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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悉祁老仙逝，时在福建龙岩。
缪师母打来电话，声音那么平静，一如平常：“你知道吗？祁老走了，学生们已经给他办完后事……”
那天是2013年 12月1日。也许是老太太的声音过于平静，或者出于突然，我的脑子竟是一片空白。待我终于反应过来，急切追询时，发现自己已是泪眼潸然。
实在是造化弄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以学者转型，专职“参政”，得知专攻太平天国史的祁老也是九三学社同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几番说要去扬州拜望，而未得便。此次本已说好，孰料……
人生踪迹，飘絮转蓬，多少人擦肩而过，不留影痕。然而，往往又会被命运之手拨弄，不经意间与某些本不相干的人、事发生牵连。我与祁老的关系，冥冥之中，大概就算隐伏着一种机缘。
提起与祁老的交往，说深亦深，说浅亦浅。说深，30多年以前便得晤握，相识不谓不久。近年又四过扬州谒访，就在一年以前，盘桓数日，完成祁老口述史记录，并协助出版了《祁龙威学术论文选》，使先生驾鹤西去之前，得偿夙愿。说浅，与祁老年齿相比，余生也晚，且驽钝少礼，常年瞎忙，除去在社刊上诗文互见，平时绝少叩问……
初识祁老，当在1983年底，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召开。
那时，九三学社中央每召开规模较大的会议，都要调集天津分社的人员到会服务，我则多被分派参与文件起草和简报工作。工作人员名单上，“祁龙威”的大名亦常在列。然而，久闻其名，未识其人。直到此次大会的某天晚上，天津分社秘书长赵伟之（经此次换届会升任社中央秘书长）在宾馆大厅里与我谈事，只见一人匆匆走来，对赵伟之说孙公（孙承佩秘书长）找他，便匆匆走了过去。不料没走几步，此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折返回来，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热情地握手——赵公告诉我，此人就是扬州来的祁龙威。说他是搞历史的，研究太平天国，此时正在帮助大会起草《决议》，还说他嗜酒好饮……
时至今日，祁老返身回来与我握手的片段，仍是那么清晰：身量不高，动作还算敏捷，满脸的酲红在笑纹间漾开，料是动笔之前，刚刚在房间里喝过小酒……之后虽与祁老多有接触，却总不如初见时那一幕生动可爱，印象深刻。推算一下，当时祁老已是61岁，但是看去仅似中年——也许因为那时九三学社八九十岁的老人济济满堂的原故——不过，祁老那份放在农民中不显、混在工人中挑不出的质朴，实在与想象中的学者样子相去甚远。后来看到祁老的学生、也是他儿媳的于志红在《张謇日记笺注选存》附记中的话，不免有所会心，忍俊不禁：
认识父亲自1979年我从张謇的家乡南通走进扬州历史系读书开始，有同学指着个穿着简朴，走路垂着头的人对我们说：“那就是我们的系主任祁教授。”……满腹图书的祁教授走路时总是垂着头，犹如金秋沉甸甸的稻穗。加之他不仅朴实谦逊，且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也总是关切备至，毫无领导的架子与文人的迂腐，永远的一身旧衣服，倒更像管着农田收获的生产队长……
日月倥偬，转瞬20余载逝去。2007年，九三学社中央启动社史工程，我奉命忝任其事。4月份，为筹拍社史专题片，赴南京等地进行史料调查。期间，闻知祁老尚健，蒙九三学社江苏省委秘书长闵光地陪同，驱车过江，拜望祁老。令人惊讶的是，除去腿脚不便，略添华发，85岁的祁老，几乎看不出明显的岁月蚀痕。短暂一聚，未尽言欢。归后，将《社史专题片拍摄大纲》和各地《采访拍摄方案》拟出，偕摄制组先于东北、京、津采访拍摄，年底，始辗转于上海、浙江、江苏。12月5日到达扬州。在祁老局促的居室中，布光定位，摄像录音，午间共饭，遂告辞去。
之后几年，一种空落缺憾隐怀心中，时而泛起。那是因为，此番专题片拍摄，还有一个更具意义的目的，就是进行社史资料的抢救和搜集。由于行程安排紧迫，对祁老采访过于仓促，祁老亲历的一些事情并未涉及。例如1957年反右前，祁老曾经调入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编辑《社讯》，与担任总编的储安平有过一段人生交集。还有2004年，祁老以82岁高龄，不辞工程浩繁，承担《清史·朴学志》的修纂，历时6年，如期完卷……如此种种，使我于2012年秋，重新草拟采访提纲，两下扬州，与祁老开始了有关社史及其生平的记述——是年，祁老90岁，我也到了初识祁老时他的那个年龄。
