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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而言，住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今中国，住的问题困扰了许多人。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解决住房问题的呢？住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短期旅行的住宿，一是长期在某地生活的住房。住房可租可买，买又包括买现房和买地自建房。
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營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则上每三十里设一驿，宋代改为“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但是每二十里有马铺、歇马亭。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欧洲。驿站的“站”字来自蒙古语。“驿”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介绍信”，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适用范围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唐后期凭借“转牒”（节度使的批条）也可以住驿。朝堂上各路势力你争我夺，此起彼伏，在驿馆中也会上演。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监察御史元稹夜宿华州华阴县敷水驿（今陕西渭南华阴市西敷水镇），刚在上房住下，宦官刘士元驾到，他非要让元稹腾让房子。元稹不从，刘士元大怒，破门而入，元稹鞋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往里屋跑，刘士元追上去用马鞭打破了元稹的脸。结果如何？“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唐后期宦官势力之猖獗，可见一斑。
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驿舍按道理讲是临时居所，但也有人长期借住。比如北宋仁宗时的杜衍“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杜衍身世坎坷，自幼贫穷，这位相里氏夫人却是富人之女，挨到丈夫过世才买房，可见杜家当家的还是杜衍。
除了官营馆驿，道路之上还有私营的旅店。战国时，已经有旅店业。《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欲舍客舍”，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舍人无验者坐之”，收留无证旅行者有罪，遭到拒绝。荒村野店，往往罪案高发。《水浒传》将孙二娘的黑店选址在十字坡，很有眼光。北宋的张咏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的朋友过活，这种谋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风”或者“打抽风”。汤阴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带着一个小书童往家赶，“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张咏一看就知道是个黑店，又不能不住。结果怎么样呢？店主人图财，对张咏下手，遭张咏反制。次日天不亮，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带着书童赶着驴，走了——黑心的店主人已经被张咏用短剑解决。当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赚取利润，我们不能像武松那样疑神疑鬼。
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比如程颐、程颢家，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在开封泰宁坊赐了一套宅子给程家。“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中，但是这套宅子只住过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给葛家看守这套宅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前后居者无不苦之”，“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让这对老夫妇表现出了柔顺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王老太太“涕恋不已”，很是舍不得。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同类相求，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个很好的选择。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来租房。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王雱说：并非如此，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司马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抱怀疑态度。但是，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的确是在开封比邻而居。
传统时期的房源也和今天一样，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看位置。但位置绝佳的地段价格必然不菲——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区域，贵。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书丰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
