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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年底，吴宓在写给南京大学教授郭斌龢而被工宣队由邮局截留的长信中，分阶段地讲述了自己自“文革”爆发至此的经历，可读作一篇较完整的关于所历“文革”的自述（见《吴宓书信集》）。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吴宓回头读自己当年日记，说“觉1968年之宓，实为最紧张、最忙、最苦矣”。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至…九六九年，他的日记被“抄没”并构成其罪案；被扣发工资（致不得不向“故妻”求助）；居室为人觊觎，被迫数度搬迁。吴在日记中说：“今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已成风气。”（1968年12月8日）说“屡记DeQuincey‘人生作任何事，明知其为最后一次，必生悲感’之言，不免凄然”（1969年1月5日）。同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中，又提到“最后一次”。这年元旦的日记中则说：“宓生平过新年之孤独悲凄，未有如此次19681969之甚者：盖不仅1968六月二十二日（日记全部被抄去）以后所遭之大不幸，而除夕、元旦辛苦筹备迁居，生活无定，心情尤多烦恼也。”（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
也在这两年问，吴宓在批斗会上被痛殴，翻滚泥中；随中文系下乡，过“集体管制生活”。其他更日常的困厄，如被命当众背诵“老三篇”；被儿童堵截辱骂，令其背诵语录、唱《东方红》；一再被某红卫兵截击，不得不为此绕行甚至告饶。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记：“近日中文系学生，在广场见宓拄木棍，行步艰难，辄日：‘吴宓，你这样痛苦地活着，实不如死去。让我们用锄挖一个坑，把你这只老狗埋了吧！”
顾颉刚“文革”中最难熬的，也正是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两年。收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的徐氏的检查、“汇报”，也集中在这两年。周恩来指示作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饶毓泰、翦伯赞的自杀，也在此期间。
“文革”中的吴宓，最大的困扰，乃开口便错，而又没有不开口的自由。
“文革”中的许多场合，拒绝表态即一种表态。你无可逃避。吴宓在日记、书信中，一再写到“表态”的压力，说自己“苦于‘不知如何说法’，不能效他人巧言，非不肯屈服、效颦也”（《致金月波》，《吴宓书信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由日记看，吴的确“不知”、“不能”。那种技巧，也确非不学而能。
吴宓的“开口便错”，“文革”前已然。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记其关于“地、富、反、坏”的发言被纠正，使其“且愧且忧，心情颓废”。不能不发言、表态，所说又必有违“时式”，是吴宓的一大苦境。此一时期吴宓日记中颇有悔发言不当、不得体的内容。发言一悔一再发言一再悔，“甚悔”，“深悔”，“大悔恨”，“十分悔痛”；不能已于言一发言而失言一自恨多言而图补救，再发言再失言，如此循环往复，自知不合时宜而无计可施。由其日记追记发言内容，确也足见其迂。甚或因发言而结怨招尤。则发言（表态）之于吴宓，实在是一种折磨。
吴宓的天真，在好“以自己之思想感情向人宣泄”（1965年3月29日）。即自我批判亦天真。如说“凡宓当时所畏避者，今知皆发自毛主席；而凡宓当时所喜爱者，今知皆来自刘少奇”（1968年12月9日），未必不是真话。尚有其他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供述，适足以坐实其“反共”、“反动”、“反革命”（尤其“反文化大革命”）之罪。一次被他人劝导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诸君之说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场’，即是认定毛主席所主张、发动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丝毫怀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与感情上，断断不能接受，不能屈从与苟同。”（1967年11月14日）吴另有自语的“恶习”。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记开会时自己呢喃自语：“怀德耶，抑畏威耶？”被周围的人斥责，追问其所言何字，吴“坚不吐露”。这一回，他总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开口便错的吴宓，“文革”中竟然坚持记日记，不能不是灾难性的——不唯对他本人。吴宓“文革”中的一大厄，正由日记引起。我将在其他处谈到“文革”中的“私域”与“公域”，对“私域”的恣意侵犯，包括对日记、私人信件的任意没收、审查、公之于众，甚至作为罪案，据此而定谳。吴宓是知名人士中，因日记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且“罪大恶极”）的例子。吴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说其全部“反动日记”被抄，“宓1967-1968对文化大革命之误解，又适成为宓‘反对’毛主席最大之罪状，呜呼，哀哉！”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说，批斗者的指控，“皆引据宓历年日记及（《吴宓诗集》中例以实之；其所举1967-1968宓日记中之语句，对宓更为致命之伤。”此后的批斗，日记与诗集是坐实其“反革命”的主要材料。“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将吴作为“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重点打击，甚至有人主张将其送交公安局惩办（1969年3月30日）。他曾为自己辩护，说因“生性孤僻，不喜与众人接近”，故“长有写日记之习惯”，因“所写者无人得知，无人能见”，即“未加辨析，未多思考”（1968年12月19日）。还说日记系他交出，非“秘密私藏”；日记中被摘出者，“尽是单词、只句”；摘出的是文字（即思想），不是事实、行动，不应当构成“文字狱”（1970年3月30日至4月1日）。
及至日记成了红卫兵们的“公共读物”，吴宓也就无所遁形。连早餐食用两个馒头两枚鸡卵，也成了红卫兵大声讥嘲的内容。也应当说，吴宓“文革”期间的日记中，的确大有犯忌的言论。如说某人的种种争闹，“足见盛倡阶级斗争而不言道德教育，其结果为何如矣！”（1967年4月13曰）校内有人侮辱、痛打教员，他在日记中竟书“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1968年6月1日）更有直接针对当前运动之议论，如别人谈到十年后再来一次，他则说“届时已无文化存留”（1967年11月28日）；感叹报纸“无新闻，无纪事，只有宣传与教训（毛泽东思想）而已”，“学校中所谈所写所读者，亦惟是此种毛泽东思想之宣传与教训：至于中西古今之学术文化，已无人眷念及称道及之者矣！”（1968年2月27日）更其特别的是，在因日记得祸之后，仍不“吸取教训”。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由《人民日报》读到因张铁生事件而停止高考，吴宓议论道：“此劣生之谰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错矣。”这一种“自抒己见”的天真率性，实在是致命的。 读他的日记，不但为吴，也为他写及的诸人捏一把汗。因为其日记不但提供了自己的罪证，且势必累及他人。别人劝其“勿写日记”，他将此劝告也写在了日记上；别人为他应付批斗支招，他将有关建议也记在了日记上；他记监管人员的言行至撄其人之怒，将其人的训斥也记在了日记上。日记被逐日“检阅”，被一再当众引用，作为“揭发”他人的材料，被刊登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他将此种种也都记在了日记上。因日记累及他人而一再受到责难，却将此责难也写在了日记中。他一再转移、托人保藏日记，也无不记入日记。迂执一至于此，无论同情者还是迫害者，都不能不啼笑皆非的吧。在那种情境中，“迂执”确有可能是一种“罪过”。他却坚持说，日记中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误解处，“此外日记无错误，不应称日‘反动’，亦不能据日记以定宓罪”（1969年3月3日），说得不错；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之错误，主要是在学术、文艺方面，思想和言论上之错误，而绝无反革命之活动及行为”（同年2月份），也不错，却只能是所谓的“鸡对鸭讲”，加罪的一方另有逻辑。
