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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一个族群都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用途生产、留存属于各自族群的档案，并借此实现族群身份认同。作为集体记忆的族群档案，既是族群身份认同的原始“证据”，又是族群身份认同的本真“叙事”。族群档案融合了“社会性”和“文化性”双重标准，具有非凡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关键词：族群档案;社会性;文化性;认同;文化共享
“身份认同”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随着档案与社会记忆、族群历史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化，“身份认同”这一关乎身份感、归属感的深层认知问题，确实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在档案领域，族群“身份认同”通常“借助‘证据’‘记忆’‘历史’‘遗产’等概念转达它的‘存在和价值’”。[1]
本文拟对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进行论析，以求档案价值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中。
1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缘起
在英文中，“identity”既可表示“身份”，也可译为“认同”。它涵盖了诸如“特性”（property）、“特征”（characteristic）、“特点”（particularity）等内涵，是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化的概念”。[2]“认同”起初指向“心理”层面，被视作“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3]而后也指向“行为”层面，呈现为“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4]
“族群”通常被指称“在一个社会中居于文化上非主流地位、人口规模属于少数的群体”。[5]关于“族群认同”，素有“原生论”与“工具论”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事实上，对于一个族群來说，“认同”就是族群成员在心理上与行为上联结为一体的过程，寓示着族群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和协同并进，既有原生性因素驱动，也受到现实利益等因素影响，是两方面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族群认同作为“一个人由于客观的血缘连带关系或者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对特定的族群所产生的一体感”，[6]是对族群身份的追寻与确认，其本质是为了获得“归属”。
本文所指称的族群档案，是指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包括文字、图片、声像、碑铭等不同形态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从一定程度上讲，“身份”是一个族群中任何个体无法摆脱的社会符号，尽管“身份”源于个体，但终究要归属于某一族群。为了达成族群认同，族群成员往往会借助档案媒介来存储其共同记忆，因为档案就像“一个集体的知识存储器”[7]而具有文本身份。如果说身份认同是一种“幻想”[8]而必然要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话，档案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借由集体记忆的书写、建构、维持、强化来达成。
2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内核
族群档案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重要形态，既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记忆之源”，又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记忆之流”。
族群档案与生俱来的“记忆”属性，为族群成员提供了归属感、托付感，从而使得族群档案形塑族群身份认同成为可能。
2.1 族群档案维系族群“根源”。族群最终得以形成和确认，总是离不开指涉族群成员所需的知识、经验等族群档案，它们在模塑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方面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性”。
族群之“根”，即是族群认同之“源”。族群作为想象中从来就有的“共同体”，通常有着神圣的、不可置疑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嵌于族群档案中的“根源感”，使族群成员可以通过保存、追溯、强化或重温族群档案来催生寻根意识、实现身份认同。
就此而言，即使族群档案是根据族群认同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作为族群象征的“符号”，但它们作为维系族群成员相互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成了族群身份认同的最核心文本。
2.2 族群档案蕴藏族群“情感”。族群认同离不开“情感联系”和“精神力量”，毕竟“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9]族群档案形成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渗入族群或个人的情感，而这种潜藏于无意识之中的情感，正是族群档案身份认同的起点。
