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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彰显出价值文化研究的基础性地位。新形势下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标志了新本质主义价值文化时期的开启。文论是文艺现象多重关系属性的集结，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反映着文论的核心属性；要摒弃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不等于要摒弃本质性思维。文论的学科属性，在世界体系转换之前更有意识形态的特征，而在转换之际则要向社会科学靠拢；适应新时代的人文共识，需要发现、探索和建构，认同新的社会世界所要求的社会属性。这种发现和验证，实际就是怎样使文论研究从哲学走向社会理论，怎样使文论与社会科学相结合，并据此宣示新文学社会学的基础研究特征。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新本质主义 文学理论 社会本质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状况的前提下发生的。同时，又是在保持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发生的。面对着嵌入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系统中的市场经济及其逐渐衍生和发展的社会机制与思想观念，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怎样适应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已成为30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的系统性变迁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出价值文化选择和研究的基础性地位。近期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结束了文化思想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纷乱，重申文化艺术歌颂人民，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标志了新本质主义价值文化时期的开启。这也意味着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文化研究还任重道远。回顾多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从去本质到反本质，从大众化、娱乐化到文化化的探索历程，反思价值文化探索和选择的曲折路径，可能有益于改善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自觉和相关学科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和生活方式系统相关的嬗变中，文化思潮和艺术审美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相呼应，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及其审美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也出现了如影随形的投映。在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下，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显然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审美形式与现实生活结构及其价值取向的渐行渐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理论研究者所感到的“文学的边界正在被消蚀，文学与非文学日渐变得难以辨认区划了，审美也被泛化，日常生活化了”。的现实，正是社会生活已发生系统变迁的直接反映。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曾经是社会变迁的敏感神经，是思想启蒙的锐利武器。然而，当下的文学艺术及其文学理论的社会作用，似乎逐渐淡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文论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和引领实际社会生活的作用，也难以满足人们的期待。这里的原因何在？如果说在改革前和改革的初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相对单一的，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是相对一元的，文论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在与传统联系的意义上也是清晰明确的。那么，经过30多年来的变迁，在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生，与之相适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观念，也出现了“美美与共”的局面。让人困惑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当代文论研究，它要怎样确定自己的研究立场，要在何种观念形态上研究文学理论？怎样深刻地理解、说明、评价、选择和引导文艺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将怎样斟酌择定？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文学艺术领域曾以伤痕文学为主题，在对文革思想清算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同时期出现的朦胧诗的创作和研究，体现了从“文革”走出来的国人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与渴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思想理念与传统紧密相连，文论研究在分析工具和理论选择上，主要还是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在对二战的残酷和对文革的反思相联系的理解阐释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本哲学一度成为文论的重要思想理念。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运行中心轨迹的转移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论研究似乎始终在传统的理论预设中困惑和盘旋。与此同时，“不争论的”权宜之策和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对外开放，使西方后现代思潮大量涌入。文论研究相继出现了娱乐化、去本质化、文化化等价值评价取向。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策的实施，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和现代化的本土意识在国际环境的演变中又一次萌生。在反思“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基础理念的同时，文论领域也出现了持续多年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去本质之争。这是整体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文论研究立场选择之困惑的必然表现。
文艺的社会本质之争的实质，是中国文论研究试图摆脱文论发展困境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有表现在不同视角和方法的局限性之争，也有支配和影响文艺走向的价值预设之争，尽管对文论研究应负载多大的社会责任问题尚存歧异。但是，怎样走出这种困局，已是争辩双方共有的担当。有的学者把这场“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论争概括为：在发展特征上经历了“呈现和深化”，在争论内容上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逐渐深入到“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 这等于说，争论尚未结束。那么，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有待呈现和深化？本文认为，回应当前的困局和危机，无论是方法视角之争，还是价值预设之争，总要面对近30年的社会变迁。不论是视角方法，还是价值判断，文论对社会变迁应有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自觉，在逻辑和事实上毕竟是支配和先决性的。
如何坚持文论研究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自觉？一方面，这首先是怎样理解和看待现实的社会变迁，怎样理解新的国际环境和技术依赖对时代性质的改变，怎样理解现实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体制运行，怎样重新认识被过度夸张的市场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及怎样关照已发生了分化的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民众”需要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理论和因循方法的反思和批判。在文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上，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就是要站在国家或社会的立场看文论的社会功能，就是要在与社会变迁的张力之间，看文论研究主观立场的改变和适应方式的选择。因此，有关文学艺术的本质是社会性的还是艺术性的争论，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旨。此外，笔者以为，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更重要的是文论研究的分析工具和学科发展的问题。在上述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和社会理论成了文论研究的避风港，尤其是对哲学思维形式的滥用，已难以分清哲学到底是文论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还是研究的目的和实体。 二、策略的选择与局限
在追寻本质和解构本质的争论中，几种迥然不同的进路成为试图突出重围或应对困局的选项。一种是求助于哲学知识论的策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甚至直到现在，哲学被理解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不论是形式主义的本质论，还是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哲学思辨都是一种理性推论和逻辑生成的工具，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机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能力。这就像人的数学能力，又分为自觉和本能的运用。哲学不是精神世界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在结构主义的背景下，它可以舍去时间和主体，甚至可以屏蔽掉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以迎合所谓结构的先验性。在主体间性的现象学背景下，它颠覆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解析体系，在社会世界中发现了多重复合的非物理的社会实在。而且，他们都坚信这是可以达到真理性认识并发现规律的本体论圣地。于是，一些文论研究者在哲学思辨的多层框架下，坚守于专业学者习惯的历史领地和话语特权。但是，笔者以为，这只是回避而不是面对问题的应有策略。在面对加速发展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时，这些论证和研究所依据的哲学理论早在中国改革前就已在欧美出现了，而当下的危机和处境只是近30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市场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这种哲学知识论的复制和引申尽管可以洋洋洒洒，纵横捭阖，但是仍然难以影响现实社会生活的走向，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研究策略只能助力于文论研究的边缘化，是在主动放弃文论应有的历史责任和社会功能。就像鸵鸟处理危机那样，把头埋在知识论的故纸堆中，它并没有摆脱社会变迁大潮之下专业学者自拉自唱的窘迫。
