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 网络媒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内容分析法；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010-04
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依托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核心是价值观念[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网络无可厚非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主要战场。文章就网络意识形态相关文献以内容分析法进行发布年份、研究主题、研究议题发展模式、研究方法、高频关键词五个方面的探究。
1.1 抽样
本论文选用的是内容分析法。笔者以“网络意识形态”作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以入选CSSCI为标准搜索了为期15年（2005—2020）的研究文献，笔者进行这项研究的日期是2020年2月14日，搜寻到样本367篇。依据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3]开始数据筛选，遵循“检索—初筛—纳入—综合”四个步骤。首先初筛删除24篇重复文献，接下来纳入经过仔细过滤选取，除去掉与主题相关程度不大与不是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和综述”类文献样本142篇。
1.2 分析单位
我们以搜索的研究现状样本进行分析，把每个样本按照发表年份、论文主题、研究议题发展模式、研究方法、高频关键词五个部分进行记录与转码。在研究操作时，我们将五个变量的定义操作化定义如下。
1）发表年份。为了了解中国学界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在时间上的研究发展变化，每个研究单位都会标上发表年份。
2）研究主题。指每个研究单位的主要论题。我们按照10个类目，将每篇论文都依照其主题归入一类。（详见表1）
由于每格研究单位可能有两个以上研究主题交叉，为了防止在进行研究时被归入多个研究主题，我们还是会依照其最核心的问题进行分类，以保证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保证在10个主题的相互独立。
3）研究议题发展模式。关于这一变量的分析架构，我们参照了R.D.维默尔（R.d. Wimmer）和JR多米尼克（J.r. Dominick）针对网络媒介研究提出的四阶段发展模式[4]。第一阶段，学者的研究一般时针对媒介自身。在第二阶段，这种媒介开始发展，对媒介的使用和使用者的探究欲望随即增长。第三阶段的兴趣则主要在研究这种媒介的各方面如何发展。在第四阶段，研究热点通常是提出对媒介及其发展有新诠释的概念或理论。参照这种四阶段发展的分析框架，我们参考理论，把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研究发展模式参照理论归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有关网络意识形态基础涵义探索。第二阶段：有关网络媒介使用跟意识形态局势的利弊以及风险与机遇。第三阶段：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工作、传播、治理等各方面研究。第四阶段：互联网媒介下意识形态新深度解释或微观路径探究。如李明德、李巨星[5]使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对传播效果的量化评估。
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催化器，也是优质成果的基础保障。徐辉[6]、唐涌[7]等人把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定量与定性混合方法三种。并对每篇论文运用的方法进行分类、转码。
5）高频关键词。关键词是对文献精华内容的概括及精炼，因此关键词的频率最能展现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前沿问题。笔者选中的这142个文献样本所有关键词进行记录，平均每个文献样本有3～5个关键词，为保证科学性尽数统计，统计出高频词前十位，继而分析此变量所有文献的关键词频。
2.1 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主题分析
由表2可知，在全部142篇论文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安全、治理方面，占到所有样本的70%以上。其中以意识形态安全类型的文献最为突出占所有文献样本的22.5%。意识形态基本涵义的文献样本占了11.3%，对网络意识形态从2005年最开始到最新的论文都随着时代的不同给予了不同涵义。值得关注的是，在占了7.7%其他类里现在的研究方向越来越细致及创新。
2.2 研究主题年份分布
笔者这次选取的文献样本从2005年至2020年样本142篇，依照研究年份分布。
從表3可以看出，2005年至2008共3篇只占全部样本的0.7%。2009年发表了6篇占总样本的4.2%，代表了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这个领域已初具雏形。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2015年初开始井喷式的爆发期，2015—2018年，这4年占到了总样本的80%。近5年随着对意识形态研究的不断加深和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的文献数量显著增加。呈现出数量多、涉及范围广、研究范围宽、文献质量高等特点。
2.3 网络意识形态议题发展模式分析
为了评估国内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总体科研水平，将我们样本的论文归入到相对应的四个阶段之中，结合年份做相应的研究，详情见表4。
处于第一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6篇，第一阶段的论文主要是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相关基础涵义的探索。从表4可知，2005—2010年学术界开始将网络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当然，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涵义。所以在2017、2018年有数篇相关文献就网络意识形态进行重新探讨。所以第一阶段关于涵义的探讨也在发展，在2015—2020中就有8篇在进行重新解构分析。
