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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美国如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方同等规模和力度的反制措施也已生效。作为美国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之一，大豆等农产品将被加征25%的额外关税。因可替代性较强且国内目前的库存相对充裕，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进口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中国将承担的成本都处于相对可控范围内。
但因受制于资源禀赋及市场机制的共同影响，中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已成为长期性趋势，各类与之相关的贸易摩擦也将接连不断地出现。将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作为预警，站在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进一步采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全球性农产品供应体系，方为长远之计。
贸易战无赢家
作为多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之一，2017年中国共进口美国大豆3200多万吨。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中国以大豆为主的农产品贸易已连续14年出现赤字（近两年赤字规模缩小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去库存力度加大等国内因素，以及国际市场价格下降等外部因素有关，相对短期且不可持续）。贸易赤字接连出现背后，中国农产品进口有四个主要趋势：
第一，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于新大陆国家。以近年来数据计算，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中，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合计占比超过六成。从国别看，中国农产品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依次为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合计占进口总额一半以上。
第二，品种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按大类分，2015年中国农产品进口中食用油籽占32.9%、谷物占8%、食用植物油占6%、棉麻丝和糖料及食糖占4.8%，加之畜产品占17.5%——进口畜产品相当于进口饲料粮——这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合计占69.2%。
第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与农产品总体贸易额相比，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来源地更加集中，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合计占比普遍在90%以上。
第四，农产品进口运输通道高度集中于海运、进口口岸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进口贸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
总体而言，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格局之所以呈现出上述“高度集中”特点，主要是由市场价格等因素决定的，有其经济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会对中国的小规模农业发展及众多农民生计带来挑战，但与中国继续沿着“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方向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战略部署相一致，也有利于减轻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增进消费者福利、对冲工业品贸易顺差。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一趋势利大于弊、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
“贸易战无赢家”。在上述格局之下，分别作为全球第一大豆进口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与美国之间出现贸易摩擦，自然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需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分别衡量：
短期而言，以受到关税影响较大的大豆而言，在全球生产格局并没有发生大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意味着全球的大豆供应平衡结构会被打破，南美大豆价格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扩大进口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产品价格。原先购买南美大豆的国家，或会转向购买美国大豆，全球市场供需进入再平衡状态；其次，因进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豆油和豆粕，中国一方面可增加豆粕和豆油的进口，另一方面为发挥替代效应，中国还可增加棕榈油等油料进口，以及提高玉米、木薯生产饲料的比率（构树等新型饲料也可为中国提供回旋余地）。目前中国大豆和玉米的库存较为充裕，农产品贸易摩擦短期内不会给国内通胀形势带来明显压力。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如持续至跨越大豆等农产品的生产年度，则会在市场供需再平衡外，对全球生产结构再平衡产生影响。南美、中亚等大豆产区的供给增加，可进一步提升中国大豆进口的腾挪空间。
有预测，中国东北等大豆主产区会因价格上涨增产。但从关税加征的幅度来衡量，实际并不足以抵消制约我国主产区大豆生产的负面因素（主要是成本），加之中国主要种植食用大豆，油用大豆种植的各方面无明显优势，中国自产提升的空间并不大——且因中美贸易摩擦程度和持续时间仍存较大变数——包括生产大豆的农民及加工压榨企业等，都不宜采取较大幅度的调整措施。
内外双保险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与大豆等农产品有关的博弈所暴露出来的尤为需要关注的长期性问题，是在外向型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类大宗农产品进口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工业化及城镇化持续推进，从2004年起，人多、地少、水缺等一系列资源禀赋对中国农产品生产造成的深层次不利影响逐步显现。中国开始进入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通道，贸易逆差出现并持续至今。今后这一系列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亦仍会不断提升，这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国际市场出现各类贸易摩擦，中国就重新倒逼国内增加生产。
如此引申出的新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对粮食安全将带来的风险。中国采取的措施，可分为向内挖潜及向外突破两方面：