另一种是解构本质主义的文化论策略。这种策略主张要扩大文论的边界，用文化概念置换本质概念，或者说是用中性的文化概念完成本质概念的嬗变，用以规避文化概念之中实际上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求助知识论的策略不同，文化论的策略，主张面对现实，包容多元，用感性的生活体验代替理性的思辨，用文化多元主义抵制文化中心主义，或者说是抵制文化一元主义及其相应的本质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改变文革时期对政治概念的路径依赖，回避姓“资”还是姓“社”的麻烦，在宽松了的思想环境下，曾经兴起过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热潮，在思想界用“文化”这个中性的概念，有效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局。其实，文化不过是不同的历史、人文、地域环境下的人类适应方式的不同侧面及其不同的整合形态。在文化原生态的意义上，相互隔绝的不同文化系统，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层次，当然也都具有属于各自的本质性的价值选择。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本来是互为表里的，只有运用感官或逻辑的不同认知工具才能加以区分。这就是说，文化论的去本质、去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策略，实际是回避本质，“悬置”本质。近年来关于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研究，大体也是属于这种思潮。其实，文化的去政治化、去本质化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既要有明确的选择指向性，又要有长期的社会宣传和思想灌输，以及配套的社会政策的影响。
而当下的文化化取向又面临着双重的困境。首先，如果不同文化的原生态的本质还一息尚存的话，那么在当下日益强势的迎合市场的适应方式下，也难免被市场的流行与时尚所淡化和消解。于是，文化选择与市场选择的纠葛又会成为新的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在文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上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又怎能只讲文化间的平等而无视不同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差别，甚至迷失对已有数千载文明的泱泱大国应有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担当。尽管产生于殖民体系的文化人类学也能体现对被殖民者和边缘文化的尊重，但是人类学对边缘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发现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社会的缺失，是为了举证主流文化的不足。而当下的文化建设和本文所标明的理论自觉，就是要警惕市场关系对人类生活共同体和人们相互依存的基本关系及其价值体系的侵蚀。所谓文化自觉的本质，可能要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的意义上警惕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交换的意识形态化的建构和放纵，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机体产生的侵害，否则，文化建设很可能就只能剩下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消费的躯壳！一厢情愿的去本质化的文化化，恰恰是失去文化自觉的表现。
此外，有关从文学性（本质论）到娱乐性的思路， 实际也有上述类似的局限。虽然娱乐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又存在个体差异的身心愉悦的感受及其活动方式。然而，娱乐一旦形成了文化就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层、族群相联系，娱乐-文化就有了社会性的本质。喜剧时代的享乐主义和悲剧时代的英雄主义，使各种时代表面上属于个人的娱乐，具有了不同的社会与时代的属性。新中国创建史的前半程，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社会生活充满政治理想的冲动，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事实都可能与主流（当时实际是没有非主流的）的基本价值观相联系，对它的持续建构，必然会使英雄辈出，本质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建构的中心从政治理想转换到财富、效率与声望，在竞争的间歇与疗伤的喘息之际，小品文化尤其是赵本山们走红，可以说是中国进入喜剧时代的标志，像当年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一样，在一定时期的声频和视频传媒上，几乎是“卖拐”天天演、月月演。其社会功能的本质是不言而喻的，它既能使富人更加身心舒畅，又能使穷人经常忘却痛苦，以至缓释愤懑。在娱乐的社会功能以外，娱乐作为审美取向，也是分层别类的，在有些社会环境下，审美娱乐的分层定型化，使娱乐成为身份、地位、文化的标签和符号。
值得指出的是，继社会革命背景下的元理论的文学评论式微并出现文艺的本质之争以后，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内的文艺批评界出现了对西方“元批评”方法的移植和运用，并有学者声称现已完成了从元理论到元批评的转换。元批评的倡导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元批评，它不是要正面承担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元批评”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中去，“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中去。 在研究方法上，这确有它山之石的意义。显然，这种元批评方法有助于克服简单套用历史的特定阶段形成的意识形态命题或哲学化的演绎。但是，它在具体地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和“作家的历史环境”时，一定会遇到并借助属于各种历史环境中的“道德”和“真理”。而这些评价性的依据，实际是文学理论社会本质观的基本要素的构成部分。因此，元批评的方法和逻辑，确有解构文艺批评的僵化的元理论的功能，但这只是表面避开了当前国内的文艺本质之争，在作元批评并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时候，均不可能回避对特定的社会本质或价值观的运用。尽管在元批评理念的运用中，可能包含着对文学负载的社会责任持有的不同态度。但是，不难看到这种批评方法实际上已回到了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内。 比较上述诸种研究进路的选择，笔者以为，要摒弃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不等于要摒弃本质性思维。与其回避和悬置文艺的社会本质，面对问题绕着走，还不如直面和深入社会变迁，调整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在社会变迁的逻辑和实践中，而不是在传统知识论的演绎和西方后现代的分析视角中，形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应体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本质思想的基本认同，这可能是走出理论和学科发展危机的应有选择。
三、社会本质与学科属性
文学理论研究反映着文论与作者、作品、读者（受众）、方法（知识）、科技、社会的多重关系，因此，文论的功能是多重本质的集结。从形式主义的本质到社会历史本质，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到现象学的本质，从接受美学的本质到模仿主义的本质，从民族中心主义的本质到普适主义的本质，从革命历史时期的本质到消解社会革命的本质，直到反本质主义的解构本质主义的本质等等。笔者以为，如果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站在国家或社会的立场，在这多重本质关系中，唯有文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着文学理论的核心本质。显而易见，作者本身和他的作品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读者——或作为消费的受众，它实际是特定社会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而已有的理论、方法、知识和各种思想材料，它只是完成新的理论说明的要素条件和分析工具。这种工具性条件只是为理论发展和价值引申服务的。在社会本质研究的意义上，其价值指引与功能作用，既要来自社会，以特定的社会为基础，又要服务、服从于特定的社会需要。所以，社会本质研究要体现工具性条件对社会需要的反映。如果文学理论研究只是停留或穿梭于已有的理论、方法、知识和各种思想材料之间，并以此为本质性研究或作为回避“本质”问题的研究策略，那么，理论工具本身的功能局限和学科发展的困境就会显现出来。
姑且不论古典文论的影响，从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上看（在相对简单的意义上判断），可以说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主义社会批判的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文学及文学理论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文学性及其文学理论成为社会革命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的主导性社会本质是反映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需要。在后社会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要求文学理论深入探索作者和作品、接受与表现等文艺现象的多重关系及内在的联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正以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远离了改革前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主义”，它的社会文化领域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包容力善待着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多元，并以新的特质推动世界走出持续百年的东西方的冷战格局。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和新的意识形态的生成是不可避免的，改变的不可避免正追问和考验着文论的发展形态和学科属性。
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迁之后，究竟哪种理论更符合社会需要，哪个思想家的思想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这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且还取决于理论自身的主动性变革和分析工具及其研究方法的选择。理论和社会需要是相互构建的。文学理论在传统上与社会哲学——美学有较密切的联系，它在研究方法和学科基础上也受到现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影响。然而，作为传统时代的知识体系，哲学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哲学研究属于元逻辑的范式，它是可以自我扩张、自我完善的知识体系，哲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思辨和演绎，它的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形态，具有在逻辑的高层次上作为整体概括的条件，因而，它有可演绎的广泛的解释力，但是，这种广泛的解释力是同缺少分化的传统社会、同质性强的社会（例如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相联系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随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问题的扩展，哲学已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因为它解释问题的广泛性，同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背离的，当它可解释的问题越多，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意义就越少。
需要说明的是哲学在中国的境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特定的政治生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方式，要求一种统一的思想理念作为社会思想整合的工具，因此，一种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哲学体系的普及化和日常生活化成为社会生活基础知识建构的基本内容，并且把它构建成普适的、唯一正确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社会机制的快速发展，使以抽象概念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被注重现实社会生活利益关系的时代所取代。过度发达的哲学和职业哲学工作者面临着时代的考验， 在这种条件下，哲学话语及思维方式，在制度实践和知识创新以及艺术实践等方面已有了相应的变化。
