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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从上海坐了53小时的火车到北平，到北师大教育系报到，学号为三八〇九四四。什么是三八？指的是入学的年份。因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用的是民国纪年（编者注：民国38年）。当时校务委员会主席是黎锦熙，教育学院院长是董渭川，第二年是丁浩川。当时学生很少，全校只有1100多人。党员也只有几十个，所以没有党委，只有总支。开始总支书记是臧权，后来是丁浩川。
北师大老校址在和平门外大街琉璃厂附近，现在已经被和平门中学、北京实验一小等单位瓜分了，好像图书馆还在，属中国教育科学院所有。图书馆里面有许多藏书，是中国最老的图书馆之一，我入学后经常在这里读书。那时校园很小，一进校门，院子里就有一口高高挂起的大钟，上下课就是靠它鸣金告知。校门左面一排二层楼，呈丁字型，学生都叫它丁字搂，是男生宿舍，由于条件较好，只有老同学才能住进去;右面一排二层楼叫一字楼，是女生宿舍;一字楼后一幢东西走向的小楼叫新生楼，也是学生宿舍，我们教育学院的新生就住在这里。图书馆的对面就是教学大楼了，教学楼西面有一幢小楼，叫乐育堂，是学校的中心，领导办公的地方，但教育学院办公室也在这幢楼上。教学楼南面还有一大排平房，叫南斋，记得美工系、音乐系的男生住在那里。再南面就是大操场了。当时的校园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很怀念图书馆这幢小楼。在师大学习两年中，除了上课、活动以外，几乎天天是在这幢小楼里度过的。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次知道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剩余价值等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在这里我还读到了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读完后激动不已，写了一篇读后感，居然被《中国青年》1951年第65期采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还得了一笔不菲的稿酬，我用它买了一双皮鞋。
顾先生手绘和平门老校区平面图（上西下东）
在师大两年学的课程记得有下列几门。一年级：侯外庐讲社会发展史、胡明讲教育经济学。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大学里没有这些课程，所以全校师生一同听课，在风雨操场听大课，共同学习新民主主义。此外，董渭川讲教育方针、周先庚讲心理学、林励儒讲中等教育、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述讲青年团历史、少年儿童部部长陈琏讲少先队历史。二年级：邱椿讲外国教育史，薛鸿志讲教育统计学、实习电化教育，还去旁听三年级汪奠基讲教育哲学。那时教育系设辅修，我的辅修是地理，要到师大二院去听王均衡讲中国地理。他的课非常生动，记得他讲到台湾，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图，说中国沿海像一张弓，台湾是箭头，使我印象深刻。师大二院在西城区文化街，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即女高师的旧址，今天是鲁迅中学。我们每周去上地理课、电化教育课，要进和平门，经过西绒线胡同，穿过宣武门内大街到文化街，大约要走20分钟。那时北京的城墙还没有拆除，和平门开了一个豁口。北京风沙很大，男人骑自行车要戴风镜，女人则戴丝巾，把头包起来。有一次我们到二院上课，刚好遇到大风沙，正是“伸手不见五指”，进和平门豁口只好倒着走。
那时中央领导经常来校作报告。一次彭真来作报告，我当记录员。听报告之前，各系各班要拉歌。我因为嗓子不好，但旋律感還行，因此当起指挥来，当指挥的还有学生会主席地理系的段宝林、音乐系的陈寿楠。
学校组织腰鼓队，我就参加了，队长好像是我们班的李家齐。每年“五一”“十一”群众游行，我们腰鼓队就走在师大队伍的最前面。学校每周六晚上都有交谊舞会，有时有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是体育系同学的踢踏舞、音乐系杨彼得的男高音、老志成老师带领的民乐队表演。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班曾到天安门广场去演话报剧。
入校不久，学生会就让我负责编辑出版《师大青年》板报，参与者还有张伟垣及俄语系一位同学（已忘其名）。因为我会写点艺术字，除编板报外，还经常让我去刷标语。我们班同学还办起了夜校，为附近的青年和失学的孩子补习。
老师大乐育堂
我一年级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宣传委员。书记李洁湖，组委窦仲菊。二年级任团支部书记。1950年暑假，团支部到大兴安定乡（编者注：今大兴区安定镇）农村去建团，为“土改”做准备。我和学前教育专业的王桂洁分派在一个村。在农村40天，吃百家饭，除大葱外没有吃过一根菜，没有吃过一滴油，吃的都是窝头、贴饼、咸菜疙瘩，可见当时农村之穷苦。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奇缺，班里不少同学提前调出去工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有的参军了。