经祁老推荐，我在扬州宾馆订了房间。从那里步行到祁老家，只需十几分钟。祁老与我商定，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半，只谈半天，下午各自休息。每日午餐，祁老不由分说，坚持由他安排。他家对面街角有一爿小饭馆，容得四五张餐桌。在那里，我与祁老夫妇三人，固定坐在最靠里边的位置，由祁老点菜埋单，晚餐再由我自便——这位终生浸淫在考据学中的老先生，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他的固执。
祁老原是九三学社扬州市委主委，看得出，扬州九三学机关的同志对他既尊敬，又有些害怕。他在扬州九三学社，很有些说一不二的“霸气”。我到扬州，九三学社中央和九三学社江苏省委打过招呼，九三学社扬州市委自然要安排接待。但是，祁老说我是他的客人，与社市委无关。因此，采访期间，除了接送站，扬州九三学社的同志均未敢露面。那时，中共十八大尚未召开，八项规定更未出台——不经此事，我这个“远客”，更不晓得祁老是何等固执地清廉自守。
提起这家小饭馆，还要多说几句。开饭馆的小老板30多岁，是个安徽人，娶的女人好像家在扬州一带。因为居处方便，一来二去，祁老夫妇成了小饭馆熟人。史学界朋友来访，祁老也会把生意照顾在这里。饭馆经营得红火，却有件窝心事，让小老板夫妻愁眉不展——那就是婚后多年，他们一直没能生育。祁老得知后，利用他的社会资望，联系医院，介绍专家，帮助他们积极治疗。终于有一天，小饭馆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喜得贵子，对于终日辛苦打拼、忧虑无后的小饭馆夫妻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喜悦！祁老的古道热肠，对于他们，又是何等恩德！从此，小饭馆主人将祁老夫妇奉为自家翁媪，亲如一家。缪师母眼近失明，小老板妻子每日登堂入室，帮助打扫洗涮。祁老不良于行，轮椅推出推入，不厌其烦…… 我到扬州，见到那个宝胜天赐的男孩，盘绕在祁老膝头，已能咿呀学语。祁老夫妇对男孩流露出的那份疼爱，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呈现眼前的，就是一幅含饴弄孙的幸福画图。此刻，那位刻板僵硬的考据学家，竟然融化成了一团温柔。
扬州宾馆西接天宁寺，东邻史公祠。天宁寺已被古玩商铺盘踞，殊无可观。而仰慕已久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终得亲近他的英灵。每日午后，梳理出下次采访要点，我便步出宾馆，向东踅入史公祠。踏阶循径，徘徊于衣冠冢侧畔，读碑赏联，仰沐高风。拾得小诗，归呈祁老，以博一哂。其中一首：梅花岭下史公祠，不见梅花一两枝。剃发屠城何者事，打牌跳舞正兴时。祁老看了，笑眯了眼睛，与我说起扬州当下的民俗……
祁老并非整天正襟危坐的老夫子。记得当年在北京开会，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同志见了祁老，总会有番热闹说笑，亦不免相互幽默一下。然而祁老所操的一口 “不是扬州的扬州话”，尤其难懂。有人取笑说，若是祁老在北方教书，必定苦了他的学生。祁老出生在张家港的一个小镇。扬州人说，祁老的话他们听着也困难。我就是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靠“笔译” 艰难地听着祁老的口述——谈话时，祁老在桌上预先准备纸笔，重复几遍还不能听懂的，他就写出来，几类与日本人交流。
祁老忆旧谈往，似有腹稿，犹治朴学。惜墨如金地谈了三个上午，便告罄收官——显然，是受了我提供的那一纸提纲的束缚。只得施展“导引”之功，以时空自由的漫谈方式，使口述继续下去，而渐入佳境。
祁老从“不要过问政治”的家训谈起，谈到做过太平天国军帅的曾祖，谈到著名诗人杨无恙表兄把他带到上海读高中，师事国学大师金松岑，并与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朱季海诸君游学，从此走上考据学之路。从因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捻军文章，而于1956年10月调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任职，谈到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任《社讯》主编，以及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前夕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众生相……祁老谈到：
……我进入九三中央机关，一看环境那个复杂，不但作不了学问，也没前途，就心生去意了。
