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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一种经验历史哲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深受 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 “整体史”与 “长时段”理论的影响。黄仁宇学术思想受其 影响主要来自纽约、哈佛与剑桥；其中，哈佛学派给了黄仁宇反面的激励，而剑桥学派则让 他受益匪浅；另外，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也与这一时期年鉴新史学的转型有关。具体而言，这 种影响可归为两点：一是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
关键词：大历史观；整体史观；黄仁宇；布罗代尔；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086 -06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 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影响。黄仁宇先生自20世纪 60年代以治明代财政经济史而跃身于国际史坛，终以“大历史”观在国际史学界成一家之 言，成为广受瞩目的海外华裔史学家。但学界对黄仁宇学术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都是 他用“大历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对其本人及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中与年鉴学派尤其 与布罗代尔“整体史”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很少有人将此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另 外，这也使得很多人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不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鉴于学界 这些认识上的不足，笔者觉得有对此进行一番学理讨论和阐释的必要。
一、何谓“大历史”与“整体史”
“大历史”的英文名词为Macro-history，这一名词为黄仁宇先生所独创，取 “宏观历 史”之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历史”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 史研究里去。”〔1〕当然提倡这种宏观史学对黄仁宇来说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 研究上，其中还有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哲学立场和治史理念。目前，学界对黄仁宇的“大历 史”观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体可以概括为3类：一，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观念，即对历史 本身的认识；二，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这种认识占大多数；三，强调它是一种历 史的叙事手法。台湾学者王NB542森曾在《中国时报》中对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一书 及其“大历史”观 评价时指出：“（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2〕(P2)不难看出，这里强调的是“大历史”的研究方式和叙事手法。大陆学者陈 乐民则撰文认 为：“黄仁宇的‘大历史’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历史哲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和态度， 而不在于一个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3〕显然，他强调了“大历史”的 哲学观念 ，算是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却缺乏必要的论述，同时也不够具体，应属第一种认识。
自从1951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illiam•H•Walsh，1913～1986年）提出 “思辨的 历史哲学” 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的二分法之后，这两个概念已不断 被人们所接受。前者是指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即历史的哲学；后者是指对历史学的认识，即 史学的哲学。但是按照这种二分法，黄仁宇显然既没有构建一套完整的历史思辨体系，也没 有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内在逻辑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由此可见，“大历史”观既不能算 作思辨的历史哲学，又更不能算作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而是经过对历史进行反思后得出 的理解，他不赞成对历史演绎推理，而主张对历史进行归纳，从人类历史的客观经验上来理 解和把握历史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大历史”观是一种经验历史哲学，这和罗素（Bert rand•Russell，1872～1970年）那种“反思的历史哲学”[注:何兆武：《反思的历史 哲 学——评罗素的历史观》，《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这一称谓原为美国历史哲学家悉尼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评价罗素哲学时提出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不同的是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将历史的经验当作一种理论模式，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而 且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
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观念的“大历史”是指黄仁宇对人类社会历史展开过程的认识，强调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1〕 ，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 是主要的。其具体内容则是，一个旧式的农业社会要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新型商业社会 ，必然要通过 “技术”层面沟通国家和社会的上下层之间的联系，最终要造成一个可以在 “数目上管理”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大历史”是指对历史进行 宏观考察、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问题意识，提倡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 不斤斤计较人物的贤愚得失和一言一事，而强调对经济社会和制度效用的重视。很显然，黄 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以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为认识历史的切入点，并以现代商业社会的 历史功效作为评判历史的核心观念的。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从“经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了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透过这个逻辑去联系今天的中国”[注: 引文内容为台湾学者南方朔（本名王杏庆,台湾著名政论家和文化评论家、作家）对黄仁宇 历史观念的评述。见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的《道德与技术之间》一文，第308页 。该文原是黄仁宇1992年11月在台湾与《新新闻》总主编南方朔、《历史月刊》总编林载爵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和副主编南庆寰的学术对话。]，我们无需在此讨 论这种理解是否恰当，但却不能不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希望”的动机他才注重研究经济与 资本主义的。
黄仁宇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曾用那个为人熟知的螺旋弧线图来反复解释其大历史观的哲 学立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正如不断向外扩展的弧线，我们现在所真正了解的历史尽管已有 3000多年，但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是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历史的进程是在人类的道 德理想和宇宙现实之间沿着弧线展开的：“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内通过亲身体 验才形成的。我们还不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 势。用虚线标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4〕(P2 80)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曾震撼人心地说：“有两 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他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 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P220)黄仁宇先生曾 多次申明其哲学立场受康德的影响，而其史学理念则深受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整体史 ”与“长时段”的影响。
