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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有的方块汉字，受到全世界青睐，100多所孔子学院以迅猛发展的速度在各国建立，中国其他任何一所国际机构都不曾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孔子学院用汉字推广中华汉文化。学好汉字离不开字典，中国的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由东汉许慎历时二十余年完成，这部宏著为汉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书中以“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将篆书定为字头，根据字形分成540部，依照“分别部居，据形系联”的原则，创造了部首检字法，为方便地检索汉字开辟了一条新路。综观全书脉络清晰，声、义分明，作者用二十多年的岁月，收录了上万个汉字单位，在叙述篆文的同时兼采古籀，区别异体，引经据典，揣摩字义。编撰时使用了很多古文字资料，完整地建立了一套形声系统，为后来探讨古代文化的学者及注释古籍，提供了不可替代的佐证，更是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说文解字》成书后，受到时人的重视，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抄，出现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唐代李阳冰，人称其为“篆书家、文字学家”，这么一位大“家”竟不能墨守篆书笔迹，窜改释文，弄得一部《说文》面目全非，以致错误遗脱，违失许慎本意。
《说文解字》出自“博通经籍、五经无双”的许慎之手，其水平绝对上乘，研究汉文化的学者都以此为据。东汉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其间在清朝曾出现了一个研究《说文》的高潮期，由于清代文字狱横行，说错、写错都有杀头之罪，学者为远离祸源，转而研究与政局无关的《说文》学，当时有研究者二百零三人，学术专著达三百余部。众多研究者中，以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声四位成就最为显著，而段玉裁又是四大家中巨擘，他们治《说文》学的业绩最大，功不可没。随着岁月流逝，汉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文解字》不便于现代人查阅的编排体例逐渐显现出来，这期间清同治版《说文解字》虽然增加了笔画检字，但这个改进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近期笔者读到一部由张志中先生校注的仿北宋版《说文解字》，受益匪浅，是书与通行本相较有以下几点差异：
(一)新增检字表一目了然
以检字表代替笔画检字。汉字与拼音字母不同，汉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字母有音无义。随着时代发展，文字亦随之变化，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文，秦统一后，改用小篆为官方通用文字，文字的变化不是突发奇想，它的轨迹是朝着规整方向发展，不是为快而快，不管不顾，将五千年的文明删去变成“新”。汉字的变化由甲骨、金文演变成小篆，隶书、楷体接踵而至。楷体又称“真书”、“正体”，这种书体既庄重又规范，文字工具书的检字或检字表多选用它。楷体在流传中，又有新旧字形之分，有些字用新字体与旧字体去数笔画，所得数目并不相同，如果笔画数不同，所检之字的位置必然不准。为此，张先生校注本选用目前通用的新字形编排检字表，使用该表大大提高了检字速度及准确性。
(二)反切与汉字拼音并存
《说文解字》成书时尚无反切法注音，只在字头下方标有“读若某”。至宋初徐铉奉诏校定时，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此时的读音与汉代人不同，《唐韵》所注反切又与汉语拼音之
间，仍有“古音”、“今音”差异。为了更好地体现“北宋版”原意，在校注本中“反切”与汉语拼音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学者有雅兴可以用反切，青年读者的强项是汉语拼音，两种注音方式可以互补，相得益彰，锦上添花。
(三)书中篆字皆注明楷体
