿波讨源”，那么一切文学作品“虽幽必显”了。特别是对干不同时代的作家，由于“世远莫见其面”，更要仔细揣测其文以见其心。当然，即要有较深的“识照”，还要以“心敏”而达理。这里所谓源即是情，所谓波即是辞。情是作品的内在境界，辞是作品的外在形式。作品的内容以文辞而显，批评家则通过文辞进入作品的情感世界。由波而溯源，方可掌肌分理，体会作家情动辞发的过程，做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精神不隔，可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也。
《知音》篇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方法和客观规律。文学欣赏历来被认为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的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不进入欣赏过程，它的价值是潜在不明的，其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当然立言以成就不朽之盛事也就成为虚妄之言。因此，创作、文本、批评这三个环节不应割裂开作为孤立的点去考察，而应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文学将无从实现自己的夙愿。知音之叹即是叹这一终端环节能否实现，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文学活动的顺利完成，再加上以立言实现立德立功的崇高期待，当然这一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鉴于此，当我们面对古代文学家的作品时，一是不可脱离创作过程，包括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历史因素，也不能脱离作家的生活阅历、人生意识、文化积淀；二是不可脱离文本，即从具体作品本身去考察它的语言、结构、意象、情感、审美趣味，去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内涵，才有可能沙中淘金，不人云亦云地去发掘出优秀的作品。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知音，于己而言，也将会得到心灵上最大的愉悦和崇高的审美享受。因此，《知音》篇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是有所启迪的。
（作者简介：赵红（1976.2-）女，贵州遵义人，汉族，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皆与文学批评相关，《知音》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知音”这一概念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本味》，钟子期能从伯牙的琴声中欣赏出高山流水的意境，故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因为失去了知音，弹琴本身已无价值可言。由音乐欣赏推而广之，文学鉴赏中的知音，其实就是欣赏者对被欣赏者的作品的认知认可和体察作者文心所引起的强烈的感情共鸣，即批评家对作家或作品的了解。该篇围绕“知音其难哉”展开论述，指出知音难的主客观原因，对文学批评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集中阐述了刘勰主要的文学批评原理，对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首先，刘勰发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缝，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的感叹。接着从两个方面分析了知音难遇的原因：第一，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导致了文学批评难以开展。知音难遇，在于鉴赏者贵古贱今。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文学史上无数次类似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盲目复古，就可以说明这种贵古贱今的心态作祟对文学批评乃至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然而刘勰对于贵古贱今的看法也过于偏颇。贵古贱今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文学作品必须经过时代的淘汰才能鉴别其优劣，看看它的影响大小才能确定其地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尚，符合这个时代的风尚的作品，自然易受欢迎；异于这个时代的风尚的作品，难免遭到非议，这是时代的局限性。至于崇己抑人，自汉魏以来，崇己抑人就是文学批评中的主要错误倾向，文人名士，恃才傲物，对别人的作品总是妄加菲薄，“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很严重，带着这种习气怎么能够去正确评论作品呢?曹丕在《典论·论文》开篇即有论云论论文人相径相自古而然而而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养，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有此观念，自然如叶障目不见泰山了。信伪迷真会使作品蒙上虚幻色彩失其本来面目，当然也就会影响对其做出正确的评价。
第二，文情难鉴，如从主观成见出发容易导致鉴赏批评的片面性。这就涉及到了文学作品的复杂性与文学批评者的倾向性的问题。刘勰认为，抽象的文情难以鉴定识别，文章纷繁众多，质朴与文采交错相间。生活中具体的东西，尚且不易区分，何况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一些抽象的东西，当然更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了。文学作品复杂性的原因在于作品的好坏不易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如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一些方面，因为本身就缺少一个衡量它们价值的固定的、或者说具体的标准，你很难说哪种艺术风格好，哪种艺术风格差;哪种表现形式优，哪种表现形式劣。因为这要看各人的爱好而定。而且有的东西基本上无好坏之分，如表现形式。你可以用意识流手法去写小说。他也可以用意识流手法去写小说。你运用得好，作品就显得深沉；他运用得不好，作品就显得晦涩。形式本身无所谓好坏，要看各人运用而定。当然，复杂的文学作品必然会带来复杂的文学欣赏。随着各人经历、性格、文化程度、以及时代的不同，对于一部作品的看法也就不同，都会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自己的倾向性。所以才会出现“会己则暖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的现象，带着片面的见解去衡量不同风格的作品，这样就难对作品做出正确而公正的评价。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要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能做到不从主观成见出发，透过文字符号组成的文学语言去体察文情，这是批评鉴赏的关键。这种倾向性势必影响到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价。刘勰的这番分析特别值得我们重视。
刘勰在分析了知音难遇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即是正确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具体说：一观“位体”，即对作品从主题思想到表现形式作总的观察；二观“置辞”，即分析作品的语言技巧；三观“通变”，即分析作家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怎样“驰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四观“奇正”，即分析作品的表现方法，“旧练之才”怎样“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因何“逐奇而失正”，怎样才是“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正确掌握奇正的规律；五观“事义”，即分析作家怎样融汇各种学识以供己使用，做到“举人事以微意”，“引成辞以明理”；六观“宫商”，即分析作品的音律。在他看来，如能做到这些，真正使“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刘勰提出的这些文学批评方法，在《文心雕龙》篇什中自有其理论依据，就整体观，这些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刘勰接着提出，文学批评除了这六条客观标准，批评家还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广博的学识和全面的艺术爱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在此基础上，刘勰提出批评家在评价作品时，还须设身处地去体会作家构思过程。“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呼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这是用极为形象的语言将文学创作和批评概括为一个互逆的运功过程：即作家是由于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作为批评者只有从作品具体的文字符号、文学语言、情感信息入手，才可正确把握作者心灵运动的轨迹。正如“沿波讨源”，那么一切文学作品“虽幽必显”了。特别是对干不同时代的作家，由于“世远莫见其面”，更要仔细揣测其文以见其心。当然，即要有较深的“识照”，还要以“心敏”而达理。这里所谓源即是情，所谓波即是辞。情是作品的内在境界，辞是作品的外在形式。作品的内容以文辞而显，批评家则通过文辞进入作品的情感世界。由波而溯源，方可掌肌分理，体会作家情动辞发的过程，做到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精神不隔，可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也。
《知音》篇鞭辟入里地阐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方法和客观规律。文学欣赏历来被认为是完整的文学活动的“终端”，是实现作品的价值功能的最后环节。不进入欣赏过程，它的价值是潜在不明的，其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就无法实现。当然立言以成就不朽之盛事也就成为虚妄之言。因此，创作、文本、批评这三个环节不应割裂开作为孤立的点去考察，而应视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文学将无从实现自己的夙愿。知音之叹即是叹这一终端环节能否实现，因为这关系到整个文学活动的顺利完成，再加上以立言实现立德立功的崇高期待，当然这一环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鉴于此，当我们面对古代文学家的作品时，一是不可脱离创作过程，包括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历史因素，也不能脱离作家的生活阅历、人生意识、文化积淀；二是不可脱离文本，即从具体作品本身去考察它的语言、结构、意象、情感、审美趣味，去把握作者的思想情感内涵，才有可能沙中淘金，不人云亦云地去发掘出优秀的作品。作为优秀文学作品的知音，于己而言，也将会得到心灵上最大的愉悦和崇高的审美享受。因此，《知音》篇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是有所启迪的。
（作者简介：赵红（1976.2-）女，贵州遵义人，汉族，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