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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1981—2006年美德两国产业结构变化和研发投入产业分布特点的描述,并将技术政策引入分析框架,在一国技术政策目标指引下研究技术投入的特点及其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具体分析中观行业层面的技术投入对转移和深化两种产业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作用。通过对两国技术政策、技术投入和产业贸易特点的分析,对比了差异化的产业升级路径的战略选择方式,以求对经济追赶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产业升级;转移;深化;选择路径
中图分类号:F1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37-07
一、理论综述
(一) 概念复杂性
作为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内涵和分类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在内涵上,有的学者从中宏观层面来把握,如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再如美国经济学家Ernst(1998,2003)指出,产业升级涉及广义的创新活动,产业升级概念复杂,不同产业和不同国家的产业升级呈现不同特点,并强调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联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界定,Gereffi(1999)通过对亚洲和墨西哥服装行业价值链的考察,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提高向更具盈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迈进的能力的过程,是在价值链内部从低到高的附加值活动的转变。而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种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换过程。
产业升级理论直接阐述定义的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产业升级方式和规律方面。如Ernst对产业升级做如下分类:(1)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层级中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移动;(2)要素间升级:在生产要素层级中从“禀赋资产”或“自然资产”向“创造资产”,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3)需求升级:在消费层级中从必需品向便利品,然后是奢侈品移动;(4)功能升级:在价值链层级中,从销售、分配向最终的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5)链接上的升级:在前后链接的层级中,从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到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后四种都属于产业内升级,Ernst强调后两种是基于公司层面的。由于公司行为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产业结构本身不足以解释创新动力,Ernst指出产业升级专注于产业结构与公司行为的共同演化。Gereffi(2005)则强调了产业升级过程中公司学习的重要性,将创新视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而Kaplinsky and Readman(2001)将“产业升级”和“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指相对自己先前状况而言,公司改进或开发新产品或工艺;升级则指相对竞争者而言,公司如何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这一定义将动态分析加入产业升级概念。另外,Humphrey and Schmitz(2002,2004)区分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法或类型: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前三种属于产业内升级。
总体而言,西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微观,将企业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本质。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是从中观、宏观的视角对产业层面的结构升级理论进行分析。如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高秀艳,2004;赵唯,2005),后者即产业结构升级(苏东水,2000;吴进红,2007;喆儒,2006)。诸多研究集中在对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和影响因素的分析(郭克莎,王岳平,杜传忠,李建标)。如张其仔(2008)认为,产业升级最终取决于积累的和创新的,即潜在的技术能力;在微观层面,企业和产品间的技术距离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2001)认为应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产业升级战略和模式的选择。郭克莎和高谦论(2004,2007)论证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当前国际贸易格局下只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落后,应该结合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发展新兴产业提升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升级。王昌林(2005)认为,产业升级最终依靠的还是自主创新。孙军(2008)构建了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型,指出后发国家内部高层次的需求空间和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对于其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影响。喆儒(2006)在开放条件下从产业、产品、技术、市场和企业组织等层面讨论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以汽车产业升级为例分析了相关政策选择,其中尽管也提到了技术进步及其与需求对产业升级的“加强效应”作用,本质上还是从需求结构变动角度分析产业内部的升级问题。陈敦贤(2000)指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演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刘芳,倪浩(2009)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如自然禀赋情况、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及外资,找出其关键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并提出一系列我国政府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措施。
产业升级研究中不少都涉及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关系,视技术创新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如较早的罗斯托主导产业理论认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并具有较强扩散效应的为数有限的主要部门会对其他部门产生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论证日本产业结构的规划基准时得出结论:技术变动会促进产业结构改善。创新理论是研究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发展。Rothwell 和 Zegveld 将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合称为创新政策,认为产业发展与创新政策常常相互影响。Ernst(Ernst 2001,Hisrchman1998)认为产业升级试图在创新、专业化和赫希曼关联之间建立关系模型,并描述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可能结果。
