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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心理问题在全世界导致了12%的疾病，其中，46%的疾病都与抑郁症直接相关。这是现状，而世卫组织的专家们认为，如果保持现有的趋势，到2030年，抑郁症会成为致残的第一大诱因。
预测全球的某种趋势，远不能通过单一的视角去看。而以史为鉴，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人这些年抑郁症的发展趋势中，看到某些迹象。
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几乎没有“抑郁症”患者，那个年代精神科接待的患者中，30%以上会诊断为“神经衰弱”，真正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不到1%。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绝不简单是抑郁症患者真实数量的反映。
社会对于抑郁症的道德污名化，诊疗方法重经验、轻循证的模式，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对于身体症状的关注超过内在感受等等，都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有力影响者。
不可忽视的是，社会文化对疾病的影响。在人类社会中，永远是大多数人定义疾病。人们首先有了关于“健康”的定义，规定了什么是正常，然后把偏离正常范围的情况，称作疾病。抑郁症（包括大多数精神障碍）也是如此，只是它的指标是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感受，很难有明确的生理指标。而社会文化，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何为“行为偏常”。于是，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医院、医生、专家手下，有相对统一的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到了诊断标准的问题。
在1980年，美国颁布了DSM-III，这是美国第一个医疗模式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而中国真正发展起自己的诊断手册，是在1989年，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精神科常委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通过了CCMD-2——现在看来，这版诊断手册依然相当“简陋”，直到2000年前后，才逐渐完善并发布了CCMD-3。
这是中国的相关学者、专家、临床工作人员对于体系化、规范化的精神疾病诊疗体系的建设过程。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的，是基础研究的发展和药物的研发。神经生物学的发展，让临床医师可以用“五羟色胺”与“多巴胺”分泌失调，作为一种简化的病理解释，向缺乏信任感的就诊者进行科普教育，人们对精神医生的信任感增强了。于是，从基础研发到临床应用，最后触达每个普通人的科普教育，形成了闭环。
21世纪以来，抑郁症的诊断比率开始大幅上升。但是，作为一种疾病，在流行病学调查中，21世纪初的抑郁症患者绝对数量依然很少。因为，临床医师对患者进行的科普教育，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守株待兔式的科普。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抑郁症患者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大众媒体担负起了科普的任务，一改过去守株待兔式的科普，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个早已存在的问题。
通过历史我们看到，抑郁症并不是增长了，而是被发现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它被越来越准確地定义了。这个趋势仍在继续。未来，抑郁症患者的“增量空间”，潜藏在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指出，约80%的常见精神障碍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在我国，相关调查也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弱势群体，如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是抑郁症的重灾区，而他们可能连生活困顿与心理疾病的区别也分不清。他们解决抑郁症的方式简单粗暴：不解决。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他们有完善的医保体系，过度医疗现象非常显著，在美国，有13%的人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数量远超过抑郁症诊断人数。人们甚至把服用药物当作一种潮流，就像健身和冥想一样，象征着中产阶级追求的格调生活。
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随着物质丰裕，由于饮食过量、过于油腻，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伴随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抑郁症。
预测全球的某种趋势，远不能通过单一的视角去看。而以史为鉴，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国人这些年抑郁症的发展趋势中，看到某些迹象。
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几乎没有“抑郁症”患者，那个年代精神科接待的患者中，30%以上会诊断为“神经衰弱”，真正诊断为“抑郁症”的人不到1%。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绝不简单是抑郁症患者真实数量的反映。
社会对于抑郁症的道德污名化，诊疗方法重经验、轻循证的模式，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人们对于身体症状的关注超过内在感受等等，都可能是这一现象的有力影响者。
不可忽视的是，社会文化对疾病的影响。在人类社会中，永远是大多数人定义疾病。人们首先有了关于“健康”的定义，规定了什么是正常，然后把偏离正常范围的情况，称作疾病。抑郁症（包括大多数精神障碍）也是如此，只是它的指标是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感受，很难有明确的生理指标。而社会文化，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何为“行为偏常”。于是，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医院、医生、专家手下，有相对统一的诊断，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涉及到了诊断标准的问题。
在1980年，美国颁布了DSM-III，这是美国第一个医疗模式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而中国真正发展起自己的诊断手册，是在1989年，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精神科常委扩大会议在西安召开，通过了CCMD-2——现在看来，这版诊断手册依然相当“简陋”，直到2000年前后，才逐渐完善并发布了CCMD-3。
这是中国的相关学者、专家、临床工作人员对于体系化、规范化的精神疾病诊疗体系的建设过程。这个过程中，功不可没的，是基础研究的发展和药物的研发。神经生物学的发展，让临床医师可以用“五羟色胺”与“多巴胺”分泌失调，作为一种简化的病理解释，向缺乏信任感的就诊者进行科普教育，人们对精神医生的信任感增强了。于是，从基础研发到临床应用，最后触达每个普通人的科普教育，形成了闭环。
21世纪以来，抑郁症的诊断比率开始大幅上升。但是，作为一种疾病，在流行病学调查中，21世纪初的抑郁症患者绝对数量依然很少。因为，临床医师对患者进行的科普教育，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守株待兔式的科普。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抑郁症患者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大众媒体担负起了科普的任务，一改过去守株待兔式的科普，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个早已存在的问题。
通过历史我们看到，抑郁症并不是增长了，而是被发现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它被越来越准確地定义了。这个趋势仍在继续。未来，抑郁症患者的“增量空间”，潜藏在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指出，约80%的常见精神障碍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在我国，相关调查也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弱势群体，如留守儿童、独居老人等，是抑郁症的重灾区，而他们可能连生活困顿与心理疾病的区别也分不清。他们解决抑郁症的方式简单粗暴：不解决。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他们有完善的医保体系，过度医疗现象非常显著，在美国，有13%的人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数量远超过抑郁症诊断人数。人们甚至把服用药物当作一种潮流，就像健身和冥想一样，象征着中产阶级追求的格调生活。
在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随着物质丰裕，由于饮食过量、过于油腻，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伴随着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抑郁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