“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并经 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 种史学范式，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布罗代尔的 “整体史”观及其对应的“三时段”论 在他的两部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出版）和《15至18世纪 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967～1979年出版）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发挥。他把历 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地理、气 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 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就统一起来了，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 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可以 看出，地理学的、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年鉴学派真正成为统治法 国乃至引领国际史学潮流的一大史学流派正是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实现的。这一时期（1949 ～1975年）一般被认为是年鉴史学的鼎盛时期。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 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指出：“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 形势，我们必须设想一系列同时发展和相互搭叠的历史。如果能够把这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归 结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的节奏的话，事情就太简单、太美好了。那种模式本身又会是多 清楚呢？即使把经济形势当作一种一劳永逸地设想出来的单一的、有它的必然的和有它的后 果的发展演变运动，也不可能为它下一个定义。”〔6〕(P400) 或许正因为整体史具有多元化性格，才使得它一直在让人们（即使是最反对它的人 ）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其中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治财政经济史起家的黄仁宇。
二、“大历史”与哈佛、剑桥及年鉴学派
黄仁宇先生治学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被认为是史学界的一个异数，其“大历史 ”观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国际影响在美国和英国表 现得尤为明显，而黄仁宇学术思想受这种影响则主要来自纽约、哈佛与剑桥。
1964年于密歇根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获得学位之后，黄仁宇便进入美国学 界。1964～1980年期间，他一直在美国高校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其中，1964～1967年，他 最先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之后，1967～1980年他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在 此期间，他于1967～1970年曾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副教授，结识了汉学家狄百瑞教授，参 与《明代名人传》的研究计划；1970～1971年，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经费，结识 了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年），尽管两人的观点发生冲突，但 对于费正清对他的帮助，黄仁宇后来在回忆录中仍怀有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哈佛学子敬称 的‘费公’，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 ”〔7〕(P282)这一时期，他还因撰成《16世纪明代财政史》专著而结识了英国汉学 家崔瑞德；1972～1973年黄仁宇赴英国剑桥协助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 研究；1974年，《 16世纪明代财政史》经崔瑞德推荐在英国出版；1975～1976年，完成《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书的写作，由于当时不为美国汉学界所理解，该书直 至19 81年才首先由耶鲁大学印行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则于翌 年很快在中国大陆出版；1979年黄仁宇再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集体研 究工作。[注: 关于黄仁宇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活动可参阅其《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一书，该回忆 录1983年用英文写成，但黄仁宇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该书屡屡述及他的著作在美国 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汉学家在学术思想和 研究方式上的意见冲突。此外，台湾学者耿立群的《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刊于台湾《全 国新书信息月刊》2001年5月号上，是关于黄仁宇研究资料较为全面的一个整理概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黄仁宇先生学术 生涯的一个最为 重要的阶段——既是其参与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阶段，也是其“大历史”观的形成阶段。而 在此时，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国际影响在美国和英国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在20世纪 70年代。
在美国，1975年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G•I•Gerorge）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 重点介绍和分析了年鉴学派。1976年，斯托雅诺维奇（T•Stoianovitch）出版了《法国史 学方法：年鉴范型》一书，布罗代尔亲自为该书作了序。1977年，美国纽约州立宾厄姆顿大 学还成立了一个研究经济、文明体系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以《评论》杂志为阵地 开展经济文明史的研究。该中心的领袖——著名史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所构建 的“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 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黄仁宇先生则逐渐成为一位胸藏万卷、成就不凡的史学家。因而，年 鉴学派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他们提倡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思想无疑给了黄仁宇莫大的启发。但 是，当时美国汉学界则普遍倾向于分工详细的微观史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式上，黄仁宇 与费正清、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针对他们 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的弊端，黄仁宇指出：“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到很 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型式，非常注重。”〔4〕(P265)“大历史”观正是 由于他不赞成美国汉学研究的这种风格而提倡的一种宏观史学。
