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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姑姑一家就是从唐山来为她的二哥庆寿的。
小姑姑每次来探亲，大包小包，永远是一大堆的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带了渤海湾的各种海产品，还有极新鲜的河蟹。蒸蟹的过程中，有只蟹居然顶起了笼盖胜利出逃，可见其鲜活茁壮。除此而外，另有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本书，旧书，一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漠丛书”中的一册，掉了封面，名字不详；另一本，则是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新月书店出版，看版权页，上面印着的出版日期是1928年，也就是说，它和我父亲同庚，按农历的纪年方式，九十岁了。
打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的字迹，上面写着的大概是购书的日期：1944年3月28日。书的主人，是我父亲和姑姑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
原来，小姑姑是带来了他们的同胞兄弟，来参加这个亲人们的团聚。
我大伯父，是我们家一个近似传说的存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大伯父当年在北京读书，学医，毕业后做了医生。可是没多久，却突发疾病，亡故于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下半叶的事。没人敢把这样的噩耗，这样的晴天霹雳，告诉我的祖母。于是，全家人合力，共同欺骗着这个失去了长子的母亲。好在，祖母目不识丁，所以，她一如既往地、如常地，在念叨儿子的时候，在牵挂思念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封伯父的来信。姑姑叔叔們，把这虚构的远方来信一字一句读给母亲听，在信中，他们编织着各种平安、健康、美好的谎言。直到我的祖父去世，身为长子的伯父不能前来奔丧，方才真相大白。
直到今天，我们也始终不知道，伯父究竟葬在哪里。曾经问过父亲，在他尚还是壮硕、清醒的盛年。父亲竟也说不清。当年的一切，已经没人说得清了。比如，伯父究竟死于何病？比如，家族中谁去北京料理了他的后事？又或者，正值内战，根本就没人能去千里之外的异地为他送行？起初，为了隐瞒祖母，大家闭口不谈这些细节，而后来，了解这一切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伯父的死，就成了一个谜。这些年，每到清明，我和丈夫的家人一起，去八宝山给我的公公婆婆扫墓时，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悲凉，我想，从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七十年来没有一个亲人，去为我的大伯上过坟。孤魂野鬼，说的大概就是他了吧？
大伯去世时，小姑姑还是一个稚龄的女孩儿，四五岁光景，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和这个大哥最亲。一个是长兄，一个是幼妹，两人相差近二十岁，大哥对她，有一种宠溺地爱。这个大哥，原本是整个家族的骄傲，这个家族，在中原古城开封，创建了第一家西医院，在北京读医科的大伯，无疑是家族长辈寄予了厚望的第一人，也是弟妹们尊敬的人。可他对小姑姑这个天真烂漫的幼妹，百依百顺，放假回家，妹妹让他讲故事，他就讲故事，让他吹口琴，他就吹口琴，让他扎小辫，他就给她笨手笨脚地扎。开学了，妹妹说，“大哥，你别走。”这个他没有依她，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知道了。为了不让我祖母触景伤情，家里人偷偷烧掉了这个亡人的照片、衣物。但总有漏网之鱼，比如，那张躲在螺钿匣子里的小照，比如，在几十年后会和我相遇的那两本旧书。这书，是我姑姑的宝。她一直珍藏着它。搬家、迁徙，从中原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不离不弃。1966年，“破四旧”，惶恐中，目不识丁的祖母把家里的旧书偷偷付之一炬，而这两本书，被我姑姑悄悄地藏在了她睡觉的枕头套里，她枕着它们，枕着她大哥最后的痕迹，最后的遗留——这是她亲爱的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后来她分配工作，离开我祖母离开我们这个家，去往唐山，做了一名高炉前的炼钢工人。她学冶金，是她的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学医的人，似乎，她离她的长兄最远，可唯有她，保存着那证据：他的书，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大地震到来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废墟堆里扒出了她的儿子，扒出了邻居，扒出了更远的邻居，大雨之中，她十个手指鲜血淋漓。最终，有一天，她扒出了她的书，它们完好无损，她哭了。
