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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是个热门话题。创新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前提，也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呼吁建立创新型社会。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更容易成为创新型社会，或换言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更容易容纳和促进创新？
在《暴力与社会秩序》的三位作者诺思、瓦利斯和温格斯特看来，那些拥有“开放进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社会能够容纳和促进创新，因为竞争是创新的前提，而在一个“开放进入秩序”中，由于众多大型、复杂和组织良好的利益群体的存在，以至于不论在任何政治制度存在的条件下，人们均能有效竞争。
在与之相反的“限制进入秩序（limited access orders）”社会中，政府是经济生活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参与者，国家通过设定受限制的进入而创造经济租金，而这些租金又被社会的精英阶层用以支撑现存政治制度和维系社会秩序。在这样一个以排他性、特权和租金创造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秩序中，竞争是不充分或受限制的，可持续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当大量的个体有权利创立组织来开展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时，一个权利开放秩序才算建立。此外，创建组织的权利必须是非人际关系化的。“非人际关系化”（impersonality）是指对所有人一样对待。没有“非人际关系化”，就没有平等。在权利开放社会，个人和组织与在限制进入秩序社会中一样，精力旺盛地追逐租金，但非人际关系化的经济和政治竞争会使租金迅速消散，这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由此，“非人际关系化”经济和政治竞争，就成为理解“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及其不足的重要途径。
在其《大转型：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理论与中国奇迹》一书中，中国学者王永钦指出，在东亚发展初期，互联性关系型合约（无论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还是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维持了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弥补了市场缺失。在市场范围比较小的早起，关系型合约是比正式合约即“非人际关系型合约”更节省交易成本的一种治理结构。这种合约结构还有利于充分地动员和组织经济中的资源，适合于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
因为关系型合约只有在少数几个固定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才可以维持，因此“限制进入秩序”就无可避免，否则就会破坏关系型合约的可维持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后，这种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就会阻挠新企业的进入和技术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发展。
因此，在王永钦看来，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在两个方面的体现：从市场的角度看，是一个从高度互联的人格化市场向专业化的非人格化市场过渡的过程；从制度的角度看，是一个从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向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
无独有偶，韩国原产业通商部长郑德龟在其《超越增长与分配》一书中检讨“韩国模式”时也发现，德国、日本、美国等这些可称为高信任社会的国家，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达到了信赖一般人的能力水准，因而许许多多由专门经营者管理的大规模民间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
由此，郑德龟剖析指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能够信赖不属于本家族成员之外的其他成员的信任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作为经济繁荣动力的能推动可持续创新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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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王永钦看来，经济发展与现代化是一个过程在两个方面的体现：从市场的角度看，是一个从高度互联的人格化市场向专业化的非人格化市场过渡的过程；从制度的角度看，是一个从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向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过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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