如果说美国汉学界尤其是哈佛学派给了黄仁宇反面的激励，那么英国学术界尤其是剑桥 学派则让他受益匪浅。在英国，本身就有着经济社会史的传统。屈威廉的《英国社会史》的 影响曾盛极一时。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英国史学界与年鉴学派建立的学术联系是相 当紧密的，剑桥学派就与年鉴学派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研究了大量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 史。剑桥学派的很多重要著作曾在此期间纷纷问世。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希 尔顿、汤普森、拉斯利特等人显然受到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霍布斯鲍姆与希尔顿“ 名列最早欢迎年鉴派的人之列”〔8〕(P92)。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 方法和年鉴 学派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而黄仁宇先生曾在这一时期长居英国剑桥，参与了李约瑟主持的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 仁宇3位博士在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和布 罗代尔的“整体史”观给了黄仁宇很大的影响。黄仁宇后来曾不无感叹地说：“李约瑟和我 对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相当的敬佩，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布洛克等提倡的全面 历史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收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 陋自愧不如。”〔9〕(P9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宇先生在这一时期曾和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后曾任美国历史 学会主席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有过学术交往。据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所 说，他和史景迁之间有着私人交往并有书信往来。史景迁在美国中国学界中是与众不同的， 其著作表现了独特的叙事与写作风格；而黄仁宇的著作尤其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的特殊写 法，正是其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对此，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 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7〕(P73) 《万历十五年》刚刚出版，美国著 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就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撰写了推荐书评， 认为其叙事写法有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同时，该书还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1982年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的两次提名。[注: 葛兆光先生有《黄河依旧绕青山》一文，《读书》2003年12期。葛文也提及黄仁宇这种 写作风格的独特，但却认为这并不是其历史观念的胜利，并且指出：“他的大历史观念,把 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矛盾。”“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国， 心里却想的是现代中国。”应该说葛文对黄仁宇学术思想的评析是相当细致而深刻的，但其 仅就黄仁宇回忆录立论，似乎显得褊狭，其在指出“矛盾”的同时却忽视了黄仁宇“技术辩 证”的 “大历史”观的独特性和解释的有效性；另外，黄仁宇的“矛盾”正符合“以古知 今”和 “以今知古”的学理互动。]在黄仁宇先生逝世7年之后史景迁在接受 凤凰卫视的专访中曾感叹地说：“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认识他，我们曾在一起讨 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他的写法只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写作那 部晚明历史研究的作品（笔者按：指《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的方式， 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也通常 是以某个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展现某个文化的概貌。我和黄教授进行过交流，发现彼 此意气相投。他的作品是以多点透视的方法，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展现事件的原貌。 我的方法则是通过研究更少也更为具体的人物，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 的真实内涵。”〔10〕 应该说这种历史叙事的转向并非只是学术界的偶然现象，因为这一时期 也是年鉴史学开始转型的时期，其中 “叙事史的复兴”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姚蒙先生指 出，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年鉴派史学范型的发展和新史学潮流向史学各领域的深入” 〔11〕(P199)。
三、“整体史”、“长时段”理论对黄仁宇的影响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和研究实践开创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大大拓 宽了史学研究范围和史学家的视野，把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文化史转向了社会的方方 面面，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时空的全部情势上，注重非人身因素对历史的 长期影响。布氏的这种学术思想对黄仁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 历史时空观，二是注重分析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这3个 方面实 质上可以总结为两点，即前两个方面体现在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上，第三个方面则体现在对 大历史观的经验论证上。
（一）宏观视野与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
黄仁宇先生曾申明布罗代尔的多元时空观尤其是“长时段”理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黄仁宇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在考察一段历史时不妨将历史的基线向后 推，“500年成一个单元，50年也可以”〔2〕(P99) 。这种历史观就是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 层次上来看历史，注重的是宏观归纳而不是微观的演绎，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间的贤愚得失 和一言一行，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由此可见注重宏观变化和整体结构无疑是这 种史学的最大特点。“大历史”当然不同于整体史及长时段理论，但无疑对后者进行了借鉴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观的宏观视野以及整体思维融入了“大历史”的内涵和理 念之中。鉴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黄仁宇主张治中国史首先应对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与梳 理，应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高屋建瓴的分析方式，他的《中国大历史》与《赫逊河畔谈中国 历史》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又如，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黄仁宇说 “我的立论很简单, 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 战争前两百多年”〔7〕(P112)。