为应对监管人员的“检阅”，他每日所记“止于当日之经历，而不涉及个人思想感情”，将不便纳入者“另书于零星纸片，置于别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对于修身日记的倡导。吴氏也记被命写思想改造日记、劳改日记。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说，自己的“新日记”，“除仍是‘自己写自己读赏’外，亦兼为呈供谢管理员随时查阅，希记（疑为“冀”）其能}同鉴宓之一切”；说既被其人“责训”，“今后当于每日日记中，特立思想改造一栏，简记数条，以供谢君之所需求而已”，却又说“苦于无范本可模仿”，“遂终未成一字”。
同一时期梁漱溟的日记，记述极简，不大可能为“大批判”提供炮弹；由其日记看，“文革”中也不曾被勒令交出以供“检阅”。“文革”爆发后吴宓曾想到日记“从简”，当时未做到。在转移、保藏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在日记被公然“检阅”、公布之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之后，终于从简。但涉及人事，仍不能避忌，即如将别人偶然的提示记录在册。监控稍许松弛，即依然故我。被抄没，因“审查”而散失（他1970年全年的日记即全部丢失），被某红卫兵强行取之并据以要挟，索要钱财（1966年8月23日日记），处境险恶至此，依然强迫症似的记之不辍，据我有限的经验，几乎说得上绝无仅有。
在一九六八年重庆的大武斗中，他拒绝避难，说“宓早决在校安居不动，死生恭俟天命，冀能如1967年之终得苟全，无灾无祸；每日惟恭肃书写日记，记此一段生活。——若遇难，到时乃辍笔耳”（是年3月22日！可知日记在他，攸关生死。在一切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都被压制的条件下，记日记成了如此庄严的事情）。
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曾为其日记牵累的刘某说：“人之本性难改：我知吴宓回到渝碚本院后，有暇，必仍续写其日记也。”“宓按：此确系知我之言。”（1969年6月18日）吴氏《梁平日记》所记劳改队同人在此期间对他的“揭发”、“斥责”，未见得没有表演性质——供吴宓记录而任他人“检阅”。吴宓却至死不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记某人说“宓一生之大错，厥为写日记之习惯。宓之罪行，皆由于写日记。以宓凡事必写入日记，许多人畏受累，不敢与宓接近或因此而恨宓焉”，其人劝吴“亟改之：日记中，勿写宓自己之思想、感情，而多写每日读马列主义及毛主席著作之心得”。他自然将此劝告也写在了日记中。无怪乎其同事对其不耐，不敬，挖苦说此老为何要写那些，写写每日进馒、牛乳、鸡卯几何，不就得了！吴的自行其是，虽危及他人而不顾，的确到了令人痛恨的地步。由此而言，吴宓“文革”中的生存环境，至少部分地是由他本人参与造成的。他是他的苦难的一部分原因。
因日记得祸的故事，“文革”中绝不鲜见。不止因日记，还因了私人信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即使不能说开启、也鼓励了这种坐实人罪的方式。吴宓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虽有上述种种却始终不停止记日记。而在其他与日记有关的故事中，H记的主人会即刻停笔，甚至终身不再记。你只能说，吴宓有一种一半活在现实中、一半活在非现实世界中的罕见禀赋。却也因了吴将自己的因日记而得罪，而累及他人，而被周围的人们“畏忌”、憎嫌、避之唯恐不远，而劝告其停止记日记，恳请其删抹与自己有关的记述，统统记入日记，使这部日记本身的命运充满悬念，有了一种特别的“故事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掌控方式，鼓励了记录他人言动、用于“汇报”的“习惯”；吴宓令周围的人们痛恨的记录他人所言的习惯，性质自然不同。他不过将“所见所闻”，作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如此而已。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就有人发现了他的记录别人言论的习惯，提醒他只记关于自己的，其他不要记。“宓答：谨遵。”（是年12月26日）然后照记不误。在那种环境中，此种私人记录一旦公开，就既是“自我暴露”，又成为了对他人的告发。吴宓在政治压力下如实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或可视为勇敢的行为；但在已经因日记记录他人的言行而累及他人的情况下，仍坚持记录他人的言行，确又近于任性及不负责任。即使在“文革”过去了数十年之后，吴宓日记的刊行仍有可能对所涉及者造成困扰，尤其某种指控，某些出于个人好恶的评断。
由此看来，吴宓的顽固的确含义复杂。对此，自然首先要归过于不正常的时代。但处“不正常”也有其伦理：在非自己所能选择的恶劣环境中，如何自处与如何对他人负责。有趣的是，记录他人言行为什么放吴宓认为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这是出于他对日记一体的认知，还是仅止于习惯？在已经牵累他人之后仍拒绝变通，这种习惯是否有点可怕？你会希望知道，日记对于吴宓意味着什么，除了他所声称的之外，还是什么。或许可以用了现成的说法，日记犹如其人的“第二自我”？
有人比较吴宓日记与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以为季的日记更敢暴露，更能骂人，却有意忽略了季的上述日记写在何时（以及何时刊出）。倘有“日记学”，吴宓的“日记的故事”，当大有研究价值的吧。吴宓的上述经历，乃太平世界的奇闻，在较我们正常的后人听来，必定荒诞到了不可解——或许只宜于用卡夫卡的方式处理？在日记的故事中，吴宓当然是受害者，是恣意践踏私域的受害者，却又参与了加害。他是受害者，他对别人因他而受害是否负有责任？使用这个词儿，“责任”，会否被认为为加害者脱卸责任？但我仍然要问，在某种如“文革”这样的情境下，即使一个人难以自主，他的行为是否仍然应当为他人负责？显然，这一种思路对于吴宓是陌生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他的执拗，可钦可敬而又可悯可恨。对于分析“文革”中的加害与被害，吴宓日记的故事提供了一份较为复杂的材料。当然更值得分析的，是“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据私人书写坐实人罪的方式。也因其荒谬性暴露无遗，“后文革时期”已不再公然使用，也算是一点代价高昂的进步。 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情节，而且不应当是主要的情节。主要的情节，是吴宓以日记保存自我的艰苦努力。
《吴宓日记》出版，有出面“澄清事实”者，尤其是吴所记具体的人事纠葛。日记一体的局限本来显然，个人的偏见成见、情绪性等等在所难免，其作为史料的运用自应谨慎。纠缠于日记涉笔的人事，以吴的是非为是非，最应避免。何况当吴宓写作时，即有宣泄的动机在其中。委屈、郁闷、愤懑不平。况其人本率性而不谙世故，且有种种人所不免的心性的弱点。其所写或有“歪曲”，如欲“澄清”者所说的“隐讳、遗漏、与事实不符之处”（王兴运《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所感却是“真实”的，忧惧、焦虑、屈辱、绝望，作为一个人所感受的“文革”，在这一意义上确有史料价值。尽管因被抄被没收而有残缺，仍是一份难得“完整”、足称珍稀的“‘文革’日记”。也赖有吴宓的迂执、不善于应世，才可能有此“完整”。
据整理者所说，吴宓书信较之日记，更有搜集之难，却也因此有更多悬念，可供想象有关的故事。即如致其诗友金月波的一组，令人不禁牵挂吴氏与诸诗友的联系因“文革”而中断期间，金月波等人是否因与吴的唱和而受累；诗友中因划“右派”而生计无着长期受吴“济助”的黄有敏（吴称其为叔度），“文革”中将以何为生。《书信集》中吴致金的最后一信发出在一九七一年，或许可以归入吴宓重建他的生活的最后的努力。那种“旧派文人”的小圈子，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氛围中已显得古怪，由日记也由书信看，却实在是吴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惜吴宓的书信存世更少，否则会是对日记的重要补充与注释；尤其是写于“文革”中的数札，往往在数年的联系中断之后，欲将数年间的个人遭遇和盘托出。这种经了浓缩、整理的叙述，自不同于逐日所记。而如若你在读其残存的书信时，意识到其中的几封被其所在学校与邮局合谋截留，更会有荒诞感。这些当吴氏书写之时已注定了不能抵达对方的信，将一个人的渺小无力无望无助呈露无遗。如此实施对一个人的监控，或许更是卡夫卡小说中的情境，而此种手段所对付的，竟是吴宓这样的对当局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既迂且老的书生。
书信集中的几封写得极警觉的信，也如某段时间写得警觉的日记，倒更令人感到吴宓不可抑制的倾诉的愿望，他的撞出孤绝处境的挣扎。这在吴宓，与生存渴望同样强烈一或许就是生存渴望。他要友人亲人听到他的消息，他要获知亲人友人的消息，他要回到正常生活，做一个正常地生活着的人。
传记作者对吴宓的厌世倾向与自杀冲动及其后的宗教背景有细致的分析。一九六四年十月西南师范学院领导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及思想改造，吴反应强烈，说自己“极为愤懑，但祈速死，或可免于投江自杀”；同年十二月七日座谈会后，记自己“深恨诸人语气神态之粗恶横暴，私叹旧中国与今之欧美皆无如此之审判方式”，慨叹道：“不幸哉，吾侪乃生于此时代之中国也！又不幸哉，宓不早死！倘在1964年八月以前，宓即死去，亦可免见类此之奇耻大辱。今陷身此运动中，真有‘求生不易，求死亦不得’之苦况也。”此后即使在最不堪的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却并末认真地作投江想，仍然在百般羞辱之下顽强牛存，应当与其知足、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有关。
