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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一生中至少有151件作品（不含译作、读书笔记）、800多处文字直接论及中国。“中国”事物以及话题是马克思治学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由“零星提及”到“集中论述”再到“补充深化”三个阶段。马克思第一次论及“中国”的文章暗讽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严苛和不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主要出自两人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马克思交往时间最长、发表“论中国”最多的报纸则属《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未署名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他在该报上共发表专论“中国”的文章18篇，其中，《鸦片贸易分史》和《新的对华战争》各分2次、4次发表。马克思通过此报强烈谴责了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侵华实质，深刻剖析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热情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马克思从1851年至1862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12年间，发表了约47篇“论中国”的文章，年均3.9篇。可以说，马克思“论中国”贯穿了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生涯的始终。显然，马克思发表在日报并被周报和半周报以及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宪章派左翼机关报周报《人民报》等其他报纸所转载、摘引的“论中国”文章较客观地传播了中国形象，并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
不仅如此，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润着中华文化元素，以家中成员的称呼为例，大女儿和小女儿的昵称均与中国有关。1863年12月15日，马克思给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的信中，末尾说：“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1864年7月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中国皇帝和他的伙伴向你问好。”这里的“中国皇帝”就指大女儿燕妮·马克思，她甚至被称作“中国皇帝奎奎”（Qui-qui）。1868年1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最后说：“你若能在本月16日给杜西寄一团棉线，我将非常感谢。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而这个小骗子喜欢一切中国式的礼节。”“杜西”和“小骗子”指的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1869年4月26日，《马克思致爱琳娜·馬克思》所用的称呼为“我亲爱的小古古”（little Quo一quo），并在最后说“再见，我的小古古。”可见，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被戏称为“中国的皇太子古古”（Chi？ nese PrinceQuo- quo）。“Qui- qui”和“Quo-quo”或许是“格格”或“阿哥”的变音。
19世纪初期的欧洲报纸，常常介绍中国风物。知识渊博、爱讲故事、善取外号的马克思更是为撰写中国问题的著述，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与政治有较多了解，他在“论中国”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皇帝就包括嘉庆帝、道光帝等，其中指涉咸丰帝的次数最多。在晚年研读民族学著作时，马克思又接触到了中国的一些材料，如1881年8月底至9月，还阅读并摘录了法国传教士埃·雷·于克（即“古伯察”）的《中华帝国》一书。
（摘自【北京日报】）
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注经历了由“零星提及”到“集中论述”再到“补充深化”三个阶段。马克思第一次论及“中国”的文章暗讽了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严苛和不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主要出自两人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马克思交往时间最长、发表“论中国”最多的报纸则属《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未署名发表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马克思第一次以“中国”为标题的长文。他在该报上共发表专论“中国”的文章18篇，其中，《鸦片贸易分史》和《新的对华战争》各分2次、4次发表。马克思通过此报强烈谴责了英国、俄国等殖民主义国家的侵华实质，深刻剖析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热情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马克思从1851年至1862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12年间，发表了约47篇“论中国”的文章，年均3.9篇。可以说，马克思“论中国”贯穿了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生涯的始终。显然，马克思发表在日报并被周报和半周报以及美国《纽约时报》、英国宪章派左翼机关报周报《人民报》等其他报纸所转载、摘引的“论中国”文章较客观地传播了中国形象，并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
不仅如此，马克思家庭生活中也浸润着中华文化元素，以家中成员的称呼为例，大女儿和小女儿的昵称均与中国有关。1863年12月15日，马克思给大女儿燕妮·马克思的信中，末尾说：“代我吻所有的人，特别是多多吻中国皇帝。”1864年7月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中国皇帝和他的伙伴向你问好。”这里的“中国皇帝”就指大女儿燕妮·马克思，她甚至被称作“中国皇帝奎奎”（Qui-qui）。1868年1月1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最后说：“你若能在本月16日给杜西寄一团棉线，我将非常感谢。这一天是她的生日，而这个小骗子喜欢一切中国式的礼节。”“杜西”和“小骗子”指的是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马克思。1869年4月26日，《马克思致爱琳娜·馬克思》所用的称呼为“我亲爱的小古古”（little Quo一quo），并在最后说“再见，我的小古古。”可见，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在家里被戏称为“中国的皇太子古古”（Chi？ nese PrinceQuo- quo）。“Qui- qui”和“Quo-quo”或许是“格格”或“阿哥”的变音。
19世纪初期的欧洲报纸，常常介绍中国风物。知识渊博、爱讲故事、善取外号的马克思更是为撰写中国问题的著述，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地理与政治有较多了解，他在“论中国”的文章中提到的中国皇帝就包括嘉庆帝、道光帝等，其中指涉咸丰帝的次数最多。在晚年研读民族学著作时，马克思又接触到了中国的一些材料，如1881年8月底至9月，还阅读并摘录了法国传教士埃·雷·于克（即“古伯察”）的《中华帝国》一书。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