在三时段理论中布罗代尔强调，中时段塑造了历史层面，但还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 本因素，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决定作用的则是“长时段”即“地理时间”上的各种因素 ，因此研究和分析地理环境的变化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研究思想给了黄仁宇莫大的启 发，他认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 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12〕(P21) 对此，最明显的体现是他的《中国大历史》这部著作。黄仁 宇在该书中独辟一章，标题即为“土壤、风向和雨量”，以此来探讨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 影响，确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强调地理环境在历史文化性格形成中的作用，这在黄仁宇 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显然黄仁宇的这种研究思想无疑受益于前者对其产生的影响 。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重视具有宏观信息的历史细节，擅长从细节入手做开拓性的研究， 从而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与《中国大历 史》即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其中《万历十五年》融故事、传记为一炉，而《赫逊河畔谈中 国历史》“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 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13〕，《中国大历史》与此相承，则以问题 作重心，注重历史进 程的内部节奏和特性，勾画出一幅中国大历史的图景，在放宽视野的剖析中将史实融会贯通 。著名学者方舟子指出：“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 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 、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 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 多中国学人。”〔14〕
（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
从《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专著，黄仁宇先生对 研究资本主义的3种学派进行了一再的批判：第一派以马克思为代表，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 ；第二派以韦伯等人为代表，注重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派注重货币关系。他将除了前两种学 派之外的资本主义研究都划入第三派，其中尤以布罗代尔对他影响最大。黄仁宇在自己的回 忆录中曾赞叹地说：“在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一课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费南德•布罗代 尔（Fernand Braudel）。”〔7〕(P379)他曾多次引证布罗代尔的那句话并称之为
“资本主义的原则”，即“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 〔15〕(P15)。但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上，黄仁宇先生认为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 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15〕(P30)。虽然如此，黄仁宇则在研究中坚持并充分发挥 了布罗代尔所发现的但并没有去利用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原则”，他说：“资本主义在历史 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 势不可逆转。”〔15〕(P30)同时，布氏对货币关系和商 业组织扩展的重视无疑也给了黄仁宇很大的启发。黄仁宇先生曾指出：“第三派注重资本 主义的技术性格，资本主义与远距离大规模的商业不可区分，资本主义一行，批发商开始管 制干预零售事业。”〔2〕(P247)
黄仁宇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既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哲学家和文化学家， 他是用一个历史学家所独有的思维和眼光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其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此作为寻 找对历史解释的一把钥匙，即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7〕。从《我对“资本主 义”的认 识》一文到由此扩展而成的专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及在此期间和前后所撰写的 一些相关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对资本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在《资本主 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置于现代化进程中考察，认为资本主 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15〕(P31) ，并将此技术性格归纳为3点：“1 、资金的广泛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 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项企划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15〕(P31～32)黄仁宇先 生通过这种“技术性格”对威尼斯、荷兰与英国这3个先后最早完成资本主义 的国家进行研究，并由此给“资本主义”下了确切的定义，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 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 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15〕(P191)因此，黄仁宇所说的资本主义“技术性格”只是实现资本主义的3个条 件，而关键则要以建立相应的法制来体现。显然，布罗代尔的那句话在这里得到了论证，即 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它本身即成为国家。由此可见，黄仁宇的“ 资本主义”观是建立在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是一种经验解释而不是一套严 密的理论体系，其所论“技术”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大历史”的核心内容与精髓，而 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经验论证。[注: 葛兆光先生曾在《黄河依旧绕青山》（《读书》2003年12期）一文中认为黄仁宇“以现代 西方为价值判断标准批评中国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怀有对西方学者以‘自由’和‘民主’来 批评中国的反感互相矛盾”。但笔者以为葛文指出的“矛盾”恰是构成黄仁宇“大历史”观 的前提，即“技术辩证”的视角；所谓“技术辩证”就是指，要从客观的“技术”经验上而 不是从主体的“道德”观念上对历史做出解释，黄仁宇一再强调“大历史”就是：“从技术 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在情感上看似矛盾，但在学理上却前后一 致。另外葛文也忽视了“技术辩证”的 “大历史”观的独特性和解释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的内容是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即“大历史”与年鉴学派特别是布 罗代尔“整体史”的关系，这也是学界在研究黄仁宇时往往忽视的一个问题。通过对这一学 术思想渊源问题的探讨，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大历史”的内涵。 黄仁宇所倡“大历 史”观意在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狭小 范围内，这和“整体史”一样都体现了跨越国界的学术性格，这对提倡多元史学观无疑是一 种启示。黄仁宇曾说：“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 4〕(P271)这 和布罗代尔 “不带政治成见”的“整体史”观具有同样可贵的精神。黄仁宇先生作为一个 成就卓著的海外汉学家是不可否认的，但学界真正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不说其学术观念和学术成就一直不为美国主流汉学界所接纳，就连一些当代国际汉学研究辞 书也几乎找不到黄仁宇的名字；而在我们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和影 响更是漠然视之，这是很不应该的，其间固然有主流学术偏见的存在，更主要的还在于学界 没有真正认识到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笔者不惮认为黄仁宇的史学成就应该是 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绝对不可忽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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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the Origin of Ray
Huang’s Academic Thinking
LI X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Macro-history Concept of Ray Huang, falling into category of the Exper ienc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as formed in the 1970’s. It had been deeply influ enced by the French Annals School, especially by Fernand Braudel’s thoughts of