我在吴宓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的日记中感受到的，就有其人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享受态度，对食物之美，对风物之美，对女性之美，等等。吴的心理似乎有强韧的抗压性，能忍他人所不能忍。批斗者日其“罪该万死”，他在日记中说：“谓宓‘罪该万死’诚是；惜生固艰危，仍不易即死耳！”（1968年12月18日）吴宓日记，“吃喝拉撒睡”是必记的内容。他也确能由此日常琐屑中得到满足，无论食之美，还是排便的顺畅，冬衣之暖，睡眠之酣。关于自己的饮食起居，所记极细。饮食，不但记食何种饭菜，且记所食的量（“馒”几个，面条几两），以及米饭的软硬；记“入厕”，且记“用力”多少次。依旧嗜书如命。珍视自己的著述（包括日记）。对金钱出入有详细的记录。对自己的爱惜，对生的留恋，对（可能的）伤害的极力规避，屡屡见之于文字。
吴宓对环境、待遇并不苛求，较顾颉刚更能随缘。在“非正常死亡”（尤其自杀）频发的十年中，毅然“了断”的，或许是被认为距厌世轻生最远者，而吴宓这样看似心性柔弱、“浪漫”而往往敏感病态的，尽管有种种焦虑甚至绝望的表示，却仍然示人以强韧的求生意志，为了生的坚忍。甚至有了一点缝隙，即不难自得其乐，且易于满足。买到了法文、德文、俄文版的毛语录，“比较细读”，以为“深可玩味”，说“平生用力之外文知识与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两俱有益，诚乐事也”（1968年9月2日）；读毛的《实践论》，“有所启悟，甚为欣快”（1969年4月15日）。得到为其帮佣的唐氏与“故妻”所制冬衣，说“论宓生活（衣食起居）之安适，近年未有如今冬者也”（1968年1月8日）。甚至说“只要不斗争，生活万事足”（1969年4月7日）。说“深感一生（七十五年中）所历之生活，得家庭、学校、友生之辅助，盖无时无地而不丰裕、舒适也”（同年6月2日）。即在运动压力极大的时期，处境偶尔宽松，也会有一种“享受”的心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记“休息时，众立晴日中、草地上闲话，目观野景”，说在劳改队时，“不敢想象能有此乐也”。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的日记：“回舍，入门，即是洞天福地”。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说，“即此是福，由天赐。惟当静居俟命，以每日能读书自愉自乐，则但觉时日之飞逝而已！”他似乎能随时回到读书并自得其乐的状态。一九六五年虽因“社教运动”饱受冲击，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每于夜静、灯前，忘却百事，任取古书、旧诗旧文读之”，立觉自己“在另一世界中，甚为快乐”（《致金月波》）。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回舍，日出云中，彩霞甚美。宓乃坐窗前，案上摊展Larousse法文字典，观其中之图画及人像，作为消遣，至为乐适。”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隐隐的威胁。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日记中即引蔡邕文，说自己“恒‘‘忧怖焦灼’”，引《史记》朱英谓舂申君语，说自己“处无望之世”，必“有无望之祸”，“但今日仍得安居逸乐，且自用功研读，准备任何日趋死就刑戮耳！”“今在此地，生活安适，环境熟谙，但仍感觉：若有大祸即将降临我身者！”（1972年3月8日）他的预感并没有错。 一九七一年到梁平，一年后返回北碚，直至日记终止的一九七三年末，吴宓的处境似乎在逐渐改善，压力渐减，生活近于常态。恢复了全薪，补发了部分减扣的工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前，吴一度生活安逸，日记所记，均日常琐事，人事酬应。如若没有此后的运动，即使未经“平反”，吴必的“文革”也像是已然过去。据日记，一几七二年七月由梁平回到北碚，曾有领导米访，“表示对宓关怀与尊重之意”。吴的心态亦有变化，说“决专力办宓自己之事，不顾中文系领导小组”（同年8月11日）。
由书信看，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宓即自知不能被改造，也拒绝改造，为此而不惜与家人疏远，与老友绝交（《致柳诒徵》、《致黄有敏》）——态度之决绝有如是者。他甚至以表面接受改造为“降志辱身”（《致黄有敏》）。“文革”中吴宓在日记中说，同事的劝告固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饰形貌之见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学术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实不愿改，且决不能改也。祸福死生，听之而已矣！”（1968年1月4日）直至一九七一年，他在发言中极力委婉，说的却是自己“素怯懦守法，今目盲耳塞，生命垂尽”，恐难思想改造“及格”（7月5日）。
对如吴宓这样的不接受改造与不可改造，当时有一种侮辱性的说法，“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吴的迂执顽梗，确有过于常人，在一九四九年后知名文化人中堪称稀有。他的日记中记有该校教员、学生对他的评价，日其为“老古董”（1967年12月30日）；“老旧、顽固，无法改变之人，其性行愚痴可笑”（1968年1月22日）；“无往而不愚谬”（同年1月30日）；“其思想自五四运动迄今毫无变化”（同年3月4口）。吴宓曾私下里批评被划为“右派”的某诗友“矜才使气”，“不知卫生之道”（《致金月波》），其自以为尚能“卫生”可知。山日记亦由存世的书信看，吴宓确也尝试着“随众”、“从众”。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日记，记因所得教训，终于悟到“尚不如与人雷同”。他也曾表示与某人“划清界限，并随众声讨其罪”（同年6月8日）。劳改队同人也以为他的态度“应如‘鱼相忘于江湖’，我在众中，绝无特立独异之处，与众亲近和睦而为一体”，如此才能安全（1968年2月5日）。还在日记中记某同人说“宓若不能与群众和同、融洽，仿效群众之思想、言词、态度，而矫然特异”，则不但批斗难以过关，“且直不能在此时代、此社会中生活下去”（同年6月7日）。中国知识人传统的人伦鉴识，在“一体化”、“舆论一律”、知识分子被要求“紧跟”、“脱胎换骨”的时代，已荡然无存。
从吴宓的这些日记、书信看，此老确乎“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周围人们的眼里，言行迂怪，不像此世界中人，却仍然渴求贡献其知识技能于斯世。无论教授何种课程，他都乐在其中。甚至一九七七年病废回到家乡陕西，仍然想贡献其外语知识，以救当时此种人才之匮乏（参看收入李继凯等编《追忆吴宓》中其妹吴须曼的文章《回忆先兄吴宓教授》）。那么何不用其所长，而任他依了自己的习性生活？
吴宓的“不可改造”似基于天性，以此不同于自觉地拒绝改造。在二十余年持续的“改造”压力下，他的“不可”有悲喜剧的意味，不全是“可敬”，或者说更可悯笑——事实上周围对他并无恶意的人们，正有这种反应。这种“不可”也见之于“改造”之外的场合。即如他屡次被勒索欺诈，却依旧轻信，且在钱财上慷慨大度。应当承认，读吴宓“文革”期间的日记，最觉“惊心动魄”的，是他所处的人事环境。对于这一个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迂书生，其孤老的生存不能不“险象环生”。吴宓应付人事的迂、执，或许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极端的专注，以致不能懂得关注以外的事物，的确适于某公的纪念文章所用题目，“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应当说，正由于他的经验世界的封闭性，对外部影响保有了天然的抗力，确可称“异禀”。
数十年来知识分子的易“化”，成为致命的缺陷，对自身品性的最大损伤。知识者以能“化”（适应时代、顺应潮流）为荣，当局则以能使人“化”为政绩、为成就，不容有化外之地，不容有化外之人。某种意义上的“操守”，成了可悲可笑以至可鄙的东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吴宓倘活在别一时代，或因此坚守而被称“粹儒”；在此时代，只能被斥之为“顽固不化”。这种意义上的“顽固不化”，也要在此时代，才不可容忍。由“顽固”这一点看，吴宓或竟是“《学衡》派”中特具操守者。吴宓外，另有几个顽梗的人物（其一即梁漱溟），一再被人提起，作为知识人残存的“气节”的证明，却也证明了保有“气节”之难，以至于此种人物的罕见稀有，像是特殊物种。顽梗，拒绝“改造”的，肯定不止这几位，只是不都能成为叙述的对象罢了。讽刺的是，不难如此“化”的，也就不难如彼“化”——“后文革时期”价值观的崩解，岂当局者所曾料到。