(二) 对实践一致性的质疑
尽管产业升级的概念和理论复杂,但在两方面却体现出实践一致性。一方面,产业升级理论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都得以体现,如经济发展中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期,产业升级主要是推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比重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后起国家而言,产业升级的轨迹就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则是以纺织、服装、轻工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不断地提高新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比重,如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再到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东亚不少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均经历了这么一个类似发达国家发展的大体过程。另一方面,各个国家虽然基础不同,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谋求技术知识优势、建立本国的创新能力上却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在产业升级的方向上,各国有类似的趋势。表现为对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热衷和对服务业的关注。各国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目标达成较广泛共识,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新兴产业如新兴服务业和环保业比重的提高,而且在实践中争相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研发投资,以寻求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
虽如上所述,但经过深入观察可发现:产业升级的选择路径在不同国家存在重要差异。产业升级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推动产业内部构成及产业之间比例关系演进、结构日趋合理和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必然受限于一国经济体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变革。产业升级路径的不一致,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尝试,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所不同。产业升级具体实现方式由企业来实践,国家战略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方式相差甚远。
本文在产业升级的宏观概念框架下,从战略层面对已经实践产业升级的发达国家的选择路径和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差异化的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式,以求对经济追赶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 研发投入和产业升级路径
从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式的微宏观分析,我们得到启发:产业升级是包括研发和技术扩散在内的技术能力的函数。那么在国家宏观层面,这一关系是否也存在?我们通过对1981—2006年间OECD成员国中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考察发现,不同国家在制造业内部升级及其向服务业升级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安排和节奏,升级的路径选择难以在时间段上同一化。但经济领先国—美国和德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凸现明显的指标波动,而且两国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差异较大。通过对美德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研发投入的产业分布特点的分析,在国家宏观层面研究产业升级路径和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将产业升级界定为: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变动,可以涉及产业内升级,也可以涉及产业间升级。
(一)产业绩效表现和考虑滞后的研发投入基本趋同
先看美国,从附加值方面判断,在不同的时间段,服务业都完全取代制造业成为整体经济的主体产业,如表1。在20多年间服务业研发投入剧增,服务业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持续缓慢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发投入在作用效应上的滞后。在制造业内部,高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业的附加值共同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最大(6%-7.2%),同时这一类也占有研发投入中的最大份额①(56.1%-78.7%)。由于服务业的活跃增长,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低迷,其附加值对整个经济贡献比例缓和减少,研发比例虽有绝对优势但颓势已现。相反,低技术研发比例略有增加,可能是进入21世纪前后,低技术类中回收业如固体废物处理、汽车报废等与环境有关的技术投入的加大。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再对德国的附加值指标进行分析,服务业也已成为整体经济的主体产业,见表2。在1991—2006年间服务业研发投入增长不大,服务业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增长很小。在制造业内部,高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业的附加值共同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最大(12%—15.6%),同时这一类也占有研发投入中的最大份额(85.6%—86.3%)。由于服务业的增长势头不强,制造业只显示了微弱的下降趋势,研发比例同样出现较小的减少。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对比美国和德国,两国不同产业的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与该产业的研发投入比例基本一致(考虑滞后效应)。在研究时段,服务业都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主体产业。但在美国,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较为明显,尽管服务业贡献的增速有限、制造业减少有限,但持续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研发投入可以预期到产业转移的持续增长趋势;在德国,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有微弱体现,服务业贡献的增长和制造业贡献减少都很小,持续小幅增长的服务业研发投入可能会强化未来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德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较弱。
(二)产业升级路径和研发投入变化一致