Macro-history and “long-term cycles”. Ray Huang’s academic thinking owed much
to New York, Harvard and Cambridge. He was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motivated, to a larger extent, by the Harvard School from which his
ideas differed, though. Moreover, Ray Huang’s narration was deeply related to t 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historical theory of annals during this period. Specifi cally, the influences were seen in two respects, macro vision and overall thinki ng integrated into the Macro-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Key words: Macro-history Concept；Total history；Ray Huang；Fern and Braudel；origin of thought
〔责任编辑： 方 言〕
关键词：大历史观；整体史观；黄仁宇；布罗代尔；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086 -06
从黄仁宇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学术思想的很多方面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 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年）的影响。黄仁宇先生自20世纪 60年代以治明代财政经济史而跃身于国际史坛，终以“大历史”观在国际史学界成一家之 言，成为广受瞩目的海外华裔史学家。但学界对黄仁宇学术思想的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都是 他用“大历史”方法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对其本人及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中与年鉴学派尤其 与布罗代尔“整体史”的关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很少有人将此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另 外，这也使得很多人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不能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因此，鉴于学界 这些认识上的不足，笔者觉得有对此进行一番学理讨论和阐释的必要。
一、何谓“大历史”与“整体史”
“大历史”的英文名词为Macro-history，这一名词为黄仁宇先生所独创，取 “宏观历 史”之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历史”就是：“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 史研究里去。”〔1〕当然提倡这种宏观史学对黄仁宇来说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历史的 研究上，其中还有他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哲学立场和治史理念。目前，学界对黄仁宇的“大历 史”观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大体可以概括为3类：一，认为它是一种历史的观念，即对历史 本身的认识；二，认为它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这种认识占大多数；三，强调它是一种历 史的叙事手法。台湾学者王NB542森曾在《中国时报》中对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一书 及其“大历史”观 评价时指出：“（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中的某些面相，作一高度概括性的叙述。” 〔2〕(P2)不难看出，这里强调的是“大历史”的研究方式和叙事手法。大陆学者陈 乐民则撰文认 为：“黄仁宇的‘大历史’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历史哲学，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和态度， 而不在于一个个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3〕显然，他强调了“大历史”的 哲学观念 ，算是一种较为全面的认识，但却缺乏必要的论述，同时也不够具体，应属第一种认识。
自从1951年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illiam•H•Walsh，1913～1986年）提出 “思辨的 历史哲学” 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的二分法之后，这两个概念已不断 被人们所接受。前者是指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即历史的哲学；后者是指对历史学的认识，即 史学的哲学。但是按照这种二分法，黄仁宇显然既没有构建一套完整的历史思辨体系，也没 有对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内在逻辑等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由此可见，“大历史”观既不能算 作思辨的历史哲学，又更不能算作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而是经过对历史进行反思后得出 的理解，他不赞成对历史演绎推理，而主张对历史进行归纳，从人类历史的客观经验上来理 解和把握历史的进程。因此，笔者认为“大历史”观是一种经验历史哲学，这和罗素（Bert rand•Russell，1872～1970年）那种“反思的历史哲学”[注:何兆武：《反思的历史 哲 学——评罗素的历史观》，《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这一称谓原为美国历史哲学家悉尼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年）评价罗素哲学时提出的。]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不同的是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将历史的经验当作一种理论模式，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念，而 且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
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观念的“大历史”是指黄仁宇对人类社会历史展开过程的认识，强调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1〕 ，分析因果关系及其历史的合理性 是主要的。其具体内容则是，一个旧式的农业社会要改造成一个现代的新型商业社会 ，必然要通过 “技术”层面沟通国家和社会的上下层之间的联系，最终要造成一个可以在 “数目上管理”的局面。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的“大历史”是指对历史进行 宏观考察、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问题意识，提倡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 不斤斤计较人物的贤愚得失和一言一事，而强调对经济社会和制度效用的重视。很显然，黄 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以经济社会的结构变化作为认识历史的切入点，并以现代商业社会的 历史功效作为评判历史的核心观念的。对此，有的学者认为他从“经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了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望透过这个逻辑去联系今天的中国”[注: 引文内容为台湾学者南方朔（本名王杏庆,台湾著名政论家和文化评论家、作家）对黄仁宇 历史观念的评述。见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一书的《道德与技术之间》一文，第308页 。该文原是黄仁宇1992年11月在台湾与《新新闻》总主编南方朔、《历史月刊》总编林载爵 、《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主编杨泽和副主编南庆寰的学术对话。]，我们无需在此讨 论这种理解是否恰当，但却不能不承认，正是出于这种“希望”的动机他才注重研究经济与 资本主义的。
黄仁宇先生在很多著作中都曾用那个为人熟知的螺旋弧线图来反复解释其大历史观的哲 学立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正如不断向外扩展的弧线，我们现在所真正了解的历史尽管已有 3000多年，但在人类历史上讲，仍不过是长弧线上的一个小段落，历史的进程是在人类的道 德理想和宇宙现实之间沿着弧线展开的：“我们所认为的真理也是在这小范围内通过亲身体 验才形成的。我们还不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 势。用虚线标示这弧线的过去和未来，也仅仅是凭实线作根据，揣测而成。”〔4〕(P2 80)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曾震撼人心地说：“有两 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他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 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P220)黄仁宇先生曾 多次申明其哲学立场受康德的影响，而其史学理念则深受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整体史 ”与“长时段”的影响。