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百炼钢”不难化为“绕指柔”，何况不“钢”者！顾颉刚“文革”期间的日记，记其妻指摘他对批判者“不自卑屈”，“不合被专政者之身份”，顾氏则说自己一生处顺境，“不曾向人低头服小”（1967年1月25日），承认这是自己的“大病”；说自己“实在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2月6日）；又说“自恨性情倔强，不能随时屈伸”（3月26日）。顾较之吴宓，已极力顺应，只不过不能“随时屈伸”而已。不同于顾颉刚的虽在运动中仍念念不忘“事业”，吴宓的姿态毋宁说是谦卑的：希望“单位”忘了自己，放过自己，让自己保持其爱好（如读书，写旧体诗），做一个无害于人的闲人。他自知不适于此社会，文革前即曾意欲退休，“文革”中更一再恳求退休，如他本人所愿地将其视为弃物，甚至宁降职降薪以求保全，均未蒙恩准，直至“批林批孔”的最后一劫。
由日记与存留下来的书信看，吴宓也非一味顽固。“文革”初期的剧烈冲击下，他也曾努力使身段柔软。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吴宓日记，吴当日撰成《交代我的罪行：第五篇崇仰孔子，宣扬孔子之道，且为此来渝碚》。却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坚拒批孔。那种不计利害、甚至不计生死的坚持，竟然发生在一九七四年，“文革”已近结束的时间点上。普遍的经验是，彼时的“运动”，已是强弩之术。我所在中学的“评法批儒”，就形同儿戏 吴宓的感受显然不如是。当着随处可见“做戏的虚无党”，不唯没有任何信仰、信念，且没有价值立场，吴宓“卫道”之诚，勇敢决绝，令人称奇。他毕竟有其底线亦极限，再向前走即人格失坠，万劫不复。由此看来，他至死仍然是《学衡》时期的吴宓，那个吴宓与“文革”中抗拒“批林批孔”的吴宓，一以贯之。 刊行的吴宓日记止于一九七三年末。整理者说：“批林批孔”运动中吴“明确表示：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为此，再次作为‘现行反革命分了’被批斗。西师（按即西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又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为吴宓判刑戴帽，重庆市委仍未予批准。让背靠背、不点名地批判”。“据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一位记者告诉家属，因为吴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发言非常尖端，分社写了《内部参考》上报”，该期《内部参考》尚未解密，故未能查见。“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确是此老的声口。但当局的不为已甚，也可以相信。“让背靠背、不点名地批判”，确也较为“客气”，与前些年不同。
也应当说，此时吴宓的敢于坚拒，与“文革”后期渐趋宽松的环境，不无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乱中的流徙，影响于学人的生活与命运，吴宓自非孤例。吴“文革”前及“文革”中，对当初选择“渝碚”一晦再悔。但其日记中“反动言论”的“反动”程度，依“文革”中的标准，确系划“现行反革命”而有余，较之某些凶“现反”、“恶攻”罪投入监狱者，或犹有过之。倘其人不在西南而在西北或京城，命运会如何 当然先要假定其日记也被“检阅”，信件亦遭截留——实难断定。颐颉刚的日记，不是也被“学部”历史研究所的工宣队与“革命群众”“检阅”并从中搜证吗？由此看，吴必的厄运不便由地域（渝碚）或所在学校（西南师范学院）解释，亦如陈寅恪的应邀北上或留居广州，祸福殊难判定一样。
吴宓一九七四年运动中的处境，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返回陕西前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日常生活，虽有回忆文字，却无以替代吴宓的自述。吴宓日记的故事，似乎止于所不当止，难免令人对其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有了一种事后的“牵挂”。比如我们不能知晓吴宓最后岁月的心境。通常记述所说的“孤苦”、“凄凉”，不过他人代为设想。吴宓是迂夫子，大约不能如共产党人于光远，参透了政治斗争的玄机，前于此即预感到运动即将过去，预知不久即有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参看于光远《文革中的我》）。
钱锺书对自己一九三七年有关其师吴宓的议论，晚年有痛切的自省。但钱氏当年所说吴宓的“当众洗脏衣服”，近乎“玩火”，“勇敢得不合时宜”（转引自傅宏星《吴宓评传》），却的确可用以解释吴宓的处境与命运，无论一九四九年之前还是之后。在“文革”这种非常情境中，吴宓的“勇敢”，都非但复杂化了自己的处境。吴宓确有“真性情”，属“性情中人”，但“真”未必就“美”。传记作者对吴宓的性情，力图由其人的早年经历寻求解释，未必不可以作为进入其人的路径。
读关于吴宓的回忆，我发现有些他西南师范学院的同事，虽在数十年之后，仍流露出当年那种看待吴的戏谑态度，且坦白地承认没有参加该校中文系组织的悼念活动。我相信直到今天，吴宓的轶事仍然是有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即使在潮水般的一波波追念之后，那个老悖的人物仍然不能使他们“庄视”。我对此能够理解。的确，吴宓身后的故事也如生前的故事那样，令人心情复杂甚至啼笑皆非。忍受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同事的确要有相当的耐心与同情心。“了解之同情”，人世间原本稀有。不妨承认，我们已丧失了古代知识人那种欣赏异人异行奇人奇情的能力，而“乡土社会”排斥非常态的文化却得到了弘扬。
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说过，吴宓日记在中西各种日记中别具风格（《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有人以为，将吴宓日记与胡适日记以及近年来刊行的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比较，少了“宏观材料”，固与其人个性有关，也缘于其在文化界所处相对边缘的位置（史记会《<书信集>呈现的吴宓晚年生活》）。由我看来，吴宓日记的价值，也未必不得之于其所处位置。吴宓苦心经营的书写策略，使其日记充满了暗示，作为特殊时世的文本，足以映照那时世的语境，不唯“个性化”而已。吴宓天真，其“策略”也天真：那是迂执书生的“狡黠”，欲盖弥彰，掩盖适成暴露。如此丰富的心理的、人性的内容，是由其他知名人士面世的日记难以感到的。应当承认，吴宓吸引了我的，不是他的学识（以为谈论其“学术贡献”，没有必要过甚其辞），而是这个人，是这个无论一九四九年之后抑之前，都如此稀有的人。吴宓，以及梁漱溟，均为现代中国知识人中的稀有品种，难以再现，不可复制。
吴宓身后引发的话题，与其遗稿有关的葛藤，作为现象已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吴宓故事外的故事，吴宓传的后传，在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令人看得心情复杂。这故事与后传想必被吴宓本人视为赘疣，却也正由他的晚年处境与行事方式造成，只能是吴宓的故事与后传。
“文革”中，针对其意欲“推翻共产党”的指控，吴宓断断申辩道，“1948不谋赴美国讲学”，“1949冬却台湾之聘”，“又辞不往香港新亚书院任教，而决留居中国”，“岂有至今日，七十五岁衰老之宓乃‘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也耶？”（1968年12月19日）对这一点，他曾反复申述；却也要与其相关书信比对，才更能得其真相。
__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政权更迭的关头陈寅恪、吴宓的去留问题，已有诸多讨论。吴宓的考量，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曾有到台湾任教之一念（《致吴协曼》），并非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好感，只不过认为以自身条件，或较适于彼方而已——也即非基于政治立场，或者说更基于文化方面的权衡。他无意于在政党问选择，所选择的只是宜于其生存、发展其学术的文化环境。吴宓虽迂，在这件事上未必不清醒。只不过虽有先见之明，却又有一贯的优柔寡断，也像一九六四年间他反复规划的出行那样，设想周密而仍然留在了原地。上个世纪pq五十年代之交的选择，无论在陈寅恪还是吴宓，均不是选择政治，而是选择生存与文化环境。由发生在“文革”中的事情看，那在他们，谁又能说不是致命的选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知名学人的去留及相关选择，长时间地保持了敏感性，直至“文革”，仍然是要被迫“交代”的内容。顾颉刚一再愤愤于一九五四年由沪到京后，“学部”历史研究所的尹达说其所以同意来京，乃因在沪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而未得。在当时，这种猜忌的严重性，小问可知。同一年陈寅恪的谢绝赴京，也是其“文革”中不能不“交代”的内容（参看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既以“文革”为国共斗争的继续，此种问题的严重性可想。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曾经极度敏感的话题，应该到了“脱敏”的时候。
吴宓自拟遗民，对吴梅村、顾炎武情有独钟，此种心迹不欲掩盖。一九四九年后的吴宓，日记中涉及吴、顾者，随处可见。对吴梅村的不得已而仕清的创痛，感同身受。一九四九年其步陈寅恪《乙丑元旦》涛韵所作《先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一诗，还提到了“月泉吟社”。虽也逢场作戏，应时“表态”，其自我认同从未改变。当然，吴所自居的“遗民”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却不便说无关于政治，对此已无需避讳。
