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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最为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生育政策调整了。
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了《關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民众与各方专家学者和反应不一，借此调侃者有之，拍手叫好者有之，提出真知灼见亦有之。
其实在若干年前，学界对放开生育政策就早有呼吁，今年两会众多提案和建议亦聚焦于此。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了数据支撑，政策出台可谓顺理成章。但是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掣肘，与房地产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是一系列值得探讨的话题。
老龄化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4亿人，占比达18.7%，比2010年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比13.5%，比2010年上升了4.63个百分点。近日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预测，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
与老龄人口增加相对应的是新出生人口减少和生育率的下降。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新生人口数量在2016年、2017年出现两年显著增长，但是从2018年开始又出现连续下滑，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孩的2016年下降了33%。按照这个数字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总和生育率1.5的警戒线。
以北京为例，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为100368人，创下十年来新低，比2019年减少了32266人，下降幅度约为24.32%。虽然这一数据有疫情因素的影响，但此前的2018年和2019年已经已经连续出现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退，还意味着养老、医疗等社会成本的大幅增加。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有着双重负面影响，也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通过优化生育政策，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抵消灰犀牛的负面影响。
住房是生育政策的重要变量
对于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界普遍持高度赞同态度，但对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并不是十分乐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二是由于教育、就业、住房等负担的加重造成生育意愿的降低。其中房价因素是影响生育政策效果的重要变量。
首先，高房价是造成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很多年前就有网友调侃，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年轻一代直呼“生不起”“养不起”。业界流传的“丈母娘推高房价”理论，以及学界流传的“六个钱包”理论，虽或多或少都有些调侃的味道，但居住成本确实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葛玉好研究员曾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
其次，生育政策反作用于房地产。从理论上讲，生育政策放开意味着新生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意味着住房总需求的增长。但是三孩政策能产生多大的人口增量，取决于政策实施效果。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看并不乐观。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政策实施以来带动了1000万人口增量，低于此前预期。三孩是建立在二孩基础之上，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没有大力度的配套政策支持，所带来的人口增量不会十分明显。
即便人口出现明显增长，也并不构成房价普遍上涨的诱因。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供大于求，特别是在东北、中西部等区域以及三四线城市，一方面人口逐年外流，另一方面新增住房面积不减，库存高企。因此房价并非取决于人口总量，而是人口的流向。针对人口流入量大的城市增加土地供应、增加保障住房、租赁住房供应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鼓励生育需配套政策支持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的同时，也提到将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观念的引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降低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聚焦于放开生育限制和鼓励生育政策。例如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建构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制度，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以尽快建立人口负增长应对预案;农工党中央提出将产假延长到半年，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相关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等;全国政协委员金李提出降低隐性家庭养育成本，为婚育家庭提供减税/补贴、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增设国民育儿基金等;全国政协常委周健民提出，对生育两个孩子的父母提供公租房优先、购房补贴、贷款利率下调等政策。 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值得借鉴的经验。这些鼓励生育政策涉及育兒不同生命阶段，通过降低育儿直接成本、减少育儿机会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在政策性补贴方面，瑞典、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通过儿童津贴、生育补助金、托儿津贴、儿童福利金等形式，直接或间接补贴育儿家庭。在产假、育儿假方面，瑞典、法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都有长达一年以上的产假或育儿假。在托幼服务方面，这些低生育率国家在托幼服务方面也是给予了大力投入，为婴幼儿提供便利的托幼服务。在住房方面，韩国政府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给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新婚夫妇购买第一套住房给予购房税收优惠;日本针对由母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享有住房贷款优惠及供应住宅有限居住权。虽然各国推出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不一，但对中国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我国鼓励生育政策大致也会从加大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及育儿假期、完善女性就业环境和托幼服务体系、加大税收优惠、医疗补贴、住房支持等角度给予支持。