社会理论伴随着社会世界的多元分化应运而生，具有与生俱来的从属于特定社会形态的经验事实的基础。它通常是在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的意义上提供认知参照，既概括社会整体的结构，也关照个体的精神状况。所以，社会理论的本土归属性，使产生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理论在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时，只能有参考和区分识别的意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具有明显的当代英国社会的特征，哈贝马斯的行动交往理论也是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中形成的欧洲化理论。贝克尔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是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反思城市化、工业化和过度依赖现代化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整体性灾难。社会理论在现代社会变迁中孕育，在回应现实的社会政策、道德文明以及社会审美等一系列社会生活现象的流变中发展，它比哲学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社会归属性。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及时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不是传统哲学，就是西方的后现代学说。在前述反本质主义的争论中，论者往往忽视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事实，却更关注“滥觞并流行于欧美的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 难怪中国的文论学者深感自己在负重前行。其中不仅是理论资源的匮乏，同时还有社会结构的高度复杂性的挑战。
笔者以为，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在历史沿革和知识关联上，保持与哲学的联系是必要的。哲学在分析工具的意义上，具有无所不包的既宏大又精微的思维形式，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发达的哲学思维能力是艺术创造的精神要素。但是，要使文学理论与时俱进，仅仅停留在对传统哲学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借用是不够的。因为哲学的抽象形式难以揭示社会历史的差别，尽管哲学也会间接地反应社会思潮和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社会历史哲学总是试图说明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它并不直接明示基本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特征。而社会理论的解释和说明在于社会历史的时空性区别，是对现代历史分化的阶段性和现代社会地域性特征的反映。它不仅体现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制度化，而且，它更重视社会历史的区别及其文化、地域的特殊性，更容易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因此，逐步探索属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理论，使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确立在中国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这对于提高文论社会本质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真实性是大有裨益的，文学理论从对哲学思维的依赖到对社会理论本土化的运用将是学科发展的趋势。那么，在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怎样使哲学走向社会理论，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怎样相结合，新理论的研究框架将怎样达成？ 在中国语境下，现代社会科学同我们习惯中使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学科体系上，人文社会科学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文学科，它似乎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互不分家的“文史哲”，在中国的学科划分中哲学和文学均属于人文学科而不属于社会科学。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建立在科学主义形式规则基础上的以实证主义和理解主义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逻辑假设和对经验资料的收集和验证。在研究对象上，文论所研究的除了理论和方法，其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作品和作者，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实体上是直接的社会实践行动和社会成员或称作文学艺术的受众。文论对社会变迁的反映是通过作家和作品，而社会科学是直接研究构成社会的关系和群体。那么，通过作家和作品反映的社会与直接在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的社会之间能否有一种沟通和验证，用以更好地了解、反映和区别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这就要在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并以学科交叉型的研究来实现这种使命，以新文学社会学的解释框架反映变更中的世界体系的精神特质和新时代的精神要义。这样，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和怎样认同社会变迁，就要有先决性的理论自觉，这也是建构中国化的社会理论的历史任务。
四、社会变迁的三个维度
如前所述，既然文学理论的核心本质应是反映文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当下文学理论发展的困境首先就应归因于对社会变迁缺少足够的理论自觉。其实，不论从什么知识背景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它都不能回避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的理解和挑战。尤其是面对当下的社会变迁，这不仅是文学理论需要作新的回应的社会结构形态，也是社会理论需要做新的理论概括的社会形态。当下教科书层面的文学理论体系，即使是经过新修，基本还是以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生成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几乎都没有关照过90年代以后新的世界体系的演变。怎样认识近20年来社会世界变迁的新的性质？这是讨论理论自觉的顶层依据所在。虽然时代性、本土性、大众性是人们经常关注的社会变迁的基本维度，但是在这些维度中仍然有诸多的重大问题缺少关照，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新的性质缺少应有的认识。
关于时代化的维度。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并不仅仅是对十年文革拨乱反正后的系统调整，它实际也是当今世界体系整体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现代文学理论渊源于现代社会的两次大规模社会革命。首先是19世纪派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文学理论，然后是孕育复生了20世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文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线索在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中是依稀可辨、一脉相承的。但是，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解体为标志的社会剧变，已不是前两次社会革命的简单延续。它是近百年来以东西方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体系开始“崩坍”的前兆。所谓世界体系，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在主要经济体和政治体之间，由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主要国际关系框架。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以与对方的冲突、对立、竞争为体系平衡的前提。当西方把苏东的解体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凯旋的时候，实际上原有的世界体系已开始蜕变。当世界体系的这一半发生问题以后，剩下的另一半也不会长久的持续下去。近年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内部也在发生新的演变，新一轮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已在呼吁资本主义的大转变。在资源配置上一直被推崇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脱钩，而且市场经济国家在分配上再度出现了基尼系数不断增高的贫富分化。华伦斯坦认为这是经过了长程发展的世界体系已远离平衡态并进入了分叉期的表现，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新世界体系生成的过程。 作为这个分叉期的标志，在西方社会是以在欧洲发起的后现代思潮为标志的，即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目标的怀疑与反思。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中国对文革的摒弃和清肃，尤其是后续发生的市场化改革与苏东1989年的剧变则是时代转换的标志。30年来中国的崛起和最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起码说明了在东西方对峙冷战的世界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思想体系（尽管国人对体制的认同尚未达成，或还不够清晰和完备）已是多元的新的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社会结构新的特质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并且被证明“是成功的”（胡锦涛访美讲话），这就与改革前的历史阶段有了质的区别。因此，文学理论所观照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必然发生变化。这种时代性的大势判断，可能有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对宏观视野的把握和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前瞻性地预设和建构与新的世界体系相适宜的精神价值和社会生活式样，而对这种时代性变革的理论自觉则是推动文学理论发展的事理逻辑的前提。
关于本土化的维度。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面向乡土、草根和传统文化，更具本质意义的本土化是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识别和认知，尽管它包容和涵盖着乡土和传统。这是30年来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实践层面的本土化问题。在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区别于剧变后的苏东社会。苏东剧变是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方位上发生了连续性的中断，在短期内完成了全面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而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保持着连续性的同时，经济体制上则既发展了广泛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有选择地保留了强有力的国有经济。在过去的30年间，这种兼容并包的双重社会体制，大规模地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保持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时又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在应对国家和社会所面对的重大挑战的过程中呈现了独特的体制性特征。当然，这是没有理论资源可借鉴的区别于以往任何体制的体制。有趣的是，在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原来分别属于两种不同体制的计划和市场，逐渐成为统一的国家体制下的大规模的两种“元素”，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别与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完整体制脱钩，以两种元素或称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机制的方式在同一政治体制内发生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对“中国经验”这种独特的本土化的制度特征都还缺乏应有的认同，也缺乏理论上的自觉。或者把计划和市场这两种“元素”之间所凸生的各种关系和问题只看作过渡性的问题，忽视了在新的发展理念和人本原则下对新生的利益关系格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性治理；或者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方式接续社会管理，或者照猫画虎地把市场经济的企业治理方式简单移植到国有企业（例如国有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和国企领导的高薪制度）。