在那个期间，我每晚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从西四到北图很近，不用乘车。吃过晚饭，披上大衣，就往图书馆跑。礼拜天我带了面包，整天扎在里边，不出来吃饭。我的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就是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
我提交辞职报告没几天，储安平就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
我当时离开北京，等于离开了右派……如果我被打成右派，我的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想起来真是可怕啊！
祁老发出一声叹息，深沉而苍凉。每当忆及，还会引发我心灵的震颤。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清楚被打成右派的后果，那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颠覆，而是整个家庭难以摆脱的灾难。
祁老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副主委、扬州市委主委、扬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谈到九三学社，先生的话语充满了真挚而深厚的情感，还有史学家的正直与良知：
我们建立九三学社，不是为了做官讲排场。自己以权谋私，还怎么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怎么监督执政党？如果我们民主党派讲排场，当官做老爷，搞官僚主义，真是可耻！
我对生活上的要求很低，我在扬州的住房是差的。有一次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朋友来看我，出去问我的学生：“祁老的房子怎么这么小？”我的学生知道情况，回答：“给他房子，他不要哇。”按说我是副厅级待遇，我提房子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我没有这个要求，我是向孙公（孙承佩）学习。如果我讲排场，到了地下怎么去见孙公？
我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都在境外。2000年我们也曾经移民到澳大利亚。300多平米的房子，我们夫妇住在里边，环境、条件都很好。但是，我们在澳大利亚住了9个月，2001年又回来了。这里有我的专业，还有九三学社组织关系，让我割舍不得。死，还要死在中国。
祁老衰年抗鼎，绩一生之学，承担《清史·朴学志》修纂工程，几乎是拼上了老命：
从2004年夏开始，到2010年春止，《朴学志》搞了6年，我是不避寒暑，白天写，晚上写，夜以继日，一气呵成，按期交稿。
编委会把我的事迹发给大家看，虽然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但是那个艰苦却是真的。夏天，我穿一条短裤，坐在这个椅子上。冬天也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包括过年的时候，那个冷……6个寒暑啊！
我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不是动嘴不动手。我是自己动手，写最难的。比如《朴学志·绪论》，这个总纲是我写的，总纲是全书的构架，最难，要带有观点。第二是《小学篇》，也很重要。清代的朴学，最精的是《小学》……我自知学术浅陋，唯有虚心刻苦，需要看的书，必须看，边学边写……六年间，阅读、复习、勘校有关古籍专著文论不下百余部卷……
除了治学心得，祁老还追缅了“岁寒三友”——章太炎、金松岑、李根源3位先师，敬颂了罗尔纲先生的道德文章，随意采撷，点染了史学大家柳诒徵、顾颉刚、侯外庐、荣孟源、胡绳等人的轶闻趣事，以及与唐长孺、吴于厪、金克木、启功等九三学社文史名家的交往。对此，我在《祁龙威口述史》整理稿绪言里说明：
先生年届90，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谈起社内人事及学林轶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虽只言片语，鸿影雪痕，亦属珍稀。故不辞远近，不择繁简，趋而敬录。
采访接近尾声，祁老谈到，孙承佩副主席在世时，曾答应在学苑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后来因故作罢，很令祁老怅惘。我向邵鸿副主席转报了这个情况，很快，学苑出版社便主动联系，安排落实。祁老高兴之余，嘱我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书题笺。我万分惶恐，连声谢免。然而祁老的固执再次降临：“就由你题，作个纪念！”祁老的理由，让我无法再辞——与祁老的这份机缘，就以题笺留念吧。