通行本选自清同治陈昌治一篆一行版为底本，该书一“篆”实为篆体字头下面一个楷体，不是一行中所有篆字都有楷体对照，这种标注法对于不熟悉篆书的读者甚为不便。校注本将每行所有篆书都相应标注楷体，此举方便了读者，老中青都能读《说文》，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
(四)新增常用篆字逾四千
《说文解字》传到唐朝后，李阳冰大肆窜改增删，使之面目全非。北宋徐铉奉诏校定时，已难找到全卷本，虽经搜寻，仍未做到恢复原貌。据《说文逸字》一书即搜集274字，那些散落在其他典籍中的“逸字”尚未被发现。徐铉在校定《说文》时，曾指出：“……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及时俗要用之字而本书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既然是字典就应发挥字典的功能，什么是字典的功能?收字全、解释准是其功能。现代人不能要求许慎收录当时未出现而今日使用的常用字。但是，我们应学习徐铉“补录”的办法，增补常用字的篆体。张先生在前人的启示下，新增篆字四千，方便了书法家、篆刻家及广大读者。
(五)兄弟同攻《说文》谁称雄
五代南唐有两位同治《说文》的学者，他们又是同胞兄弟，兄名徐铉，本南唐旧臣，宋灭南唐后，随后主李煜入宋。弟称徐锴，南唐被宋灭之前，英年早逝。他们所选《说文》底本相同，兄所传为通行本《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弟所传为《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小徐本。二者在校注内容上相差甚大，兄的注释较短，且多次引用其弟释文，其弟释文不仅丰富，并包含了很多古代文献，这为后来治《说文》者、古文字研究者探索正源汉字，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指明了一条捷径。为了一观全豹，张先生不走“厚此薄彼”的老路，将大徐本与小徐本合为一部，形同上下卷，版式风格各自独立。世间事物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谁优谁雄，由读者裁定。
(六)原版旧貌还许慎本意
1963年发行的《说文解字》俗称“通行本”，其底本是清同治十二年番禺陈昌治改刻的一篆一行本。出版社将原书版心缩小再并两页为一页，使之版心更小，读者查阅时有些不便。宋版《说文解字》，与同治年间陈昌治改刻为一篆一行本不同，改刻后的《说文解字》已非仿宋版原貌。文物古籍称原物为真品，仿制为赝品，脱离原貌另起炉灶为新品，通行本的正名应为《清版说文解字》。张先生看到中国第一部字典不便于现代广大读者使用，萌生变难为易的想法，愿为《说文》的现代化贡献微薄之力。经比对选用仿宋版《说文解字》，内文字头、释文字体皆大，读者开卷了然，在保持原版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正文之外排检字表，新增常用字篆书，融入《说文逸字》篆字等，尽量还原许慎本意，使古版书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服务于现代人，成就一种老中青都能方便使用的文字工具书，造福广大读者。笔者代张先生借用一位大家名言：“想人之不想，补别人之缺。”
(通讯地址：300020 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文通里10号)
《说文解字》成书后，受到时人的重视，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抄，出现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唐代李阳冰，人称其为“篆书家、文字学家”，这么一位大“家”竟不能墨守篆书笔迹，窜改释文，弄得一部《说文》面目全非，以致错误遗脱，违失许慎本意。
《说文解字》出自“博通经籍、五经无双”的许慎之手，其水平绝对上乘，研究汉文化的学者都以此为据。东汉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其间在清朝曾出现了一个研究《说文》的高潮期，由于清代文字狱横行，说错、写错都有杀头之罪，学者为远离祸源，转而研究与政局无关的《说文》学，当时有研究者二百零三人，学术专著达三百余部。众多研究者中，以段玉裁、王筠、桂馥、朱骏声四位成就最为显著，而段玉裁又是四大家中巨擘，他们治《说文》学的业绩最大，功不可没。随着岁月流逝，汉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说文解字》不便于现代人查阅的编排体例逐渐显现出来，这期间清同治版《说文解字》虽然增加了笔画检字，但这个改进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近期笔者读到一部由张志中先生校注的仿北宋版《说文解字》，受益匪浅，是书与通行本相较有以下几点差异：