“整体史”观的概念是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领袖之一马克•布洛赫最先提出的，并经 第二代领袖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努力与创造从而成为影响整个法国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 种史学范式，即整体史观的年鉴模式。布罗代尔的 “整体史”观及其对应的“三时段”论 在他的两部巨著《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949年出版）和《15至18世纪 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1967～1979年出版）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和发挥。他把历 史的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别时间，即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而地理、气 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 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在这里，时间和空间就统一起来了，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 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经济与个人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可以 看出，地理学的、或者空间的角度被布罗代尔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年鉴学派真正成为统治法 国乃至引领国际史学潮流的一大史学流派正是在布罗代尔的领导下实现的。这一时期（1949 ～1975年）一般被认为是年鉴史学的鼎盛时期。
整体史观并不是以一种决定论代替政治决定论，而是要求建立新的史学观念和新的研究 方法，即提倡史学多元化发展。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中指出：“由于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 形势，我们必须设想一系列同时发展和相互搭叠的历史。如果能够把这种复杂的实际情况归 结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的节奏的话，事情就太简单、太美好了。那种模式本身又会是多 清楚呢？即使把经济形势当作一种一劳永逸地设想出来的单一的、有它的必然的和有它的后 果的发展演变运动，也不可能为它下一个定义。”〔6〕(P400) 或许正因为整体史具有多元化性格，才使得它一直在让人们（即使是最反对它的人 ）不知不觉地接受着，其中就包括20世纪60年代以治财政经济史起家的黄仁宇。
二、“大历史”与哈佛、剑桥及年鉴学派
黄仁宇先生治学于哈佛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被认为是史学界的一个异数，其“大历史 ”观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国际影响在美国和英国表 现得尤为明显，而黄仁宇学术思想受这种影响则主要来自纽约、哈佛与剑桥。
1964年于密歇根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获得学位之后，黄仁宇便进入美国学 界。1964～1980年期间，他一直在美国高校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其中，1964～1967年，他 最先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之后，1967～1980年他一直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在 此期间，他于1967～1970年曾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副教授，结识了汉学家狄百瑞教授，参 与《明代名人传》的研究计划；1970～1971年，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经费，结识 了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1907～1991年），尽管两人的观点发生冲突，但 对于费正清对他的帮助，黄仁宇后来在回忆录中仍怀有感激地说：“如果没有哈佛学子敬称 的‘费公’，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 ”〔7〕(P282)这一时期，他还因撰成《16世纪明代财政史》专著而结识了英国汉学 家崔瑞德；1972～1973年黄仁宇赴英国剑桥协助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参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 研究；1974年，《 16世纪明代财政史》经崔瑞德推荐在英国出版；1975～1976年，完成《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一书的写作，由于当时不为美国汉学界所理解，该书直 至19 81年才首先由耶鲁大学印行出版，出版后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则于翌 年很快在中国大陆出版；1979年黄仁宇再赴普林斯顿大学参与《剑桥中国明代史》的集体研 究工作。[注: 关于黄仁宇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活动可参阅其《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一书，该回忆 录1983年用英文写成，但黄仁宇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该书屡屡述及他的著作在美国 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汉学家在学术思想和 研究方式上的意见冲突。此外，台湾学者耿立群的《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刊于台湾《全 国新书信息月刊》2001年5月号上，是关于黄仁宇研究资料较为全面的一个整理概述。]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整个20世纪70年代是黄仁宇先生学术 生涯的一个最为 重要的阶段——既是其参与学术活动最为频繁的阶段，也是其“大历史”观的形成阶段。而 在此时，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的国际影响在美国和英国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在20世纪 70年代。
在美国，1975年著名史学家伊格尔斯（G•I•Gerorge）在《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中 重点介绍和分析了年鉴学派。1976年，斯托雅诺维奇（T•Stoianovitch）出版了《法国史 学方法：年鉴范型》一书，布罗代尔亲自为该书作了序。1977年，美国纽约州立宾厄姆顿大 学还成立了一个研究经济、文明体系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以《评论》杂志为阵地 开展经济文明史的研究。该中心的领袖——著名史学家沃勒斯坦（I•Wallerstein）所构建 的“ 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布罗代尔的研究成果之上的。 而这一时期，同样也是 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黄仁宇先生则逐渐成为一位胸藏万卷、成就不凡的史学家。因而，年 鉴学派的国际影响，尤其是他们提倡的宏观视野和整体思想无疑给了黄仁宇莫大的启发。但 是，当时美国汉学界则普遍倾向于分工详细的微观史学。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式上，黄仁宇 与费正清、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针对他们 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的弊端，黄仁宇指出：“都戴上了显微镜的目光，对望远镜的观点，到很 少人注意；而且对学术的名目及型式，非常注重。”〔4〕(P265)“大历史”观正是 由于他不赞成美国汉学研究的这种风格而提倡的一种宏观史学。