处于第二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8篇，高峰期在2011—2015，探讨网络给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及机遇问题。网络媒介走进寻常人家，对于网络媒介有新相关研究后，继而研究网络媒介本身及使用者给意识形态带来影响。
处于第三阶段的论文一共是98篇，从2015年到2019年。随着对意识形态相关研究的重视以及网络媒介技术的革新，研究有了爆发式的增长。这其中涵盖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安全、治理、领导权等大的热门主题。研究的内容极其宏观且研究范围非常广，研究主题宽泛及宏观视角站位高是主要特点。
处于第四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0篇，是具体研究以及微观探索，二级主题的细致深度的研究以及细致具体路径分析集中在2019年，现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处于第三阶段，第四阶段这两年有高速发展的趋势，现阶段的研究还是以第三阶段为主。
2.4 研究方法分析
笔者就研究方法分成定性方法、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定量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如表5，总共142篇样本论文中，有140篇使用的都是定性方法占了总样本的98.6%，只有2篇使用的是定性与定量方法混合的方法总共占1.4%，样本中没有用定量方法数量为0。定性方法远远超过其他方法。
2.5 高频关键词分析
笔者对所有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全记录应收尽收，高频关键词前10的词如表6所示。
结果显示“意识形态安全”已然超越“意识形态”这个中心词成为现如今研究热点，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是话语权问题，其中以西方文化入侵问题尤为显著。所以“话语权”与“西方敌对势力”等与安全相关的关键词同样重要。同时可知样本文献大多是研究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但可知无论在什么媒介上本质还是意识形态。依然需要巩固“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建设”。
3.1 宏观研究井喷式发展，微观细节研究略显稚嫩
从上文数据可知，近年相关研究井喷式发展，国家持续强调了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时期的论文呈现出数量多、涉及范围广、研究范围宽、研究质量高等特点。在内容上，大多还是以宏观角度去研究去解读网络意识形态，宏观、抽象、站位高是当下大多数高质量文献的特点。不足之处是这类研究相似性太高，区分度不足，缺乏微观角度的研究以及具体可执行路径的研究。在场景上，也是以站位高宏观为主，而具体场景的研究还不是非常全面，互联网跟场域是融通的，当下场域细分研究做得最好的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但企业、BBS、短视频平台甚至视频弹幕等细分场域相关研究特别缺乏，在5G时代任何薄弱环节都有可能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3.2 思辨定性方法占主流，定量实证方法需强化
定性方法在互联网媒介下意识形态文献中占据主导，而定量方法却鲜少使用。在网络媒介下意识形态研究中，定性与思辨占主导有他自身的合理性。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复杂价值观系统，其诸多因素导致相关研究难以被具体量化，决定了定性方法在此相关领域里有着不可动摇之地位。但重思辨轻实证的特性在笔者所筛选的样本中非常明显，含有定量方法的文章仅有2篇，而使用纯定量方法为0。正确认识定量以及实证方法在提高意识形态研究中的重要性尤为重要，定量的方法因为有明确的数据作为支撑其优势也很明显，相较思辨方法更加具有科学性也更具体。为解决具体问题更加适用。研究方法无谓好坏，要根据目的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优势。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是个复杂价值观系统，必然应适用更多研究方法。
3.3 多学科多角度保卫意识形态安全
在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而如今最严峻的就是如何在西方文化强力入侵趋势下捍卫主流话语权。有数据显示，“全球约80%～90%的信息来自西方的媒体。而华语信息只有5%左右。”[8]西方信息制霸问题是多方面协同解决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网络技术问题、国家对外开放策略问题等多方面问题集合而成的系统问题，我们不应孤立在本学科內进行探究，应该多学科、多视角、多方位进行科研与探索。
参考文献
[1]黄冬霞，吴满意.近年来国内学界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状况述评[J].天府新论，2015（5）：115-121.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2.
[3]（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Moheretal，2009）.
[4]S·T·金，D·韦弗，陈源.因特网之传播学研究：主题元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3（6）：65-68.
[5]李明德，李巨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效果评估体系研究[J].当代传播，2019（2）：12-19.
[6]徐辉，季诚钧.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4（1）：14-16.
[7]唐涌.混合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2）：12-21.