这就极易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误导和利用。然而，更大的危险是把这些凸生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经验”本身；或者习惯于用普适化、统一化甚至是所谓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来预设和推论中国改革的制度理念及其过程模式。人类应有普适的价值观，但是这种普适的抽象价值在面对特定的本土条件时，它总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实践来体现和完成。这不仅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要关注的，也是文学理论应关注的基本制度层面的本土化特征，是文学理论应重新显现其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要领域。当下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当前的各种问题，选择什么道路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文学似乎应再次启动其固有的包括暴露文学在内的敏感神经来跟踪和反映民众生活，彰显公平正义。 关于大众化的维度。大众化在文论的当代形态的论域下，它首先是指文论研究对象的大众化和大众的审美文化研究，这是对精英化的传统文艺学排斥大众文化的一个补救。其次是对新的文艺形式的研究，例如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手机文学、电视文学等等。再有就是大众的审美倾向的研究。然而，此时的大众已不是彼时的大众。在反映大众的意义上，30年的改革实际是一场持续不断地社会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使原来的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大众，变成了松散的异质化的大众。在与精英化、专业化对应的大众化的意义上，大众已成了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生活式样的大众，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下有着不同审美情趣和艺术评价倾向的大众。当今的“大众”已是社会生活样态的万花筒。仅就所谓工人和农民的称谓而言，工人已分化成国企工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外企工人、有正式保障的工人、临时的或尚无保障的工人。农民也分化成富裕了的华西村式的集体化农民，温州式个体化的农民，城郊地区的被城市化的农民，以及还较封闭的原生态的农民和已深受市场化影响、但还处于贫困状况的农民，等等。他们有着不同的闲暇生活方式和审美倾向，是新形势下“人间喜剧”的不同类型的主人翁，尽管迄今还没有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巴尔扎克。因此，大众化的论域有着显著的社会变迁的背景。
在引导和教化或文艺工作者与大众相互影响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在传统的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和城市的单位制的组织环境中，不论是对大众的艺术审美情趣的引导、教化和提升，还是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生活，激发创作的灵感，汲取时代的营养，相互间都没有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大众对文艺作品是无法主动选择的，甚至不看都不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影响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供给机制淡化了，大众的闲暇生活和艺术审美的被组织化消解了，同时，有着多样性的市场化审美选择出现了。在这种条件下，不论是面向大众的创作，还是大众的审美选择，在两者之间凸生了市场的因素，而市场的背后是面对市场化的影响长期举棋不定的国家的文化政策。这样，文学理论对大众的人文关怀和对自己的正义操守，不仅要避开低俗、媚俗和庸俗，还要对左右市场的国家公共文化事业管理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简单干预市场的过于僵化保持警惕。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理论研究不仅要面向大众，反映不同的大众，还面临着市场化多元选择条件下更艰巨的引导、提升和教育不同的大众和监督公共权力的任务。
在历史传统上，文论曾经担负着吹响历史进步号角的任务。这种任务首先要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的作用给予评价和揭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的原则要义。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时代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学和文学理论完成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以后，对人民大众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应当怎么归结和表现？怎样挖掘又怎么评价？面对20世纪末以来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崛起现象，如果仅仅归结为政治、经济和领袖因素是不够的，作为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应怎样升华？尤其是对那些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做出特殊历史贡献的，实际是为社会进步做出牺牲、付出代价的民众应做出怎样的历史交代？百年前马克斯·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化在欧洲发生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科技成就作了社会科学性的归结，那么，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新教伦理”是什么？在中国的现实文化背景下，那种类似的思想因素的大众基础是什么？这可能是破解当下中国现象之谜的关键问题之一。
五、意识形态，抑或社会科学？
如前所述，在文论涵盖的多重本质关系中，文论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回应反映着文论的核心本质。核心本质的作用在于揭示和说明文学理论应有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那么，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文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先进的文学理论家的精神生产，这就像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对自己归纳的知识社会学的悖论的解答那样，只有知识分子那种“无根的”“漂泊的”阶级，才能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对真理性认识的影响，进而破解个人的知识受个人的社会处境影响，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真理性认识的曼海姆悖论。二是产生于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外在趋势的体会和理解，然后通过专业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创作和研究总结出来。前者取决于文艺理论家（知识分子）内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怀，后者取决于是否始终具有那种社会革命时期的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必然趋势。前者的知识特征属于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后者的知识生成机制则近似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与之相联系，当前对意识形态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与社会关系上的理解，而另一种意识形态则被界定为可能失去合法性的强势阶层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以为，近些年关于文艺的本质、去本质和反本质的争论，从理论和方法的层面看，实际是怎样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解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进而怎样厘清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文学理论的社会本质作为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言自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包含了从属于主导价值体系的审美价值观。如果在当代通行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那么它是一种既来自于经验，又来自于评价的知识体系。
我们熟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公然申明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坚信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它的政治信念与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和说明体现了特定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有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社会科学的特征。这样，意识形态既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有经验基础的思想观念，同时又是通过评价和确信获得的主观性知识。
文论的社会本质研究，它既应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又应是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它不应放弃社会责任和引导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科学它又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时代，在旧的世界体系开始蜕变，新的世界体系初露端倪的当下，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还要肩负意识形态的创新，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跟进。因此，如果说渊源于现代社会的两次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文学理论，其社会本质的发展线索是清晰可辨的，那么，在新的世界体系转换之际，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社会本质就有了新的发生机制。在世界体系转换之前，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时代，文学理论更富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它要在前一种世界体系相对稳定的长程发展的过程中体现政治理想信念的坚定性。而在当下，则更应有适应新的变化，提升新的“精神位格”的社会科学的属性。这种属性的核心意涵，是要宣示它在新的世界体系中与其地位相适宜的精神特质和这种特质顺应社会变迁的趋势。 在前述社会变迁的三个维度的意义上，笔者仅是为了完善文章体系要求，简单粗略地尝试对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工作者的新意识形态特质的建构特征加以说明：在时代性上，可能要继续坚持用开放取代封闭，以合作精神置换斗争意识，以理解和交往去解构简单和偏执，以此告别上百年来以冷战对抗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影响；在本土性上，可能要突破内在传统和国际环境压迫下的路径依赖，借助文学艺术的敏感神经，在基本制度选择和制度融合层面挖掘和升华本土文化的时代意义，高扬新的适应方式和精神价值，探索和建构符合大国和平崛起形象的制度文化特征；在大众化层面，还是要继承文论的人文关怀的传统，以体恤弱势为至善之坚守，警惕和批判商业原则对人本价值的侵害。在世界体系转换之际的人文共识上，需要新的人格塑造和新的价值认同，用发现、探索和建构，理解与认同新的社会世界所要求的社会本质属性。新本质主义价值文化时代的开启，赋予了新文学社会学的使命。