在邵鸿副主席的直接关照下，2013年7月，《祁龙威学术论文选》付梓印刷。从编辑到出版，仅用时半年，大大短于一般图书的出版周期。见到样书，祁老难抑欣喜之情，几番电话道谢，相约再会扬州……
现今，又值烟花三月。扬州瘦西湖畔，洁白的琼花应已缀满枝头。然而，祁老爽约，让我泪眼空望南天……
祁老走了。祁老的书静静躺在我的案头。
祁老，你走了。但是，你的精神和生命还延续在你的著作中，延续在你守驻过的天地间，延续在你的学生们的生命里……
（作者为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原宣传部部长）
缪师母打来电话，声音那么平静，一如平常：“你知道吗？祁老走了，学生们已经给他办完后事……”
那天是2013年 12月1日。也许是老太太的声音过于平静，或者出于突然，我的脑子竟是一片空白。待我终于反应过来，急切追询时，发现自己已是泪眼潸然。
实在是造化弄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以学者转型，专职“参政”，得知专攻太平天国史的祁老也是九三学社同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几番说要去扬州拜望，而未得便。此次本已说好，孰料……
人生踪迹，飘絮转蓬，多少人擦肩而过，不留影痕。然而，往往又会被命运之手拨弄，不经意间与某些本不相干的人、事发生牵连。我与祁老的关系，冥冥之中，大概就算隐伏着一种机缘。
提起与祁老的交往，说深亦深，说浅亦浅。说深，30多年以前便得晤握，相识不谓不久。近年又四过扬州谒访，就在一年以前，盘桓数日，完成祁老口述史记录，并协助出版了《祁龙威学术论文选》，使先生驾鹤西去之前，得偿夙愿。说浅，与祁老年齿相比，余生也晚，且驽钝少礼，常年瞎忙，除去在社刊上诗文互见，平时绝少叩问……
初识祁老，当在1983年底，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西宾馆召开。
那时，九三学社中央每召开规模较大的会议，都要调集天津分社的人员到会服务，我则多被分派参与文件起草和简报工作。工作人员名单上，“祁龙威”的大名亦常在列。然而，久闻其名，未识其人。直到此次大会的某天晚上，天津分社秘书长赵伟之（经此次换届会升任社中央秘书长）在宾馆大厅里与我谈事，只见一人匆匆走来，对赵伟之说孙公（孙承佩秘书长）找他，便匆匆走了过去。不料没走几步，此人像是想起了什么，又折返回来，笑嘻嘻地跟我打招呼，热情地握手——赵公告诉我，此人就是扬州来的祁龙威。说他是搞历史的，研究太平天国，此时正在帮助大会起草《决议》，还说他嗜酒好饮……
时至今日，祁老返身回来与我握手的片段，仍是那么清晰：身量不高，动作还算敏捷，满脸的酲红在笑纹间漾开，料是动笔之前，刚刚在房间里喝过小酒……之后虽与祁老多有接触，却总不如初见时那一幕生动可爱，印象深刻。推算一下，当时祁老已是61岁，但是看去仅似中年——也许因为那时九三学社八九十岁的老人济济满堂的原故——不过，祁老那份放在农民中不显、混在工人中挑不出的质朴，实在与想象中的学者样子相去甚远。后来看到祁老的学生、也是他儿媳的于志红在《张謇日记笺注选存》附记中的话，不免有所会心，忍俊不禁：
认识父亲自1979年我从张謇的家乡南通走进扬州历史系读书开始，有同学指着个穿着简朴，走路垂着头的人对我们说：“那就是我们的系主任祁教授。”……满腹图书的祁教授走路时总是垂着头，犹如金秋沉甸甸的稻穗。加之他不仅朴实谦逊，且对我们这些外地的学生也总是关切备至，毫无领导的架子与文人的迂腐，永远的一身旧衣服，倒更像管着农田收获的生产队长……
日月倥偬，转瞬20余载逝去。2007年，九三学社中央启动社史工程，我奉命忝任其事。4月份，为筹拍社史专题片，赴南京等地进行史料调查。期间，闻知祁老尚健，蒙九三学社江苏省委秘书长闵光地陪同，驱车过江，拜望祁老。令人惊讶的是，除去腿脚不便，略添华发，85岁的祁老，几乎看不出明显的岁月蚀痕。短暂一聚，未尽言欢。归后，将《社史专题片拍摄大纲》和各地《采访拍摄方案》拟出，偕摄制组先于东北、京、津采访拍摄，年底，始辗转于上海、浙江、江苏。12月5日到达扬州。在祁老局促的居室中，布光定位，摄像录音，午间共饭，遂告辞去。
之后几年，一种空落缺憾隐怀心中，时而泛起。那是因为，此番专题片拍摄，还有一个更具意义的目的，就是进行社史资料的抢救和搜集。由于行程安排紧迫，对祁老采访过于仓促，祁老亲历的一些事情并未涉及。例如1957年反右前，祁老曾经调入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编辑《社讯》，与担任总编的储安平有过一段人生交集。还有2004年，祁老以82岁高龄，不辞工程浩繁，承担《清史·朴学志》的修纂，历时6年，如期完卷……如此种种，使我于2012年秋，重新草拟采访提纲，两下扬州，与祁老开始了有关社史及其生平的记述——是年，祁老90岁，我也到了初识祁老时他的那个年龄。