二00七年初冬，随台湾友人游台北近郊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不胜感慨，想到了陈寅恪——当时还未读到吴宓日记。
杨绛写自己在干校时，曾问钱锺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干校六记》）钱的回答是意料中的，即不悔。但钱未见得不曾对自己有过这一问。而当年那些对于知名知识分子努力劝留的“进步青年”，面对发生在后来的事该作何感想？“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这一问应当使当局者心惊的吧。我不愿相信他们竞对此全无反省、无动于衷。
一九七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吴宓回头读自己当年日记，说“觉1968年之宓，实为最紧张、最忙、最苦矣”。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至…九六九年，他的日记被“抄没”并构成其罪案；被扣发工资（致不得不向“故妻”求助）；居室为人觊觎，被迫数度搬迁。吴在日记中说：“今者‘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已成风气。”（1968年12月8日）说“屡记DeQuincey‘人生作任何事，明知其为最后一次，必生悲感’之言，不免凄然”（1969年1月5日）。同年二月十日的日记中，又提到“最后一次”。这年元旦的日记中则说：“宓生平过新年之孤独悲凄，未有如此次19681969之甚者：盖不仅1968六月二十二日（日记全部被抄去）以后所遭之大不幸，而除夕、元旦辛苦筹备迁居，生活无定，心情尤多烦恼也。”（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
也在这两年问，吴宓在批斗会上被痛殴，翻滚泥中；随中文系下乡，过“集体管制生活”。其他更日常的困厄，如被命当众背诵“老三篇”；被儿童堵截辱骂，令其背诵语录、唱《东方红》；一再被某红卫兵截击，不得不为此绕行甚至告饶。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记：“近日中文系学生，在广场见宓拄木棍，行步艰难，辄日：‘吴宓，你这样痛苦地活着，实不如死去。让我们用锄挖一个坑，把你这只老狗埋了吧！”
顾颉刚“文革”中最难熬的，也正是一九六八、一九六九两年。收入《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中的徐氏的检查、“汇报”，也集中在这两年。周恩来指示作为“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饶毓泰、翦伯赞的自杀，也在此期间。
“文革”中的吴宓，最大的困扰，乃开口便错，而又没有不开口的自由。
“文革”中的许多场合，拒绝表态即一种表态。你无可逃避。吴宓在日记、书信中，一再写到“表态”的压力，说自己“苦于‘不知如何说法’，不能效他人巧言，非不肯屈服、效颦也”（《致金月波》，《吴宓书信集》。着重号为原文所有。下同）。由日记看，吴的确“不知”、“不能”。那种技巧，也确非不学而能。
吴宓的“开口便错”，“文革”前已然。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记其关于“地、富、反、坏”的发言被纠正，使其“且愧且忧，心情颓废”。不能不发言、表态，所说又必有违“时式”，是吴宓的一大苦境。此一时期吴宓日记中颇有悔发言不当、不得体的内容。发言一悔一再发言一再悔，“甚悔”，“深悔”，“大悔恨”，“十分悔痛”；不能已于言一发言而失言一自恨多言而图补救，再发言再失言，如此循环往复，自知不合时宜而无计可施。由其日记追记发言内容，确也足见其迂。甚或因发言而结怨招尤。则发言（表态）之于吴宓，实在是一种折磨。
吴宓的天真，在好“以自己之思想感情向人宣泄”（1965年3月29日）。即自我批判亦天真。如说“凡宓当时所畏避者，今知皆发自毛主席；而凡宓当时所喜爱者，今知皆来自刘少奇”（1968年12月9日），未必不是真话。尚有其他对自己极为不利的供述，适足以坐实其“反共”、“反动”、“反革命”（尤其“反文化大革命”）之罪。一次被他人劝导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诸君之说法，皆是‘站在正确之立场’，即是认定毛主席所主张、发动之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文化革命皆是正确而必要，不容丝毫怀疑或反抗：然此在宓之思想与感情上，断断不能接受，不能屈从与苟同。”（1967年11月14日）吴另有自语的“恶习”。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记开会时自己呢喃自语：“怀德耶，抑畏威耶？”被周围的人斥责，追问其所言何字，吴“坚不吐露”。这一回，他总算管住了自己的嘴巴。
开口便错的吴宓，“文革”中竟然坚持记日记，不能不是灾难性的——不唯对他本人。吴宓“文革”中的一大厄，正由日记引起。我将在其他处谈到“文革”中的“私域”与“公域”，对“私域”的恣意侵犯，包括对日记、私人信件的任意没收、审查、公之于众，甚至作为罪案，据此而定谳。吴宓是知名人士中，因日记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且“罪大恶极”）的例子。吴在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说其全部“反动日记”被抄，“宓1967-1968对文化大革命之误解，又适成为宓‘反对’毛主席最大之罪状，呜呼，哀哉！”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记中说，批斗者的指控，“皆引据宓历年日记及（《吴宓诗集》中例以实之；其所举1967-1968宓日记中之语句，对宓更为致命之伤。”此后的批斗，日记与诗集是坐实其“反革命”的主要材料。“一打三反”运动中，西南师范学院将吴作为“反共老手”、“现行反革命分子”重点打击，甚至有人主张将其送交公安局惩办（1969年3月30日）。他曾为自己辩护，说因“生性孤僻，不喜与众人接近”，故“长有写日记之习惯”，因“所写者无人得知，无人能见”，即“未加辨析，未多思考”（1968年12月19日）。还说日记系他交出，非“秘密私藏”；日记中被摘出者，“尽是单词、只句”；摘出的是文字（即思想），不是事实、行动，不应当构成“文字狱”（1970年3月30日至4月1日）。
及至日记成了红卫兵们的“公共读物”，吴宓也就无所遁形。连早餐食用两个馒头两枚鸡卵，也成了红卫兵大声讥嘲的内容。也应当说，吴宓“文革”期间的日记中，的确大有犯忌的言论。如说某人的种种争闹，“足见盛倡阶级斗争而不言道德教育，其结果为何如矣！”（1967年4月13曰）校内有人侮辱、痛打教员，他在日记中竟书“呜呼，人道何存？公理何在？毛主席应负其责也！”（1968年6月1日）更有直接针对当前运动之议论，如别人谈到十年后再来一次，他则说“届时已无文化存留”（1967年11月28日）；感叹报纸“无新闻，无纪事，只有宣传与教训（毛泽东思想）而已”，“学校中所谈所写所读者，亦惟是此种毛泽东思想之宣传与教训：至于中西古今之学术文化，已无人眷念及称道及之者矣！”（1968年2月27日）更其特别的是，在因日记得祸之后，仍不“吸取教训”。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由《人民日报》读到因张铁生事件而停止高考，吴宓议论道：“此劣生之谰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错矣。”这一种“自抒己见”的天真率性，实在是致命的。 读他的日记，不但为吴，也为他写及的诸人捏一把汗。因为其日记不但提供了自己的罪证，且势必累及他人。别人劝其“勿写日记”，他将此劝告也写在了日记上；别人为他应付批斗支招，他将有关建议也记在了日记上；他记监管人员的言行至撄其人之怒，将其人的训斥也记在了日记上。日记被逐日“检阅”，被一再当众引用，作为“揭发”他人的材料，被刊登在“群众组织”的小报上，他将此种种也都记在了日记上。因日记累及他人而一再受到责难，却将此责难也写在了日记中。他一再转移、托人保藏日记，也无不记入日记。迂执一至于此，无论同情者还是迫害者，都不能不啼笑皆非的吧。在那种情境中，“迂执”确有可能是一种“罪过”。他却坚持说，日记中有对“文化大革命”的误解处，“此外日记无错误，不应称日‘反动’，亦不能据日记以定宓罪”（1969年3月3日），说得不错；他坚持认为，自己“一生之错误，主要是在学术、文艺方面，思想和言论上之错误，而绝无反革命之活动及行为”（同年2月份），也不错，却只能是所谓的“鸡对鸭讲”，加罪的一方另有逻辑。
