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场奥运，似乎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呼之欲出。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频繁使用着“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心态”等词语。
一场奥运，似乎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呼之欲出。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频繁使用着“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心态”等词语。画面华丽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也惊倒了西方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感叹道：不知道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有美国学者撰文称：“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刻。”
但从客观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关键和核心的技术仍然控制在美、欧、日手中；从军事实力而言，中国没有实施全球战略的机动能力，因而缺乏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至今没有发展出有世界性影响的软实力，其大陆本土文化市场还不断遭到日本、韩国甚至港台地区文化的侵袭。
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产生，都是从做地区大国开始的。“光辉孤立”奠定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均势平衡者的超然地位，“门罗宣言”则是美国主导美洲、进而走向世界的起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
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历时2000多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导的东亚国家秩序被彻底摧毁，东亚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1949年后，中国长时间游离于主流世界秩序之外，长期处于“愤怒的孤独”之中，东亚则成为美苏争霸的另一个战场。
如今，亚洲区域秩序正处在冷战结束后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正在崛起，印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俄罗斯开始复兴。此外，“金砖11国”中有8个地处亚洲，这其中很多是具有潜力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再加上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和亚洲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世界强国云集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冲出亚洲”，也就已经“走向了世界”。也就是说，能否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公认的领导者，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考验。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
相对于小国独善其身，大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一桩国内事务，也是国际事务。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英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实质。
在当前的东亚合作中，中国对邻国的“经济牌”愈来愈有效。大家都争相向中国索要各种经济优惠，中国也表现出你承认和尊重我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我就给你许多好处“互惠”的做法。
明初到清末，中华帝国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高峰时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等65个国家或部落作为藩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政权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接受藩国送来的低廉特产作为贡品，然后回赐大批价值数倍于此的奇珍异宝。许多小国君主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他们国内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过程雍雍穆穆，不以掠人土地、占人国土为目的，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国家关系模式。
但是，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予周边国家的是一套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在今天，联合国制度、国际法显然比朝贡体系中的礼部、理藩院更能使小国、弱国获得民族自尊心，国际公法起码从法理上给予诸国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朝贡国相继脱离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西力东渐的后果，也是这些国家的主动选择。
一些国人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的强盛，陶醉于日本遣唐使来华“取经”或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中华皇帝进贡这样的往事，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殊不知，如果都从这样的角度和以这些事例向周边国家的民众讲述“中国复兴”，则对他们不仅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和不安。
中国的复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在当代的崛起比我们还早，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而且，想让俄罗斯、美国等强权从东亚抽身退出，还只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中仍然有值得当代中国学习和发扬的东西：古中国的文明模式在全亚洲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即便中国陷入内乱、无暇以顾时，周边国家对中国文明的敬畏仰从之心都未曾改变。所以说，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种大国风范所寄身的软实力，胜过任何牵强附会的战略规划和一厢情愿的“拉谁打谁”。
拿什么来领导？
过去几百年里，在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东亚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经历了多次的否定和自我否定，几乎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在国际话语权及价值观的生产中，处于不甘心单向接受西方价值而自身又力有不逮的尴尬状态。对于立志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能否成为东亚在精神上的代言人，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有普世意义和现代精神的“亚洲价值观”，这一点至关重要。