进一步考察美国和德国的产业附加值和研发投入变化的特点,对比上述产业升级的不同路径。
从产业附加值绝对量指标来看,见图1。首先,美德两国制造业结构和增长潜力大不相同。在美国,制造业的产出附加值绝对量由大到小的产业依次是:低技术、高中技术、低中技术和高技术。其中,高技术产业增长最为迅速,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在2000年达到拐点后调整,2003年开始稳定增长。高中技术
和低中技术增长也较为显著。低技术产业虽然附加值量较大,但近十年增长停滞,并在2006年出现负增长。在德国,制造业的产出附加值绝对量由大到小的产业为:高中技术、高低技术、低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分布变化不大,中等技术产业(包括高中和低中)成为制造业附加值的主要贡献者。高技术产业附加值随时间有稳定增长。其次,美德两国服务业增长有一定差异明显。近15年来,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服务业产业附加值增长2.3倍,同时期德国增长1.7倍;美国的服务业产业附加值平均规模为德国的6倍。再者,美德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同。1991—2006年间,美国服务业的附加值与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由4.3倍上升到6倍;同时期德国的这一比例由2.2倍变化到3倍。
注:双轴图。纵坐标为附加值的对数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从不同技术含量制造业小类占制造业的研发比例来看,见图2。在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比例高达69%,其次是高中技术,比例为20%~30%。而低中技术和低技术仅仅占了不到1%的研发份额,而且总体趋势是明显波动减少。在德国,研发集中在高中技术,比例近60%,而且比例随时间变化不大。和美国类似,低中技术和低技术仅仅占了不到1%的研发份额,但总体趋势是缓慢减少。求不同年代的各小类研发投入比例的均值和方差:对比美国和德国,很明显是大变动和微弱变化。
制造业小类占制造业的研发比例
注:双轴比例。
数据来源: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MSTI): 2009/1 edition
(三) 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结构布局与演化
各个产业本身生产特征不同,产业的自我满足率比例存在差异②。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应显示相近的比例水平。表3中显示,德国产业的自我满足(供给)率较强,制造业和服务业自我强化作用很强,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中等技术类,如机器设备(49%)、汽车工具设备(87.8%)。美国产业自我满足率则相对较低,如机器设备仅为17.3%,电子仪器类为7.4%;服务业中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和研发两项自我供给率很低,体现了它们对其他行业很强的依赖性和渗透性。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占全部中间投入的比例,发现两国的比例都接近80%,其中比例较大的类别如金融保险服务、邮政通讯、研发、房地产和贸易等。制造业的这些中间投入中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表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③,服务业对制造业较强的支持和关联关系。在近10年间,多数OECD国家产品生产中的投入发生了变化:服务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投入增长速度,同时,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最为明显的是通讯产品。对比美德两国差异,美国的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占全部投入比例较大的研究和开发服务(10%)在德国的比例很小(0.5%)。其余金融服务、通信服务、商业服务和贸易,美国的比例都略大于德国的同一比例。
数据来源:OECD input-output tables 2000, 2005 整理计算
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不断强化和具有累积性因果影响的互动关联关系,这对制造业结构升级起着重要的支撑、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将更有利于促进产业间的升级。OECD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也分为5大类: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其中通信服务(包括电子通信和广播服务)、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包括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研究和工程服务)三大类又成为市场导向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当前美国对服务业研发的巨大投入,预期将对产业间升级即产业转移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产业升级;转移;深化;选择路径
中图分类号:F1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37-07
一、理论综述
(一) 概念复杂性
作为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其内涵和分类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在内涵上,有的学者从中宏观层面来把握,如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当资本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禀赋更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再如美国经济学家Ernst(1998,2003)指出,产业升级涉及广义的创新活动,产业升级概念复杂,不同产业和不同国家的产业升级呈现不同特点,并强调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联系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界定,Gereffi(1999)通过对亚洲和墨西哥服装行业价值链的考察,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提高向更具盈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迈进的能力的过程,是在价值链内部从低到高的附加值活动的转变。而Poon(2004)认为,产业升级就是一种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换过程。
产业升级理论直接阐述定义的较少,更多的是集中在产业升级方式和规律方面。如Ernst对产业升级做如下分类:(1)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层级中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移动;(2)要素间升级:在生产要素层级中从“禀赋资产”或“自然资产”向“创造资产”,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3)需求升级:在消费层级中从必需品向便利品,然后是奢侈品移动;(4)功能升级:在价值链层级中,从销售、分配向最终的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5)链接上的升级:在前后链接的层级中,从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到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后四种都属于产业内升级,Ernst强调后两种是基于公司层面的。由于公司行为和创新活动的重要性,以及产业结构本身不足以解释创新动力,Ernst指出产业升级专注于产业结构与公司行为的共同演化。Gereffi(2005)则强调了产业升级过程中公司学习的重要性,将创新视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而Kaplinsky and Readman(2001)将“产业升级”和“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指相对自己先前状况而言,公司改进或开发新产品或工艺;升级则指相对竞争者而言,公司如何快速适应变化的环境。这一定义将动态分析加入产业升级概念。另外,Humphrey and Schmitz(2002,2004)区分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法或类型: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前三种属于产业内升级。