为应对监管人员的“检阅”，他每日所记“止于当日之经历，而不涉及个人思想感情”，将不便纳入者“另书于零星纸片，置于别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对于修身日记的倡导。吴氏也记被命写思想改造日记、劳改日记。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说，自己的“新日记”，“除仍是‘自己写自己读赏’外，亦兼为呈供谢管理员随时查阅，希记（疑为“冀”）其能}同鉴宓之一切”；说既被其人“责训”，“今后当于每日日记中，特立思想改造一栏，简记数条，以供谢君之所需求而已”，却又说“苦于无范本可模仿”，“遂终未成一字”。
同一时期梁漱溟的日记，记述极简，不大可能为“大批判”提供炮弹；由其日记看，“文革”中也不曾被勒令交出以供“检阅”。“文革”爆发后吴宓曾想到日记“从简”，当时未做到。在转移、保藏的种种努力失败之后，在日记被公然“检阅”、公布之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之后，终于从简。但涉及人事，仍不能避忌，即如将别人偶然的提示记录在册。监控稍许松弛，即依然故我。被抄没，因“审查”而散失（他1970年全年的日记即全部丢失），被某红卫兵强行取之并据以要挟，索要钱财（1966年8月23日日记），处境险恶至此，依然强迫症似的记之不辍，据我有限的经验，几乎说得上绝无仅有。
在一九六八年重庆的大武斗中，他拒绝避难，说“宓早决在校安居不动，死生恭俟天命，冀能如1967年之终得苟全，无灾无祸；每日惟恭肃书写日记，记此一段生活。——若遇难，到时乃辍笔耳”（是年3月22日！可知日记在他，攸关生死。在一切创造性的精神活动都被压制的条件下，记日记成了如此庄严的事情）。
在西南师范学院梁平分校，曾为其日记牵累的刘某说：“人之本性难改：我知吴宓回到渝碚本院后，有暇，必仍续写其日记也。”“宓按：此确系知我之言。”（1969年6月18日）吴氏《梁平日记》所记劳改队同人在此期间对他的“揭发”、“斥责”，未见得没有表演性质——供吴宓记录而任他人“检阅”。吴宓却至死不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记某人说“宓一生之大错，厥为写日记之习惯。宓之罪行，皆由于写日记。以宓凡事必写入日记，许多人畏受累，不敢与宓接近或因此而恨宓焉”，其人劝吴“亟改之：日记中，勿写宓自己之思想、感情，而多写每日读马列主义及毛主席著作之心得”。他自然将此劝告也写在了日记中。无怪乎其同事对其不耐，不敬，挖苦说此老为何要写那些，写写每日进馒、牛乳、鸡卯几何，不就得了！吴的自行其是，虽危及他人而不顾，的确到了令人痛恨的地步。由此而言，吴宓“文革”中的生存环境，至少部分地是由他本人参与造成的。他是他的苦难的一部分原因。
因日记得祸的故事，“文革”中绝不鲜见。不止因日记，还因了私人信件——“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即使不能说开启、也鼓励了这种坐实人罪的方式。吴宓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虽有上述种种却始终不停止记日记。而在其他与日记有关的故事中，H记的主人会即刻停笔，甚至终身不再记。你只能说，吴宓有一种一半活在现实中、一半活在非现实世界中的罕见禀赋。却也因了吴将自己的因日记而得罪，而累及他人，而被周围的人们“畏忌”、憎嫌、避之唯恐不远，而劝告其停止记日记，恳请其删抹与自己有关的记述，统统记入日记，使这部日记本身的命运充满悬念，有了一种特别的“故事性”。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掌控方式，鼓励了记录他人言动、用于“汇报”的“习惯”；吴宓令周围的人们痛恨的记录他人所言的习惯，性质自然不同。他不过将“所见所闻”，作为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如此而已。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中，工作队就有人发现了他的记录别人言论的习惯，提醒他只记关于自己的，其他不要记。“宓答：谨遵。”（是年12月26日）然后照记不误。在那种环境中，此种私人记录一旦公开，就既是“自我暴露”，又成为了对他人的告发。吴宓在政治压力下如实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感，或可视为勇敢的行为；但在已经因日记记录他人的言行而累及他人的情况下，仍坚持记录他人的言行，确又近于任性及不负责任。即使在“文革”过去了数十年之后，吴宓日记的刊行仍有可能对所涉及者造成困扰，尤其某种指控，某些出于个人好恶的评断。
由此看来，吴宓的顽固的确含义复杂。对此，自然首先要归过于不正常的时代。但处“不正常”也有其伦理：在非自己所能选择的恶劣环境中，如何自处与如何对他人负责。有趣的是，记录他人言行为什么放吴宓认为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这是出于他对日记一体的认知，还是仅止于习惯？在已经牵累他人之后仍拒绝变通，这种习惯是否有点可怕？你会希望知道，日记对于吴宓意味着什么，除了他所声称的之外，还是什么。或许可以用了现成的说法，日记犹如其人的“第二自我”？
有人比较吴宓日记与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以为季的日记更敢暴露，更能骂人，却有意忽略了季的上述日记写在何时（以及何时刊出）。倘有“日记学”，吴宓的“日记的故事”，当大有研究价值的吧。吴宓的上述经历，乃太平世界的奇闻，在较我们正常的后人听来，必定荒诞到了不可解——或许只宜于用卡夫卡的方式处理？在日记的故事中，吴宓当然是受害者，是恣意践踏私域的受害者，却又参与了加害。他是受害者，他对别人因他而受害是否负有责任？使用这个词儿，“责任”，会否被认为为加害者脱卸责任？但我仍然要问，在某种如“文革”这样的情境下，即使一个人难以自主，他的行为是否仍然应当为他人负责？显然，这一种思路对于吴宓是陌生的。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是我们曾经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他的执拗，可钦可敬而又可悯可恨。对于分析“文革”中的加害与被害，吴宓日记的故事提供了一份较为复杂的材料。当然更值得分析的，是“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据私人书写坐实人罪的方式。也因其荒谬性暴露无遗，“后文革时期”已不再公然使用，也算是一点代价高昂的进步。 但这只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情节，而且不应当是主要的情节。主要的情节，是吴宓以日记保存自我的艰苦努力。
《吴宓日记》出版，有出面“澄清事实”者，尤其是吴所记具体的人事纠葛。日记一体的局限本来显然，个人的偏见成见、情绪性等等在所难免，其作为史料的运用自应谨慎。纠缠于日记涉笔的人事，以吴的是非为是非，最应避免。何况当吴宓写作时，即有宣泄的动机在其中。委屈、郁闷、愤懑不平。况其人本率性而不谙世故，且有种种人所不免的心性的弱点。其所写或有“歪曲”，如欲“澄清”者所说的“隐讳、遗漏、与事实不符之处”（王兴运《我所了解的吴宓教授》），所感却是“真实”的，忧惧、焦虑、屈辱、绝望，作为一个人所感受的“文革”，在这一意义上确有史料价值。尽管因被抄被没收而有残缺，仍是一份难得“完整”、足称珍稀的“‘文革’日记”。也赖有吴宓的迂执、不善于应世，才可能有此“完整”。
据整理者所说，吴宓书信较之日记，更有搜集之难，却也因此有更多悬念，可供想象有关的故事。即如致其诗友金月波的一组，令人不禁牵挂吴氏与诸诗友的联系因“文革”而中断期间，金月波等人是否因与吴的唱和而受累；诗友中因划“右派”而生计无着长期受吴“济助”的黄有敏（吴称其为叔度），“文革”中将以何为生。《书信集》中吴致金的最后一信发出在一九七一年，或许可以归入吴宓重建他的生活的最后的努力。那种“旧派文人”的小圈子，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氛围中已显得古怪，由日记也由书信看，却实在是吴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惜吴宓的书信存世更少，否则会是对日记的重要补充与注释；尤其是写于“文革”中的数札，往往在数年的联系中断之后，欲将数年间的个人遭遇和盘托出。这种经了浓缩、整理的叙述，自不同于逐日所记。而如若你在读其残存的书信时，意识到其中的几封被其所在学校与邮局合谋截留，更会有荒诞感。这些当吴氏书写之时已注定了不能抵达对方的信，将一个人的渺小无力无望无助呈露无遗。如此实施对一个人的监控，或许更是卡夫卡小说中的情境，而此种手段所对付的，竟是吴宓这样的对当局构不成任何威胁的既迂且老的书生。
书信集中的几封写得极警觉的信，也如某段时间写得警觉的日记，倒更令人感到吴宓不可抑制的倾诉的愿望，他的撞出孤绝处境的挣扎。这在吴宓，与生存渴望同样强烈一或许就是生存渴望。他要友人亲人听到他的消息，他要获知亲人友人的消息，他要回到正常生活，做一个正常地生活着的人。
传记作者对吴宓的厌世倾向与自杀冲动及其后的宗教背景有细致的分析。一九六四年十月西南师范学院领导报告强调阶级斗争及思想改造，吴反应强烈，说自己“极为愤懑，但祈速死，或可免于投江自杀”；同年十二月七日座谈会后，记自己“深恨诸人语气神态之粗恶横暴，私叹旧中国与今之欧美皆无如此之审判方式”，慨叹道：“不幸哉，吾侪乃生于此时代之中国也！又不幸哉，宓不早死！倘在1964年八月以前，宓即死去，亦可免见类此之奇耻大辱。今陷身此运动中，真有‘求生不易，求死亦不得’之苦况也。”此后即使在最不堪的一九六八、一九六九年，却并末认真地作投江想，仍然在百般羞辱之下顽强牛存，应当与其知足、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有关。
