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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西南贫瘠的土地上，镶嵌着地球北纬25度上唯一一片绿洲，这个能为全球范围内的石漠化治理提供自然选择模式的生态范本，三十多年来被完好地呵护着。如今，喀斯特森林的巨大科学价值和景观价值正在被不断认识和挖掘，尤其是在使社区群众从保护资源的最大贡献者变为最直接受益者方面，作为保护主体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这种探索在贵州省乃至全国的保护区中都不失典范意义。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茂兰，已然如此。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说，茅台和少数民族是我对贵州的主要印象。跟同处西南的云南、西藏、四川比，似乎还多了一份神秘。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份莫名的神秘感，也许就来自于那里的喀斯特地貌：雾气中看不到边际的峰丛，亿万年历史的洞穴，神出鬼没的地下河，漏斗底部的原始森林……超凡脱俗，是我能想到最合适的形容词。
管理局：生态底线守护神
从荔波县城到茂兰自然保护区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皮卡车在年久失修的柏油路上一路绝尘。尽管身处田园之中，我这个多愁善感的都市人却一路心情复杂：难得与自然如此近距离，却只能隔着车窗望向远处一座座有着优美轮廓的葱郁山峰，遗憾的同时也为自己掀起的尘土叨扰了路边的居民而感到抱歉。抱歉的同时，心中又有很多感慨：这盖在路边的一栋栋稍显简陋的“小洋楼”不仅向我们宣告着当地农民生活的提高，更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盼，而这种期盼却始终是滞后的。
车子在开过一块巨大的写有“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欢迎您”的广告牌后，正式进入了保护区内。一路的景色与刚才没有什么两样，路过的村寨与保护区外相比丝毫没有减少。心中不免疑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是严格禁止人为活动的吗？这么多居民在里面居住如何保证保护的效果？同行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姚正明告诉我们，在保护区21285公顷的区域内有常住人口11000多人，分布在茂兰镇、黎明关水族乡、瑶山乡和甲良镇4个乡镇的16个村内，而且农民的村寨、农田与保护区的管护区交织在一起，这是茂兰保护区的特殊之处，也确实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在避免保护区成为“生态孤岛”上是有益的。尤其这些主要由少数民族构成的群众中有一些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保护难上加难。
199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茂兰保护区管理站工作的姚局长向我们回忆起他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那时保护区刚成立，下面的管理站还没有建办公房，我们是租用一个保护区里废弃电站的房子，吃、住、工作都在里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经常巡山回来房门就被撬了。那个时候与老百姓的关系是对立的，像‘警察抓小偷’一样去蹲点守候，只要抓住就罚，言语甚至身体上的冲突时有发生。那时候还年轻，现在想想有时情况还是有点危险的。当然现在管理站与辖区村民的关系都很融洽。”
正说着，车停在了一个小院子门前，院子里有人正在整理一些消防器材，司机“嘀嘀”按了几下喇叭，里面走出了一位年轻人。门边的竖匾显示这就是位于黎明关水族乡翁昂集镇的保护区翁昂管理站，迎接我们的小伙子叫余成俊，是通过贵州省林业厅招录到保护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同样都是坚守保护一线的年轻人，与姚局长不同的是管理站已经从当初的“打游击”发展到眼前这座有一个小院子的三层办公楼。
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改变，20多年来，保护区管理局形成了由办公室、计财科、科研科、林政科、社区发展管理科、林业派出所和生态旅游管理中心，永康、翁昂、三岔河、洞塘4个管理站，以及4个检查站和1个生态监测站构成的保护框架。同时在社区内聘请了30多个农民担任森林保安队员，承担宣传、巡山管护及维护治安的责任，形成了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林政科）、管理站、森林保安队的三级保护网络，还与乡、村、组层层签订责任书，把责、权、利明确，调动所有社区的积极性。每年，根据不同时期林区治安形势的需要，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与相邻的广西木论自然保护区都共同开展不定期的跨越两个保护区的联合巡护活动。