经祁老推荐，我在扬州宾馆订了房间。从那里步行到祁老家，只需十几分钟。祁老与我商定，每天上午9点至11点半，只谈半天，下午各自休息。每日午餐，祁老不由分说，坚持由他安排。他家对面街角有一爿小饭馆，容得四五张餐桌。在那里，我与祁老夫妇三人，固定坐在最靠里边的位置，由祁老点菜埋单，晚餐再由我自便——这位终生浸淫在考据学中的老先生，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他的固执。
祁老原是九三学社扬州市委主委，看得出，扬州九三学机关的同志对他既尊敬，又有些害怕。他在扬州九三学社，很有些说一不二的“霸气”。我到扬州，九三学社中央和九三学社江苏省委打过招呼，九三学社扬州市委自然要安排接待。但是，祁老说我是他的客人，与社市委无关。因此，采访期间，除了接送站，扬州九三学社的同志均未敢露面。那时，中共十八大尚未召开，八项规定更未出台——不经此事，我这个“远客”，更不晓得祁老是何等固执地清廉自守。
提起这家小饭馆，还要多说几句。开饭馆的小老板30多岁，是个安徽人，娶的女人好像家在扬州一带。因为居处方便，一来二去，祁老夫妇成了小饭馆熟人。史学界朋友来访，祁老也会把生意照顾在这里。饭馆经营得红火，却有件窝心事，让小老板夫妻愁眉不展——那就是婚后多年，他们一直没能生育。祁老得知后，利用他的社会资望，联系医院，介绍专家，帮助他们积极治疗。终于有一天，小饭馆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喜得贵子，对于终日辛苦打拼、忧虑无后的小饭馆夫妻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喜悦！祁老的古道热肠，对于他们，又是何等恩德！从此，小饭馆主人将祁老夫妇奉为自家翁媪，亲如一家。缪师母眼近失明，小老板妻子每日登堂入室，帮助打扫洗涮。祁老不良于行，轮椅推出推入，不厌其烦…… 我到扬州，见到那个宝胜天赐的男孩，盘绕在祁老膝头，已能咿呀学语。祁老夫妇对男孩流露出的那份疼爱，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呈现眼前的，就是一幅含饴弄孙的幸福画图。此刻，那位刻板僵硬的考据学家，竟然融化成了一团温柔。
扬州宾馆西接天宁寺，东邻史公祠。天宁寺已被古玩商铺盘踞，殊无可观。而仰慕已久的民族英雄史可法，终得亲近他的英灵。每日午后，梳理出下次采访要点，我便步出宾馆，向东踅入史公祠。踏阶循径，徘徊于衣冠冢侧畔，读碑赏联，仰沐高风。拾得小诗，归呈祁老，以博一哂。其中一首：梅花岭下史公祠，不见梅花一两枝。剃发屠城何者事，打牌跳舞正兴时。祁老看了，笑眯了眼睛，与我说起扬州当下的民俗……
祁老并非整天正襟危坐的老夫子。记得当年在北京开会，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同志见了祁老，总会有番热闹说笑，亦不免相互幽默一下。然而祁老所操的一口 “不是扬州的扬州话”，尤其难懂。有人取笑说，若是祁老在北方教书，必定苦了他的学生。祁老出生在张家港的一个小镇。扬州人说，祁老的话他们听着也困难。我就是在这样的话语氛围中，靠“笔译” 艰难地听着祁老的口述——谈话时，祁老在桌上预先准备纸笔，重复几遍还不能听懂的，他就写出来，几类与日本人交流。
祁老忆旧谈往，似有腹稿，犹治朴学。惜墨如金地谈了三个上午，便告罄收官——显然，是受了我提供的那一纸提纲的束缚。只得施展“导引”之功，以时空自由的漫谈方式，使口述继续下去，而渐入佳境。
祁老从“不要过问政治”的家训谈起，谈到做过太平天国军帅的曾祖，谈到著名诗人杨无恙表兄把他带到上海读高中，师事国学大师金松岑，并与章太炎弟子王仲荦、朱季海诸君游学，从此走上考据学之路。从因在《光明日报》发表研究捻军文章，而于1956年10月调到九三学社中央机关任职，谈到1957年4月1日储安平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兼任《社讯》主编，以及大鸣大放和反右运动前夕九三学社中央机关的众生相……祁老谈到：
……我进入九三中央机关，一看环境那个复杂，不但作不了学问，也没前途，就心生去意了。
在那个期间，我每晚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查资料。从西四到北图很近，不用乘车。吃过晚饭，披上大衣，就往图书馆跑。礼拜天我带了面包，整天扎在里边，不出来吃饭。我的那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就是利用工作之余撰写的。
我提交辞职报告没几天，储安平就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