我在吴宓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三年的日记中感受到的，就有其人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享受态度，对食物之美，对风物之美，对女性之美，等等。吴的心理似乎有强韧的抗压性，能忍他人所不能忍。批斗者日其“罪该万死”，他在日记中说：“谓宓‘罪该万死’诚是；惜生固艰危，仍不易即死耳！”（1968年12月18日）吴宓日记，“吃喝拉撒睡”是必记的内容。他也确能由此日常琐屑中得到满足，无论食之美，还是排便的顺畅，冬衣之暖，睡眠之酣。关于自己的饮食起居，所记极细。饮食，不但记食何种饭菜，且记所食的量（“馒”几个，面条几两），以及米饭的软硬；记“入厕”，且记“用力”多少次。依旧嗜书如命。珍视自己的著述（包括日记）。对金钱出入有详细的记录。对自己的爱惜，对生的留恋，对（可能的）伤害的极力规避，屡屡见之于文字。
吴宓对环境、待遇并不苛求，较顾颉刚更能随缘。在“非正常死亡”（尤其自杀）频发的十年中，毅然“了断”的，或许是被认为距厌世轻生最远者，而吴宓这样看似心性柔弱、“浪漫”而往往敏感病态的，尽管有种种焦虑甚至绝望的表示，却仍然示人以强韧的求生意志，为了生的坚忍。甚至有了一点缝隙，即不难自得其乐，且易于满足。买到了法文、德文、俄文版的毛语录，“比较细读”，以为“深可玩味”，说“平生用力之外文知识与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两俱有益，诚乐事也”（1968年9月2日）；读毛的《实践论》，“有所启悟，甚为欣快”（1969年4月15日）。得到为其帮佣的唐氏与“故妻”所制冬衣，说“论宓生活（衣食起居）之安适，近年未有如今冬者也”（1968年1月8日）。甚至说“只要不斗争，生活万事足”（1969年4月7日）。说“深感一生（七十五年中）所历之生活，得家庭、学校、友生之辅助，盖无时无地而不丰裕、舒适也”（同年6月2日）。即在运动压力极大的时期，处境偶尔宽松，也会有一种“享受”的心情。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记“休息时，众立晴日中、草地上闲话，目观野景”，说在劳改队时，“不敢想象能有此乐也”。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的日记：“回舍，入门，即是洞天福地”。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说，“即此是福，由天赐。惟当静居俟命，以每日能读书自愉自乐，则但觉时日之飞逝而已！”他似乎能随时回到读书并自得其乐的状态。一九六五年虽因“社教运动”饱受冲击，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每于夜静、灯前，忘却百事，任取古书、旧诗旧文读之”，立觉自己“在另一世界中，甚为快乐”（《致金月波》）。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回舍，日出云中，彩霞甚美。宓乃坐窗前，案上摊展Larousse法文字典，观其中之图画及人像，作为消遣，至为乐适。”即使如此，他仍然不能不感到隐隐的威胁。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七日日记中即引蔡邕文，说自己“恒‘‘忧怖焦灼’”，引《史记》朱英谓舂申君语，说自己“处无望之世”，必“有无望之祸”，“但今日仍得安居逸乐，且自用功研读，准备任何日趋死就刑戮耳！”“今在此地，生活安适，环境熟谙，但仍感觉：若有大祸即将降临我身者！”（1972年3月8日）他的预感并没有错。 一九七一年到梁平，一年后返回北碚，直至日记终止的一九七三年末，吴宓的处境似乎在逐渐改善，压力渐减，生活近于常态。恢复了全薪，补发了部分减扣的工资。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前，吴一度生活安逸，日记所记，均日常琐事，人事酬应。如若没有此后的运动，即使未经“平反”，吴必的“文革”也像是已然过去。据日记，一几七二年七月由梁平回到北碚，曾有领导米访，“表示对宓关怀与尊重之意”。吴的心态亦有变化，说“决专力办宓自己之事，不顾中文系领导小组”（同年8月11日）。
由书信看，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吴宓即自知不能被改造，也拒绝改造，为此而不惜与家人疏远，与老友绝交（《致柳诒徵》、《致黄有敏》）——态度之决绝有如是者。他甚至以表面接受改造为“降志辱身”（《致黄有敏》）。“文革”中吴宓在日记中说，同事的劝告固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饰形貌之见于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学术思想之在内心、精神者，宓实不愿改，且决不能改也。祸福死生，听之而已矣！”（1968年1月4日）直至一九七一年，他在发言中极力委婉，说的却是自己“素怯懦守法，今目盲耳塞，生命垂尽”，恐难思想改造“及格”（7月5日）。
对如吴宓这样的不接受改造与不可改造，当时有一种侮辱性的说法，“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吴的迂执顽梗，确有过于常人，在一九四九年后知名文化人中堪称稀有。他的日记中记有该校教员、学生对他的评价，日其为“老古董”（1967年12月30日）；“老旧、顽固，无法改变之人，其性行愚痴可笑”（1968年1月22日）；“无往而不愚谬”（同年1月30日）；“其思想自五四运动迄今毫无变化”（同年3月4口）。吴宓曾私下里批评被划为“右派”的某诗友“矜才使气”，“不知卫生之道”（《致金月波》），其自以为尚能“卫生”可知。山日记亦由存世的书信看，吴宓确也尝试着“随众”、“从众”。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日记，记因所得教训，终于悟到“尚不如与人雷同”。他也曾表示与某人“划清界限，并随众声讨其罪”（同年6月8日）。劳改队同人也以为他的态度“应如‘鱼相忘于江湖’，我在众中，绝无特立独异之处，与众亲近和睦而为一体”，如此才能安全（1968年2月5日）。还在日记中记某同人说“宓若不能与群众和同、融洽，仿效群众之思想、言词、态度，而矫然特异”，则不但批斗难以过关，“且直不能在此时代、此社会中生活下去”（同年6月7日）。中国知识人传统的人伦鉴识，在“一体化”、“舆论一律”、知识分子被要求“紧跟”、“脱胎换骨”的时代，已荡然无存。
从吴宓的这些日记、书信看，此老确乎“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周围人们的眼里，言行迂怪，不像此世界中人，却仍然渴求贡献其知识技能于斯世。无论教授何种课程，他都乐在其中。甚至一九七七年病废回到家乡陕西，仍然想贡献其外语知识，以救当时此种人才之匮乏（参看收入李继凯等编《追忆吴宓》中其妹吴须曼的文章《回忆先兄吴宓教授》）。那么何不用其所长，而任他依了自己的习性生活？
吴宓的“不可改造”似基于天性，以此不同于自觉地拒绝改造。在二十余年持续的“改造”压力下，他的“不可”有悲喜剧的意味，不全是“可敬”，或者说更可悯笑——事实上周围对他并无恶意的人们，正有这种反应。这种“不可”也见之于“改造”之外的场合。即如他屡次被勒索欺诈，却依旧轻信，且在钱财上慷慨大度。应当承认，读吴宓“文革”期间的日记，最觉“惊心动魄”的，是他所处的人事环境。对于这一个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的迂书生，其孤老的生存不能不“险象环生”。吴宓应付人事的迂、执，或许可以部分地归因于极端的专注，以致不能懂得关注以外的事物，的确适于某公的纪念文章所用题目，“君子可欺以其方”。也应当说，正由于他的经验世界的封闭性，对外部影响保有了天然的抗力，确可称“异禀”。
数十年来知识分子的易“化”，成为致命的缺陷，对自身品性的最大损伤。知识者以能“化”（适应时代、顺应潮流）为荣，当局则以能使人“化”为政绩、为成就，不容有化外之地，不容有化外之人。某种意义上的“操守”，成了可悲可笑以至可鄙的东西。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虽千万人吾往矣。吴宓倘活在别一时代，或因此坚守而被称“粹儒”；在此时代，只能被斥之为“顽固不化”。这种意义上的“顽固不化”，也要在此时代，才不可容忍。由“顽固”这一点看，吴宓或竟是“《学衡》派”中特具操守者。吴宓外，另有几个顽梗的人物（其一即梁漱溟），一再被人提起，作为知识人残存的“气节”的证明，却也证明了保有“气节”之难，以至于此种人物的罕见稀有，像是特殊物种。顽梗，拒绝“改造”的，肯定不止这几位，只是不都能成为叙述的对象罢了。讽刺的是，不难如此“化”的，也就不难如彼“化”——“后文革时期”价值观的崩解，岂当局者所曾料到。
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百炼钢”不难化为“绕指柔”，何况不“钢”者！顾颉刚“文革”期间的日记，记其妻指摘他对批判者“不自卑屈”，“不合被专政者之身份”，顾氏则说自己一生处顺境，“不曾向人低头服小”（1967年1月25日），承认这是自己的“大病”；说自己“实在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2月6日）；又说“自恨性情倔强，不能随时屈伸”（3月26日）。顾较之吴宓，已极力顺应，只不过不能“随时屈伸”而已。不同于顾颉刚的虽在运动中仍念念不忘“事业”，吴宓的姿态毋宁说是谦卑的：希望“单位”忘了自己，放过自己，让自己保持其爱好（如读书，写旧体诗），做一个无害于人的闲人。他自知不适于此社会，文革前即曾意欲退休，“文革”中更一再恳求退休，如他本人所愿地将其视为弃物，甚至宁降职降薪以求保全，均未蒙恩准，直至“批林批孔”的最后一劫。