透过族群档案，每位族群成员都有追根溯源的原生情愫需求，而这恰恰是族群身份认同中诠释“族属”“族源”“族性”等的寻根依托。诸如族群档案中“族源神话”“先人传记”“祖先像赞”等，无论是对族群始祖的英雄叙事，还是对族群先人的功绩述略，无不渗透着丰富的情感，甚至成了回忆的内核。
鉴于族群档案与生俱来的“根源感”与“归属感”，在界定族群档案时，既要从其来源出发，又要从其属性出发。从来源看，族群档案是族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生产出来的，经由档案可进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可从中理解族群成员的“认同之根”;从属性来看，族群档案客观记录了族群历史样貌和族群成员的真情实感，体现了族群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可从中探析族群成员的“认同之脉”。
无论是从族群档案作为“历史性制作”的无意“记忆”来看，还是从族群档案作为“主体性建构”的有意“记忆”来看，族群档案的书写就是为了达成族群认同。
3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特性
族群本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文化性的概念，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就是在族群成员与其所处社会和共享文化之间进行互动的内生力量。
3.1 族群档案的社会性是族群身份认同的客观事实。族群身份认同包含了“识别”“归类”等涵义，在社会之中，不同的“族群”寓示着该族群成员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体系内化于不同的社会成员的结果。
一方面，族群在“社会变迁”中寻求身份认同。族群档案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其关系绝非是任意的，而是相耦合的约定，换言之，族群档案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达式。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族群成员始终都在寻求身份认同。虽然作为集体记忆的族群档案“不是为了公众实现身份认同而生”，但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功能“却是档案的凭证属性和记忆属性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10] 另一方面，族群在“社会事实”中形塑族群意识。埃米尔·迪尔凯姆曾指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都叫做社会事实”。[11]族群档案既是该族群所处社会结构的投影，也展现了该族群的集体表象、集体意识的社会事实，它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给现存社会以过去的道德价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12]由此说明，族群档案书写或陈述了一个个“社会事实”。依此看来，族群“身份”作为社会性的产物，首先不在于主观建构，似乎更需要社会赋予。从某种程度上说，族群档案“叙事”，不仅仅是档案话语形式，而首先是“一种经验整合和塑形的方式”。[13]族群档案在叙述族群社会事实之时，就是将关乎族群成员的经验进行整合与塑形，并将其作为族群意识来锻造。
3.2 族群档案的文化性是族群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文化”是“以意图之宣言和有待开展的使命之名称而进入现代词汇”[14]的。将族群档案放在族群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量，会发现族群档案更是“社会构拟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15]
一方面，族群身份认同起源于想象叙事。诚如王明珂所言，“宣称一个共同的起源等于是宣称一种族群认同”，[16]虽然族群将“族群身份认同”建立于“想象的”共同的起源记忆之上，然而一经档案固定下来，族群的根源便以“传统”形式展现其约束、控制和权威等特性，从而足以让族群成员对其中的“根源”产生绝对的“忠诚”。例如，对于畲族来说，虽然“盘瓠神话”是想象性民间故事，属于讲述“奇异”事件的准历史性故事，然而畲民却宁愿将其视作“真实”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想象叙事，是关乎族群起源的哲学追问。通常而言，族群档案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文化反思作为观照族群历史的立足点，通过审视、分析、扬弃达到突出历史理性与重塑族群精神之目的。
另一方面，族群身份认同得益于文化共享。不同族群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因各种内外因素创造了不同的族群文化，往往因此而形成了区别不同族群的标志。族群档案，其文化价值在哪里？其意义首先是对“我者”还是“他者”？同一族群之人，即使其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但依托文化的族群归属感成了牢固的纽带。对于族群成员而言，族群档案作为族群成员所共同信奉的规范模式，“往往具有先在的给定性，或强制性”，对族群成员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17]族群档案必须是用以区别“我者”与“他者”的介质，是族群内部的异中求同，也是族群之间的同中求异，只有以“我者”为核心主体，才能产生对“文化异体”的价值。由此可以推断，一个族群共享的文化，必须经由“文化身份”的书写得以确认，从而为族群成员设定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并赋予主体性以意义。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族群档案不单纯是普遍接受的常识或被动的经验，它同时也是一系列主动的介入。
