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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是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本文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地把握，强调通过制度重建与机制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Ｆ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43－02
一、问题的提出
２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建立了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模型。该模型在两部门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在无限弹性劳动力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利润再投资及由此所导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互动机制作用，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最终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反作用于工业化，整个经济由二元结构向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结构转变。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本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中尽量采用劳动偏向的技术，鼓励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而不能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具有很高资本偏向的技术。否则，高资本积累率很可能带来低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妨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乔根森模式认为转移的动力在于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改变。托达罗提出，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而且决定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差距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他发现劳动力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起它所带来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明显恶化更为广泛。虽然早期的城市化理论均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上，但是，其背后的经济增长，亦即工业化，被普遍认为是城市化的根本原因。
上述理论模型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历史时期：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已经开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城市化模式，而应该努力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城镇化道路（胡必亮，２０03）。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确中国一定要走城镇化道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产生、展开与深入的阶段，其间提出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问题，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作了许多拓展；第三个阶段，对于城市化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有了新的特点。第一、二阶段是以城镇化道路的确定为主线展开的。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城市规模就成了最初讨论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这一观点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第三个阶段，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制度层面。但对各项制度如何才能形成合力以促进城镇化进程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二、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内涵的界定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首先要从中国的城镇化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来破题。一是我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二是我国城镇化的空前规模和空前难度的特点；三是我国城镇化特殊的流动现象；四是我国城镇化进入中期阶段的特殊时代背景；五是我国区域差异巨大的特殊性；六是我国体制的特殊性（周一星，２０06）。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推进城镇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相协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其次，推进城镇化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切实保护人文资源，努力实现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推进城镇化必须统筹城乡建设，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综合协调作用，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第四，推进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汪光焘，2０03）。
与西方经典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表现出一个独有的特点，那就是，不仅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由此，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化模式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镇化模式。两种城市化模式对接与融合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多层面的对接与融合（冯云廷，2005）。多样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城镇规模的多样化；二是城镇布局的多样化；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多样化；四是农村人口进城方式的多样化；五是城区扩展方式的多样化；六是城镇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牛凤瑞，2003）。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讲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协调发展。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还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城市带。由于各地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文化条件不同，所以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规模不能千篇一律。比较可行的是实行多元化的城市化战略，城乡协调发展，各类城市(包括小城镇)空间布局合理，优势互补，逐步形成合理完善的城镇体系，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朱铁臻，2002）。
总的来说，我们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理解，需要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同时，虽然也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安排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和配套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正确把握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重建与机制创新，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现途径
一是要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二次、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在关注城镇化速度的同时，不能忽视城镇化的内在质量。只追求规模，只注重城市的硬件建设，忽视了产业发育、就业机会和消费群体的培育，必然造成城市“空壳现象”。一个城市必须有吸收外来要素的功能，有开放式的结构，能聚集人气和市气。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产业重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当按照各个城市的具体条件来确定，防止趋同化。
二是始终把人口与就业，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加以认真解决。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别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应以积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