总体而言,西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微观,将企业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本质。国内学者的研究基本是从中观、宏观的视角对产业层面的结构升级理论进行分析。如产业升级是指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不仅包括产业产出总量的增长,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高秀艳,2004;赵唯,2005),后者即产业结构升级(苏东水,2000;吴进红,2007;喆儒,2006)。诸多研究集中在对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和影响因素的分析(郭克莎,王岳平,杜传忠,李建标)。如张其仔(2008)认为,产业升级最终取决于积累的和创新的,即潜在的技术能力;在微观层面,企业和产品间的技术距离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2001)认为应遵循比较优势理论来进行产业升级战略和模式的选择。郭克莎和高谦论(2004,2007)论证了比较优势理论在当前国际贸易格局下只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落后,应该结合动态竞争优势理论,发展新兴产业提升比较优势以实现产业升级。王昌林(2005)认为,产业升级最终依靠的还是自主创新。孙军(2008)构建了一个在封闭条件下内含需求因素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型,指出后发国家内部高层次的需求空间和政府对于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对于其产业结构升级有重要影响。喆儒(2006)在开放条件下从产业、产品、技术、市场和企业组织等层面讨论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并以汽车产业升级为例分析了相关政策选择,其中尽管也提到了技术进步及其与需求对产业升级的“加强效应”作用,本质上还是从需求结构变动角度分析产业内部的升级问题。陈敦贤(2000)指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升级的核心是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演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刘芳,倪浩(2009)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如自然禀赋情况、技术创新、消费需求变化和经济全球化及外资,找出其关键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并提出一系列我国政府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措施。
产业升级研究中不少都涉及到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关系,视技术创新为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如较早的罗斯托主导产业理论认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并具有较强扩散效应的为数有限的主要部门会对其他部门产生重要作用;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在论证日本产业结构的规划基准时得出结论:技术变动会促进产业结构改善。创新理论是研究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如前所述,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发展。Rothwell 和 Zegveld 将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合称为创新政策,认为产业发展与创新政策常常相互影响。Ernst(Ernst 2001,Hisrchman1998)认为产业升级试图在创新、专业化和赫希曼关联之间建立关系模型,并描述由于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可能结果。
(二) 对实践一致性的质疑
尽管产业升级的概念和理论复杂,但在两方面却体现出实践一致性。一方面,产业升级理论的一般规律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实践中都得以体现,如经济发展中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20世纪后半期,产业升级主要是推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比重的提高。特别是对于后起国家而言,产业升级的轨迹就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则是以纺织、服装、轻工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不断地提高新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比重,如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再到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东亚不少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均经历了这么一个类似发达国家发展的大体过程。另一方面,各个国家虽然基础不同,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也不尽相同,但在谋求技术知识优势、建立本国的创新能力上却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在产业升级的方向上,各国有类似的趋势。表现为对技术创新、高科技产业投资的热衷和对服务业的关注。各国对产业升级的方向和目标达成较广泛共识,即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新兴产业如新兴服务业和环保业比重的提高,而且在实践中争相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研发投资,以寻求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
虽如上所述,但经过深入观察可发现:产业升级的选择路径在不同国家存在重要差异。产业升级是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推动产业内部构成及产业之间比例关系演进、结构日趋合理和现代化的过程,因此必然受限于一国经济体具体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变革。产业升级路径的不一致,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不同尝试,而且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所不同。产业升级具体实现方式由企业来实践,国家战略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方式相差甚远。
本文在产业升级的宏观概念框架下,从战略层面对已经实践产业升级的发达国家的选择路径和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差异化的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方式,以求对经济追赶国家的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二、 研发投入和产业升级路径