综上所述，族群档案，同时具有瑞恩·赛格斯所言“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18]的身份认同意义，与其他认同形式或许并无区别，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直接指向族群成员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此实现的身份认同，同时具备了“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双重标准，只要族群所生成和共享的档案在其内核和实质上没有改变，由其形塑的族群身份认同也就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概而言之，族群档案既非所谓的“集体灵魂”，亦非纯粹的“客观精神”，而是同时带有“社会”的客观属性和“文化”的主观属性，在双重标准的推动下，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族群身份认同。
4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意义
族群档案其实代表了所在族群最为稳固和持久的因素，对于族群身份认同而言，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来保留其意义。
4.1 借助“符号”潜藏话语。档案“符号”是其“意义”的载体，在族群发展过程中，总会将族群独有的特征通过档案等“符号”保留于记忆中，体现着人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在族群档案中“探寻符号的规律，也就是去发现相似的事物”，[19]其整体性意义就会在完整的符号系统中给出。也许族群发展的历史，存在于逻辑之外，但族群档案对于族群及其文化的描述，则是遵循逻辑的，一个族群的档案，绝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符号随意构成，而是由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组合而成。在族群档案中，其所使用的话语，往往有固定的程式和套路，其间所反映“符号组合关系往往是某些可以前后承传的基本准则”。[20]族群档案作为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其档案本身显然不仅仅只是“媒介”，它们已同时成为族群“实体”存在的阐释之源。
当然，现在对于族群档案及其意义的解读，其实是对符号的一种想象化阐释，毕竟阐释者所借以佐证的大量材料可能是经过经验感悟后所择取的，带有了一定的潜意识愿望，族群成员往往对其深信不疑，并将其视为理想、道义和永恒的价值观，进而生成与此相关的族群性格、气质、心性等。若要准确描述“符号”与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得首先看清楚符号“编码”过程，弄懂潜藏于符号背后的“话语”。
4.2 通过“象征”达成愿景。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模式”是“象征符号集（sets）”，[21]族群档案作为“象征”，必须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更深远的文化语境中，从而获得对象征符号之价值得以发挥的条件进行辩证而全面的诠释。
单就畲族档案中有关“河南传说”的叙事来看，或许并不能找到其原因，而联系相关传说所生成的时段和情境，或者综观畲族档案，就不难看出，畲民之所以宣称自己的先人与中原汉族的血缘关系，其实隐喻着畲族追溯族群身份“正统性”的心理愿景。事实上，将象征符号置于系统的整体性中去审视，就可以通过对它与系统内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和区别的观察来获知其意义。
“象征不是技巧，而是本体性的”，[22]从族群档案中寻找到的“象征”，通常并非具体而实在的，更多是精神寄托或信仰追求。[23]这样一来，族群成员从中“共享往事”的概率随之增强放大，族群档案所内蕴的“文化密码”最终融合成族群的“象征体系”。
4.3 制造“区别”形塑边界。归根结蒂来讲，族群的自我認同首先强调的是与“他者”的区别，族群的本质，就在于“自识”与“他识”的融合。[24]一个族群之身份，宛如一个族群所需之“理想”，族群档案往往通过标记“差异”来凸显其身份。在族群档案里，族群的特性常常“被‘表达’（articulated）成各自分离的社会背景”，[25]这些“背景”在客观上要求展现于对应场合下的观念与行为应被视为是适当且合理的，为此，不妨将族群档案视作一种表达族群身份的“图谋”。
关键词：族群档案;社会性;文化性;认同;文化共享
“身份认同”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随着档案与社会记忆、族群历史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化，“身份认同”这一关乎身份感、归属感的深层认知问题，确实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在档案领域，族群“身份认同”通常“借助‘证据’‘记忆’‘历史’‘遗产’等概念转达它的‘存在和价值’”。[1]
本文拟对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进行论析，以求档案价值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之中。
1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缘起
在英文中，“identity”既可表示“身份”，也可译为“认同”。它涵盖了诸如“特性”（property）、“特征”（characteristic）、“特点”（particularity）等内涵，是在一个“较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化的概念”。[2]“认同”起初指向“心理”层面，被视作“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3]而后也指向“行为”层面，呈现为“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4]
“族群”通常被指称“在一个社会中居于文化上非主流地位、人口规模属于少数的群体”。[5]关于“族群认同”，素有“原生论”与“工具论”两种针锋相对的理论。事实上，对于一个族群來说，“认同”就是族群成员在心理上与行为上联结为一体的过程，寓示着族群及其成员在观念、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和协同并进，既有原生性因素驱动，也受到现实利益等因素影响，是两方面因素相互博弈的结果。族群认同作为“一个人由于客观的血缘连带关系或者主观认定的族裔身份而对特定的族群所产生的一体感”，[6]是对族群身份的追寻与确认，其本质是为了获得“归属”。