如果说美国汉学界尤其是哈佛学派给了黄仁宇反面的激励，那么英国学术界尤其是剑桥 学派则让他受益匪浅。在英国，本身就有着经济社会史的传统。屈威廉的《英国社会史》的 影响曾盛极一时。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英国史学界与年鉴学派建立的学术联系是相 当紧密的，剑桥学派就与年鉴学派进行了密切的合作，研究了大量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 史。剑桥学派的很多重要著作曾在此期间纷纷问世。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如霍布斯鲍姆、希 尔顿、汤普森、拉斯利特等人显然受到年鉴学派理论的影响。尤其是霍布斯鲍姆与希尔顿“ 名列最早欢迎年鉴派的人之列”〔8〕(P92)。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 方法和年鉴 学派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而黄仁宇先生曾在这一时期长居英国剑桥，参与了李约瑟主持的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工作，当时英国《观察家》（Observer）周刊还曾以李约瑟、鲁桂珍和黄 仁宇3位博士在一起讨论的照片当封面，做特别报导。李约瑟注重综合归纳的治史方法和布 罗代尔的“整体史”观给了黄仁宇很大的影响。黄仁宇后来曾不无感叹地说：“李约瑟和我 对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有相当的敬佩，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布洛克等提倡的全面 历史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收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 陋自愧不如。”〔9〕(P90)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黄仁宇先生在这一时期曾和耶鲁大学著名汉学家，后曾任美国历史 学会主席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36～?)有过学术交往。据黄仁宇在其回忆录中所 说，他和史景迁之间有着私人交往并有书信往来。史景迁在美国中国学界中是与众不同的， 其著作表现了独特的叙事与写作风格；而黄仁宇的著作尤其是《万历十五年》一书的特殊写 法，正是其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对此，他在回忆录中指出：“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 有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7〕(P73) 《万历十五年》刚刚出版，美国著 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就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撰写了推荐书评， 认为其叙事写法有卡夫卡的梦幻特质；同时，该书还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1982年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的两次提名。[注: 葛兆光先生有《黄河依旧绕青山》一文，《读书》2003年12期。葛文也提及黄仁宇这种 写作风格的独特，但却认为这并不是其历史观念的胜利，并且指出：“他的大历史观念,把 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矛盾。”“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国， 心里却想的是现代中国。”应该说葛文对黄仁宇学术思想的评析是相当细致而深刻的，但其 仅就黄仁宇回忆录立论，似乎显得褊狭，其在指出“矛盾”的同时却忽视了黄仁宇“技术辩 证”的 “大历史”观的独特性和解释的有效性；另外，黄仁宇的“矛盾”正符合“以古知 今”和 “以今知古”的学理互动。]在黄仁宇先生逝世7年之后史景迁在接受 凤凰卫视的专访中曾感叹地说：“我很欣赏黄仁宇教授的作品。我认识他，我们曾在一起讨 论过历史写作的问题。我觉得他的写法只是许多历史写作方式中比较坦率的一种。在写作那 部晚明历史研究的作品（笔者按：指《万历十五年》）中，他采用了一种多重叙事的方式， 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以国家的视野，为历史撰述提供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我也通常 是以某个人物或某一类人物入手，来展现某个文化的概貌。我和黄教授进行过交流，发现彼 此意气相投。他的作品是以多点透视的方法，将多个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展现事件的原貌。 我的方法则是通过研究更少也更为具体的人物，来搭建精密的线索，从而深入挖掘历史事件 的真实内涵。”〔10〕 应该说这种历史叙事的转向并非只是学术界的偶然现象，因为这一时期 也是年鉴史学开始转型的时期，其中 “叙事史的复兴”趋势表现得尤为突出。姚蒙先生指 出，产生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年鉴派史学范型的发展和新史学潮流向史学各领域的深入” 〔11〕(P199)。
三、“整体史”、“长时段”理论对黄仁宇的影响
布罗代尔的“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和研究实践开创了史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大大拓 宽了史学研究范围和史学家的视野，把传统史学所关注的政治史、文化史转向了社会的方方 面面，将关注重点放在了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时空的全部情势上，注重非人身因素对历史的 长期影响。布氏的这种学术思想对黄仁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 历史时空观，二是注重分析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这3个 方面实 质上可以总结为两点，即前两个方面体现在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上，第三个方面则体现在对 大历史观的经验论证上。
（一）宏观视野与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
黄仁宇先生曾申明布罗代尔的多元时空观尤其是“长时段”理论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黄仁宇主张考察历史要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与理念，在考察一段历史时不妨将历史的基线向后 推，“500年成一个单元，50年也可以”〔2〕(P99) 。这种历史观就是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不同 层次上来看历史，注重的是宏观归纳而不是微观的演绎，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间的贤愚得失 和一言一行，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由此可见注重宏观变化和整体结构无疑是这 种史学的最大特点。“大历史”当然不同于整体史及长时段理论，但无疑对后者进行了借鉴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整体史观的宏观视野以及整体思维融入了“大历史”的内涵和理 念之中。鉴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情况，黄仁宇主张治中国史首先应对之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与梳 理，应站在全局的高度采取高屋建瓴的分析方式，他的《中国大历史》与《赫逊河畔谈中国 历史》堪称这方面的典范。又如，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黄仁宇说 “我的立论很简单, 为理解今日的中国，我们必须回溯和西方国家对峙时期，因此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 战争前两百多年”〔7〕(P112)。
在三时段理论中布罗代尔强调，中时段塑造了历史层面，但还不是决定历史发展的根 本因素，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决定作用的则是“长时段”即“地理时间”上的各种因素 ，因此研究和分析地理环境的变化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研究思想给了黄仁宇莫大的启 发，他认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 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12〕(P21) 对此，最明显的体现是他的《中国大历史》这部著作。黄仁 宇在该书中独辟一章，标题即为“土壤、风向和雨量”，以此来探讨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 影响，确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强调地理环境在历史文化性格形成中的作用，这在黄仁宇 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明显的体现。显然黄仁宇的这种研究思想无疑受益于前者对其产生的影响 。
当然，黄仁宇先生也重视具有宏观信息的历史细节，擅长从细节入手做开拓性的研究， 从而体现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其《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与《中国大历 史》即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其中《万历十五年》融故事、传记为一炉，而《赫逊河畔谈中 国历史》“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为主，所叙事之影响，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积累之则 与我们今日之立场仍然有关”〔13〕，《中国大历史》与此相承，则以问题 作重心，注重历史进 程的内部节奏和特性，勾画出一幅中国大历史的图景，在放宽视野的剖析中将史实融会贯通 。著名学者方舟子指出：“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 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 、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 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 多中国学人。”〔14〕
（二）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