英国和美国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与他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英国除了工业革命的贡献，还创立并一直实践着议会民主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而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如下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并把这些原则推广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土中，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而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又持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态度。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在精神层面过于单薄。
几年前，中国曾经在价值观创新上进行了一次珍贵的努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具体政策内容至今不明，而在残酷的现实国际关系中，“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同时，不少外国舆论出于各种目的也在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却不顾及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另外，中国迄今没有加入一些重要的主流国际制度，这也会削弱中国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说服力。
有影响力的普世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是仅靠官方的倡导和推进就能奏效的，而要靠想象力。成功的想象力，必须来自于在自由的社会氛围里浸润已久的公民。只有无须担心因为讲错话而受到迫害或损失财产，大国的国民才能人尽其才，创意不竭；大国也才能得到小国的敬慕景从，领导力才会由此产生。
何谓“负责任大国”
从1997年开始，中国以一句“负责任大国”的口号在外交上进行了大转向，并在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和对受灾国伸出援手，初步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所谓“负责任大国”，在国际层面不仅仅意味着给别人好处，给他国“派糖”，真正的大国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趟浑水谁趟浑水”的气魄和担当。光趟清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以“不干涉内政”为名置身事外，那叫占便宜，不叫负责任。大国，是勇敢承担了人类繁多责任的国家。“负责任大国”要行善举，当“好人”，但也要坚持原则，对世界上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侵犯人权、滥杀无辜的恶行进行制止，做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堪当这个称号。从1945年至2004年，五大常任国在安理会使用过的257次否决权中，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中国一共有5次。这固然与中国韬光养晦的思路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也表明过去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没有亟待捍卫的全球利益。
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都敢于使用否决权。对于立志做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但倘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容允暴政，对中国的大国形象却不一定有利。中国要担负起真正的大国责任，应当在短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且尽可能在程序上首先取得国内立法机构的认可；而要完成自己在东亚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可以就某些全球议题优先征求周边邻国的意见，然后才在世界舞台上与美俄英法德等世界大国展开博弈。
一场奥运，似乎让中国的大国地位呼之欲出。国内媒体不约而同地频繁使用着“大国气度”、“大国风范”、“大国心态”等词语。画面华丽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也惊倒了西方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里德曼感叹道：不知道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有美国学者撰文称：“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刻。”
但从客观物质力量而言，中国仍只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关键和核心的技术仍然控制在美、欧、日手中；从军事实力而言，中国没有实施全球战略的机动能力，因而缺乏全球性的军事影响力；在文化上，中国不仅至今没有发展出有世界性影响的软实力，其大陆本土文化市场还不断遭到日本、韩国甚至港台地区文化的侵袭。
任何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产生，都是从做地区大国开始的。“光辉孤立”奠定了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均势平衡者的超然地位，“门罗宣言”则是美国主导美洲、进而走向世界的起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
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历时2000多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主导的东亚国家秩序被彻底摧毁，东亚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对象。1949年后，中国长时间游离于主流世界秩序之外，长期处于“愤怒的孤独”之中，东亚则成为美苏争霸的另一个战场。
如今，亚洲区域秩序正处在冷战结束后又一次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正在崛起，印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日本开始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俄罗斯开始复兴。此外，“金砖11国”中有8个地处亚洲，这其中很多是具有潜力成为地区性大国的国家。再加上在地缘战略利益上和亚洲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21世纪的亚洲将是世界强国云集之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能“冲出亚洲”，也就已经“走向了世界”。也就是说，能否成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公认的领导者，是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关键考验。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
相对于小国独善其身，大国的崛起就不仅仅是一桩国内事务，也是国际事务。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如果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最终会给自己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没有成为英国霸权及其殖民体系的直接挑战者，而是在英国霸权自然衰落的过程中逐步取而代之。相反，德国和日本却充当了英国霸权的直接挑战者，这不仅导致德、日崛起的失败，而且掩盖了美国崛起的实质。
在当前的东亚合作中，中国对邻国的“经济牌”愈来愈有效。大家都争相向中国索要各种经济优惠，中国也表现出你承认和尊重我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我就给你许多好处“互惠”的做法。