在这个保护网中，处在保护一线的保护区管理站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管理站一般由三四名正式编制职工和若干名专职森林保安队员组成，每个管理站都有自己的责任区，并且要签订责任状，每个森林保安队员的分片包干范围都会落实到山头地块，每月至少要到自己的辖区巡山15天。为了能让每一位森林保安队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站还经常组织培训。
在翁昂管理站，我们看到了几大箱子巡护纪录本，随手拿起一本翻看，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看来，巡山是如此乏味的一个工作，可并没有多高文化水平的森林保安队员却把每一次的巡护纪录都写得异常具体细微：在哪里碰到了哪个寨子的村民，他们在干什么，聊了什么;在哪个坐标发现了什么珍贵植物;在哪有几辆摩托车比较可疑等等，包括书写字迹也毫不怠慢。小余告诉我们，保护站有考核标准，会定期考核护林员，巡山必须携带GPS轨迹仪，回来后上传数据，能够看到巡山所走过的路线图，与巡山记录一并存档，每个管理站的管护片区每个月都要定期交叉检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互检通过、上报批准之后才能给他们发工资，所以他们的工作丝毫马虎不得！”姚局长如是说。
看着这一摞摞的档案，我问小余这里的工作是不是枯燥，毕竟他大学毕业后曾到过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闯荡。“喜欢就不枯燥，我在大学学的是生物，我喜欢大自然，现在我认识的动植物比他还差得远着呢！他在这都干了30多年了。”他指着旁边一位50多岁、皮肤黑中发亮的老护林员说。 除了巡山护林员随时随地的宣传，保护局每年都要常规性地组织若干次深入村组、社区、校园的宣传活动，普及《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保护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意识。
历经对保护区内居民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不断完善的保护网络、缜密的工作安排，乱砍滥伐、偷砍盗伐、乱捕滥猎、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从过去的每年几十起下降到现在的个位数。保护区的喀斯特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生态系统协调持续发展，这个能为全球范围内的石漠化治理提供自然选择模式的生态范本，在中国的大西南被这群人完好地呵护着。
保护与扶持的人文实验
在我们的贯常意识中，贵州甚至整个西南地区总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尽管造成贫困的原因复杂，但喀斯特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缺水、少土、闭塞， 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这样的土地上，人们却世代种田为生，产出低收入自然低，人地冲突是永恒的话题。交通闭塞造成的思想和观念的落后更成了发展的绊脚石，保护区的核心区内至今还有没通公路的寨子，贫困程度可想而知。采访中，在保护区管理站一线工作过的管理局余登利副局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与保护区板寨村瑶寨组的故事。
1996年的7月，保护站接到举报说板寨村瑶寨组有人偷砍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榉树运到广西去卖。“我们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并立即组织人员上山堵截，希望能抓到一两个典型，杀一儆百。”凌晨三点多，三位保护站管理人员埋伏在黎明关下村民的必经之路旁，在黑暗中一直守候到五点钟，终于有了动静，“感觉脚步声已经近在眼前，我猛的站起身抓住一个扛着木头的男人的手，断喝道‘站住，把木材放下！’顿时，喊叫声与木头滚下山的声音混成一片，混乱中一个妇女也被我们抓住。天亮后我们开始清点木材，这时候才发现山道边全是长满老虎刺、尖如刀削的乱石丛，上面还有村民疯狂逃窜时留下的衣物，场景触目惊心，不由地让人反问自己：这样的执法方式是否恰当？在这样的地方摸黑飞奔，路边全是2米高的陡壁，受伤肯定在所难免，稍一不慎还会有生命危险。看着那些从被砍的大树上截取下来的优质木材，心痛至极，可面对眼前瑟瑟发抖的弱小妇女，我不知道该严厉斥责还是该安慰几句。”
在询问中，被抓的妇女说她们也知道砍树不好，可家里穷又没文化，为了挣几个买油盐、化肥的钱，还小孩读书欠学校的学费，没有别的门路，只能起早贪黑、担惊受怕地从山上要点力气钱。
其实，从这些树木身上农民挣不了多少钱，获取暴利的是那些倒卖木材的贩子。但这却是他们仅有的选择。既要保护好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又不能让农民没了生计，这真是两难！这位被抓住的妇女最后只是被警示教育，没有罚款。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二年的冬天，保护站发现这个寨子在故伎重演，一样是蹲守堵截，可这次村民并没有惊恐地四散逃窜，而是拿着砍刀棍棒与管理人员对峙，“这些山林是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我们有权利用！”“以前我们有病都是采山里的草药，现在不让采了，我们哪有钱去买贵的药？”“我们寨子的房子和家具是啥样，你们上次没有看到吗？”“上一次我逃跑时差点丢了命！受伤在家了躺了三个月才好！”村民们七嘴八舌，让人无言以对。