从前，从唐山到太原，乘火车，天亮时，远远地，会看到车窗外巍然挺立的双塔，那是太原的标志，看到它，就知道是到家了。这一次，我姑姑一家给我父亲庆寿，仍然是坐了夜行的火车。天蒙蒙亮，我姑姑就趴在车窗向外眺望。她望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景色。她遗憾地在心里说了一句，“大哥，抱歉，现在看不到双塔了。”
她和大哥一起回家。
小姑姑每次来探亲，大包小包，永远是一大堆的礼物。这次也不例外，带了渤海湾的各种海产品，还有极新鲜的河蟹。蒸蟹的过程中，有只蟹居然顶起了笼盖胜利出逃，可见其鲜活茁壮。除此而外，另有一包东西，打开来，是两本书，旧书，一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沙漠丛书”中的一册，掉了封面，名字不详；另一本，则是凌叔华的小说集《花之寺》，新月书店出版，看版权页，上面印着的出版日期是1928年，也就是说，它和我父亲同庚，按农历的纪年方式，九十岁了。
打开封面，扉页上有钢笔的字迹，上面写着的大概是购书的日期：1944年3月28日。书的主人，是我父亲和姑姑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伯父。
原来，小姑姑是带来了他们的同胞兄弟，来参加这个亲人们的团聚。
我大伯父，是我们家一个近似传说的存在。我和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大伯父当年在北京读书，学医，毕业后做了医生。可是没多久，却突发疾病，亡故于北京。那是抗战胜利后，四十年代下半叶的事。没人敢把这样的噩耗，这样的晴天霹雳，告诉我的祖母。于是，全家人合力，共同欺骗着这个失去了长子的母亲。好在，祖母目不识丁，所以，她一如既往地、如常地，在念叨儿子的时候，在牵挂思念的时候，总会接到一封伯父的来信。姑姑叔叔們，把这虚构的远方来信一字一句读给母亲听，在信中，他们编织着各种平安、健康、美好的谎言。直到我的祖父去世，身为长子的伯父不能前来奔丧，方才真相大白。
直到今天，我们也始终不知道，伯父究竟葬在哪里。曾经问过父亲，在他尚还是壮硕、清醒的盛年。父亲竟也说不清。当年的一切，已经没人说得清了。比如，伯父究竟死于何病？比如，家族中谁去北京料理了他的后事？又或者，正值内战，根本就没人能去千里之外的异地为他送行？起初，为了隐瞒祖母，大家闭口不谈这些细节，而后来，了解这一切的人，一个一个，都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伯父的死，就成了一个谜。这些年，每到清明，我和丈夫的家人一起，去八宝山给我的公公婆婆扫墓时，我会有一种深深的悲凉，我想，从来，从来没有一个人，七十年来没有一个亲人，去为我的大伯上过坟。孤魂野鬼，说的大概就是他了吧？
大伯去世时，小姑姑还是一个稚龄的女孩儿，四五岁光景，但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她和这个大哥最亲。一个是长兄，一个是幼妹，两人相差近二十岁，大哥对她，有一种宠溺地爱。这个大哥，原本是整个家族的骄傲，这个家族，在中原古城开封，创建了第一家西医院，在北京读医科的大伯，无疑是家族长辈寄予了厚望的第一人，也是弟妹们尊敬的人。可他对小姑姑这个天真烂漫的幼妹，百依百顺，放假回家，妹妹让他讲故事，他就讲故事，让他吹口琴，他就吹口琴，让他扎小辫，他就给她笨手笨脚地扎。开学了，妹妹说，“大哥，你别走。”这个他没有依她，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知道了。为了不让我祖母触景伤情，家里人偷偷烧掉了这个亡人的照片、衣物。但总有漏网之鱼，比如，那张躲在螺钿匣子里的小照，比如，在几十年后会和我相遇的那两本旧书。这书，是我姑姑的宝。她一直珍藏着它。搬家、迁徙，从中原到黄土高原，从黄土高原到渤海之滨，不离不弃。1966年，“破四旧”，惶恐中，目不识丁的祖母把家里的旧书偷偷付之一炬，而这两本书，被我姑姑悄悄地藏在了她睡觉的枕头套里，她枕着它们，枕着她大哥最后的痕迹，最后的遗留——这是她亲爱的大哥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
后来她分配工作，离开我祖母离开我们这个家，去往唐山，做了一名高炉前的炼钢工人。她学冶金，是她的兄弟姐妹、堂兄堂姐妹中唯一一个没有学医的人，似乎，她离她的长兄最远，可唯有她，保存着那证据：他的书，他留在扉页上的字迹。大地震到来时，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废墟堆里扒出了她的儿子，扒出了邻居，扒出了更远的邻居，大雨之中，她十个手指鲜血淋漓。最终，有一天，她扒出了她的书，它们完好无损，她哭了。
从前，从唐山到太原，乘火车，天亮时，远远地，会看到车窗外巍然挺立的双塔，那是太原的标志，看到它，就知道是到家了。这一次，我姑姑一家给我父亲庆寿，仍然是坐了夜行的火车。天蒙蒙亮，我姑姑就趴在车窗向外眺望。她望了很久，并没有看到她想看的景色。她遗憾地在心里说了一句，“大哥，抱歉，现在看不到双塔了。”
她和大哥一起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