我当时离开北京，等于离开了右派……如果我被打成右派，我的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想起来真是可怕啊！
祁老发出一声叹息，深沉而苍凉。每当忆及，还会引发我心灵的震颤。凡是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都清楚被打成右派的后果，那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颠覆，而是整个家庭难以摆脱的灾难。
祁老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第七、八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副主委、扬州市委主委、扬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谈到九三学社，先生的话语充满了真挚而深厚的情感，还有史学家的正直与良知：
我们建立九三学社，不是为了做官讲排场。自己以权谋私，还怎么发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怎么监督执政党？如果我们民主党派讲排场，当官做老爷，搞官僚主义，真是可耻！
我对生活上的要求很低，我在扬州的住房是差的。有一次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朋友来看我，出去问我的学生：“祁老的房子怎么这么小？”我的学生知道情况，回答：“给他房子，他不要哇。”按说我是副厅级待遇，我提房子问题，也可以解决。但是，我没有这个要求，我是向孙公（孙承佩）学习。如果我讲排场，到了地下怎么去见孙公？
我的两个儿子和孙子都在境外。2000年我们也曾经移民到澳大利亚。300多平米的房子，我们夫妇住在里边，环境、条件都很好。但是，我们在澳大利亚住了9个月，2001年又回来了。这里有我的专业，还有九三学社组织关系，让我割舍不得。死，还要死在中国。
祁老衰年抗鼎，绩一生之学，承担《清史·朴学志》修纂工程，几乎是拼上了老命：
从2004年夏开始，到2010年春止，《朴学志》搞了6年，我是不避寒暑，白天写，晚上写，夜以继日，一气呵成，按期交稿。
编委会把我的事迹发给大家看，虽然我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但是那个艰苦却是真的。夏天，我穿一条短裤，坐在这个椅子上。冬天也是坐在这个椅子上，包括过年的时候，那个冷……6个寒暑啊！
我是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不是动嘴不动手。我是自己动手，写最难的。比如《朴学志·绪论》，这个总纲是我写的，总纲是全书的构架，最难，要带有观点。第二是《小学篇》，也很重要。清代的朴学，最精的是《小学》……我自知学术浅陋，唯有虚心刻苦，需要看的书，必须看，边学边写……六年间，阅读、复习、勘校有关古籍专著文论不下百余部卷……
除了治学心得，祁老还追缅了“岁寒三友”——章太炎、金松岑、李根源3位先师，敬颂了罗尔纲先生的道德文章，随意采撷，点染了史学大家柳诒徵、顾颉刚、侯外庐、荣孟源、胡绳等人的轶闻趣事，以及与唐长孺、吴于厪、金克木、启功等九三学社文史名家的交往。对此，我在《祁龙威口述史》整理稿绪言里说明：
先生年届90，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谈起社内人事及学林轶闻，娓娓道来，如叙家常。虽只言片语，鸿影雪痕，亦属珍稀。故不辞远近，不择繁简，趋而敬录。
采访接近尾声，祁老谈到，孙承佩副主席在世时，曾答应在学苑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后来因故作罢，很令祁老怅惘。我向邵鸿副主席转报了这个情况，很快，学苑出版社便主动联系，安排落实。祁老高兴之余，嘱我为其即将出版的新书题笺。我万分惶恐，连声谢免。然而祁老的固执再次降临：“就由你题，作个纪念！”祁老的理由，让我无法再辞——与祁老的这份机缘，就以题笺留念吧。
在邵鸿副主席的直接关照下，2013年7月，《祁龙威学术论文选》付梓印刷。从编辑到出版，仅用时半年，大大短于一般图书的出版周期。见到样书，祁老难抑欣喜之情，几番电话道谢，相约再会扬州……
现今，又值烟花三月。扬州瘦西湖畔，洁白的琼花应已缀满枝头。然而，祁老爽约，让我泪眼空望南天……
祁老走了。祁老的书静静躺在我的案头。
祁老，你走了。但是，你的精神和生命还延续在你的著作中，延续在你守驻过的天地间，延续在你的学生们的生命里……
（作者为九三学社天津市委员会原宣传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