租房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一辈子租房住，哪怕土地使用期限只有七十年，还是要拼了老本买房。古人也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只要条件具备，房子还是要买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在二十六岁时生活还很窘迫，他写信哭穷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当然，韩愈的穷跟陶渊明的穷一样，是相对的穷，最起码他还有马，真穷就骑驴了。为了取得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积累资历，韩愈后来进入节度使幕府服务，收入大大增加。再加上给人写作碑文、志文所赚取的丰厚稿费，到四十九岁，韩愈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房。这座房子有中堂，这是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东堂风景很好，“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北堂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此外还有南亭，南亭外面是菜地，“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
韩愈把这所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三十年奋斗，韩愈终于在首都买了房，后来他还在城南置办了一个小别墅，当然，韩愈是在长安城的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的。 买房子、盖房子，追求高大上，这一点，古今之人概莫能外。把这种追求发挥到极致病态的，就是那些权势上的暴发户。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們，仗着皇帝宠爱，“竞开第舍，极其壮丽”，比赛盖房子，看谁的高级，一间大厅的花费，动辄超过千万缗。更为变态的是，房子盖好，发现别人家盖的竟然有超过自己的，立刻推倒重建。敢于“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作风更是豪横。一日，她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扔给韦家十亩荒地了事。这韦嗣立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与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被强拉进韦后的外戚团队。想当年，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中宗亲临祝贺，赏赐优厚，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清虚原幽栖谷”。韦皇后倒台之后，韦嗣立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幽栖”不能。此时，韦嗣立已死，韦家全无势力可言，所以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权力的蛮横，权贵的野蛮丑陋，由此可见一斑。
宋真宗朝的“圣相”李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范。李沆做宰相，在开封盖房子，大厅前面建得很窄，仅能容一匹马掉头。有人批评太寒碜了，李沆笑着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太祝、奉礼”指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是官僚子弟恩荫入仕的常用官衔。李沆的意思是，倘若子孙无能，只能靠父祖荫庇做个小官儿，那也就无所谓了。宋朝的高官以俸禄优厚著称，钱不是问题。后来，夫人又劝他买新房，李沆说：“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李沆的回答，显示了佛教对他的深刻影响，也透露出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信息。
李沆的代际传承观念，并非绝无仅有。宋初的武将郭进的表达更加直率，他在开封城北的大宅子落成，举行宴会庆祝，“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让建筑工人坐上首，自己的儿子坐下首。有人问他：“诸子安可与工徒齿？”郭进指着工人们说：“此造宅者。”又指着儿子们说：“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源自《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责编：王晓静
为短期旅行提供住宿的是两个系统：一个是官营的驿馆，一个是私營的旅店。驿馆设置在官路之上，唐代原则上每三十里设一驿，宋代改为“六十里有驿，驿有饩给”，但是每二十里有马铺、歇马亭。帝制中国历史上覆盖面积最广阔的驿站系统是元朝的，一直向西延伸到欧洲。驿站的“站”字来自蒙古语。“驿”的主要功能是向公差人员提供食宿补给。在驿站住宿需要“介绍信”，唐代的乘驿凭证分为铜传符和纸质驿券两种，铜传符需要皇帝亲批，适用范围很窄，大部分人出差用的都是纸质驿券，唐后期凭借“转牒”（节度使的批条）也可以住驿。朝堂上各路势力你争我夺，此起彼伏，在驿馆中也会上演。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监察御史元稹夜宿华州华阴县敷水驿（今陕西渭南华阴市西敷水镇），刚在上房住下，宦官刘士元驾到，他非要让元稹腾让房子。元稹不从，刘士元大怒，破门而入，元稹鞋都来不及穿，穿着袜子往里屋跑，刘士元追上去用马鞭打破了元稹的脸。结果如何？“执政以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唐后期宦官势力之猖獗，可见一斑。
驿馆的房子称为“驿舍”，驿舍按道理讲是临时居所，但也有人长期借住。比如北宋仁宗时的杜衍“不营生事”“不买田宅”，官至宰相，却连一所宅邸都没有。杜衍退休之后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养老，“无屋以居，寓于南京驿舍者久之”。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杜衍死后，其夫人相里氏才拿出压箱底儿的钱买了一所小房子。杜衍身世坎坷，自幼贫穷，这位相里氏夫人却是富人之女，挨到丈夫过世才买房，可见杜家当家的还是杜衍。