[8]江涌.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0（5）：6-9.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05-0010-04
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依托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核心是价值观念[1]。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2]，网络无可厚非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主要战场。文章就网络意识形态相关文献以内容分析法进行发布年份、研究主题、研究议题发展模式、研究方法、高频关键词五个方面的探究。
1 研究方法
1.1 抽样
本论文选用的是内容分析法。笔者以“网络意识形态”作为关键词，在CNKI（中国知网）以入选CSSCI为标准搜索了为期15年（2005—2020）的研究文献，笔者进行这项研究的日期是2020年2月14日，搜寻到样本367篇。依据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优先报告的条目[3]开始数据筛选，遵循“检索—初筛—纳入—综合”四个步骤。首先初筛删除24篇重复文献，接下来纳入经过仔细过滤选取，除去掉与主题相关程度不大与不是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和综述”类文献样本142篇。
1.2 分析单位
我们以搜索的研究现状样本进行分析，把每个样本按照发表年份、论文主题、研究议题发展模式、研究方法、高频关键词五个部分进行记录与转码。在研究操作时，我们将五个变量的定义操作化定义如下。
1）发表年份。为了了解中国学界对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在时间上的研究发展变化，每个研究单位都会标上发表年份。
2）研究主题。指每个研究单位的主要论题。我们按照10个类目，将每篇论文都依照其主题归入一类。（详见表1）
由于每格研究单位可能有两个以上研究主题交叉，为了防止在进行研究时被归入多个研究主题，我们还是会依照其最核心的问题进行分类，以保证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保证在10个主题的相互独立。
3）研究议题发展模式。关于这一变量的分析架构，我们参照了R.D.维默尔（R.d. Wimmer）和JR多米尼克（J.r. Dominick）针对网络媒介研究提出的四阶段发展模式[4]。第一阶段，学者的研究一般时针对媒介自身。在第二阶段，这种媒介开始发展，对媒介的使用和使用者的探究欲望随即增长。第三阶段的兴趣则主要在研究这种媒介的各方面如何发展。在第四阶段，研究热点通常是提出对媒介及其发展有新诠释的概念或理论。参照这种四阶段发展的分析框架，我们参考理论，把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研究发展模式参照理论归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有关网络意识形态基础涵义探索。第二阶段：有关网络媒介使用跟意识形态局势的利弊以及风险与机遇。第三阶段：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工作、传播、治理等各方面研究。第四阶段：互联网媒介下意识形态新深度解释或微观路径探究。如李明德、李巨星[5]使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对传播效果的量化评估。
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催化器，也是优质成果的基础保障。徐辉[6]、唐涌[7]等人把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定量与定性混合方法三种。并对每篇论文运用的方法进行分类、转码。
5）高频关键词。关键词是对文献精华内容的概括及精炼，因此关键词的频率最能展现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前沿问题。笔者选中的这142个文献样本所有关键词进行记录，平均每个文献样本有3～5个关键词，为保证科学性尽数统计，统计出高频词前十位，继而分析此变量所有文献的关键词频。
2 研究结果
2.1 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主题分析
由表2可知，在全部142篇论文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安全、治理方面，占到所有样本的70%以上。其中以意识形态安全类型的文献最为突出占所有文献样本的22.5%。意识形态基本涵义的文献样本占了11.3%，对网络意识形态从2005年最开始到最新的论文都随着时代的不同给予了不同涵义。值得关注的是，在占了7.7%其他类里现在的研究方向越来越细致及创新。
2.2 研究主题年份分布
笔者这次选取的文献样本从2005年至2020年样本142篇，依照研究年份分布。
從表3可以看出，2005年至2008共3篇只占全部样本的0.7%。2009年发表了6篇占总样本的4.2%，代表了网络意识形态研究这个领域已初具雏形。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从2015年初开始井喷式的爆发期，2015—2018年，这4年占到了总样本的80%。近5年随着对意识形态研究的不断加深和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意识形态的文献数量显著增加。呈现出数量多、涉及范围广、研究范围宽、文献质量高等特点。
2.3 网络意识形态议题发展模式分析
为了评估国内学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总体科研水平，将我们样本的论文归入到相对应的四个阶段之中，结合年份做相应的研究，详情见表4。
处于第一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6篇，第一阶段的论文主要是研究网络意识形态相关基础涵义的探索。从表4可知，2005—2010年学术界开始将网络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当然，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涵义。所以在2017、2018年有数篇相关文献就网络意识形态进行重新探讨。所以第一阶段关于涵义的探讨也在发展，在2015—2020中就有8篇在进行重新解构分析。
