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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罗明大使本名拉穆鲁斯·布杜拉（Ramulus Budura）。1931年11月8日生于比霍尔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50年赴华留学，先后在清华大学学习汉语，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几乎为所有罗马尼亚主要领导人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作过翻译和陪同，见证了无数历史风云。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是“未来中国领导人”
孔寒冰：罗明大使，从您的老照片上看，您接待或陪同过不少中罗两国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请谈谈您与邓小平的接触。
罗明：我想先讲讲我的工作经历。我是1950年来到中国的，1954年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了。1955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邀请各国驻华外交使团访问一些地区。我记得那时候我陪同我们大使去的是陕西、四川和湖北等地，参观了宝鸡至成都铁路的工程。我还记得到了宝鸡的时候，往成都走就没有铁路了，只好坐公共汽车，在宝鸡停留了一天。夜间，我跟大使睡在一个小屋子里，没有炉子，所以，负责接待的人拿了一个水盆，里面放木炭给我们取暖。第二天，我们看了一些周边的风景。从宝鸡到成都的大桥和隧道很多，许多比较了解情况的外交官都称赞你们的工程，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参观完成都之后，我们就去了重庆，然后坐船顺长江而下到了武汉。还有一次，我们外交使团去了青岛、郑州、济南，参观了不少工厂、农村和名胜古迹。
就这样，我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59年。1959年我回国，其主要原因就是彭德怀元帅要率领代表团来罗马尼亚访问。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就是1958年10月，我陪同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萨拉扬上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在1959年，罗马尼亚的整个国家系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比较全面的调整。在这过程中，外交部认为年轻人应该学习一些有关外交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也被挑选去学习，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工作。1960年，这个专修班快结束的时候，我所在那个司的司长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东京大使，那时罗马尼亚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他准备把我带到东京去，所以，我在专修班结业考试的时候写的论文都是有关日本的。另外，在这个专修班的课程还没完的时候，我还参加了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波德纳拉希特别喜欢我。所以，当外交部提出要我去日本时，他断然地说：“那不行，他要回北京去。”我现在还记得，我从外交部的大门口出来的时候，见到了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司长。他告诉我：“你准备好去中国。”这样，1961年我就带着一家人又一次来到中国。
孔寒冰：在翻看您的老照片时，我对您陪同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的那些现场照片特别感兴趣，它们拍得也特别有意思。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邓小平的？
罗明：早在50年代的时候，我在罗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见的场合就见过邓小平。1964年3月初，毛雷尔、波德纳拉希、斯托伊卡和齐奥塞斯库等率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从头到尾都参与接待，包括到机场迎接，参加毛泽东的会见。在当时的那张合影中，我就挨着他站在毛泽东主席的后面。但在这些场合，我只是随从和译员，不大可能直接与邓小平有太多的交流。
那次罗马尼亚代表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就去了朝鲜，在朝鲜呆了两天。在返回罗马尼亚的途中，我们代表团在苏联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共和国那里停留了一天，会见了正在黑海边皮聪大休假的赫鲁晓夫，向苏共领导人通报了罗马尼亚代表团在中国会谈的内容以及中国党的反应。当时赫鲁晓夫说他在北京跟毛泽东会谈的时候，对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评价并不那么高，但很佩服一个矮个子的人，那就是邓小平。这个人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他很聪明的、很能干的，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我对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的这番话印象特别深。
罗马尼亚试图促成中苏和解
孔寒冰：那您近距离接触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呢？