一方面，依对国计民生影响的不同程度，中国对谷物等口粮将进一步实施差异化政策，通过划定及保护主产区、加快土地流转提升规模化生产程度、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生产社会化服务，以及提升生产科技水平等手段，让中国的口粮自给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近两年来，受益于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新政策影响，这些举措仍有较大的见效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受制于中国为加入WTO进行谈判时对农业所协定的支持保护空间逐渐耗尽，国外大宗农产品跨越配额外关税之墙进入中国市场的节点正在日益临近。
与同为人多地少、在工业化及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劣势是对于农业补贴的起点不同。以大米为例：日本在加入WTO之前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较高，其在加入时商定的每公斤大米配额外关税为341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价格计算，相当于加征近778%的关税。与之相比，中国对于大米小麦等主要谷物作物所协定的配额外关税只有65%，这对于一般产品而言不低，但并不足以弥补中国资源禀赋对于农产品生产所造成的劣势。当65%的关税仍挡不住口粮进口贸易总量增加时，中国需要有新的战略筹划。借鉴日本经验，中国需注意的方向之一，是如何提升其口粮的优质化水平，让国内消费者愿意为国产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即“高成本需要高价格覆盖，高价格需要高品质来支撑”。
另一方面，对于口粮之外的大部分农产品，中国将继续实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政策，也就是其自给率和进口率的差异，将取决于国内外的生产成本及价格差异，更多地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但除此之外，中国亦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筹谋：
首先，考慮到自身体量，中国为应对风险，农产品进口来源不能过度单一、多样化必须得到保证，通过“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提升自身农产品（包括即将迎来进口持续增加的谷物等口粮作物）供给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从维护农产品供给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运输通道、进口口岸和贸易渠道的多元化。对于影响较大且需求刚性较强的产品，不能只考虑其价格。
综合考虑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以及贸易平衡、运输通道、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可在中国未来的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多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农业资源、重点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的数据分析，在重点国家优先布局一批以技术合作为核心的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加强对重点产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战略布局，注重发挥农垦企业的探路作用。
其次，作为农业向外“走出去”的主体，中国的农业企业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买全球、卖全球”的模式参与到农业资本的全球配置链条；另一类则是在国内拥有一定产业基础，通过向外收购资产打通产业链，主旨是将国外的农产品加速向中国进口。不管是何种企业，均可通过加大对国外重要产区的仓储物流及码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中对于重点农产品的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需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中国向外走出去的存量还是流量中，农业企业及资本所占比重均相对有限。作为慢热型行业，中国农产品供需缺口的扩大是逐步出现的，企业在数年内可能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因此，企业应做长远筹谋，不应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复制国外企业在二三十年中所建立的模式和取得的成绩。（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但因受制于资源禀赋及市场机制的共同影响，中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已成为长期性趋势，各类与之相关的贸易摩擦也将接连不断地出现。将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作为预警，站在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进一步采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全球性农产品供应体系，方为长远之计。
贸易战无赢家
作为多年来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产品之一，2017年中国共进口美国大豆3200多万吨。实际上，自2004年以来，中国以大豆为主的农产品贸易已连续14年出现赤字（近两年赤字规模缩小与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去库存力度加大等国内因素，以及国际市场价格下降等外部因素有关，相对短期且不可持续）。贸易赤字接连出现背后，中国农产品进口有四个主要趋势：
第一，进口来源地高度集中于新大陆国家。以近年来数据计算，中国农产品进口额中，南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合计占比超过六成。从国别看，中国农产品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依次为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合计占进口总额一半以上。
第二，品种高度集中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按大类分，2015年中国农产品进口中食用油籽占32.9%、谷物占8%、食用植物油占6%、棉麻丝和糖料及食糖占4.8%，加之畜产品占17.5%——进口畜产品相当于进口饲料粮——这些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合计占69.2%。
第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与农产品总体贸易额相比，主要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来源地更加集中，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合计占比普遍在90%以上。
第四，农产品进口运输通道高度集中于海运、进口口岸高度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进口贸易渠道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
总体而言，中国农产品进口贸易格局之所以呈现出上述“高度集中”特点，主要是由市场价格等因素决定的，有其经济合理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会对中国的小规模农业发展及众多农民生计带来挑战，但与中国继续沿着“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方向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战略部署相一致，也有利于减轻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增进消费者福利、对冲工业品贸易顺差。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这一趋势利大于弊、符合中国长远战略利益。