为了明确使命，笔者还要再次强调新文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征：在系统发生上，传统文学社会学总是自觉地发掘与东西方古典文论的联系，把古典文论看作是现代文论的思想渊源，而新文学社会学是以19世纪以后古典社会学三大传统的形成为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参照，以当代的社会变迁，尤其以世界体系转换之际的社会变迁为其研究的聚焦点，以现代性和本土性的融合为评价性价值理念的基础。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文学社会学主要是在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下对作家和作品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属性的说明，他们注重的是社会性，而不是社会学。与之不同的新文学社会学直接以有文学艺术需要的不同的社会关系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与选择、态度与感受，沟通和验证作家和作品反映的“社会”与直接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意义上的“社会”的关系，把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与本土性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用以更好地了解、反映、区分和引导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并以一种学科交叉型的研究——新文学社会学来负载这种使命。在基础理论上，新文学社会学将努力使其基础理论从哲学走向社会理论。对此国内文论界虽然已颇有收获和体会，但是，受社会理论本土归属性的局限，仍然没有摆脱外国社会理论的窠臼，难以实现本土化的社会理论选择，未能达成具有社会学学科意义与特征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框架。这就需要更多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在精神气息上对新时代的感受、选择和评价，在行动上的参与和改变，将是推动文学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不同相关学科对文学社会学的关注和探索，是连接这种研究的纽带和桥梁。
在完成拙作之际，笔者还意识到，在发生系统的整体社会变迁的时期，不断拓展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视角，提高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论自觉，是推动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分析线索。这不仅可能有利于突破文论发展的困境，使文论和文学社会学更好地回应社会变迁的要求，而且，在变革中的社会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同样存在怎样推动新的理论自觉的问题。这可能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都需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东北社会转型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
关键词 社会转型 新本质主义 文学理论 社会本质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3-0001-10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状况的前提下发生的。同时，又是在保持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的基础上发生的。面对着嵌入到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系统中的市场经济及其逐渐衍生和发展的社会机制与思想观念，传统的意识形态体系怎样适应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基础，已成为30多年来中国社会整体的系统性变迁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出价值文化选择和研究的基础性地位。近期中央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结束了文化思想界一个时期以来的纷乱，重申文化艺术歌颂人民，引领社会进步的作用，标志了新本质主义价值文化时期的开启。这也意味着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的价值文化研究还任重道远。回顾多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从去本质到反本质，从大众化、娱乐化到文化化的探索历程，反思价值文化探索和选择的曲折路径，可能有益于改善社会转型时期的理论自觉和相关学科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组织和生活方式系统相关的嬗变中，文化思潮和艺术审美也在逐渐改变其形态。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相呼应，文化结构的多元化及其审美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也出现了如影随形的投映。在整体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下，由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显然起到基础性的制约作用，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艺术审美形式与现实生活结构及其价值取向的渐行渐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文学理论研究者所感到的“文学的边界正在被消蚀，文学与非文学日渐变得难以辨认区划了，审美也被泛化，日常生活化了”。的现实，正是社会生活已发生系统变迁的直接反映。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曾经是社会变迁的敏感神经，是思想启蒙的锐利武器。然而，当下的文学艺术及其文学理论的社会作用，似乎逐渐淡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文论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和引领实际社会生活的作用，也难以满足人们的期待。这里的原因何在？如果说在改革前和改革的初期，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相对单一的，与公有制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文化领域是相对一元的，文论的基础理论和指导思想在与传统联系的意义上也是清晰明确的。那么，经过30多年来的变迁，在由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生，与之相适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观念，也出现了“美美与共”的局面。让人困惑的是，作为上层建筑的当代文论研究，它要怎样确定自己的研究立场，要在何种观念形态上研究文学理论？怎样深刻地理解、说明、评价、选择和引导文艺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它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将怎样斟酌择定？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文学艺术领域曾以伤痕文学为主题，在对文革思想清算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同时期出现的朦胧诗的创作和研究，体现了从“文革”走出来的国人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与渴望。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经济关系和思想理念与传统紧密相连，文论研究在分析工具和理论选择上，主要还是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在对二战的残酷和对文革的反思相联系的理解阐释中，萨特的存在主义人本哲学一度成为文论的重要思想理念。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运行中心轨迹的转移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对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论研究似乎始终在传统的理论预设中困惑和盘旋。与此同时，“不争论的”权宜之策和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对外开放，使西方后现代思潮大量涌入。文论研究相继出现了娱乐化、去本质化、文化化等价值评价取向。进入新世纪以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国策的实施，中国道路的文化自觉和现代化的本土意识在国际环境的演变中又一次萌生。在反思“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基础理念的同时，文论领域也出现了持续多年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和去本质之争。这是整体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文论研究立场选择之困惑的必然表现。
文艺的社会本质之争的实质，是中国文论研究试图摆脱文论发展困境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有表现在不同视角和方法的局限性之争，也有支配和影响文艺走向的价值预设之争，尽管对文论研究应负载多大的社会责任问题尚存歧异。但是，怎样走出这种困局，已是争辩双方共有的担当。有的学者把这场“涵盖面极其广、综合程度极其高”的论争概括为：在发展特征上经历了“呈现和深化”，在争论内容上从“知识和思想价值两个维度”逐渐深入到“中国文论话语建构中最为深刻、最为隐秘的”一些问题。 这等于说，争论尚未结束。那么，还有什么重要的问题有待呈现和深化？本文认为，回应当前的困局和危机，无论是方法视角之争，还是价值预设之争，总要面对近30年的社会变迁。不论是视角方法，还是价值判断，文论对社会变迁应有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自觉，在逻辑和事实上毕竟是支配和先决性的。
如何坚持文论研究的文化认同和理论自觉？一方面，这首先是怎样理解和看待现实的社会变迁，怎样理解新的国际环境和技术依赖对时代性质的改变，怎样理解现实的基本社会制度和体制运行，怎样重新认识被过度夸张的市场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以及怎样关照已发生了分化的具有不同社会属性的“民众”需要等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理论和因循方法的反思和批判。在文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上，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就是要站在国家或社会的立场看文论的社会功能，就是要在与社会变迁的张力之间，看文论研究主观立场的改变和适应方式的选择。因此，有关文学艺术的本质是社会性的还是艺术性的争论，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旨。此外，笔者以为，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更重要的是文论研究的分析工具和学科发展的问题。在上述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后现代的哲学和社会理论成了文论研究的避风港，尤其是对哲学思维形式的滥用，已难以分清哲学到底是文论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还是研究的目的和实体。 二、策略的选择与局限
在追寻本质和解构本质的争论中，几种迥然不同的进路成为试图突出重围或应对困局的选项。一种是求助于哲学知识论的策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甚至直到现在，哲学被理解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的认识是根深蒂固的。然而，不论是形式主义的本质论，还是建构主义的本质论，哲学思辨都是一种理性推论和逻辑生成的工具，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物机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能力。这就像人的数学能力，又分为自觉和本能的运用。哲学不是精神世界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在结构主义的背景下，它可以舍去时间和主体，甚至可以屏蔽掉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以迎合所谓结构的先验性。在主体间性的现象学背景下，它颠覆了主客二分的认识论解析体系，在社会世界中发现了多重复合的非物理的社会实在。而且，他们都坚信这是可以达到真理性认识并发现规律的本体论圣地。于是，一些文论研究者在哲学思辨的多层框架下，坚守于专业学者习惯的历史领地和话语特权。但是，笔者以为，这只是回避而不是面对问题的应有策略。在面对加速发展而又纷繁复杂的社会变迁时，这些论证和研究所依据的哲学理论早在中国改革前就已在欧美出现了，而当下的危机和处境只是近30年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市场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状况。这种哲学知识论的复制和引申尽管可以洋洋洒洒，纵横捭阖，但是仍然难以影响现实社会生活的走向，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研究策略只能助力于文论研究的边缘化，是在主动放弃文论应有的历史责任和社会功能。就像鸵鸟处理危机那样，把头埋在知识论的故纸堆中，它并没有摆脱社会变迁大潮之下专业学者自拉自唱的窘迫。