罗明：是在1965年7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是20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7日就到了布加勒斯特，28日离开，前后呆了十多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团长，成员有康生、伍修权、王力和刘放。在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罗共九大、与齐奥塞斯库等人会谈之外，邓小平等人还到一些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我是他的陪同翻译，因此有近距离与他接触的机会。
中共代表团专机到达布加勒斯特后，齐奥塞斯库、毛雷尔、斯托伊卡等人到停机坪迎接。邓小平满脸微笑地走在齐奥塞斯库的左侧，我在齐奥塞斯库的右侧，康生走在齐奥塞斯库的后边。这是乔治乌-德治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党的高级代表团参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中国党代表团是邓小平率领的，苏共代表团是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率领的。对罗马尼亚，特别是对齐奥塞斯库来说，这次党代会就像是一个节日，气氛非常好。
孔寒冰：为什么这么说？
罗明：有几个理由。一是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是罗马尼亚与中国60年有些恶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好起来，三是继1958年苏联军队撤走之后，罗马尼亚同苏联之间的一些问题在1962年和1964年也获得了解决，如“多瑙河综合体”问题等。
孔寒冰：可是，这个时候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还是比较麻烦的。1965年3月1-5日，有19个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和罗共都拒绝出席。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是由苏共主导的，它通过的决议表明与会的各国党都是支持苏共的主张。所以，中国党对这次会议的反应十分强烈，把这次会议定性为“苏联领导非法召开的分裂会议”，由此开始了对苏共新一轮的批判。罗共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并不表示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中国一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和中苏矛盾。
罗明：我同意你的看法。从1956年开始，中苏之间就暴露了有一些分歧、争端，1965年的时候这些争端仍在进一步展开。60年代初，罗马尼亚就试图从中调解，对此，我们前面专门讲过。为了表示中立，罗马尼亚从1963年起就宣布不许任何人在罗马尼亚的领土上攻击别的国家。所以，在罗共这次党代会上，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勃列日涅夫讲话都很客气。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也试图利用这次大会继续促成中苏两党的和解，而齐奥塞斯库更想利用东道主的地位来突出自己的作用。 邓小平聪明且敏感
孔寒冰：从当时的新闻中可以知道，邓小平20日上午在罗共九大开幕式代表中共致辞。在大会召开的前后，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到一些地方参观。您一直在邓小平左右吗？
罗明：是的，那几天我有机会常常和他在一起。18日，也就是到达布加勒斯特的第二天，邓小平游览了布加勒斯特市容和参观了新住宅区，陪同他的是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弗·达纳拉克，我是翻译。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我们陪同邓小平访问罗中友好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和技术作物研究所。粮食和技术作物研究所位于布加勒斯特以东40多公里处，邓小平一行来到这里，受到了所长穆列山和该所研究人员的热情迎接。所长向邓小平介绍了研究所在培育、推广粮食和技术作物良种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邓小平在讲话中赞扬了研究所的工作成绩，祝愿他们在今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然后，穆列山所长陪同中国党代表团参观了水浇地和种子田里种植的种类繁多的玉米、大豆、多穗高粱、甜菜和向日葵等农作物。
孔寒冰：您对邓小平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罗 明：那些日子，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外出。经过几天近距离的接触，我很喜欢邓小平同志。他非常和蔼，讲话有条不紊，也很爱开玩笑，有时候还讽刺一下康生。邓小平说，康生很喜欢看电影，自己家里好像有一个专门的放映设备。有一次，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他还要人家再放一遍。不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政治上的睿智。他确实很聪明，也很敏感，对任何事情都能注意到。比如说，邓小平知道对每个罗马尼亚领导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明确地知道哪一个领导有多么高的价值。所以，不管是对毛雷尔、齐奥塞斯库还是波德纳拉希，邓小平总是知道他是在对什么人说话，跟罗马尼亚这些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孔寒冰：1966年中国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受到了长达10年的批判，你们也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在邓小平成为中国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的时候，你们还有接触吗？