明初到清末，中华帝国曾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高峰时包括东亚、东南亚、中亚等65个国家或部落作为藩国的“朝贡体系”：中国政权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接受藩国送来的低廉特产作为贡品，然后回赐大批价值数倍于此的奇珍异宝。许多小国君主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他们国内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过程雍雍穆穆，不以掠人土地、占人国土为目的，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国家关系模式。
但是，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予周边国家的是一套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在今天，联合国制度、国际法显然比朝贡体系中的礼部、理藩院更能使小国、弱国获得民族自尊心，国际公法起码从法理上给予诸国平等的地位。近代以来，中国朝贡国相继脱离朝贡体系，不仅仅是西力东渐的后果，也是这些国家的主动选择。
一些国人津津乐道于古代中国的强盛，陶醉于日本遣唐使来华“取经”或明朝时东南亚各国向中华皇帝进贡这样的往事，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殊不知，如果都从这样的角度和以这些事例向周边国家的民众讲述“中国复兴”，则对他们不仅可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更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震撼和不安。
中国的复兴，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将“回归”过去，回到现代之前中华帝国在东亚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日本和韩国在当代的崛起比我们还早，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回到过去小伙伴的角色。而且，想让俄罗斯、美国等强权从东亚抽身退出，还只能是天方夜谭。
但是，朝贡体系的历史遗产中仍然有值得当代中国学习和发扬的东西：古中国的文明模式在全亚洲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即便中国陷入内乱、无暇以顾时，周边国家对中国文明的敬畏仰从之心都未曾改变。所以说，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种大国风范所寄身的软实力，胜过任何牵强附会的战略规划和一厢情愿的“拉谁打谁”。
拿什么来领导？
过去几百年里，在逐步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东亚在与西方文明的比较中经历了多次的否定和自我否定，几乎丧失了主动性甚至自觉意识，文明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能够从自身文明传统中进行自我诠释的东亚世界，在国际话语权及价值观的生产中，处于不甘心单向接受西方价值而自身又力有不逮的尴尬状态。对于立志要成为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能否成为东亚在精神上的代言人，在结合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套有普世意义和现代精神的“亚洲价值观”，这一点至关重要。
英国和美国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与他们的制度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英国除了工业革命的贡献，还创立并一直实践着议会民主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而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如下原则：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必须经人民的同意而组成，应为人民幸福和保障人民权利而存在，人民有权起来革命以推翻不履行职责的政府；并把这些原则推广到了一个广阔的国土中，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制度创新。
而中国到今天还没有形成广为接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对西方的普世价值又持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态度。所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放言：中国成不了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在精神层面过于单薄。
几年前，中国曾经在价值观创新上进行了一次珍贵的努力，提出了“和谐世界”的主张。但这一主张的具体政策内容至今不明，而在残酷的现实国际关系中，“和谐世界”很容易被看成是乌托邦之类的东西。同时，不少外国舆论出于各种目的也在指责中国满世界找油、挖矿和砍伐，却不顾及当地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另外，中国迄今没有加入一些重要的主流国际制度，这也会削弱中国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说服力。
有影响力的普世价值观的产生，并不是仅靠官方的倡导和推进就能奏效的，而要靠想象力。成功的想象力，必须来自于在自由的社会氛围里浸润已久的公民。只有无须担心因为讲错话而受到迫害或损失财产，大国的国民才能人尽其才，创意不竭；大国也才能得到小国的敬慕景从，领导力才会由此产生。
何谓“负责任大国”
从1997年开始，中国以一句“负责任大国”的口号在外交上进行了大转向，并在当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通过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和对受灾国伸出援手，初步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所谓“负责任大国”，在国际层面不仅仅意味着给别人好处，给他国“派糖”，真正的大国必须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趟浑水谁趟浑水”的气魄和担当。光趟清水，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以“不干涉内政”为名置身事外，那叫占便宜，不叫负责任。大国，是勇敢承担了人类繁多责任的国家。“负责任大国”要行善举，当“好人”，但也要坚持原则，对世界上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侵犯人权、滥杀无辜的恶行进行制止，做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事。
大国，就是出大事的时候，人们首先觉得可以依靠的国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堪当这个称号。从1945年至2004年，五大常任国在安理会使用过的257次否决权中，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中国一共有5次。这固然与中国韬光养晦的思路相关，但某种程度上也表明过去的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没有亟待捍卫的全球利益。
但现在不同了，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都敢于使用否决权。对于立志做世界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但倘若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容允暴政，对中国的大国形象却不一定有利。中国要担负起真正的大国责任，应当在短期与长远的国家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并且尽可能在程序上首先取得国内立法机构的认可；而要完成自己在东亚所承担的外交使命，可以就某些全球议题优先征求周边邻国的意见，然后才在世界舞台上与美俄英法德等世界大国展开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