发挥房地产在生育政策中的正向作用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泽平观点”平台对生育配套政策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设置了7个选项，结果显示选择“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也不生”的占32%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选项是希望“降房价”，由此可见高房价对生育政策的影响之大。既然住房问题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变量，那么就应当从房地产角度寻求破解之道。一方面增加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供应，降低居住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向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实施与居住相关联的政策优惠，达到对生育政策的正向刺激作用。
首先是解决高房价问题。本轮房地产调控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热点城市房价高企的局面依然十分严重，核心问题还是土地供应。这些热点城市人口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流入，土地供应却少之又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如果不解决人地挂钩问题，高房价趋势只会愈发严重。多年来一直为人口政策呼吁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近日撰文解读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直接用《房价，为了孩子增加土地供应》为标题阐明观点。
其次，住房相关政策可作为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上面提到日本、韩国等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将住房作为重要选项，值得我们借鉴。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藩撰文对实施生育配套政策提出六点建议，其中包括“在限购城市，对生育三孩家庭，允许购买三套或四套住宅”“对三孩家庭实施支持性房地产信贷政策”“对三孩家庭购买商品房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三孩家庭购买政策性房产，可给予照顾”“调整关于学区房入学名额的规定，三孩家庭不受入学间隔年份限制”“今后开征房产税时，对三孩家庭给予明显照顾”等;梁建章甚至提出“在高房价地区，三胎买房半价”的政策建议。尽管只是专家个人观点，但对配套政策的制定也是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
（文章来源：中房智库）
【DOI】10.12334/j.issn.1002-8536.2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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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了《關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消息一出，民众与各方专家学者和反应不一，借此调侃者有之，拍手叫好者有之，提出真知灼见亦有之。
其实在若干年前，学界对放开生育政策就早有呼吁，今年两会众多提案和建议亦聚焦于此。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了数据支撑，政策出台可谓顺理成章。但是政策实施效果如何，受到哪些因素的掣肘，与房地产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影响，是一系列值得探讨的话题。
老龄化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灰犀牛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8.8亿人，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有2.64亿人，占比达18.7%，比2010年上升了5.44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1.9亿人，占比13.5%，比2010年上升了4.63个百分点。近日国家卫健委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预测，到“十四五”末期我国将由轻度老龄化转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30%）。
与老龄人口增加相对应的是新出生人口减少和生育率的下降。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产生了一定效果，新生人口数量在2016年、2017年出现两年显著增长，但是从2018年开始又出现连续下滑，2020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仅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孩的2016年下降了33%。按照这个数字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总和生育率1.5的警戒线。
以北京为例，2020年户籍人口出生数为100368人，创下十年来新低，比2019年减少了32266人，下降幅度约为24.32%。虽然这一数据有疫情因素的影响，但此前的2018年和2019年已经已经连续出现人口出生率下降。
人口老龄化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退，还意味着养老、医疗等社会成本的大幅增加。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有着双重负面影响，也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灰犀牛。通过优化生育政策，可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轻老年人口抚养比，抵消灰犀牛的负面影响。
住房是生育政策的重要变量
对于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界普遍持高度赞同态度，但对于政策的实施效果，却并不是十分乐观。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推迟;二是由于教育、就业、住房等负担的加重造成生育意愿的降低。其中房价因素是影响生育政策效果的重要变量。