罗 明：我们再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那时我已经是外交部的公使了。前边我告诉过你，1969年，我被派到澳大利亚当总领事，走的时候已经是外交部亚澳司副司长了。但是，1972年回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的不公正对待。1980年11月初，我参加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的访华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是罗共中央委员，也是该组织的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这个组织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所以，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接待。他一见我就说：“我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还一起照了像。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是“未来中国领导人”
孔寒冰：罗明大使，从您的老照片上看，您接待或陪同过不少中罗两国高级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请谈谈您与邓小平的接触。
罗明：我想先讲讲我的工作经历。我是1950年来到中国的，1954年没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在外交部工作了。1955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邀请各国驻华外交使团访问一些地区。我记得那时候我陪同我们大使去的是陕西、四川和湖北等地，参观了宝鸡至成都铁路的工程。我还记得到了宝鸡的时候，往成都走就没有铁路了，只好坐公共汽车，在宝鸡停留了一天。夜间，我跟大使睡在一个小屋子里，没有炉子，所以，负责接待的人拿了一个水盆，里面放木炭给我们取暖。第二天，我们看了一些周边的风景。从宝鸡到成都的大桥和隧道很多，许多比较了解情况的外交官都称赞你们的工程，说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参观完成都之后，我们就去了重庆，然后坐船顺长江而下到了武汉。还有一次，我们外交使团去了青岛、郑州、济南，参观了不少工厂、农村和名胜古迹。
就这样，我毕业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59年。1959年我回国，其主要原因就是彭德怀元帅要率领代表团来罗马尼亚访问。在那之前的几个月，就是1958年10月，我陪同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部长萨拉扬上将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在1959年，罗马尼亚的整个国家系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比较全面的调整。在这过程中，外交部认为年轻人应该学习一些有关外交专业的知识。所以，我也被挑选去学习，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基本上没有工作。1960年，这个专修班快结束的时候，我所在那个司的司长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东京大使，那时罗马尼亚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他准备把我带到东京去，所以，我在专修班结业考试的时候写的论文都是有关日本的。另外，在这个专修班的课程还没完的时候，我还参加了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波德纳拉希特别喜欢我。所以，当外交部提出要我去日本时，他断然地说：“那不行，他要回北京去。”我现在还记得，我从外交部的大门口出来的时候，见到了一位负责人事工作的司长。他告诉我：“你准备好去中国。”这样，1961年我就带着一家人又一次来到中国。
孔寒冰：在翻看您的老照片时，我对您陪同邓小平访问罗马尼亚的那些现场照片特别感兴趣，它们拍得也特别有意思。您最早是什么时候见到邓小平的？
罗明：早在50年代的时候，我在罗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见的场合就见过邓小平。1964年3月初，毛雷尔、波德纳拉希、斯托伊卡和齐奥塞斯库等率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从头到尾都参与接待，包括到机场迎接，参加毛泽东的会见。在当时的那张合影中，我就挨着他站在毛泽东主席的后面。但在这些场合，我只是随从和译员，不大可能直接与邓小平有太多的交流。
那次罗马尼亚代表团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就去了朝鲜，在朝鲜呆了两天。在返回罗马尼亚的途中，我们代表团在苏联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共和国那里停留了一天，会见了正在黑海边皮聪大休假的赫鲁晓夫，向苏共领导人通报了罗马尼亚代表团在中国会谈的内容以及中国党的反应。当时赫鲁晓夫说他在北京跟毛泽东会谈的时候，对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评价并不那么高，但很佩服一个矮个子的人，那就是邓小平。这个人就是邓小平。毛泽东告诉赫鲁晓夫：“他很聪明的、很能干的，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我对毛泽东评价邓小平的这番话印象特别深。
罗马尼亚试图促成中苏和解
孔寒冰：那您近距离接触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呢？
罗明：是在1965年7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这次大会是20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7日就到了布加勒斯特，28日离开，前后呆了十多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是团长，成员有康生、伍修权、王力和刘放。在这期间，邓小平除了参加罗共九大、与齐奥塞斯库等人会谈之外，邓小平等人还到一些工厂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我是他的陪同翻译，因此有近距离与他接触的机会。