其实，茂兰自然保护区内的布依族、水族、瑶族以森林为主导的世界观和传统宗教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文化。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信仰万物有灵，每一个寨子都有一棵以上的“保寨古树”，很多村旁也有“风水林”，有些至今仍保留着祭山、祭树、祭石的习俗。这种对森林、植物和动物，以及他们自身生存环境的尊重和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传统管理方法，曾有效地将这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维持在80%左右，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但是现在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面对村民的贫穷与愤怒，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一次次站在了尴尬与无奈的前缘。虽然与上次一样，执法者们依然不忍心对贫穷的村民进行简单的处罚，但是如何遏止村民迫于生计的无奈破坏之举？
他们开始转变工作思路，认识到世代居住于此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对保护这片珍贵的森林功不可没，应该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认识到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上看，多元的原始生态保护智慧，不但不能忽视，还应该加以利用;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难题，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保护。为此，保护局从有限的经费里挤出万元资金，和瑶寨村民一起修通了从寨子到生产区的道路。这个务实而富有温情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村民，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产、生存的能力，从此瑶寨村民偷砍林木、捕猎野生动物的现象日渐减少。
重建原住民的生态归属感
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环境里，生态保护的核心是重新建立村民的归属感和生态自豪感。1996年4月，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MAB），成为中国第15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区愈来愈认识到对物种和生境的保护要寓于人类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之中。2001年6月社区发展管理科成立，开始注重把保护区的建设与社区发展规划联系起来，强调对保护区的管理要从自然、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结合入手，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结合，提倡伙伴合作式的管理等等。
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茂兰，已然如此。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来说，茅台和少数民族是我对贵州的主要印象。跟同处西南的云南、西藏、四川比，似乎还多了一份神秘。在准备这次采访的时候终于明白这份莫名的神秘感，也许就来自于那里的喀斯特地貌：雾气中看不到边际的峰丛，亿万年历史的洞穴，神出鬼没的地下河，漏斗底部的原始森林……超凡脱俗，是我能想到最合适的形容词。
管理局：生态底线守护神
从荔波县城到茂兰自然保护区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皮卡车在年久失修的柏油路上一路绝尘。尽管身处田园之中，我这个多愁善感的都市人却一路心情复杂：难得与自然如此近距离，却只能隔着车窗望向远处一座座有着优美轮廓的葱郁山峰，遗憾的同时也为自己掀起的尘土叨扰了路边的居民而感到抱歉。抱歉的同时，心中又有很多感慨：这盖在路边的一栋栋稍显简陋的“小洋楼”不仅向我们宣告着当地农民生活的提高，更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盼，而这种期盼却始终是滞后的。
车子在开过一块巨大的写有“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欢迎您”的广告牌后，正式进入了保护区内。一路的景色与刚才没有什么两样，路过的村寨与保护区外相比丝毫没有减少。心中不免疑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是严格禁止人为活动的吗？这么多居民在里面居住如何保证保护的效果？同行的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姚正明告诉我们，在保护区21285公顷的区域内有常住人口11000多人，分布在茂兰镇、黎明关水族乡、瑶山乡和甲良镇4个乡镇的16个村内，而且农民的村寨、农田与保护区的管护区交织在一起，这是茂兰保护区的特殊之处，也确实给他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在避免保护区成为“生态孤岛”上是有益的。尤其这些主要由少数民族构成的群众中有一些还沿袭着“刀耕火种”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保护难上加难。