“贸易战无赢家”。在上述格局之下，分别作为全球第一大豆进口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与美国之间出现贸易摩擦，自然会带来一系列深远影响，需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分别衡量：
短期而言，以受到关税影响较大的大豆而言，在全球生产格局并没有发生大改变的前提之下，中国对美国大豆加征25%关税，意味着全球的大豆供应平衡结构会被打破，南美大豆价格优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扩大进口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产品价格。原先购买南美大豆的国家，或会转向购买美国大豆，全球市场供需进入再平衡状态；其次，因进口大豆的主要用途是生产豆油和豆粕，中国一方面可增加豆粕和豆油的进口，另一方面为发挥替代效应，中国还可增加棕榈油等油料进口，以及提高玉米、木薯生产饲料的比率（构树等新型饲料也可为中国提供回旋余地）。目前中国大豆和玉米的库存较为充裕，农产品贸易摩擦短期内不会给国内通胀形势带来明显压力。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如持续至跨越大豆等农产品的生产年度，则会在市场供需再平衡外，对全球生产结构再平衡产生影响。南美、中亚等大豆产区的供给增加，可进一步提升中国大豆进口的腾挪空间。
有预测，中国东北等大豆主产区会因价格上涨增产。但从关税加征的幅度来衡量，实际并不足以抵消制约我国主产区大豆生产的负面因素（主要是成本），加之中国主要种植食用大豆，油用大豆种植的各方面无明显优势，中国自产提升的空间并不大——且因中美贸易摩擦程度和持续时间仍存较大变数——包括生产大豆的农民及加工压榨企业等，都不宜采取较大幅度的调整措施。
内外双保险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与大豆等农产品有关的博弈所暴露出来的尤为需要关注的长期性问题，是在外向型经济体制不断发展的前提下，中国如何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类大宗农产品进口的稳定性及可靠性：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工业化及城镇化持续推进，从2004年起，人多、地少、水缺等一系列资源禀赋对中国农产品生产造成的深层次不利影响逐步显现。中国开始进入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提升通道，贸易逆差出现并持续至今。今后这一系列负面影响仍将持续发挥作用，农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亦仍会不断提升，这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国际市场出现各类贸易摩擦，中国就重新倒逼国内增加生产。
如此引申出的新问题，是中国如何应对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对粮食安全将带来的风险。中国采取的措施，可分为向内挖潜及向外突破两方面：
一方面，依对国计民生影响的不同程度，中国对谷物等口粮将进一步实施差异化政策，通过划定及保护主产区、加快土地流转提升规模化生产程度、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生产社会化服务，以及提升生产科技水平等手段，让中国的口粮自给能力不断得到提升。近两年来，受益于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新政策影响，这些举措仍有较大的见效空间。但从长期来看，受制于中国为加入WTO进行谈判时对农业所协定的支持保护空间逐渐耗尽，国外大宗农产品跨越配额外关税之墙进入中国市场的节点正在日益临近。
与同为人多地少、在工业化及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劣势是对于农业补贴的起点不同。以大米为例：日本在加入WTO之前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较高，其在加入时商定的每公斤大米配额外关税为341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价格计算，相当于加征近778%的关税。与之相比，中国对于大米小麦等主要谷物作物所协定的配额外关税只有65%，这对于一般产品而言不低，但并不足以弥补中国资源禀赋对于农产品生产所造成的劣势。当65%的关税仍挡不住口粮进口贸易总量增加时，中国需要有新的战略筹划。借鉴日本经验，中国需注意的方向之一，是如何提升其口粮的优质化水平，让国内消费者愿意为国产农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即“高成本需要高价格覆盖，高价格需要高品质来支撑”。
另一方面，对于口粮之外的大部分农产品，中国将继续实行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政策，也就是其自给率和进口率的差异，将取决于国内外的生产成本及价格差异，更多地由市场因素来决定。但除此之外，中国亦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强筹谋：
首先，考慮到自身体量，中国为应对风险，农产品进口来源不能过度单一、多样化必须得到保证，通过“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提升自身农产品（包括即将迎来进口持续增加的谷物等口粮作物）供给的稳定性及可靠性。从维护农产品供给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促进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运输通道、进口口岸和贸易渠道的多元化。对于影响较大且需求刚性较强的产品，不能只考虑其价格。
综合考虑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以及贸易平衡、运输通道、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可在中国未来的全球农产品供应体系多元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应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农业资源、重点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潜力的数据分析，在重点国家优先布局一批以技术合作为核心的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加强对重点产品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战略布局，注重发挥农垦企业的探路作用。
其次，作为农业向外“走出去”的主体，中国的农业企业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买全球、卖全球”的模式参与到农业资本的全球配置链条；另一类则是在国内拥有一定产业基础，通过向外收购资产打通产业链，主旨是将国外的农产品加速向中国进口。不管是何种企业，均可通过加大对国外重要产区的仓储物流及码头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中对于重点农产品的关键环节的掌控能力。
需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中国向外走出去的存量还是流量中，农业企业及资本所占比重均相对有限。作为慢热型行业，中国农产品供需缺口的扩大是逐步出现的，企业在数年内可能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因此，企业应做长远筹谋，不应也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复制国外企业在二三十年中所建立的模式和取得的成绩。（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