本文所指称的族群档案，是指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包括文字、图片、声像、碑铭等不同形态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从一定程度上讲，“身份”是一个族群中任何个体无法摆脱的社会符号，尽管“身份”源于个体，但终究要归属于某一族群。为了达成族群认同，族群成员往往会借助档案媒介来存储其共同记忆，因为档案就像“一个集体的知识存储器”[7]而具有文本身份。如果说身份认同是一种“幻想”[8]而必然要建立在“幻想”之上的话，档案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产生认同，而是借由集体记忆的书写、建构、维持、强化来达成。
2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内核
族群档案作为族群集体记忆的重要形态，既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记忆之源”，又是族群身份认同的“记忆之流”。
族群档案与生俱来的“记忆”属性，为族群成员提供了归属感、托付感，从而使得族群档案形塑族群身份认同成为可能。
2.1 族群档案维系族群“根源”。族群最终得以形成和确认，总是离不开指涉族群成员所需的知识、经验等族群档案，它们在模塑族群成员的认同意识方面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性”。
族群之“根”，即是族群认同之“源”。族群作为想象中从来就有的“共同体”，通常有着神圣的、不可置疑的起源。更重要的是，嵌于族群档案中的“根源感”，使族群成员可以通过保存、追溯、强化或重温族群档案来催生寻根意识、实现身份认同。
就此而言，即使族群档案是根据族群认同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作为族群象征的“符号”，但它们作为维系族群成员相互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成了族群身份认同的最核心文本。
2.2 族群档案蕴藏族群“情感”。族群认同离不开“情感联系”和“精神力量”，毕竟“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以及对内的基本情感联系”。[9]族群档案形成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渗入族群或个人的情感，而这种潜藏于无意识之中的情感，正是族群档案身份认同的起点。
透过族群档案，每位族群成员都有追根溯源的原生情愫需求，而这恰恰是族群身份认同中诠释“族属”“族源”“族性”等的寻根依托。诸如族群档案中“族源神话”“先人传记”“祖先像赞”等，无论是对族群始祖的英雄叙事，还是对族群先人的功绩述略，无不渗透着丰富的情感，甚至成了回忆的内核。
鉴于族群档案与生俱来的“根源感”与“归属感”，在界定族群档案时，既要从其来源出发，又要从其属性出发。从来源看，族群档案是族群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生产出来的，经由档案可进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可从中理解族群成员的“认同之根”;从属性来看，族群档案客观记录了族群历史样貌和族群成员的真情实感，体现了族群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可从中探析族群成员的“认同之脉”。
无论是从族群档案作为“历史性制作”的无意“记忆”来看，还是从族群档案作为“主体性建构”的有意“记忆”来看，族群档案的书写就是为了达成族群认同。
3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特性
族群本是一个兼具社会性与文化性的概念，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就是在族群成员与其所处社会和共享文化之间进行互动的内生力量。
3.1 族群档案的社会性是族群身份认同的客观事实。族群身份认同包含了“识别”“归类”等涵义，在社会之中，不同的“族群”寓示着该族群成员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体系内化于不同的社会成员的结果。
一方面，族群在“社会变迁”中寻求身份认同。族群档案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其关系绝非是任意的，而是相耦合的约定，换言之，族群档案本身就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达式。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族群成员始终都在寻求身份认同。虽然作为集体记忆的族群档案“不是为了公众实现身份认同而生”，但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功能“却是档案的凭证属性和记忆属性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10] 另一方面，族群在“社会事实”中形塑族群意识。埃米尔·迪尔凯姆曾指出，“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都叫做社会事实”。[11]族群档案既是该族群所处社会结构的投影，也展现了该族群的集体表象、集体意识的社会事实，它能“用往事和前例来证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并提供给现存社会以过去的道德价值的模式，社会关系的安排”，[12]由此说明，族群档案书写或陈述了一个个“社会事实”。依此看来，族群“身份”作为社会性的产物，首先不在于主观建构，似乎更需要社会赋予。从某种程度上说，族群档案“叙事”，不仅仅是档案话语形式，而首先是“一种经验整合和塑形的方式”。[13]族群档案在叙述族群社会事实之时，就是将关乎族群成员的经验进行整合与塑形，并将其作为族群意识来锻造。