199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茂兰保护区管理站工作的姚局长向我们回忆起他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那时保护区刚成立，下面的管理站还没有建办公房，我们是租用一个保护区里废弃电站的房子，吃、住、工作都在里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经常巡山回来房门就被撬了。那个时候与老百姓的关系是对立的，像‘警察抓小偷’一样去蹲点守候，只要抓住就罚，言语甚至身体上的冲突时有发生。那时候还年轻，现在想想有时情况还是有点危险的。当然现在管理站与辖区村民的关系都很融洽。”
正说着，车停在了一个小院子门前，院子里有人正在整理一些消防器材，司机“嘀嘀”按了几下喇叭，里面走出了一位年轻人。门边的竖匾显示这就是位于黎明关水族乡翁昂集镇的保护区翁昂管理站，迎接我们的小伙子叫余成俊，是通过贵州省林业厅招录到保护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同样都是坚守保护一线的年轻人，与姚局长不同的是管理站已经从当初的“打游击”发展到眼前这座有一个小院子的三层办公楼。
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改变，20多年来，保护区管理局形成了由办公室、计财科、科研科、林政科、社区发展管理科、林业派出所和生态旅游管理中心，永康、翁昂、三岔河、洞塘4个管理站，以及4个检查站和1个生态监测站构成的保护框架。同时在社区内聘请了30多个农民担任森林保安队员，承担宣传、巡山管护及维护治安的责任，形成了保护区管理局（林业派出所、林政科）、管理站、森林保安队的三级保护网络，还与乡、村、组层层签订责任书，把责、权、利明确，调动所有社区的积极性。每年，根据不同时期林区治安形势的需要，贵州茂兰自然保护区与相邻的广西木论自然保护区都共同开展不定期的跨越两个保护区的联合巡护活动。
在这个保护网中，处在保护一线的保护区管理站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管理站一般由三四名正式编制职工和若干名专职森林保安队员组成，每个管理站都有自己的责任区，并且要签订责任状，每个森林保安队员的分片包干范围都会落实到山头地块，每月至少要到自己的辖区巡山15天。为了能让每一位森林保安队员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管理站还经常组织培训。
在翁昂管理站，我们看到了几大箱子巡护纪录本，随手拿起一本翻看，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看来，巡山是如此乏味的一个工作，可并没有多高文化水平的森林保安队员却把每一次的巡护纪录都写得异常具体细微：在哪里碰到了哪个寨子的村民，他们在干什么，聊了什么;在哪个坐标发现了什么珍贵植物;在哪有几辆摩托车比较可疑等等，包括书写字迹也毫不怠慢。小余告诉我们，保护站有考核标准，会定期考核护林员，巡山必须携带GPS轨迹仪，回来后上传数据，能够看到巡山所走过的路线图，与巡山记录一并存档，每个管理站的管护片区每个月都要定期交叉检查，发现问题立刻解决。“互检通过、上报批准之后才能给他们发工资，所以他们的工作丝毫马虎不得！”姚局长如是说。
看着这一摞摞的档案，我问小余这里的工作是不是枯燥，毕竟他大学毕业后曾到过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闯荡。“喜欢就不枯燥，我在大学学的是生物，我喜欢大自然，现在我认识的动植物比他还差得远着呢！他在这都干了30多年了。”他指着旁边一位50多岁、皮肤黑中发亮的老护林员说。 除了巡山护林员随时随地的宣传，保护局每年都要常规性地组织若干次深入村组、社区、校园的宣传活动，普及《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提高保护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意识。
历经对保护区内居民坚持不懈的宣传教育、不断完善的保护网络、缜密的工作安排，乱砍滥伐、偷砍盗伐、乱捕滥猎、放火烧山等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已经从过去的每年几十起下降到现在的个位数。保护区的喀斯特森林及其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生态系统协调持续发展，这个能为全球范围内的石漠化治理提供自然选择模式的生态范本，在中国的大西南被这群人完好地呵护着。
保护与扶持的人文实验
在我们的贯常意识中，贵州甚至整个西南地区总是和贫困联系在一起，尽管造成贫困的原因复杂，但喀斯特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缺水、少土、闭塞， 所谓“八山一水一分田”。在这样的土地上，人们却世代种田为生，产出低收入自然低，人地冲突是永恒的话题。交通闭塞造成的思想和观念的落后更成了发展的绊脚石，保护区的核心区内至今还有没通公路的寨子，贫困程度可想而知。采访中，在保护区管理站一线工作过的管理局余登利副局长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与保护区板寨村瑶寨组的故事。
