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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回国之际，41岁的施一公被家人斥为“脑子进水”。但他义无反顾，回到清华园。近日，某些媒体一边重提施一公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一边报道施在美国获得双院士，两相比较，还向美方咄咄逼人地提问，竭力勾勒施一公身上的“中美落差”。这种炒作，既不懂中国，也不懂美国，更不懂科学。尤其不懂施一公。
1990年代初，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其中一项具体工作，是参与学校广揽海外校友回校任教，负责制定其中的科学经费拨付与保障计划。那时，本文的主人公施一公，还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远未成名。而那个年代，已经有一些优秀海归在科研盛年便落叶归根，回归母校。一些没有清华血统的海外华人科学家，也寻声而来。
那时便有一个具体难题：学校可以给这些顶尖人才提供力所能及的最优条件，但中国科学界的某些重大事项，比如当时刚刚起步的评院士，还不可能对海外新归者给予过多的倾斜。这些科学家都面临着一个在中国评院士或将晚于在国外评院士的客观前景。
但跟这些科学家当面聊过就会知道，他们回国来，确实不是为了来评院士的。他们对祖国的理解，远多于我们身边某些人对祖国的理解。就像后来的施一公，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我本科毕业出国时，确实没想过回来。但在国外越久，越对祖国有认同感。我决定回国不是脑子进水，我只是想，国外条件再好，回国后条件再差，我也想回来，为祖国做点事情。”
为什么国内评院士时，这些年轻人并不占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始于1990年代初期，迄今不过20余年。而欧美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制度，多数已实行了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直白地说吧，欧美的老一代科学家群体中，该评院士的早都陆续评上了，所以这些年可以更多地给予中青年新锐。而我国还有大批的老一辈优秀科学家，没有得到足够机会获评。
当然，评院士，不是论资排辈。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界，都讲究传承和积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当代科学研究越来越被细分。每两个细分领域内的成就，都很难直接作出谁高谁低的具体比较。这些年我国院士评选已经注意了适当向年轻一代科学家倾斜，但不能因此就顾此失彼。在尊老与崇新之间，终有一个平衡点。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评院士，更注重这个科学家是否已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有人据此质疑，说你看人家美国评院士，不一定非要给美国做了多大贡献，人家只看科学成就本身。这种质疑也不靠谱。美国是科学界的世界首富、超级大国，它更乐意体现“世界即美国”。而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科学研究界更是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国家”，我们的院士评选，更多体现对祖国的贡献度，是实事求是的。充那个大个儿，替全世界评选院士，还是等些年再说吧。
施一公在国内落选而在美国当选，这本是科学界的寻常事。施一公本人也一再表示这很正常。但我们的有些媒体，看见施的国内落选、国外当选，看见施一公曾经对国内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在这些媒体的塑造下，施一公、饶毅等人，俨然已经成了对抗国内科研体制的急先锋。
如此炒作，无视施一公一再表达过的朴素的爱国深情，对施一公倾全力在国内搞科研教学的客观环境亦是一种摧残。看上去是在替科学家鸣不平，实际上既缺少对科学家的尊重，也缺少对科学规律的认知。
中国的科学界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的科学经费管理体制还有很多弊端，我们的科学人际关系网过于复杂。科学界里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山头主义”——“是我的人跟我走，不是我的人拿炮轰”，与此相关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而这种文化，又岂止是在科学界。但请不要拿施一公这些单纯质朴的科学家来当枪使。
1990年代初，我在清华大学工作。其中一项具体工作，是参与学校广揽海外校友回校任教，负责制定其中的科学经费拨付与保障计划。那时，本文的主人公施一公，还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远未成名。而那个年代，已经有一些优秀海归在科研盛年便落叶归根，回归母校。一些没有清华血统的海外华人科学家，也寻声而来。
那时便有一个具体难题：学校可以给这些顶尖人才提供力所能及的最优条件，但中国科学界的某些重大事项，比如当时刚刚起步的评院士，还不可能对海外新归者给予过多的倾斜。这些科学家都面临着一个在中国评院士或将晚于在国外评院士的客观前景。
但跟这些科学家当面聊过就会知道，他们回国来，确实不是为了来评院士的。他们对祖国的理解，远多于我们身边某些人对祖国的理解。就像后来的施一公，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道，“我本科毕业出国时，确实没想过回来。但在国外越久，越对祖国有认同感。我决定回国不是脑子进水，我只是想，国外条件再好，回国后条件再差，我也想回来，为祖国做点事情。”
为什么国内评院士时，这些年轻人并不占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院士制度始于1990年代初期，迄今不过20余年。而欧美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制度，多数已实行了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直白地说吧，欧美的老一代科学家群体中，该评院士的早都陆续评上了，所以这些年可以更多地给予中青年新锐。而我国还有大批的老一辈优秀科学家，没有得到足够机会获评。
当然，评院士，不是论资排辈。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界，都讲究传承和积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当代科学研究越来越被细分。每两个细分领域内的成就，都很难直接作出谁高谁低的具体比较。这些年我国院士评选已经注意了适当向年轻一代科学家倾斜，但不能因此就顾此失彼。在尊老与崇新之间，终有一个平衡点。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评院士，更注重这个科学家是否已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有人据此质疑，说你看人家美国评院士，不一定非要给美国做了多大贡献，人家只看科学成就本身。这种质疑也不靠谱。美国是科学界的世界首富、超级大国，它更乐意体现“世界即美国”。而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在科学研究界更是典型的“后发追赶型国家”，我们的院士评选，更多体现对祖国的贡献度，是实事求是的。充那个大个儿，替全世界评选院士，还是等些年再说吧。
施一公在国内落选而在美国当选，这本是科学界的寻常事。施一公本人也一再表示这很正常。但我们的有些媒体，看见施的国内落选、国外当选，看见施一公曾经对国内科研体制提出意见。在这些媒体的塑造下，施一公、饶毅等人，俨然已经成了对抗国内科研体制的急先锋。
如此炒作，无视施一公一再表达过的朴素的爱国深情，对施一公倾全力在国内搞科研教学的客观环境亦是一种摧残。看上去是在替科学家鸣不平，实际上既缺少对科学家的尊重，也缺少对科学规律的认知。
中国的科学界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的科学经费管理体制还有很多弊端，我们的科学人际关系网过于复杂。科学界里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山头主义”——“是我的人跟我走，不是我的人拿炮轰”，与此相关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而这种文化，又岂止是在科学界。但请不要拿施一公这些单纯质朴的科学家来当枪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