(一)新增检字表一目了然
以检字表代替笔画检字。汉字与拼音字母不同，汉字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字母有音无义。随着时代发展，文字亦随之变化，战国时期诸侯国各自为文，秦统一后，改用小篆为官方通用文字，文字的变化不是突发奇想，它的轨迹是朝着规整方向发展，不是为快而快，不管不顾，将五千年的文明删去变成“新”。汉字的变化由甲骨、金文演变成小篆，隶书、楷体接踵而至。楷体又称“真书”、“正体”，这种书体既庄重又规范，文字工具书的检字或检字表多选用它。楷体在流传中，又有新旧字形之分，有些字用新字体与旧字体去数笔画，所得数目并不相同，如果笔画数不同，所检之字的位置必然不准。为此，张先生校注本选用目前通用的新字形编排检字表，使用该表大大提高了检字速度及准确性。
(二)反切与汉字拼音并存
《说文解字》成书时尚无反切法注音，只在字头下方标有“读若某”。至宋初徐铉奉诏校定时，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此时的读音与汉代人不同，《唐韵》所注反切又与汉语拼音之
间，仍有“古音”、“今音”差异。为了更好地体现“北宋版”原意，在校注本中“反切”与汉语拼音各得其所互不干扰。学者有雅兴可以用反切，青年读者的强项是汉语拼音，两种注音方式可以互补，相得益彰，锦上添花。
(三)书中篆字皆注明楷体
通行本选自清同治陈昌治一篆一行版为底本，该书一“篆”实为篆体字头下面一个楷体，不是一行中所有篆字都有楷体对照，这种标注法对于不熟悉篆书的读者甚为不便。校注本将每行所有篆书都相应标注楷体，此举方便了读者，老中青都能读《说文》，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
(四)新增常用篆字逾四千
《说文解字》传到唐朝后，李阳冰大肆窜改增删，使之面目全非。北宋徐铉奉诏校定时，已难找到全卷本，虽经搜寻，仍未做到恢复原貌。据《说文逸字》一书即搜集274字，那些散落在其他典籍中的“逸字”尚未被发现。徐铉在校定《说文》时，曾指出：“……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及时俗要用之字而本书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既然是字典就应发挥字典的功能，什么是字典的功能?收字全、解释准是其功能。现代人不能要求许慎收录当时未出现而今日使用的常用字。但是，我们应学习徐铉“补录”的办法，增补常用字的篆体。张先生在前人的启示下，新增篆字四千，方便了书法家、篆刻家及广大读者。
(五)兄弟同攻《说文》谁称雄
五代南唐有两位同治《说文》的学者，他们又是同胞兄弟，兄名徐铉，本南唐旧臣，宋灭南唐后，随后主李煜入宋。弟称徐锴，南唐被宋灭之前，英年早逝。他们所选《说文》底本相同，兄所传为通行本《说文解字》，世称大徐本，弟所传为《说文解字系传》，世称小徐本。二者在校注内容上相差甚大，兄的注释较短，且多次引用其弟释文，其弟释文不仅丰富，并包含了很多古代文献，这为后来治《说文》者、古文字研究者探索正源汉字，提供了难得的文字资料，指明了一条捷径。为了一观全豹，张先生不走“厚此薄彼”的老路，将大徐本与小徐本合为一部，形同上下卷，版式风格各自独立。世间事物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谁优谁雄，由读者裁定。
(六)原版旧貌还许慎本意
1963年发行的《说文解字》俗称“通行本”，其底本是清同治十二年番禺陈昌治改刻的一篆一行本。出版社将原书版心缩小再并两页为一页，使之版心更小，读者查阅时有些不便。宋版《说文解字》，与同治年间陈昌治改刻为一篆一行本不同，改刻后的《说文解字》已非仿宋版原貌。文物古籍称原物为真品，仿制为赝品，脱离原貌另起炉灶为新品，通行本的正名应为《清版说文解字》。张先生看到中国第一部字典不便于现代广大读者使用，萌生变难为易的想法，愿为《说文》的现代化贡献微薄之力。经比对选用仿宋版《说文解字》，内文字头、释文字体皆大，读者开卷了然，在保持原版不被破坏的基础上，正文之外排检字表，新增常用字篆书，融入《说文逸字》篆字等，尽量还原许慎本意，使古版书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服务于现代人，成就一种老中青都能方便使用的文字工具书，造福广大读者。笔者代张先生借用一位大家名言：“想人之不想，补别人之缺。”
(通讯地址：300020 天津市和平区甘肃路文通里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