1951年8月至1956年7月，选派我到苏联学习，在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教育学。我校同去的还有一年级的王甦，后来他转到莫斯科大学学心理学，回国后在北大任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北师大老校址在和平门外大街琉璃厂附近，现在已经被和平门中学、北京实验一小等单位瓜分了，好像图书馆还在，属中国教育科学院所有。图书馆里面有许多藏书，是中国最老的图书馆之一，我入学后经常在这里读书。那时校园很小，一进校门，院子里就有一口高高挂起的大钟，上下课就是靠它鸣金告知。校门左面一排二层楼，呈丁字型，学生都叫它丁字搂，是男生宿舍，由于条件较好，只有老同学才能住进去;右面一排二层楼叫一字楼，是女生宿舍;一字楼后一幢东西走向的小楼叫新生楼，也是学生宿舍，我们教育学院的新生就住在这里。图书馆的对面就是教学大楼了，教学楼西面有一幢小楼，叫乐育堂，是学校的中心，领导办公的地方，但教育学院办公室也在这幢楼上。教学楼南面还有一大排平房，叫南斋，记得美工系、音乐系的男生住在那里。再南面就是大操场了。当时的校园至今还历历在目。
我很怀念图书馆这幢小楼。在师大学习两年中，除了上课、活动以外，几乎天天是在这幢小楼里度过的。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次知道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剩余价值等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在这里我还读到了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读完后激动不已，写了一篇读后感，居然被《中国青年》1951年第65期采用了，这算是我的处女作。还得了一笔不菲的稿酬，我用它买了一双皮鞋。
顾先生手绘和平门老校区平面图（上西下东）
在师大两年学的课程记得有下列几门。一年级：侯外庐讲社会发展史、胡明讲教育经济学。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大学里没有这些课程，所以全校师生一同听课，在风雨操场听大课，共同学习新民主主义。此外，董渭川讲教育方针、周先庚讲心理学、林励儒讲中等教育、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杨述讲青年团历史、少年儿童部部长陈琏讲少先队历史。二年级：邱椿讲外国教育史，薛鸿志讲教育统计学、实习电化教育，还去旁听三年级汪奠基讲教育哲学。那时教育系设辅修，我的辅修是地理，要到师大二院去听王均衡讲中国地理。他的课非常生动，记得他讲到台湾，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地图，说中国沿海像一张弓，台湾是箭头，使我印象深刻。师大二院在西城区文化街，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即女高师的旧址，今天是鲁迅中学。我们每周去上地理课、电化教育课，要进和平门，经过西绒线胡同，穿过宣武门内大街到文化街，大约要走20分钟。那时北京的城墙还没有拆除，和平门开了一个豁口。北京风沙很大，男人骑自行车要戴风镜，女人则戴丝巾，把头包起来。有一次我们到二院上课，刚好遇到大风沙，正是“伸手不见五指”，进和平门豁口只好倒着走。
那时中央领导经常来校作报告。一次彭真来作报告，我当记录员。听报告之前，各系各班要拉歌。我因为嗓子不好，但旋律感還行，因此当起指挥来，当指挥的还有学生会主席地理系的段宝林、音乐系的陈寿楠。
学校组织腰鼓队，我就参加了，队长好像是我们班的李家齐。每年“五一”“十一”群众游行，我们腰鼓队就走在师大队伍的最前面。学校每周六晚上都有交谊舞会，有时有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是体育系同学的踢踏舞、音乐系杨彼得的男高音、老志成老师带领的民乐队表演。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班曾到天安门广场去演话报剧。
入校不久，学生会就让我负责编辑出版《师大青年》板报，参与者还有张伟垣及俄语系一位同学（已忘其名）。因为我会写点艺术字，除编板报外，还经常让我去刷标语。我们班同学还办起了夜校，为附近的青年和失学的孩子补习。
老师大乐育堂
我一年级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宣传委员。书记李洁湖，组委窦仲菊。二年级任团支部书记。1950年暑假，团支部到大兴安定乡（编者注：今大兴区安定镇）农村去建团，为“土改”做准备。我和学前教育专业的王桂洁分派在一个村。在农村40天，吃百家饭，除大葱外没有吃过一根菜，没有吃过一滴油，吃的都是窝头、贴饼、咸菜疙瘩，可见当时农村之穷苦。
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奇缺，班里不少同学提前调出去工作了。抗美援朝开始后有的参军了。
1951年8月至1956年7月，选派我到苏联学习，在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学教育学。我校同去的还有一年级的王甦，后来他转到莫斯科大学学心理学，回国后在北大任教。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