首先，高房价是造成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原因。很多年前就有网友调侃，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年轻一代直呼“生不起”“养不起”。业界流传的“丈母娘推高房价”理论，以及学界流传的“六个钱包”理论，虽或多或少都有些调侃的味道，但居住成本确实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葛玉好研究员曾在《人口研究》（201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的学术论文。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论文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着一定的相关性：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平方米，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
其次，生育政策反作用于房地产。从理论上讲，生育政策放开意味着新生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意味着住房总需求的增长。但是三孩政策能产生多大的人口增量，取决于政策实施效果。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看并不乐观。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政策实施以来带动了1000万人口增量，低于此前预期。三孩是建立在二孩基础之上，政策实施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没有大力度的配套政策支持，所带来的人口增量不会十分明显。
即便人口出现明显增长，也并不构成房价普遍上涨的诱因。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是供大于求，特别是在东北、中西部等区域以及三四线城市，一方面人口逐年外流，另一方面新增住房面积不减，库存高企。因此房价并非取决于人口总量，而是人口的流向。针对人口流入量大的城市增加土地供应、增加保障住房、租赁住房供应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鼓励生育需配套政策支持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政策的同时，也提到将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观念的引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降低医疗、教育、住房等生活成本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案聚焦于放开生育限制和鼓励生育政策。例如九三学社中央提出，制定中长期综合人口发展战略，建构人口老龄化监测预防制度，重视超低生育率陷阱，以尽快建立人口负增长应对预案;农工党中央提出将产假延长到半年，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相关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等;全国政协委员金李提出降低隐性家庭养育成本，为婚育家庭提供减税/补贴、进一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增设国民育儿基金等;全国政协常委周健民提出，对生育两个孩子的父母提供公租房优先、购房补贴、贷款利率下调等政策。 从其他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值得借鉴的经验。这些鼓励生育政策涉及育兒不同生命阶段，通过降低育儿直接成本、减少育儿机会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在政策性补贴方面，瑞典、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通过儿童津贴、生育补助金、托儿津贴、儿童福利金等形式，直接或间接补贴育儿家庭。在产假、育儿假方面，瑞典、法国、俄罗斯、德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都有长达一年以上的产假或育儿假。在托幼服务方面，这些低生育率国家在托幼服务方面也是给予了大力投入，为婴幼儿提供便利的托幼服务。在住房方面，韩国政府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给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新婚夫妇购买第一套住房给予购房税收优惠;日本针对由母亲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单亲家庭，享有住房贷款优惠及供应住宅有限居住权。虽然各国推出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不一，但对中国或多或少都有着一定借鉴意义。我国鼓励生育政策大致也会从加大生育补贴、延长产假及育儿假期、完善女性就业环境和托幼服务体系、加大税收优惠、医疗补贴、住房支持等角度给予支持。
发挥房地产在生育政策中的正向作用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任泽平在“泽平观点”平台对生育配套政策做了一个调查问卷，设置了7个选项，结果显示选择“不管出台什么政策也不生”的占32%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选项是希望“降房价”，由此可见高房价对生育政策的影响之大。既然住房问题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变量，那么就应当从房地产角度寻求破解之道。一方面增加住房，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供应，降低居住成本;另一方面，通过向生育二孩、三孩家庭实施与居住相关联的政策优惠，达到对生育政策的正向刺激作用。
首先是解决高房价问题。本轮房地产调控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一些热点城市房价高企的局面依然十分严重，核心问题还是土地供应。这些热点城市人口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流入，土地供应却少之又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如果不解决人地挂钩问题，高房价趋势只会愈发严重。多年来一直为人口政策呼吁的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近日撰文解读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直接用《房价，为了孩子增加土地供应》为标题阐明观点。
其次，住房相关政策可作为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上面提到日本、韩国等国在鼓励生育政策中将住房作为重要选项，值得我们借鉴。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藩撰文对实施生育配套政策提出六点建议，其中包括“在限购城市，对生育三孩家庭，允许购买三套或四套住宅”“对三孩家庭实施支持性房地产信贷政策”“对三孩家庭购买商品房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三孩家庭购买政策性房产，可给予照顾”“调整关于学区房入学名额的规定，三孩家庭不受入学间隔年份限制”“今后开征房产税时，对三孩家庭给予明显照顾”等;梁建章甚至提出“在高房价地区，三胎买房半价”的政策建议。尽管只是专家个人观点，但对配套政策的制定也是可供借鉴的重要参考。
（文章来源：中房智库）
【DOI】10.12334/j.issn.1002-8536.2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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