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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简明电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旨准’木印玺，最近在南京文物普查中发现。”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了史学界和新闻界的轰动。
据史料记载，天王洪秀全共有三枚印玺：金玺、玉玺与木玺。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之后，金玺、玉玺被作为战利品送往北京。第二年金玺在清廷军机处被内盗出宫，熔为金条。玉玺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但对这枚玉玺，学界一直存有真伪的争议。因而流失在民间的木玺显得弥足珍贵，一百多年来没有人知晓它的下落，而今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不得不让人欢欣鼓舞。
天王洪秀全木玺在南京瞻园路173号“出土”，是由一位名叫张大仁的中学教师打扫卫生时发现的，笔者青少年时期就是瞻园路173号的住户，就居住在“出土”木印玺的屋内，张大仁是笔者的大哥，所以笔者从大哥那里得知了木印玺出现的前前后后。
南京瞻园路173号原址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斜对面。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曾是东王杨秀清的王府所在地，天王木玺出现之后，经史学家考证，瞻园路173号是太平天国的“刷书衙”，即印书馆，繁忙之时印刷工人达百余名之多。
太平天国颁布了极其严格的书籍审查制度，所有书籍必须盖上木印玺方可出版，否则一律以妖书论处。现存的太平天国文献《天条书》《太平礼仪》《天朝田亩制度》等数10种天国国印书的首页都盖有天王的木印玺。
瞻园路173号是粉墙小瓦木质结构的清代建筑，迎门是座古色古香的二层小楼，雕花缕空门窗。入院的门在木楼右侧，推开两扇厚实的朱漆木门，迎面一个两米来宽五六米长的细长走道，走道右壁中镶着几块古石碑，靠门前的一块尤为珍贵，常见业内人士专心致志地拓印。穿过走道，前后四进房屋，每进屋都有正厅、上下房、偏厢房，不同规格的小院。院落最后是一个花园，有几件简陋的假山石，石榴树、桃树，还有一口古井。令人惋惜的是，这一切在拆迁中荡然无存了。
这儿原是个私宅，后收为国有，变为经租房。20世纪50年代，母亲带着我们一家六口住进瞻園路173号第三进东厢房。东厢房有两道门，入门一窄长横向小院，屋内东西向为砖墙结构，木天花木地板，一道木板墙将屋一隔为二，里屋方格玻璃推窗，外屋雕花木格窗，屋顶有一木斗形天窗。
在笔者的记忆里，这里发生过许多诡奇之事，记忆犹新的有三件。
有一年夏日，前院木楼上住户竹竿上晾晒的衣裤全都不见了踪影。衣裤是套晾在竹竿上的，竹竿的两头搁置在二楼走道木栏杆上，后来分析是盗贼所为，但楼上住户紧紧相连，且因夏日炎炎，都开着门窗睡觉，门窗前过道狭窄，只要有人走动，地板相连，总会发出响动，睡觉的人极易惊醒，竟然无一人知晓。
第二件事发生在暑假，楼上有一小学生，早晨醒来，母亲放在桌上给他当早餐的馒头不翼而飞，一连几日，天天如此。第四进屋的另一名学生懒觉睡醒，发现自家桌上有一馒头，以为是家人所留，理所应当地填塞了肚皮。后来东窗事发，众邻里感到奇怪之余，一致推论为家猫所为。但一只家猫是如何将一只大馒头叼在嘴中，从前楼楼上穿过三个院落，运送至第四进屋的方桌上，不得而知。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身上。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学校开萤火晚会，我独自回家很晚。当我走到173号门前，突然从水泥砌礅的高压电柱后闪出一个白胡子老爷爷，胡子很长，长到齐胸。他穿着白色中式衣裤，手持一竹杖。他突然用竹杖敲打了一下我小腿，对着我念念有词。我哪有胆量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脱兔似的逃回家。
我惊吓得生了场病，一连几日高烧不退，打针吃药都不见效，家里人还为我操作了封建迷信的喊魂。高烧迷糊之时，总是看见花格窗上来来往往地穿梭着许多古代小人。多年后那个场景都清晰地记得，以致少年时期草木皆兵，只要天色已晚，都飞奔而归。
1975年初夏，一连几天南京城都在风雨中度过。那时我在插队，听大哥说，这一天夜晚雨越下越大，风雨中夹杂着电闪雷鸣，没有夜生活，没有电视娱乐的人们早早地上床就寝。突然一个炸雷，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正在熟睡的大哥还没有搞清状况，只见东面的砖墙整个垮塌了。幸运的是，大哥的床紧贴着砖墙，而砖墙是往外倒去的，屋内人人平安。
日后还是雨，房管部门暂时无法修缮。没了墙，整个家暴露在外。大哥不敢怠慢，日夜坚守。闲暇之时，他突发奇想，将天花板打扫一番，免得今后从缝隙中落灰落臭虫。于是找来木梯，小心翼翼地爬入天花板，将陈年的灰尘慢慢地清扫出来。当他清扫到天窗木斗旁，发现了一只方形的木疙瘩，上面的尘土足足积有半寸厚，朝下的一面还刻有字迹。
他取下木疙瘩，原来是一枚大印。11.7厘米见方，2.4厘米厚，上刻双凤朝阳，边饰五爪立龙，下为福山寿海，正方形双框中正书“旨准”两字。
我们兄弟曾讨论过“旨准”二字，认为一定与皇帝有关，但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人们对文物认知匮乏，只知道涉及帝王将相、封资修的东西，没有一件好东西。因而这枚印玺被长期弃置杂乱的工具箱中，当地板腐坏的时候，它还临时承担过垫床腿的大任。值得庆幸的是这枚天王印玺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下来，倘若是在“文革”初期，恐难逃红卫兵抄家时的噩运。
1982年8月，南京市全面开展文物古迹普查工作，各区也相应成立文物普查办公室。雨花区文物普查办公室因缺乏人手，拟从文教系统中抽调一名教师协助工作。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恰恰抽调了当时对文物知识不甚了解的我的大哥张大仁。
同年11月初，有位市民拿了一枚印章来到文物普查办公室，寻求鉴定。文物鉴定人员仔细辨别后，说：“这是一枚古代印章，有收藏价值。”
“这也有收藏价值？我家里有一枚，比这大了许多，上面还刻有‘旨准’二字呢。”大哥深有触动地说。
“真的假的？‘旨准’可是皇家印玺呀！”
大哥随即赶回家中，翻腾出印玺。此时的印玺长期“窝居”在工具箱内，早已沾满灰垢。于是，他认真地洗刷了一番，呈给了文物办公室。
经鉴定，这果然不是一枚普通的印章，这是一枚太平天国天王印玺！文物界轰动了，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年逾八旬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老先生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当他看到这枚被洗刷过的印玺时先吃了一惊，而后又开心地笑了，他看见了没有洗刷掉的印泥。正是凭着残留在角落的印泥，才鉴定出这枚印玺已经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