除了官营馆驿，道路之上还有私营的旅店。战国时，已经有旅店业。《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诬谋反，仓皇出逃到秦国边境，“欲舍客舍”，想要住店，结果因为自己制定的法律“舍人无验者坐之”，收留无证旅行者有罪，遭到拒绝。荒村野店，往往罪案高发。《水浒传》将孙二娘的黑店选址在十字坡，很有眼光。北宋的张咏三十五岁中进士之前，主要靠骚扰已经做了官的朋友过活，这种谋生方式，清代叫作“打秋风”或者“打抽风”。汤阴县令赠给他一大笔钱财，张咏就用驴驮着东西，带着一个小书童往家赶，“行三十余里，日已晏，止一孤店。惟一翁洎二子”。张咏一看就知道是个黑店，又不能不住。结果怎么样呢？店主人图财，对张咏下手，遭张咏反制。次日天不亮，张咏一把火烧了黑店，带着书童赶着驴，走了——黑心的店主人已经被张咏用短剑解决。当然，大部分旅店是好的，提供食宿，赚取利润，我们不能像武松那样疑神疑鬼。
上面说的馆驿和旅店都在路上。城市的旅店业也相当繁荣。北宋开封的邸店分为官私两种。仁宗时，官营邸店有房26200间，年收入额约13万余贯。邸店利润极高，所获利润称为“痴钱”，意思是傻瓜都能挣的钱，所以达官贵人争相投资邸店业。
除了短期旅行的住宿问题，最主要的就是长期生活的住房问题。帝制时期官员的任命实行“避籍制”，多半是异地任职；隋炀帝之后，对官员携带父母、子女随行任职的规定不断放宽，古代社会又有投亲靠友的传统，再加上丫鬟仆妇，官员调动通常是一大家子人随行。这一大家子人怎么住？部分官员有公家提供的宿舍，大部分人则是租房住。比如程颐、程颢家，他们的高祖父程羽得到宋太宗的赏识——宋太宗在开封泰宁坊赐了一套宅子给程家。“二程”的父亲程珦就出生在京师泰宁坊的赐第中，但是这套宅子只住过程家三代人。“二程”兄弟小时候一直跟随父亲的调动到处搬家。他们在丹阳租住的是葛家的宅子，给葛家看守这套宅子的老王头夫妇非常不好说话，“前后居者无不苦之”，“二程”的母亲侯氏却很有办法，让这对老夫妇表现出了柔顺善良的一面，等到程家要搬走的时候，王老太太“涕恋不已”，很是舍不得。像丹阳葛家这样靠出租宅子“吃瓦片”的人家，首都和州城府县都应该有不少。
租房子最好租在哪里？同类相求，跟老朋友租在一起是个很好的选择。据说王安石从金陵奉调回开封，先派儿子王雱打前站来租房。人人都说房子不难找，王雱说：并非如此，我父亲认为司马十二丈（司马光）为人做事值得后辈效法，想要在司马家附近找一套房子，这就不容易了。这个故事是否属实，我抱怀疑态度。但是，司马光和他最要好的朋友范镇的确是在开封比邻而居。
传统时期的房源也和今天一样，第一看位置，第二看位置，第三还看位置。但位置绝佳的地段价格必然不菲——靠近官员上朝出入宫门的上风上水区域，贵。北宋仁宗时期，宋敏求家住春明坊，宋家藏书丰富且多善本，“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比他处僦直常高一倍”。
租房住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很难接受一辈子租房住，哪怕土地使用期限只有七十年，还是要拼了老本买房。古人也并不比我们更有出息。只要条件具备，房子还是要买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在二十六岁时生活还很窘迫，他写信哭穷说：“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缊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当然，韩愈的穷跟陶渊明的穷一样，是相对的穷，最起码他还有马，真穷就骑驴了。为了取得相对丰厚的经济收入，也为了积累资历，韩愈后来进入节度使幕府服务，收入大大增加。再加上给人写作碑文、志文所赚取的丰厚稿费，到四十九岁，韩愈终于在首都长安买了房。这座房子有中堂，这是祭祀和举行典礼的地方，“中堂高且新，四时登牢蔬”；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庭内无所有，高树八九株”；东堂风景很好，“东堂坐见山，云风相吹嘘”；北堂是女眷居住活动的区域；此外还有南亭，南亭外面是菜地，“松果连南亭，外有瓜芋区”；院子的西边没怎么盖房子，“西偏屋不多，槐榆翳空虚。山鸟旦夕鸣，有类涧谷居”。
韩愈把这所房子视为自己三十年辛苦奔波的最大成就，写了一首《示儿》，向孩子们表达内心的骄傲与喜悦：“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三十年奋斗，韩愈终于在首都买了房，后来他还在城南置办了一个小别墅，当然，韩愈是在长安城的这套宅子里寿终正寝的。 买房子、盖房子，追求高大上，这一点，古今之人概莫能外。把这种追求发挥到极致病态的，就是那些权势上的暴发户。比如唐代杨贵妃的兄弟姐妹們，仗着皇帝宠爱，“竞开第舍，极其壮丽”，比赛盖房子，看谁的高级，一间大厅的花费，动辄超过千万缗。更为变态的是，房子盖好，发现别人家盖的竟然有超过自己的，立刻推倒重建。敢于“平明骑马入宫门”“淡扫蛾眉朝至尊”的虢国夫人作风更是豪横。一日，她率领工匠闯入韦嗣立的宅子，“即撤去旧屋，自为新第”，扔给韦家十亩荒地了事。这韦嗣立也是当过宰相的人，他与中宗的韦皇后是同姓疏族，被强拉进韦后的外戚团队。想当年，韦嗣立家的骊山别业落成，中宗亲临祝贺，赏赐优厚，给韦家别业所在地赐名“清虚原幽栖谷”。韦皇后倒台之后，韦嗣立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一蹶不振，“幽栖”不能。此时，韦嗣立已死，韦家全无势力可言，所以虢国夫人才敢强拆他家的宅子。权力的蛮横，权贵的野蛮丑陋，由此可见一斑。
宋真宗朝的“圣相”李沆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文明风范。李沆做宰相，在开封盖房子，大厅前面建得很窄，仅能容一匹马掉头。有人批评太寒碜了，李沆笑着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太祝、奉礼”指太常寺太祝、奉礼郎，是官僚子弟恩荫入仕的常用官衔。李沆的意思是，倘若子孙无能，只能靠父祖荫庇做个小官儿，那也就无所谓了。宋朝的高官以俸禄优厚著称，钱不是问题。后来，夫人又劝他买新房，李沆说：“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自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李沆的回答，显示了佛教对他的深刻影响，也透露出社会阶层之间流动的信息。
李沆的代际传承观念，并非绝无仅有。宋初的武将郭进的表达更加直率，他在开封城北的大宅子落成，举行宴会庆祝，“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让建筑工人坐上首，自己的儿子坐下首。有人问他：“诸子安可与工徒齿？”郭进指着工人们说：“此造宅者。”又指着儿子们说：“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源自《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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