从《我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文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专著，黄仁宇先生对 研究资本主义的3种学派进行了一再的批判：第一派以马克思为代表，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 ；第二派以韦伯等人为代表，注重资本主义精神；第三派注重货币关系。他将除了前两种学 派之外的资本主义研究都划入第三派，其中尤以布罗代尔对他影响最大。黄仁宇在自己的回 忆录中曾赞叹地说：“在我们的时代，对于这一课题最有贡献的学者无疑是费南德•布罗代 尔（Fernand Braudel）。”〔7〕(P379)他曾多次引证布罗代尔的那句话并称之为
“资本主义的原则”，即“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 〔15〕(P15)。但在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上，黄仁宇先生认为布罗代尔的“整体史”观 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他详尽搜集资料时未能将他自己所发现有关资本 主义的原则容纳进去”〔15〕(P30)。虽然如此，黄仁宇则在研究中坚持并充分发挥 了布罗代尔所发现的但并没有去利用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原则”，他说：“资本主义在历史 上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每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体制时的动态，亦即经过某种突破，而使情 势不可逆转。”〔15〕(P30)同时，布氏对货币关系和商 业组织扩展的重视无疑也给了黄仁宇很大的启发。黄仁宇先生曾指出：“第三派注重资本 主义的技术性格，资本主义与远距离大规模的商业不可区分，资本主义一行，批发商开始管 制干预零售事业。”〔2〕(P247)
黄仁宇先生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既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家，也不同于哲学家和文化学家， 他是用一个历史学家所独有的思维和眼光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其最终的目的是要以此作为寻 找对历史解释的一把钥匙，即 “寻找对历史的技术辩证”〔7〕。从《我对“资本主 义”的认 识》一文到由此扩展而成的专著《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及在此期间和前后所撰写的 一些相关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黄仁宇对资本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历史考察。在《资本主 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他从大历史的角度将资本主义置于现代化进程中考察，认为资本主 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15〕(P31) ，并将此技术性格归纳为3点：“1 、资金的广泛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 。2、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 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 ），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项企划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15〕(P31～32)黄仁宇先 生通过这种“技术性格”对威尼斯、荷兰与英国这3个先后最早完成资本主义 的国家进行研究，并由此给“资本主义”下了确切的定义，他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 组织和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 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15〕(P191)因此，黄仁宇所说的资本主义“技术性格”只是实现资本主义的3个条 件，而关键则要以建立相应的法制来体现。显然，布罗代尔的那句话在这里得到了论证，即 资本主义只有与国家合而为一时才能成功，这时它本身即成为国家。由此可见，黄仁宇的“ 资本主义”观是建立在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之上的，是一种经验解释而不是一套严 密的理论体系，其所论“技术”上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大历史”的核心内容与精髓，而 且正是这一历史观的经验论证。[注: 葛兆光先生曾在《黄河依旧绕青山》（《读书》2003年12期）一文中认为黄仁宇“以现代 西方为价值判断标准批评中国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怀有对西方学者以‘自由’和‘民主’来 批评中国的反感互相矛盾”。但笔者以为葛文指出的“矛盾”恰是构成黄仁宇“大历史”观 的前提，即“技术辩证”的视角；所谓“技术辩证”就是指，要从客观的“技术”经验上而 不是从主体的“道德”观念上对历史做出解释，黄仁宇一再强调“大历史”就是：“从技术 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在情感上看似矛盾，但在学理上却前后一 致。另外葛文也忽视了“技术辩证”的 “大历史”观的独特性和解释的有效性。]
本文探讨的内容是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即“大历史”与年鉴学派特别是布 罗代尔“整体史”的关系，这也是学界在研究黄仁宇时往往忽视的一个问题。通过对这一学 术思想渊源问题的探讨，我们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大历史”的内涵。 黄仁宇所倡“大历 史”观意在改变人们的观念，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狭小 范围内，这和“整体史”一样都体现了跨越国界的学术性格，这对提倡多元史学观无疑是一 种启示。黄仁宇曾说：“我这样解释历史，超过党派的分别，也超过国际的界限。”〔 4〕(P271)这 和布罗代尔 “不带政治成见”的“整体史”观具有同样可贵的精神。黄仁宇先生作为一个 成就卓著的海外汉学家是不可否认的，但学界真正对其学术思想的理解和重视还远远不够， 不说其学术观念和学术成就一直不为美国主流汉学界所接纳，就连一些当代国际汉学研究辞 书也几乎找不到黄仁宇的名字；而在我们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黄仁宇的学术思想和影 响更是漠然视之，这是很不应该的，其间固然有主流学术偏见的存在，更主要的还在于学界 没有真正认识到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思想价值。笔者不惮认为黄仁宇的史学成就应该是 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绝对不可忽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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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方舟子.悼念黄仁宇先生［EB/OL］.新语丝网——新语丝月刊：http://xys.xlo git.com/vote2.html.
〔15〕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M］.北京：三联书店，1997.
Macro-history and Total History: the Origin of Ray
Huang’s Academic Thinking
LI Xi
(Department of history,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062, Shanghai, China)
Abstract:
Macro-history Concept of Ray Huang, falling into category of the Exper ience Philosophy of History, was formed in the 1970’s. It had been deeply influ enced by the French Annals School, especially by Fernand Braudel’s thoughts of
Macro-history and “long-term cycles”. Ray Huang’s academic thinking owed much
to New York, Harvard and Cambridge. He was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Cambridge
School and motivated, to a larger extent, by the Harvard School from which his
ideas differed, though. Moreover, Ray Huang’s narration was deeply related to t ransformation of the new historical theory of annals during this period. Specifi cally, the influences were seen in two respects, macro vision and overall thinki ng integrated into the Macro-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apitalism.
Key words: Macro-history Concept；Total history；Ray Huang；Fern and Braudel；origin of thought
〔责任编辑： 方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