中共代表团专机到达布加勒斯特后，齐奥塞斯库、毛雷尔、斯托伊卡等人到停机坪迎接。邓小平满脸微笑地走在齐奥塞斯库的左侧，我在齐奥塞斯库的右侧，康生走在齐奥塞斯库的后边。这是乔治乌-德治去世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派党的高级代表团参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中国党代表团是邓小平率领的，苏共代表团是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率领的。对罗马尼亚，特别是对齐奥塞斯库来说，这次党代会就像是一个节日，气氛非常好。
孔寒冰：为什么这么说？
罗明：有几个理由。一是当时罗马尼亚国内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是罗马尼亚与中国60年有些恶化的关系开始变得好起来，三是继1958年苏联军队撤走之后，罗马尼亚同苏联之间的一些问题在1962年和1964年也获得了解决，如“多瑙河综合体”问题等。
孔寒冰：可是，这个时候中国同苏联的关系还是比较麻烦的。1965年3月1-5日，有19个党参加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和罗共都拒绝出席。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是由苏共主导的，它通过的决议表明与会的各国党都是支持苏共的主张。所以，中国党对这次会议的反应十分强烈，把这次会议定性为“苏联领导非法召开的分裂会议”，由此开始了对苏共新一轮的批判。罗共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并不表示在中苏论战中站在中国一边，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调和中苏矛盾。
罗明：我同意你的看法。从1956年开始，中苏之间就暴露了有一些分歧、争端，1965年的时候这些争端仍在进一步展开。60年代初，罗马尼亚就试图从中调解，对此，我们前面专门讲过。为了表示中立，罗马尼亚从1963年起就宣布不许任何人在罗马尼亚的领土上攻击别的国家。所以，在罗共这次党代会上，不管是邓小平还是勃列日涅夫讲话都很客气。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也试图利用这次大会继续促成中苏两党的和解，而齐奥塞斯库更想利用东道主的地位来突出自己的作用。 邓小平聪明且敏感
孔寒冰：从当时的新闻中可以知道，邓小平20日上午在罗共九大开幕式代表中共致辞。在大会召开的前后，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到一些地方参观。您一直在邓小平左右吗？
罗明：是的，那几天我有机会常常和他在一起。18日，也就是到达布加勒斯特的第二天，邓小平游览了布加勒斯特市容和参观了新住宅区，陪同他的是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弗·达纳拉克，我是翻译。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我们陪同邓小平访问罗中友好合作社和一个粮食和技术作物研究所。粮食和技术作物研究所位于布加勒斯特以东40多公里处，邓小平一行来到这里，受到了所长穆列山和该所研究人员的热情迎接。所长向邓小平介绍了研究所在培育、推广粮食和技术作物良种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邓小平在讲话中赞扬了研究所的工作成绩，祝愿他们在今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然后，穆列山所长陪同中国党代表团参观了水浇地和种子田里种植的种类繁多的玉米、大豆、多穗高粱、甜菜和向日葵等农作物。
孔寒冰：您对邓小平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罗 明：那些日子，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外出。经过几天近距离的接触，我很喜欢邓小平同志。他非常和蔼，讲话有条不紊，也很爱开玩笑，有时候还讽刺一下康生。邓小平说，康生很喜欢看电影，自己家里好像有一个专门的放映设备。有一次，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他还要人家再放一遍。不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政治上的睿智。他确实很聪明，也很敏感，对任何事情都能注意到。比如说，邓小平知道对每个罗马尼亚领导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也明确地知道哪一个领导有多么高的价值。所以，不管是对毛雷尔、齐奥塞斯库还是波德纳拉希，邓小平总是知道他是在对什么人说话，跟罗马尼亚这些领导人的关系都非常好。
孔寒冰：1966年中国就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了，邓小平受到了长达10年的批判，你们也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后来在邓小平成为中国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人的时候，你们还有接触吗？
罗 明：我们再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那时我已经是外交部的公使了。前边我告诉过你，1969年，我被派到澳大利亚当总领事，走的时候已经是外交部亚澳司副司长了。但是，1972年回来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齐奥塞斯库和埃列娜的不公正对待。1980年11月初，我参加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的访华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是罗共中央委员，也是该组织的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这个组织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所以，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接待。他一见我就说：“我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还一起照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