由日记与存留下来的书信看，吴宓也非一味顽固。“文革”初期的剧烈冲击下，他也曾努力使身段柔软。据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吴宓日记，吴当日撰成《交代我的罪行：第五篇崇仰孔子，宣扬孔子之道，且为此来渝碚》。却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中，坚拒批孔。那种不计利害、甚至不计生死的坚持，竟然发生在一九七四年，“文革”已近结束的时间点上。普遍的经验是，彼时的“运动”，已是强弩之术。我所在中学的“评法批儒”，就形同儿戏 吴宓的感受显然不如是。当着随处可见“做戏的虚无党”，不唯没有任何信仰、信念，且没有价值立场，吴宓“卫道”之诚，勇敢决绝，令人称奇。他毕竟有其底线亦极限，再向前走即人格失坠，万劫不复。由此看来，他至死仍然是《学衡》时期的吴宓，那个吴宓与“文革”中抗拒“批林批孔”的吴宓，一以贯之。 刊行的吴宓日记止于一九七三年末。整理者说：“批林批孔”运动中吴“明确表示：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为此，再次作为‘现行反革命分了’被批斗。西师（按即西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又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为吴宓判刑戴帽，重庆市委仍未予批准。让背靠背、不点名地批判”。“据新华通讯社重庆分社一位记者告诉家属，因为吴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发言非常尖端，分社写了《内部参考》上报”，该期《内部参考》尚未解密，故未能查见。“把我杀了，我也不批”，确是此老的声口。但当局的不为已甚，也可以相信。“让背靠背、不点名地批判”，确也较为“客气”，与前些年不同。
也应当说，此时吴宓的敢于坚拒，与“文革”后期渐趋宽松的环境，不无关系。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乱中的流徙，影响于学人的生活与命运，吴宓自非孤例。吴“文革”前及“文革”中，对当初选择“渝碚”一晦再悔。但其日记中“反动言论”的“反动”程度，依“文革”中的标准，确系划“现行反革命”而有余，较之某些凶“现反”、“恶攻”罪投入监狱者，或犹有过之。倘其人不在西南而在西北或京城，命运会如何 当然先要假定其日记也被“检阅”，信件亦遭截留——实难断定。颐颉刚的日记，不是也被“学部”历史研究所的工宣队与“革命群众”“检阅”并从中搜证吗？由此看，吴必的厄运不便由地域（渝碚）或所在学校（西南师范学院）解释，亦如陈寅恪的应邀北上或留居广州，祸福殊难判定一样。
吴宓一九七四年运动中的处境，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七年返回陕西前在西南师范学院的日常生活，虽有回忆文字，却无以替代吴宓的自述。吴宓日记的故事，似乎止于所不当止，难免令人对其生命中的最后四年有了一种事后的“牵挂”。比如我们不能知晓吴宓最后岁月的心境。通常记述所说的“孤苦”、“凄凉”，不过他人代为设想。吴宓是迂夫子，大约不能如共产党人于光远，参透了政治斗争的玄机，前于此即预感到运动即将过去，预知不久即有可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参看于光远《文革中的我》）。
钱锺书对自己一九三七年有关其师吴宓的议论，晚年有痛切的自省。但钱氏当年所说吴宓的“当众洗脏衣服”，近乎“玩火”，“勇敢得不合时宜”（转引自傅宏星《吴宓评传》），却的确可用以解释吴宓的处境与命运，无论一九四九年之前还是之后。在“文革”这种非常情境中，吴宓的“勇敢”，都非但复杂化了自己的处境。吴宓确有“真性情”，属“性情中人”，但“真”未必就“美”。传记作者对吴宓的性情，力图由其人的早年经历寻求解释，未必不可以作为进入其人的路径。
读关于吴宓的回忆，我发现有些他西南师范学院的同事，虽在数十年之后，仍流露出当年那种看待吴的戏谑态度，且坦白地承认没有参加该校中文系组织的悼念活动。我相信直到今天，吴宓的轶事仍然是有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即使在潮水般的一波波追念之后，那个老悖的人物仍然不能使他们“庄视”。我对此能够理解。的确，吴宓身后的故事也如生前的故事那样，令人心情复杂甚至啼笑皆非。忍受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同事的确要有相当的耐心与同情心。“了解之同情”，人世间原本稀有。不妨承认，我们已丧失了古代知识人那种欣赏异人异行奇人奇情的能力，而“乡土社会”排斥非常态的文化却得到了弘扬。
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说过，吴宓日记在中西各种日记中别具风格（《吴宓先生与钱锺书》）。有人以为，将吴宓日记与胡适日记以及近年来刊行的顾颉刚日记、夏鼐日记比较，少了“宏观材料”，固与其人个性有关，也缘于其在文化界所处相对边缘的位置（史记会《<书信集>呈现的吴宓晚年生活》）。由我看来，吴宓日记的价值，也未必不得之于其所处位置。吴宓苦心经营的书写策略，使其日记充满了暗示，作为特殊时世的文本，足以映照那时世的语境，不唯“个性化”而已。吴宓天真，其“策略”也天真：那是迂执书生的“狡黠”，欲盖弥彰，掩盖适成暴露。如此丰富的心理的、人性的内容，是由其他知名人士面世的日记难以感到的。应当承认，吴宓吸引了我的，不是他的学识（以为谈论其“学术贡献”，没有必要过甚其辞），而是这个人，是这个无论一九四九年之后抑之前，都如此稀有的人。吴宓，以及梁漱溟，均为现代中国知识人中的稀有品种，难以再现，不可复制。
吴宓身后引发的话题，与其遗稿有关的葛藤，作为现象已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吴宓故事外的故事，吴宓传的后传，在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令人看得心情复杂。这故事与后传想必被吴宓本人视为赘疣，却也正由他的晚年处境与行事方式造成，只能是吴宓的故事与后传。
“文革”中，针对其意欲“推翻共产党”的指控，吴宓断断申辩道，“1948不谋赴美国讲学”，“1949冬却台湾之聘”，“又辞不往香港新亚书院任教，而决留居中国”，“岂有至今日，七十五岁衰老之宓乃‘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也耶？”（1968年12月19日）对这一点，他曾反复申述；却也要与其相关书信比对，才更能得其真相。
__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政权更迭的关头陈寅恪、吴宓的去留问题，已有诸多讨论。吴宓的考量，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曾有到台湾任教之一念（《致吴协曼》），并非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好感，只不过认为以自身条件，或较适于彼方而已——也即非基于政治立场，或者说更基于文化方面的权衡。他无意于在政党问选择，所选择的只是宜于其生存、发展其学术的文化环境。吴宓虽迂，在这件事上未必不清醒。只不过虽有先见之明，却又有一贯的优柔寡断，也像一九六四年间他反复规划的出行那样，设想周密而仍然留在了原地。上个世纪pq五十年代之交的选择，无论在陈寅恪还是吴宓，均不是选择政治，而是选择生存与文化环境。由发生在“文革”中的事情看，那在他们，谁又能说不是致命的选择？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知名学人的去留及相关选择，长时间地保持了敏感性，直至“文革”，仍然是要被迫“交代”的内容。顾颉刚一再愤愤于一九五四年由沪到京后，“学部”历史研究所的尹达说其所以同意来京，乃因在沪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而未得。在当时，这种猜忌的严重性，小问可知。同一年陈寅恪的谢绝赴京，也是其“文革”中不能不“交代”的内容（参看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既以“文革”为国共斗争的继续，此种问题的严重性可想。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曾经极度敏感的话题，应该到了“脱敏”的时候。
吴宓自拟遗民，对吴梅村、顾炎武情有独钟，此种心迹不欲掩盖。一九四九年后的吴宓，日记中涉及吴、顾者，随处可见。对吴梅村的不得已而仕清的创痛，感同身受。一九四九年其步陈寅恪《乙丑元旦》涛韵所作《先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一诗，还提到了“月泉吟社”。虽也逢场作戏，应时“表态”，其自我认同从未改变。当然，吴所自居的“遗民”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却不便说无关于政治，对此已无需避讳。
二00七年初冬，随台湾友人游台北近郊阳明山的林语堂故居，不胜感慨，想到了陈寅恪——当时还未读到吴宓日记。
杨绛写自己在干校时，曾问钱锺书：“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干校六记》）钱的回答是意料中的，即不悔。但钱未见得不曾对自己有过这一问。而当年那些对于知名知识分子努力劝留的“进步青年”，面对发生在后来的事该作何感想？“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这一问应当使当局者心惊的吧。我不愿相信他们竞对此全无反省、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