从国内外学者对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式的微宏观分析,我们得到启发:产业升级是包括研发和技术扩散在内的技术能力的函数。那么在国家宏观层面,这一关系是否也存在?我们通过对1981—2006年间OECD成员国中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过程考察发现,不同国家在制造业内部升级及其向服务业升级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安排和节奏,升级的路径选择难以在时间段上同一化。但经济领先国—美国和德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凸现明显的指标波动,而且两国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差异较大。通过对美德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研发投入的产业分布特点的分析,在国家宏观层面研究产业升级路径和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里将产业升级界定为: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的变动,可以涉及产业内升级,也可以涉及产业间升级。
(一)产业绩效表现和考虑滞后的研发投入基本趋同
先看美国,从附加值方面判断,在不同的时间段,服务业都完全取代制造业成为整体经济的主体产业,如表1。在20多年间服务业研发投入剧增,服务业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持续缓慢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发投入在作用效应上的滞后。在制造业内部,高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业的附加值共同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最大(6%-7.2%),同时这一类也占有研发投入中的最大份额①(56.1%-78.7%)。由于服务业的活跃增长,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低迷,其附加值对整个经济贡献比例缓和减少,研发比例虽有绝对优势但颓势已现。相反,低技术研发比例略有增加,可能是进入21世纪前后,低技术类中回收业如固体废物处理、汽车报废等与环境有关的技术投入的加大。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再对德国的附加值指标进行分析,服务业也已成为整体经济的主体产业,见表2。在1991—2006年间服务业研发投入增长不大,服务业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增长很小。在制造业内部,高技术和中等技术制造业的附加值共同对经济贡献的比例最大(12%—15.6%),同时这一类也占有研发投入中的最大份额(85.6%—86.3%)。由于服务业的增长势头不强,制造业只显示了微弱的下降趋势,研发比例同样出现较小的减少。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对比美国和德国,两国不同产业的附加值对经济贡献的比例与该产业的研发投入比例基本一致(考虑滞后效应)。在研究时段,服务业都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的主体产业。但在美国,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较为明显,尽管服务业贡献的增速有限、制造业减少有限,但持续快速增长的服务业研发投入可以预期到产业转移的持续增长趋势;在德国,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转移有微弱体现,服务业贡献的增长和制造业贡献减少都很小,持续小幅增长的服务业研发投入可能会强化未来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德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产业升级较弱。
(二)产业升级路径和研发投入变化一致
进一步考察美国和德国的产业附加值和研发投入变化的特点,对比上述产业升级的不同路径。
从产业附加值绝对量指标来看,见图1。首先,美德两国制造业结构和增长潜力大不相同。在美国,制造业的产出附加值绝对量由大到小的产业依次是:低技术、高中技术、低中技术和高技术。其中,高技术产业增长最为迅速,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在2000年达到拐点后调整,2003年开始稳定增长。高中技术
和低中技术增长也较为显著。低技术产业虽然附加值量较大,但近十年增长停滞,并在2006年出现负增长。在德国,制造业的产出附加值绝对量由大到小的产业为:高中技术、高低技术、低技术和高技术。产业附加值分布变化不大,中等技术产业(包括高中和低中)成为制造业附加值的主要贡献者。高技术产业附加值随时间有稳定增长。其次,美德两国服务业增长有一定差异明显。近15年来,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美国服务业产业附加值增长2.3倍,同时期德国增长1.7倍;美国的服务业产业附加值平均规模为德国的6倍。再者,美德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化不同。1991—2006年间,美国服务业的附加值与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由4.3倍上升到6倍;同时期德国的这一比例由2.2倍变化到3倍。
注:双轴图。纵坐标为附加值的对数
数据来源:OECD statistics, industry and service 整理计算
从不同技术含量制造业小类占制造业的研发比例来看,见图2。在美国,高技术制造业的研发比例高达69%,其次是高中技术,比例为20%~30%。而低中技术和低技术仅仅占了不到1%的研发份额,而且总体趋势是明显波动减少。在德国,研发集中在高中技术,比例近60%,而且比例随时间变化不大。和美国类似,低中技术和低技术仅仅占了不到1%的研发份额,但总体趋势是缓慢减少。求不同年代的各小类研发投入比例的均值和方差:对比美国和德国,很明显是大变动和微弱变化。
制造业小类占制造业的研发比例
注:双轴比例。
数据来源: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MSTI): 2009/1 edition
(三) 投入产出表中的产业结构布局与演化
各个产业本身生产特征不同,产业的自我满足率比例存在差异②。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应显示相近的比例水平。表3中显示,德国产业的自我满足(供给)率较强,制造业和服务业自我强化作用很强,尤其是制造业内部的中等技术类,如机器设备(49%)、汽车工具设备(87.8%)。美国产业自我满足率则相对较低,如机器设备仅为17.3%,电子仪器类为7.4%;服务业中与计算机相关的活动和研发两项自我供给率很低,体现了它们对其他行业很强的依赖性和渗透性。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占全部中间投入的比例,发现两国的比例都接近80%,其中比例较大的类别如金融保险服务、邮政通讯、研发、房地产和贸易等。制造业的这些中间投入中服务的投入大量增加表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③,服务业对制造业较强的支持和关联关系。在近10年间,多数OECD国家产品生产中的投入发生了变化:服务投入增长速度快于实物投入增长速度,同时,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某些经济活动特别是制造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最为明显的是通讯产品。对比美德两国差异,美国的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占全部投入比例较大的研究和开发服务(10%)在德国的比例很小(0.5%)。其余金融服务、通信服务、商业服务和贸易,美国的比例都略大于德国的同一比例。
数据来源:OECD input-output tables 2000, 2005 整理计算
生产型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不断强化和具有累积性因果影响的互动关联关系,这对制造业结构升级起着重要的支撑、引领和推动作用。因此,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将更有利于促进产业间的升级。OECD将知识密集型服务也分为5大类: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包括计算机软件开发)、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其中通信服务(包括电子通信和广播服务)、金融服务和商业服务(包括计算机和数据处理、研究和工程服务)三大类又成为市场导向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当前美国对服务业研发的巨大投入,预期将对产业间升级即产业转移起到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