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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煞费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拙著取名《常识》，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常识》
梁文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
定价：38.00元
本书为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煞费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拙著取名《常识》，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
《常识》
梁文道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
定价：38.00元
本书为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