另一种是解构本质主义的文化论策略。这种策略主张要扩大文论的边界，用文化概念置换本质概念，或者说是用中性的文化概念完成本质概念的嬗变，用以规避文化概念之中实际上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求助知识论的策略不同，文化论的策略，主张面对现实，包容多元，用感性的生活体验代替理性的思辨，用文化多元主义抵制文化中心主义，或者说是抵制文化一元主义及其相应的本质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改变文革时期对政治概念的路径依赖，回避姓“资”还是姓“社”的麻烦，在宽松了的思想环境下，曾经兴起过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热潮，在思想界用“文化”这个中性的概念，有效地打破了意识形态的僵局。其实，文化不过是不同的历史、人文、地域环境下的人类适应方式的不同侧面及其不同的整合形态。在文化原生态的意义上，相互隔绝的不同文化系统，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层次，当然也都具有属于各自的本质性的价值选择。本质和现象，形式和内容本来是互为表里的，只有运用感官或逻辑的不同认知工具才能加以区分。这就是说，文化论的去本质、去意识形态的解构主义策略，实际是回避本质，“悬置”本质。近年来关于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研究，大体也是属于这种思潮。其实，文化的去政治化、去本质化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既要有明确的选择指向性，又要有长期的社会宣传和思想灌输，以及配套的社会政策的影响。
而当下的文化化取向又面临着双重的困境。首先，如果不同文化的原生态的本质还一息尚存的话，那么在当下日益强势的迎合市场的适应方式下，也难免被市场的流行与时尚所淡化和消解。于是，文化选择与市场选择的纠葛又会成为新的不得不面对的深层次的本质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在文论的社会本质的问题上坚持文论研究的理论自觉，又怎能只讲文化间的平等而无视不同文化的社会功能和历史差别，甚至迷失对已有数千载文明的泱泱大国应有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担当。尽管产生于殖民体系的文化人类学也能体现对被殖民者和边缘文化的尊重，但是人类学对边缘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发现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社会的缺失，是为了举证主流文化的不足。而当下的文化建设和本文所标明的理论自觉，就是要警惕市场关系对人类生活共同体和人们相互依存的基本关系及其价值体系的侵蚀。所谓文化自觉的本质，可能要在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的意义上警惕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交换的意识形态化的建构和放纵，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机体产生的侵害，否则，文化建设很可能就只能剩下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消费的躯壳！一厢情愿的去本质化的文化化，恰恰是失去文化自觉的表现。
此外，有关从文学性（本质论）到娱乐性的思路， 实际也有上述类似的局限。虽然娱乐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又存在个体差异的身心愉悦的感受及其活动方式。然而，娱乐一旦形成了文化就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层、族群相联系，娱乐-文化就有了社会性的本质。喜剧时代的享乐主义和悲剧时代的英雄主义，使各种时代表面上属于个人的娱乐，具有了不同的社会与时代的属性。新中国创建史的前半程，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历史，社会生活充满政治理想的冲动，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事实都可能与主流（当时实际是没有非主流的）的基本价值观相联系，对它的持续建构，必然会使英雄辈出，本质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建构的中心从政治理想转换到财富、效率与声望，在竞争的间歇与疗伤的喘息之际，小品文化尤其是赵本山们走红，可以说是中国进入喜剧时代的标志，像当年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一样，在一定时期的声频和视频传媒上，几乎是“卖拐”天天演、月月演。其社会功能的本质是不言而喻的，它既能使富人更加身心舒畅，又能使穷人经常忘却痛苦，以至缓释愤懑。在娱乐的社会功能以外，娱乐作为审美取向，也是分层别类的，在有些社会环境下，审美娱乐的分层定型化，使娱乐成为身份、地位、文化的标签和符号。
值得指出的是，继社会革命背景下的元理论的文学评论式微并出现文艺的本质之争以后，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内的文艺批评界出现了对西方“元批评”方法的移植和运用，并有学者声称现已完成了从元理论到元批评的转换。元批评的倡导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元批评，它不是要正面承担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元批评”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中去，“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中去。 在研究方法上，这确有它山之石的意义。显然，这种元批评方法有助于克服简单套用历史的特定阶段形成的意识形态命题或哲学化的演绎。但是，它在具体地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和“作家的历史环境”时，一定会遇到并借助属于各种历史环境中的“道德”和“真理”。而这些评价性的依据，实际是文学理论社会本质观的基本要素的构成部分。因此，元批评的方法和逻辑，确有解构文艺批评的僵化的元理论的功能，但这只是表面避开了当前国内的文艺本质之争，在作元批评并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时候，均不可能回避对特定的社会本质或价值观的运用。尽管在元批评理念的运用中，可能包含着对文学负载的社会责任持有的不同态度。但是，不难看到这种批评方法实际上已回到了知识与社会关系的实质性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之内。 比较上述诸种研究进路的选择，笔者以为，要摒弃特定历史时期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不等于要摒弃本质性思维。与其回避和悬置文艺的社会本质，面对问题绕着走，还不如直面和深入社会变迁，调整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方向。在社会变迁的逻辑和实践中，而不是在传统知识论的演绎和西方后现代的分析视角中，形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应体现出来的新的社会本质思想的基本认同，这可能是走出理论和学科发展危机的应有选择。
三、社会本质与学科属性
文学理论研究反映着文论与作者、作品、读者（受众）、方法（知识）、科技、社会的多重关系，因此，文论的功能是多重本质的集结。从形式主义的本质到社会历史本质，从科学主义的本质到现象学的本质，从接受美学的本质到模仿主义的本质，从民族中心主义的本质到普适主义的本质，从革命历史时期的本质到消解社会革命的本质，直到反本质主义的解构本质主义的本质等等。笔者以为，如果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站在国家或社会的立场，在这多重本质关系中，唯有文论与社会的关系体现着文学理论的核心本质。显而易见，作者本身和他的作品是来自于社会生活的。读者——或作为消费的受众，它实际是特定社会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而已有的理论、方法、知识和各种思想材料，它只是完成新的理论说明的要素条件和分析工具。这种工具性条件只是为理论发展和价值引申服务的。在社会本质研究的意义上，其价值指引与功能作用，既要来自社会，以特定的社会为基础，又要服务、服从于特定的社会需要。所以，社会本质研究要体现工具性条件对社会需要的反映。如果文学理论研究只是停留或穿梭于已有的理论、方法、知识和各种思想材料之间，并以此为本质性研究或作为回避“本质”问题的研究策略，那么，理论工具本身的功能局限和学科发展的困境就会显现出来。
姑且不论古典文论的影响，从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上看（在相对简单的意义上判断），可以说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对封建主义社会批判的需要。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文学及文学理论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文学性及其文学理论成为社会革命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的主导性社会本质是反映人民性和革命性的需要。在后社会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丰富性要求文学理论深入探索作者和作品、接受与表现等文艺现象的多重关系及内在的联系。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变迁正以持续的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远离了改革前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主义”，它的社会文化领域也正以前所未有的包容力善待着思想的解放与文化的多元，并以新的特质推动世界走出持续百年的东西方的冷战格局。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的变革和新的意识形态的生成是不可避免的，改变的不可避免正追问和考验着文论的发展形态和学科属性。
在发生剧烈的社会变迁之后，究竟哪种理论更符合社会需要，哪个思想家的思想能够被人们所接受，这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而且还取决于理论自身的主动性变革和分析工具及其研究方法的选择。理论和社会需要是相互构建的。文学理论在传统上与社会哲学——美学有较密切的联系，它在研究方法和学科基础上也受到现代哲学发展趋势的影响。然而，作为传统时代的知识体系，哲学的衰落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哲学研究属于元逻辑的范式，它是可以自我扩张、自我完善的知识体系，哲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思辨和演绎，它的内容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形态，具有在逻辑的高层次上作为整体概括的条件，因而，它有可演绎的广泛的解释力，但是，这种广泛的解释力是同缺少分化的传统社会、同质性强的社会（例如改革前的中国社会）相联系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分化和复杂化，随着地方性知识和地方性问题的扩展，哲学已逐渐退出现代社会科学的主流。因为它解释问题的广泛性，同它解决问题的有效性是背离的，当它可解释的问题越多，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意义就越少。
需要说明的是哲学在中国的境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它的特定的政治生活体制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方式，要求一种统一的思想理念作为社会思想整合的工具，因此，一种强调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哲学体系的普及化和日常生活化成为社会生活基础知识建构的基本内容，并且把它构建成普适的、唯一正确的。但是，随着中国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市场化社会机制的快速发展，使以抽象概念为社会生活中心的时代被注重现实社会生活利益关系的时代所取代。过度发达的哲学和职业哲学工作者面临着时代的考验， 在这种条件下，哲学话语及思维方式，在制度实践和知识创新以及艺术实践等方面已有了相应的变化。
社会理论伴随着社会世界的多元分化应运而生，具有与生俱来的从属于特定社会形态的经验事实的基础。它通常是在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基本价值观的意义上提供认知参照，既概括社会整体的结构，也关照个体的精神状况。所以，社会理论的本土归属性，使产生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理论在用于社会科学研究时，只能有参考和区分识别的意义。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具有明显的当代英国社会的特征，哈贝马斯的行动交往理论也是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中形成的欧洲化理论。贝克尔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是在后现代的视角下，反思城市化、工业化和过度依赖现代化技术可能给人类带来难以预料的整体性灾难。社会理论在现代社会变迁中孕育，在回应现实的社会政策、道德文明以及社会审美等一系列社会生活现象的流变中发展，它比哲学有更强的针对性和社会归属性。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及时形成自己的社会理论，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不是传统哲学，就是西方的后现代学说。在前述反本质主义的争论中，论者往往忽视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事实，却更关注“滥觞并流行于欧美的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影响。 难怪中国的文论学者深感自己在负重前行。其中不仅是理论资源的匮乏，同时还有社会结构的高度复杂性的挑战。