1996年的7月，保护站接到举报说板寨村瑶寨组有人偷砍国家二级保护树种榉树运到广西去卖。“我们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并立即组织人员上山堵截，希望能抓到一两个典型，杀一儆百。”凌晨三点多，三位保护站管理人员埋伏在黎明关下村民的必经之路旁，在黑暗中一直守候到五点钟，终于有了动静，“感觉脚步声已经近在眼前，我猛的站起身抓住一个扛着木头的男人的手，断喝道‘站住，把木材放下！’顿时，喊叫声与木头滚下山的声音混成一片，混乱中一个妇女也被我们抓住。天亮后我们开始清点木材，这时候才发现山道边全是长满老虎刺、尖如刀削的乱石丛，上面还有村民疯狂逃窜时留下的衣物，场景触目惊心，不由地让人反问自己：这样的执法方式是否恰当？在这样的地方摸黑飞奔，路边全是2米高的陡壁，受伤肯定在所难免，稍一不慎还会有生命危险。看着那些从被砍的大树上截取下来的优质木材，心痛至极，可面对眼前瑟瑟发抖的弱小妇女，我不知道该严厉斥责还是该安慰几句。”
在询问中，被抓的妇女说她们也知道砍树不好，可家里穷又没文化，为了挣几个买油盐、化肥的钱，还小孩读书欠学校的学费，没有别的门路，只能起早贪黑、担惊受怕地从山上要点力气钱。
其实，从这些树木身上农民挣不了多少钱，获取暴利的是那些倒卖木材的贩子。但这却是他们仅有的选择。既要保护好保护区的一草一木，又不能让农民没了生计，这真是两难！这位被抓住的妇女最后只是被警示教育，没有罚款。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第二年的冬天，保护站发现这个寨子在故伎重演，一样是蹲守堵截，可这次村民并没有惊恐地四散逃窜，而是拿着砍刀棍棒与管理人员对峙，“这些山林是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我们有权利用！”“以前我们有病都是采山里的草药，现在不让采了，我们哪有钱去买贵的药？”“我们寨子的房子和家具是啥样，你们上次没有看到吗？”“上一次我逃跑时差点丢了命！受伤在家了躺了三个月才好！”村民们七嘴八舌，让人无言以对。
其实，茂兰自然保护区内的布依族、水族、瑶族以森林为主导的世界观和传统宗教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文化。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信仰万物有灵，每一个寨子都有一棵以上的“保寨古树”，很多村旁也有“风水林”，有些至今仍保留着祭山、祭树、祭石的习俗。这种对森林、植物和动物，以及他们自身生存环境的尊重和他们对自然资源的传统管理方法，曾有效地将这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维持在80%左右，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护了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但是现在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面对村民的贫穷与愤怒，保护区的管理人员一次次站在了尴尬与无奈的前缘。虽然与上次一样，执法者们依然不忍心对贫穷的村民进行简单的处罚，但是如何遏止村民迫于生计的无奈破坏之举？
他们开始转变工作思路，认识到世代居住于此的少数民族原住民对保护这片珍贵的森林功不可没，应该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认识到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上看，多元的原始生态保护智慧，不但不能忽视，还应该加以利用;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难题，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保护。为此，保护局从有限的经费里挤出万元资金，和瑶寨村民一起修通了从寨子到生产区的道路。这个务实而富有温情的做法深深地感动了村民，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生产、生存的能力，从此瑶寨村民偷砍林木、捕猎野生动物的现象日渐减少。
重建原住民的生态归属感
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环境里，生态保护的核心是重新建立村民的归属感和生态自豪感。1996年4月，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MAB），成为中国第15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区愈来愈认识到对物种和生境的保护要寓于人类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之中。2001年6月社区发展管理科成立，开始注重把保护区的建设与社区发展规划联系起来，强调对保护区的管理要从自然、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结合入手，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结合，提倡伙伴合作式的管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