处于第二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8篇，高峰期在2011—2015，探讨网络给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及机遇问题。网络媒介走进寻常人家，对于网络媒介有新相关研究后，继而研究网络媒介本身及使用者给意识形态带来影响。
处于第三阶段的论文一共是98篇，从2015年到2019年。随着对意识形态相关研究的重视以及网络媒介技术的革新，研究有了爆发式的增长。这其中涵盖了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安全、治理、领导权等大的热门主题。研究的内容极其宏观且研究范围非常广，研究主题宽泛及宏观视角站位高是主要特点。
处于第四阶段的论文一共是10篇，是具体研究以及微观探索，二级主题的细致深度的研究以及细致具体路径分析集中在2019年，现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处于第三阶段，第四阶段这两年有高速发展的趋势，现阶段的研究还是以第三阶段为主。
2.4 研究方法分析
笔者就研究方法分成定性方法、定性与定量混合方法、定量方法三个方面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如表5，总共142篇样本论文中，有140篇使用的都是定性方法占了总样本的98.6%，只有2篇使用的是定性与定量方法混合的方法总共占1.4%，样本中没有用定量方法数量为0。定性方法远远超过其他方法。
2.5 高频关键词分析
笔者对所有样本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全记录应收尽收，高频关键词前10的词如表6所示。
结果显示“意识形态安全”已然超越“意识形态”这个中心词成为现如今研究热点，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也是话语权问题，其中以西方文化入侵问题尤为显著。所以“话语权”与“西方敌对势力”等与安全相关的关键词同样重要。同时可知样本文献大多是研究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但可知无论在什么媒介上本质还是意识形态。依然需要巩固“意识形态工作”“意识形态建设”。
3 结论与谈论
3.1 宏观研究井喷式发展，微观细节研究略显稚嫩
从上文数据可知，近年相关研究井喷式发展，国家持续强调了网络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这时期的论文呈现出数量多、涉及范围广、研究范围宽、研究质量高等特点。在内容上，大多还是以宏观角度去研究去解读网络意识形态，宏观、抽象、站位高是当下大多数高质量文献的特点。不足之处是这类研究相似性太高，区分度不足，缺乏微观角度的研究以及具体可执行路径的研究。在场景上，也是以站位高宏观为主，而具体场景的研究还不是非常全面，互联网跟场域是融通的，当下场域细分研究做得最好的是高校网络意识形态研究，但企业、BBS、短视频平台甚至视频弹幕等细分场域相关研究特别缺乏，在5G时代任何薄弱环节都有可能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3.2 思辨定性方法占主流，定量实证方法需强化
定性方法在互联网媒介下意识形态文献中占据主导，而定量方法却鲜少使用。在网络媒介下意识形态研究中，定性与思辨占主导有他自身的合理性。网络意识形态研究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复杂价值观系统，其诸多因素导致相关研究难以被具体量化，决定了定性方法在此相关领域里有着不可动摇之地位。但重思辨轻实证的特性在笔者所筛选的样本中非常明显，含有定量方法的文章仅有2篇，而使用纯定量方法为0。正确认识定量以及实证方法在提高意识形态研究中的重要性尤为重要，定量的方法因为有明确的数据作为支撑其优势也很明显，相较思辨方法更加具有科学性也更具体。为解决具体问题更加适用。研究方法无谓好坏，要根据目的取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之优势。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是个复杂价值观系统，必然应适用更多研究方法。
3.3 多学科多角度保卫意识形态安全
在网络媒介下的意识形态领域最核心的问题是安全问题，而如今最严峻的就是如何在西方文化强力入侵趋势下捍卫主流话语权。有数据显示，“全球约80%～90%的信息来自西方的媒体。而华语信息只有5%左右。”[8]西方信息制霸问题是多方面协同解决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网络技术问题、国家对外开放策略问题等多方面问题集合而成的系统问题，我们不应孤立在本学科內进行探究，应该多学科、多视角、多方位进行科研与探索。
参考文献
[1]黄冬霞，吴满意.近年来国内学界网络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状况述评[J].天府新论，2015（5）：115-121.
[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42.
[3]（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PRISMA）（Moheretal，2009）.
[4]S·T·金，D·韦弗，陈源.因特网之传播学研究：主题元分析[J].国外社会科学，2003（6）：65-68.
[5]李明德，李巨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网络传播的效果评估体系研究[J].当代传播，2019（2）：12-19.
[6]徐辉，季诚钧.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及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4（1）：14-16.
[7]唐涌.混合方法研究：美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2015，42（2）：12-21.
[8]江涌.中国要说话，世界在倾听：关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红旗文稿，2010（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