笔者以为，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在历史沿革和知识关联上，保持与哲学的联系是必要的。哲学在分析工具的意义上，具有无所不包的既宏大又精微的思维形式，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都有深厚的哲学素养，发达的哲学思维能力是艺术创造的精神要素。但是，要使文学理论与时俱进，仅仅停留在对传统哲学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借用是不够的。因为哲学的抽象形式难以揭示社会历史的差别，尽管哲学也会间接地反应社会思潮和社会结构的显著变化。社会历史哲学总是试图说明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它并不直接明示基本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特征。而社会理论的解释和说明在于社会历史的时空性区别，是对现代历史分化的阶段性和现代社会地域性特征的反映。它不仅体现价值观和价值观的制度化，而且，它更重视社会历史的区别及其文化、地域的特殊性，更容易体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因此，逐步探索属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理论，使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确立在中国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上，这对于提高文论社会本质研究的针对性、有效性、真实性是大有裨益的，文学理论从对哲学思维的依赖到对社会理论本土化的运用将是学科发展的趋势。那么，在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怎样使哲学走向社会理论，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怎样相结合，新理论的研究框架将怎样达成？ 在中国语境下，现代社会科学同我们习惯中使用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在学科体系上，人文社会科学大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文学科，它似乎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互不分家的“文史哲”，在中国的学科划分中哲学和文学均属于人文学科而不属于社会科学。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建立在科学主义形式规则基础上的以实证主义和理解主义等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的研究范式。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逻辑假设和对经验资料的收集和验证。在研究对象上，文论所研究的除了理论和方法，其基本的研究对象是作品和作者，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在研究实体上是直接的社会实践行动和社会成员或称作文学艺术的受众。文论对社会变迁的反映是通过作家和作品，而社会科学是直接研究构成社会的关系和群体。那么，通过作家和作品反映的社会与直接在社会科学研究意义上的社会之间能否有一种沟通和验证，用以更好地了解、反映和区别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这就要在文学理论和社会科学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并以学科交叉型的研究来实现这种使命，以新文学社会学的解释框架反映变更中的世界体系的精神特质和新时代的精神要义。这样，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和怎样认同社会变迁，就要有先决性的理论自觉，这也是建构中国化的社会理论的历史任务。
四、社会变迁的三个维度
如前所述，既然文学理论的核心本质应是反映文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当下文学理论发展的困境首先就应归因于对社会变迁缺少足够的理论自觉。其实，不论从什么知识背景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它都不能回避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新的理解和挑战。尤其是面对当下的社会变迁，这不仅是文学理论需要作新的回应的社会结构形态，也是社会理论需要做新的理论概括的社会形态。当下教科书层面的文学理论体系，即使是经过新修，基本还是以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生成的知识体系为基础，几乎都没有关照过90年代以后新的世界体系的演变。怎样认识近20年来社会世界变迁的新的性质？这是讨论理论自觉的顶层依据所在。虽然时代性、本土性、大众性是人们经常关注的社会变迁的基本维度，但是在这些维度中仍然有诸多的重大问题缺少关照，对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的新的性质缺少应有的认识。
关于时代化的维度。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引起的社会变迁，并不仅仅是对十年文革拨乱反正后的系统调整，它实际也是当今世界体系整体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现代文学理论渊源于现代社会的两次大规模社会革命。首先是19世纪派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文学理论，然后是孕育复生了20世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文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线索在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中是依稀可辨、一脉相承的。但是，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在世界范围内以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解体为标志的社会剧变，已不是前两次社会革命的简单延续。它是近百年来以东西方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体系开始“崩坍”的前兆。所谓世界体系，是指在世界范围内在主要经济体和政治体之间，由特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所形成的主要国际关系框架。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方式，是以与对方的冲突、对立、竞争为体系平衡的前提。当西方把苏东的解体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凯旋的时候，实际上原有的世界体系已开始蜕变。当世界体系的这一半发生问题以后，剩下的另一半也不会长久的持续下去。近年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的内部也在发生新的演变，新一轮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已在呼吁资本主义的大转变。在资源配置上一直被推崇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脱钩，而且市场经济国家在分配上再度出现了基尼系数不断增高的贫富分化。华伦斯坦认为这是经过了长程发展的世界体系已远离平衡态并进入了分叉期的表现，这将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冲突的新世界体系生成的过程。 作为这个分叉期的标志，在西方社会是以在欧洲发起的后现代思潮为标志的，即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目标的怀疑与反思。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中国对文革的摒弃和清肃，尤其是后续发生的市场化改革与苏东1989年的剧变则是时代转换的标志。30年来中国的崛起和最新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起码说明了在东西方对峙冷战的世界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思想体系（尽管国人对体制的认同尚未达成，或还不够清晰和完备）已是多元的新的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社会结构新的特质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并且被证明“是成功的”（胡锦涛访美讲话），这就与改革前的历史阶段有了质的区别。因此，文学理论所观照的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必然发生变化。这种时代性的大势判断，可能有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对宏观视野的把握和对社会历史本质的深入认识，有助于前瞻性地预设和建构与新的世界体系相适宜的精神价值和社会生活式样，而对这种时代性变革的理论自觉则是推动文学理论发展的事理逻辑的前提。
关于本土化的维度。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面向乡土、草根和传统文化，更具本质意义的本土化是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识别和认知，尽管它包容和涵盖着乡土和传统。这是30年来中国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实践层面的本土化问题。在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框架区别于剧变后的苏东社会。苏东剧变是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方位上发生了连续性的中断，在短期内完成了全面的私有化和迅速的市场化。而中国社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体制保持着连续性的同时，经济体制上则既发展了广泛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有选择地保留了强有力的国有经济。在过去的30年间，这种兼容并包的双重社会体制，大规模地运用了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不仅保持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时又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冲突，在应对国家和社会所面对的重大挑战的过程中呈现了独特的体制性特征。当然，这是没有理论资源可借鉴的区别于以往任何体制的体制。有趣的是，在过去30年的改革实践中，原来分别属于两种不同体制的计划和市场，逐渐成为统一的国家体制下的大规模的两种“元素”，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分别与原来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完整体制脱钩，以两种元素或称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机制的方式在同一政治体制内发生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对“中国经验”这种独特的本土化的制度特征都还缺乏应有的认同，也缺乏理论上的自觉。或者把计划和市场这两种“元素”之间所凸生的各种关系和问题只看作过渡性的问题，忽视了在新的发展理念和人本原则下对新生的利益关系格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性治理；或者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方式接续社会管理，或者照猫画虎地把市场经济的企业治理方式简单移植到国有企业（例如国有资产处置中的问题和国企领导的高薪制度）。这就极易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误导和利用。然而，更大的危险是把这些凸生的问题归结为“中国经验”本身；或者习惯于用普适化、统一化甚至是所谓发达国家的社会体制来预设和推论中国改革的制度理念及其过程模式。人类应有普适的价值观，但是这种普适的抽象价值在面对特定的本土条件时，它总是通过具体的制度实践来体现和完成。这不仅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要关注的，也是文学理论应关注的基本制度层面的本土化特征，是文学理论应重新显现其文学政治功能的重要领域。当下中国的改革和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当前的各种问题，选择什么道路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文学似乎应再次启动其固有的包括暴露文学在内的敏感神经来跟踪和反映民众生活，彰显公平正义。 关于大众化的维度。大众化在文论的当代形态的论域下，它首先是指文论研究对象的大众化和大众的审美文化研究，这是对精英化的传统文艺学排斥大众文化的一个补救。其次是对新的文艺形式的研究，例如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手机文学、电视文学等等。再有就是大众的审美倾向的研究。然而，此时的大众已不是彼时的大众。在反映大众的意义上，30年的改革实际是一场持续不断地社会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已使原来的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大众，变成了松散的异质化的大众。在与精英化、专业化对应的大众化的意义上，大众已成了在不同的社会生活环境下有着不同的生活式样的大众，在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下有着不同审美情趣和艺术评价倾向的大众。当今的“大众”已是社会生活样态的万花筒。仅就所谓工人和农民的称谓而言，工人已分化成国企工人、下岗职工、农民工、外企工人、有正式保障的工人、临时的或尚无保障的工人。农民也分化成富裕了的华西村式的集体化农民，温州式个体化的农民，城郊地区的被城市化的农民，以及还较封闭的原生态的农民和已深受市场化影响、但还处于贫困状况的农民，等等。他们有着不同的闲暇生活方式和审美倾向，是新形势下“人间喜剧”的不同类型的主人翁，尽管迄今还没有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巴尔扎克。因此，大众化的论域有着显著的社会变迁的背景。