三是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应是以都市圈战略为重点，构筑以少数核心城市为龙头，区域内各城市一体化整合，直接承接国际化全球化影响的大都市圈。在都市圈的基础上，是由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在推进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大小，而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既要充分发挥这个区域中主导城市对整个区域在整体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基础设施布局等诸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建立区域范围内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城镇体系。做到大、中、小城市及镇在本区域范围内合理布局，进而使其区域整体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促进区域范围内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四是破除体制约束，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框架。现行的财政体制、治理和管理考核政策，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高位”级别的中心城市和城区。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政策资源，从而在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等方面的竞争中具有更大的权力优势，挤占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经济和政策资源，制约了中小城市的发展，限制了以市场力量推动形成合理布局的城镇区域。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制度框架包括：
1．深化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形成人口城市化正常发展的机制。一是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城开辟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渠道。二是培育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逐步取消户籍管制，实行新的户籍制度。
2．强化规划对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建立统筹城乡、功能互补的规划体制。协调好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之间的关系，根据区域的主体功能，在空间上引导区域内城镇体系、重大基础设施网络、产业聚集区、生态保护区等的合理布局，为城市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
3．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财税体制，形成多元化的城市投融资机制。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设计财税体制，应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财税体制，形成保证税收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机制。要打破政府有关部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垄断，开放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和运营市场，并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建立公开招标、合同约束、授权经营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对确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履行好职责，提供优质服务。
4．要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城镇化管理体制。要研究探索以简化行政区划层级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减少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的干预，建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地方政府要做好规划，正确引导当地的城镇化发展。工作重点要放在完善城市公共设施、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做好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要从ＧＤＰ增长、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转向主要对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考核。
参考文献：
［1］王宝畲，罗正齐著．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及其发展趋势［Ｍ］．学苑出版社，1993．
［2］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蔚芳．城市化与现代化［Ｊ］．城市问题，2001，(3)．
［5］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Ｊ］．中国社会科学，2002，(2)．
［6］张贡生．中国特色城镇化——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7］孟祥林．城市化进程中制度影响的经济学分析［Ｊ］．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4)．
责任编辑荀福文
［关键词］城镇化；中国特色；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Ｆ2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43－02
一、问题的提出
２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建立了分析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模型。该模型在两部门假设的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城市工业在无限弹性劳动力供给的条件下，通过利润再投资及由此所导致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互动机制作用，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缩小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最终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反作用于工业化，整个经济由二元结构向同质的现代化一元结构转变。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本国劳动力丰富的特点，在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中尽量采用劳动偏向的技术，鼓励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而不能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具有很高资本偏向的技术。否则，高资本积累率很可能带来低的就业创造率，从而妨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乔根森模式认为转移的动力在于需求结构与消费结构的改变。托达罗提出，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而且决定于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差距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他发现劳动力迁入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起它所带来的城市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明显恶化更为广泛。虽然早期的城市化理论均将城市化的内涵界定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上，但是，其背后的经济增长，亦即工业化，被普遍认为是城市化的根本原因。
上述理论模型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共存的一个十分特别的历史时期：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信息化过程已经开始。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生搬硬套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先集中、后分散的城市化模式，而应该努力探索出一条既适合我国国情，又能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的城镇化道路（胡必亮，２０03）。关于中国城镇化道路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明确中国一定要走城镇化道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产生、展开与深入的阶段，其间提出了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问题，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作了许多拓展；第三个阶段，对于城市化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在城市化理论研究上开始了全方位的探索，有了新的特点。第一、二阶段是以城镇化道路的确定为主线展开的。从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城镇化的正确道路的立论开始，城市规模就成了最初讨论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小城镇论及与之相对的大城市论，随后又派生出中等城市论与大中小论等。周一星跳出了城市规模单一取向的框框，认为不存在统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规模，城镇体系永远是由大中小各级城镇组成的，企图以规模来调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指出各级城市都有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结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了多元论的城市化方针，这一观点后来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第三个阶段，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制度层面。但对各项制度如何才能形成合力以促进城镇化进程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二、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内涵的界定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首先要从中国的城镇化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来破题。一是我国城乡关系的特殊性；二是我国城镇化的空前规模和空前难度的特点；三是我国城镇化特殊的流动现象；四是我国城镇化进入中期阶段的特殊时代背景；五是我国区域差异巨大的特殊性；六是我国体制的特殊性（周一星，２０06）。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推进城镇化必须与新型工业化发展相协调，这样才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其次，推进城镇化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切实保护人文资源，努力实现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第三，推进城镇化必须统筹城乡建设，充分发挥城乡规划综合协调作用，形成完善的城镇体系，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第四，推进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本，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加强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改善人居环境，方便群众生活（汪光焘，2０03）。