3.2 族群档案的文化性是族群身份认同的主体建构。“文化”是“以意图之宣言和有待开展的使命之名称而进入现代词汇”[14]的。将族群档案放在族群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量，会发现族群档案更是“社会构拟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15]
一方面，族群身份认同起源于想象叙事。诚如王明珂所言，“宣称一个共同的起源等于是宣称一种族群认同”，[16]虽然族群将“族群身份认同”建立于“想象的”共同的起源记忆之上，然而一经档案固定下来，族群的根源便以“传统”形式展现其约束、控制和权威等特性，从而足以让族群成员对其中的“根源”产生绝对的“忠诚”。例如，对于畲族来说，虽然“盘瓠神话”是想象性民间故事，属于讲述“奇异”事件的准历史性故事，然而畲民却宁愿将其视作“真实”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想象叙事，是关乎族群起源的哲学追问。通常而言，族群档案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文化反思作为观照族群历史的立足点，通过审视、分析、扬弃达到突出历史理性与重塑族群精神之目的。
另一方面，族群身份认同得益于文化共享。不同族群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因各种内外因素创造了不同的族群文化，往往因此而形成了区别不同族群的标志。族群档案，其文化价值在哪里？其意义首先是对“我者”还是“他者”？同一族群之人，即使其血缘关系逐渐疏远，但依托文化的族群归属感成了牢固的纽带。对于族群成员而言，族群档案作为族群成员所共同信奉的规范模式，“往往具有先在的给定性，或强制性”，对族群成员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17]族群档案必须是用以区别“我者”与“他者”的介质，是族群内部的异中求同，也是族群之间的同中求异，只有以“我者”为核心主体，才能产生对“文化异体”的价值。由此可以推断，一个族群共享的文化，必须经由“文化身份”的书写得以确认，从而为族群成员设定一套价值观念体系，并赋予主体性以意义。而这也恰恰说明了族群档案不单纯是普遍接受的常识或被动的经验，它同时也是一系列主动的介入。
综上所述，族群档案，同时具有瑞恩·赛格斯所言“固有的‘特征’和理论上的‘建构’之双重含义”[18]的身份认同意义，与其他认同形式或许并无区别，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认同的指标直接指向族群成员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由此实现的身份认同，同时具备了“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双重标准，只要族群所生成和共享的档案在其内核和实质上没有改变，由其形塑的族群身份认同也就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概而言之，族群档案既非所谓的“集体灵魂”，亦非纯粹的“客观精神”，而是同时带有“社会”的客观属性和“文化”的主观属性，在双重标准的推动下，实现了绝对意义上的族群身份认同。
4 族群档案的身份认同意义
族群档案其实代表了所在族群最为稳固和持久的因素，对于族群身份认同而言，具有足够的普遍性来保留其意义。
4.1 借助“符号”潜藏话语。档案“符号”是其“意义”的载体，在族群发展过程中，总会将族群独有的特征通过档案等“符号”保留于记忆中，体现着人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在族群档案中“探寻符号的规律，也就是去发现相似的事物”，[19]其整体性意义就会在完整的符号系统中给出。也许族群发展的历史，存在于逻辑之外，但族群档案对于族群及其文化的描述，则是遵循逻辑的，一个族群的档案，绝不是由某些个别的符号随意构成，而是由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组合而成。在族群档案中，其所使用的话语，往往有固定的程式和套路，其间所反映“符号组合关系往往是某些可以前后承传的基本准则”。[20]族群档案作为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其档案本身显然不仅仅只是“媒介”，它们已同时成为族群“实体”存在的阐释之源。
当然，现在对于族群档案及其意义的解读，其实是对符号的一种想象化阐释，毕竟阐释者所借以佐证的大量材料可能是经过经验感悟后所择取的，带有了一定的潜意识愿望，族群成员往往对其深信不疑，并将其视为理想、道义和永恒的价值观，进而生成与此相关的族群性格、气质、心性等。若要准确描述“符号”与族群之间的密切关系，得首先看清楚符号“编码”过程，弄懂潜藏于符号背后的“话语”。
4.2 通过“象征”达成愿景。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模式”是“象征符号集（sets）”，[21]族群档案作为“象征”，必须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中、更深远的文化语境中，从而获得对象征符号之价值得以发挥的条件进行辩证而全面的诠释。
单就畲族档案中有关“河南传说”的叙事来看，或许并不能找到其原因，而联系相关传说所生成的时段和情境，或者综观畲族档案，就不难看出，畲民之所以宣称自己的先人与中原汉族的血缘关系，其实隐喻着畲族追溯族群身份“正统性”的心理愿景。事实上，将象征符号置于系统的整体性中去审视，就可以通过对它与系统内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和区别的观察来获知其意义。
“象征不是技巧，而是本体性的”，[22]从族群档案中寻找到的“象征”，通常并非具体而实在的，更多是精神寄托或信仰追求。[23]这样一来，族群成员从中“共享往事”的概率随之增强放大，族群档案所内蕴的“文化密码”最终融合成族群的“象征体系”。
4.3 制造“区别”形塑边界。归根结蒂来讲，族群的自我認同首先强调的是与“他者”的区别，族群的本质，就在于“自识”与“他识”的融合。[24]一个族群之身份，宛如一个族群所需之“理想”，族群档案往往通过标记“差异”来凸显其身份。在族群档案里，族群的特性常常“被‘表达’（articulated）成各自分离的社会背景”，[25]这些“背景”在客观上要求展现于对应场合下的观念与行为应被视为是适当且合理的，为此，不妨将族群档案视作一种表达族群身份的“图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