在引导和教化或文艺工作者与大众相互影响的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体制下，在传统的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和城市的单位制的组织环境中，不论是对大众的艺术审美情趣的引导、教化和提升，还是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生活，激发创作的灵感，汲取时代的营养，相互间都没有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大众对文艺作品是无法主动选择的，甚至不看都不行。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影响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市场供给机制淡化了，大众的闲暇生活和艺术审美的被组织化消解了，同时，有着多样性的市场化审美选择出现了。在这种条件下，不论是面向大众的创作，还是大众的审美选择，在两者之间凸生了市场的因素，而市场的背后是面对市场化的影响长期举棋不定的国家的文化政策。这样，文学理论对大众的人文关怀和对自己的正义操守，不仅要避开低俗、媚俗和庸俗，还要对左右市场的国家公共文化事业管理的过度市场化以及简单干预市场的过于僵化保持警惕。因此，在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理论研究不仅要面向大众，反映不同的大众，还面临着市场化多元选择条件下更艰巨的引导、提升和教育不同的大众和监督公共权力的任务。
在历史传统上，文论曾经担负着吹响历史进步号角的任务。这种任务首先要对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大众的作用给予评价和揭示，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的原则要义。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时代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学和文学理论完成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以后，对人民大众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历史功绩应当怎么归结和表现？怎样挖掘又怎么评价？面对20世纪末以来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崛起现象，如果仅仅归结为政治、经济和领袖因素是不够的，作为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的历史地位应怎样升华？尤其是对那些对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做出特殊历史贡献的，实际是为社会进步做出牺牲、付出代价的民众应做出怎样的历史交代？百年前马克斯·韦伯通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化在欧洲发生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科技成就作了社会科学性的归结，那么，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新教伦理”是什么？在中国的现实文化背景下，那种类似的思想因素的大众基础是什么？这可能是破解当下中国现象之谜的关键问题之一。
五、意识形态，抑或社会科学？
如前所述，在文论涵盖的多重本质关系中，文论对社会关系变迁的回应反映着文论的核心本质。核心本质的作用在于揭示和说明文学理论应有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使命。那么，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文学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先进的文学理论家的精神生产，这就像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对自己归纳的知识社会学的悖论的解答那样，只有知识分子那种“无根的”“漂泊的”阶级，才能摆脱自己的阶级地位对真理性认识的影响，进而破解个人的知识受个人的社会处境影响，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真理性认识的曼海姆悖论。二是产生于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外在趋势的体会和理解，然后通过专业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创作和研究总结出来。前者取决于文艺理论家（知识分子）内在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怀，后者取决于是否始终具有那种社会革命时期的外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必然趋势。前者的知识特征属于评价性的意识形态，后者的知识生成机制则近似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中的知识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与之相联系，当前对意识形态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与社会关系上的理解，而另一种意识形态则被界定为可能失去合法性的强势阶层或集团的核心价值观。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笔者以为，近些年关于文艺的本质、去本质和反本质的争论，从理论和方法的层面看，实际是怎样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解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进而怎样厘清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文学理论的社会本质作为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言自明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包含了从属于主导价值体系的审美价值观。如果在当代通行的社会科学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那么它是一种既来自于经验，又来自于评价的知识体系。
我们熟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时期，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观察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公然申明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坚信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它的政治信念与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和说明体现了特定的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如果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有着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社会科学的特征。这样，意识形态既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有经验基础的思想观念，同时又是通过评价和确信获得的主观性知识。
文论的社会本质研究，它既应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又应是社会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它不应放弃社会责任和引导社会进步的历史使命；作为社会科学它又要与时俱进，特别是在发生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历史时代，在旧的世界体系开始蜕变，新的世界体系初露端倪的当下，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还要肩负意识形态的创新，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意识形态的跟进。因此，如果说渊源于现代社会的两次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文学理论，其社会本质的发展线索是清晰可辨的，那么，在新的世界体系转换之际，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社会本质就有了新的发生机制。在世界体系转换之前，也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时代，文学理论更富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它要在前一种世界体系相对稳定的长程发展的过程中体现政治理想信念的坚定性。而在当下，则更应有适应新的变化，提升新的“精神位格”的社会科学的属性。这种属性的核心意涵，是要宣示它在新的世界体系中与其地位相适宜的精神特质和这种特质顺应社会变迁的趋势。 在前述社会变迁的三个维度的意义上，笔者仅是为了完善文章体系要求，简单粗略地尝试对文学理论和艺术创作工作者的新意识形态特质的建构特征加以说明：在时代性上，可能要继续坚持用开放取代封闭，以合作精神置换斗争意识，以理解和交往去解构简单和偏执，以此告别上百年来以冷战对抗为基础的世界体系的影响；在本土性上，可能要突破内在传统和国际环境压迫下的路径依赖，借助文学艺术的敏感神经，在基本制度选择和制度融合层面挖掘和升华本土文化的时代意义，高扬新的适应方式和精神价值，探索和建构符合大国和平崛起形象的制度文化特征；在大众化层面，还是要继承文论的人文关怀的传统，以体恤弱势为至善之坚守，警惕和批判商业原则对人本价值的侵害。在世界体系转换之际的人文共识上，需要新的人格塑造和新的价值认同，用发现、探索和建构，理解与认同新的社会世界所要求的社会本质属性。新本质主义价值文化时代的开启，赋予了新文学社会学的使命。
为了明确使命，笔者还要再次强调新文学社会学的研究特征：在系统发生上，传统文学社会学总是自觉地发掘与东西方古典文论的联系，把古典文论看作是现代文论的思想渊源，而新文学社会学是以19世纪以后古典社会学三大传统的形成为其基本理论方法的参照，以当代的社会变迁，尤其以世界体系转换之际的社会变迁为其研究的聚焦点，以现代性和本土性的融合为评价性价值理念的基础。在研究对象上，以往的文学社会学主要是在文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下对作家和作品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属性的说明，他们注重的是社会性，而不是社会学。与之不同的新文学社会学直接以有文学艺术需要的不同的社会关系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与选择、态度与感受，沟通和验证作家和作品反映的“社会”与直接在社会科学经验研究意义上的“社会”的关系，把文学理论的话语建构与本土性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用以更好地了解、反映、区分和引导各种不同的社会需要，并以一种学科交叉型的研究——新文学社会学来负载这种使命。在基础理论上，新文学社会学将努力使其基础理论从哲学走向社会理论。对此国内文论界虽然已颇有收获和体会，但是，受社会理论本土归属性的局限，仍然没有摆脱外国社会理论的窠臼，难以实现本土化的社会理论选择，未能达成具有社会学学科意义与特征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框架。这就需要更多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尤其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民众在精神气息上对新时代的感受、选择和评价，在行动上的参与和改变，将是推动文学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源头活水。而不同相关学科对文学社会学的关注和探索，是连接这种研究的纽带和桥梁。
在完成拙作之际，笔者还意识到，在发生系统的整体社会变迁的时期，不断拓展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视角，提高知识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论自觉，是推动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分析线索。这不仅可能有利于突破文论发展的困境，使文论和文学社会学更好地回应社会变迁的要求，而且，在变革中的社会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同样存在怎样推动新的理论自觉的问题。这可能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都需要面对的。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东北社会转型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