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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下个月就91岁了。最新的一部新纪录片《革命者》讲述了南加州的一个男孩如何最终成为与毛泽东在山里窑洞玩纸牌的人。
他两次蒙冤入狱，在铁窗中苦苦煎熬了16年多，忍受了难以言说的孤独。
悉尼·里滕伯格的人生精彩非凡。
二战快要结束时，他作为一名美军语言专家来到中国。战争结束后，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
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说，里滕伯格在美军服役时就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当他得知，一名12岁女童被一名美军上士醉酒驾驶卡车撞死后，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政府得到14美元的赔偿，他异常愤怒。
在最近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里滕伯格说，当时他感到他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并为能够“触摸历史的脉搏”而感到兴奋。
里滕伯格有个中文名字，与他的英文名发音类似。他1946年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圣地延安。到达的当天他就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晚上他们一块玩牌嬉戏，观看劳来与哈代（美国喜剧演员）的电影。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让里滕伯格给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当改稿专家，把他们需要传达的信息变成完美的英文。此后他翻译了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他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红宝书”。
里滕伯格经常说，他被共产党所深深吸引，尤其是他们努力帮助穷人。
“他们纯洁无暇，”在接受《卫报》采访时他说。他说，早期的共产党领袖生活简朴，吃的也很简单。
延安一直到1948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地。现在延安被神圣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点。
“他们已经把这段革命历史给毁了，我觉得这很滑稽。当地的导游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说毛泽东的坏话的。”
1956年，在朋友的极力反对下，里滕伯格给中国姑娘王玉琳写下了热烈的情书，之后他们结为夫妻。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居住在华盛顿州的福克斯岛，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里滕伯格一共在中国呆了34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共产党的胜利、大跃进时期恐怖的整肃运动，及之后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他对于那些荒诞的岁月感到悲伤、愤怒、羞愧，但也有一丝留念。
在他的自传的序言里，里滕伯格说，和其他人一样，他踏上了共产主义之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
“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他说：“革命并不像请客吃饭。它不可能那么文明、那么优雅、那么谦恭、那么温柔。”
对里滕伯格本身来讲，革命也并不温柔。他第一次坐牢是因为斯大林。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里滕伯格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里滕伯格抓起来。
进入牢房后狱卒对他用药，让他一直焦虑暴躁、无法入睡。“你可能会崩溃然后被迫承认罪行。我崩溃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可以交待的。这很滑稽。”
第二次坐牢是因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所赐。里滕伯格一次接受采访时形容江青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里滕伯格的夫人补充了一句“一个恐怖的女人。”
里滕伯格在中国的监狱里一共呆了16年。他无奈地笑着说：“我讨厌成为一个哀诉者，但是这实在是有点漫长了。”
1977年，里滕伯格出狱。1979年他回到美国休假，并为《时代周刊》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印象的文章。
1980年，里滕伯格携带家人返回美国居住。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露西·奥斯特兰德说，当她2004年在《时代周刊》上看到里滕伯格的故事时，她被深深打动了，并有了拍一部电影的冲动。
里滕伯格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他的客户包括因特尔、微软和耐克这些跨国巨头。
“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里滕伯格说，他现在仍然能见到中国的政界和商界领袖。
华盛顿一家风投公司的约翰·查古拉是里滕伯格的客户。他说：“如果他在监狱的日子给他留下伤疤的话，那么这些伤疤后来也成为了他的财富。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
他两次蒙冤入狱，在铁窗中苦苦煎熬了16年多，忍受了难以言说的孤独。
悉尼·里滕伯格的人生精彩非凡。
二战快要结束时，他作为一名美军语言专家来到中国。战争结束后，他没有选择回美国，而是加入了共产党的革命。
中国国家电视台的纪录片中说，里滕伯格在美军服役时就对共产主义充满向往。当他得知，一名12岁女童被一名美军上士醉酒驾驶卡车撞死后，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政府得到14美元的赔偿，他异常愤怒。
在最近的一次电视采访中，里滕伯格说，当时他感到他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并为能够“触摸历史的脉搏”而感到兴奋。
里滕伯格有个中文名字，与他的英文名发音类似。他1946年跋山涉水来到中国共产党的圣地延安。到达的当天他就见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晚上他们一块玩牌嬉戏，观看劳来与哈代（美国喜剧演员）的电影。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让里滕伯格给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当改稿专家，把他们需要传达的信息变成完美的英文。此后他翻译了毛泽东的大量著作。他甚至还得到了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红宝书”。
里滕伯格经常说，他被共产党所深深吸引，尤其是他们努力帮助穷人。
“他们纯洁无暇，”在接受《卫报》采访时他说。他说，早期的共产党领袖生活简朴，吃的也很简单。
延安一直到1948年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地。现在延安被神圣化，成为了一个著名的景点。
“他们已经把这段革命历史给毁了，我觉得这很滑稽。当地的导游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说毛泽东的坏话的。”
1956年，在朋友的极力反对下，里滕伯格给中国姑娘王玉琳写下了热烈的情书，之后他们结为夫妻。他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一起，居住在华盛顿州的福克斯岛，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里滕伯格一共在中国呆了34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共产党的胜利、大跃进时期恐怖的整肃运动，及之后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他对于那些荒诞的岁月感到悲伤、愤怒、羞愧，但也有一丝留念。
在他的自传的序言里，里滕伯格说，和其他人一样，他踏上了共产主义之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但同时，我也希望清晰地描绘随之而来的罪恶。”
“我见证了罪恶，与罪恶并存。某些情况下我还曾参与其中，这让今天的我感到耻辱和羞愧”。
他说：“革命并不像请客吃饭。它不可能那么文明、那么优雅、那么谦恭、那么温柔。”
对里滕伯格本身来讲，革命也并不温柔。他第一次坐牢是因为斯大林。1948年底，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从美国赶回苏联，准备再去即将解放的北平。在途经东欧的时候，她兴奋地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革命是自主的胜利，并不是搬用苏联模式。不想这惹来了祸端。她刚刚抵达莫斯科，就被苏联的特务组织——“克格勃”逮捕并且被驱逐出境。苏联方面认为她涉嫌“间谍和损害了苏联利益”，此外也认定了她布置了一个遍布世界的“情报网”，里滕伯格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并通知中共方面，把里滕伯格抓起来。
进入牢房后狱卒对他用药，让他一直焦虑暴躁、无法入睡。“你可能会崩溃然后被迫承认罪行。我崩溃了，但是我没有任何可以交待的。这很滑稽。”
第二次坐牢是因为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所赐。里滕伯格一次接受采访时形容江青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里滕伯格的夫人补充了一句“一个恐怖的女人。”
里滕伯格在中国的监狱里一共呆了16年。他无奈地笑着说：“我讨厌成为一个哀诉者，但是这实在是有点漫长了。”
1977年，里滕伯格出狱。1979年他回到美国休假，并为《时代周刊》撰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印象的文章。
1980年，里滕伯格携带家人返回美国居住。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露西·奥斯特兰德说，当她2004年在《时代周刊》上看到里滕伯格的故事时，她被深深打动了，并有了拍一部电影的冲动。
里滕伯格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他的客户包括因特尔、微软和耐克这些跨国巨头。
“在中国我们几乎可以见到任何需要见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好奇，都想见我。”里滕伯格说，他现在仍然能见到中国的政界和商界领袖。
华盛顿一家风投公司的约翰·查古拉是里滕伯格的客户。他说：“如果他在监狱的日子给他留下伤疤的话，那么这些伤疤后来也成为了他的财富。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