与西方经典的城市化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表现出一个独有的特点，那就是，不仅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由此，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基于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的城市化模式与基于小城镇和乡镇工业的城镇化模式。两种城市化模式对接与融合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多层面的对接与融合（冯云廷，2005）。多样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城镇规模的多样化；二是城镇布局的多样化；三是城镇化进程的多样化；四是农村人口进城方式的多样化；五是城区扩展方式的多样化；六是城镇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牛凤瑞，2003）。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讲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协调发展。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圈，同时还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色、专业性强、人居环境适宜的中小城市和城市群、城市带。由于各地资源、环境、经济、科技、文化条件不同，所以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规模不能千篇一律。比较可行的是实行多元化的城市化战略，城乡协调发展，各类城市(包括小城镇)空间布局合理，优势互补，逐步形成合理完善的城镇体系，坚持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朱铁臻，2002）。
总的来说，我们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还存在不同的理解，需要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同时，虽然也已经认识到了制度安排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但缺乏综合性的研究和配套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正确把握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制度重建与机制创新，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镇化发展新格局，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实现途径
一是要坚持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二次、三次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和载体；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在关注城镇化速度的同时，不能忽视城镇化的内在质量。只追求规模，只注重城市的硬件建设，忽视了产业发育、就业机会和消费群体的培育，必然造成城市“空壳现象”。一个城市必须有吸收外来要素的功能，有开放式的结构，能聚集人气和市气。城市的功能定位、城市的产业重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应当按照各个城市的具体条件来确定，防止趋同化。
二是始终把人口与就业，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加以认真解决。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别应优先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应以积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
三是以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于大城市而言，它的城市化应是以都市圈战略为重点，构筑以少数核心城市为龙头，区域内各城市一体化整合，直接承接国际化全球化影响的大都市圈。在都市圈的基础上，是由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的城市群。在推进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镇化过程中，关键的因素不是单个城市的规模大小，而是区域内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联系的强弱程度。既要充分发挥这个区域中主导城市对整个区域在整体功能定位、发展规划、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基础设施布局等诸方面的主导作用，也要建立区域范围内比较系统的、完善的城镇体系。做到大、中、小城市及镇在本区域范围内合理布局，进而使其区域整体效益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促进区域范围内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增强，实现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
四是破除体制约束，构建有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框架。现行的财政体制、治理和管理考核政策，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在“高位”级别的中心城市和城区。较高行政级别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政策资源，从而在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等方面的竞争中具有更大的权力优势，挤占了中小城市发展的经济和政策资源，制约了中小城市的发展，限制了以市场力量推动形成合理布局的城镇区域。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制度框架包括：
1．深化土地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形成人口城市化正常发展的机制。一是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城开辟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渠道。二是培育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逐步取消户籍管制，实行新的户籍制度。
2．强化规划对城镇建设的指导作用，建立统筹城乡、功能互补的规划体制。协调好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之间的关系，根据区域的主体功能，在空间上引导区域内城镇体系、重大基础设施网络、产业聚集区、生态保护区等的合理布局，为城市规划的编制提供依据。
3．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财税体制，形成多元化的城市投融资机制。从推进城镇化的角度设计财税体制，应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对称的财税体制，形成保证税收随人口增加而增加的机制。要打破政府有关部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垄断，开放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市场和运营市场，并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建立公开招标、合同约束、授权经营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对确需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要履行好职责，提供优质服务。
4．要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建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城镇化管理体制。要研究探索以简化行政区划层级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减少中央政府对城镇化的干预，建立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体制。地方政府要做好规划，正确引导当地的城镇化发展。工作重点要放在完善城市公共设施、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做好公共服务等方面。对政府政绩考核的内容，要从ＧＤＰ增长、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转向主要对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考核。
参考文献：
［1］王宝畲，罗正齐著．中国城市化的道路及其发展趋势［Ｍ］．学苑出版社，1993．
［2］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刘传江．中国城市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4］蔚芳．城市化与现代化［Ｊ］．城市问题，2001，(3)．
［5］赵新平，周一星．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Ｊ］．中国社会科学，2002，(2)．
［6］张贡生．中国特色城镇化——一个关于文献的综述［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7］孟祥林．城市化进程中制度影响的经济学分析［Ｊ］．上海商学院学报，2006，(4)．
责任编辑荀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