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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方供暖季的到来，不少城市出现了“雾霾围城”，空气质量现“中度污染”甚至“重度污染”。
中国气象局11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4.7天，较常年同期（2.4天）多2.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天津、湖南等13省市均为历史同期最多。北京、天津等地雾霾日数比常年同期多5—10天，部分地区多15天以上。
雾霾已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如果突出“霾”围？在11月1日至3日的北京论坛上，环保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国内外专家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进行了探讨。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改善能源结构是关键
今年中国的雾霾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美国每年消耗10亿吨油，中国只消耗5亿吨。虽然我们的耗油量是美国的一半，但是排放量是美国的50倍，甚至100倍。为什么中国的排放比美国还多？因为美国的排放采取很严格的标准。
在改善能源结构问题上，我们缺乏系统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耐心，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些地方政府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拿出一个防治规划，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问题。而我国与经济或环境相关的法律，包括我参与起草的《能源法》，首要的肯定是促进经济发展。当环境治理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时，地方自然而然地就会放弃防治规划，这样规划就会大打折扣了。
在应对空气污染的时候，煤炭消费、油品质量都是最关键的问题。但我们并没有下决心让煤炭消费不再增加了。全球每年大概消耗不到80亿吨煤，中国就消耗了40亿吨。北京的雾霾不是靠北京一地就能治理好的。美国每年每平方米消耗70吨煤，中国每平方米消耗300到400多吨，但京津冀是每年每平方米消耗2000吨。
我们必须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再做一些让行动更量化的指标，比如煤炭的比例，煤炭的总量，煤炭的标准。如果我们减少一个点的煤炭，增加一个点的天然气，再增加一个点的可再生能源，空气会好很多。
偷偷排污、随手扔垃圾等不是不懂法的问题，是基本的信仰、理念的缺失。如果不提升我们在环境上的信仰和理念，仅靠法律和教育是不够的。
张远航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环境学会副理事长
必须进行多污染物控制
中国从90年代开始关注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但主要关注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现在我们开始关注PM2.5。
对人的健康和生态有影响，甚至对气侯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污染物，往往是在大气当中经过反应产生的，它对能见度的损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远大于一次污染物，而且它的污染范围非常广，会对未来空气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从全球观测卫星模型的结果看，PM2.5在中国东部地区是一个高值区，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传统的欧美污染的地区。
当前中国的污染是由于多种污染源排放，多种污染物在大气当中经过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现象。大气化二次污染导致空气恶化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灰霾的形成最关键的因素。污染是导致雾霾形成的内因，而气象因素是外因。
所以从污染防治的角度看，一定要制定多污染物控制的策略，不仅考虑城市也要考虑整个趋势，甚至要考虑全球对区域的相互影响。在大的负荷污染理论框架下，对二次污染的形成要做很多探索，包括设立各种实验，采用区域对空探测，以及针对典型污染的技术，对污染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必须实施战略转型。我们不能只仅仅盯住某一个污染物，要对多污染物进行管理和控制，要改变城市属地的管理的方式，建立区域联防联控的机制，要保证降低污染物的概率和减少它污染的程度。
污染防治路线图，必须是贯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过程的污染防治的策略。另外，政府、企业、公众要共同参与，一起应对污染防治困难的局面。
梁英振（EugeneY. Leong）
原美国加州湾区政府协会执行理事长
防治计划要与标准挂钩
我曾是美国洛杉矶空气控制草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继续写空气质量的规划，保证这个草案的实施。退休之后，我来到北京。往返于北京、旧金山两个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案例，北京可以从旧金山治理大气污染的历程吸取经验。
五、六十年代，旧金山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这促使了空气质量控制条例的出台。现在的旧金山，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减排其实可以改变空气质量，这不一定是直线性的相关关系。1968年旧金山的雾霾天气差不多每年100天，现在是一年两三天，我们减少90%的排放，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晴天天数了。
1970年，美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其中几个要求非常关键，美国依靠它们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是空气质量的标准是基于健康制定的。死亡率和环境的关系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权力呼吸清洁的空气，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第二，有一些计划去保证空气质量的控制，而且这些计划必须达到《清洁空气法》的标准。中国有目标，有行动计划，有不同的倡议，但这些必须与一个标准挂钩，要有一个计划和时间节点来实现这个标准。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是允许进行诉讼的，公众可以起诉污染者。如果政府不作为，公民还可以起诉政府。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动员了公众的参与，推动了计划的实施。
很多的数据都表明，我们之所以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是因为它有很大的成本效应。从美国过往的环境运动当中获得的教训是：欲速则不达。
中国气象局11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4.7天，较常年同期（2.4天）多2.3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其中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天津、湖南等13省市均为历史同期最多。北京、天津等地雾霾日数比常年同期多5—10天，部分地区多15天以上。
雾霾已经给人们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如果突出“霾”围？在11月1日至3日的北京论坛上，环保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国内外专家围绕大气污染防治进行了探讨。
李俊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改善能源结构是关键
今年中国的雾霾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要研究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美国每年消耗10亿吨油，中国只消耗5亿吨。虽然我们的耗油量是美国的一半，但是排放量是美国的50倍，甚至100倍。为什么中国的排放比美国还多？因为美国的排放采取很严格的标准。
在改善能源结构问题上，我们缺乏系统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耐心，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些地方政府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能拿出一个防治规划，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和分析问题。而我国与经济或环境相关的法律，包括我参与起草的《能源法》，首要的肯定是促进经济发展。当环境治理影响到当地经济发展时，地方自然而然地就会放弃防治规划，这样规划就会大打折扣了。
在应对空气污染的时候，煤炭消费、油品质量都是最关键的问题。但我们并没有下决心让煤炭消费不再增加了。全球每年大概消耗不到80亿吨煤，中国就消耗了40亿吨。北京的雾霾不是靠北京一地就能治理好的。美国每年每平方米消耗70吨煤，中国每平方米消耗300到400多吨，但京津冀是每年每平方米消耗2000吨。
我们必须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再做一些让行动更量化的指标，比如煤炭的比例，煤炭的总量，煤炭的标准。如果我们减少一个点的煤炭，增加一个点的天然气，再增加一个点的可再生能源，空气会好很多。
偷偷排污、随手扔垃圾等不是不懂法的问题，是基本的信仰、理念的缺失。如果不提升我们在环境上的信仰和理念，仅靠法律和教育是不够的。
张远航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中国环境学会副理事长
必须进行多污染物控制
中国从90年代开始关注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问题。但主要关注的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现在我们开始关注PM2.5。
对人的健康和生态有影响，甚至对气侯变化有重大影响的污染物，往往是在大气当中经过反应产生的，它对能见度的损害，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远远大于一次污染物，而且它的污染范围非常广，会对未来空气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从全球观测卫星模型的结果看，PM2.5在中国东部地区是一个高值区，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传统的欧美污染的地区。
当前中国的污染是由于多种污染源排放，多种污染物在大气当中经过相互作用产生的污染现象。大气化二次污染导致空气恶化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灰霾的形成最关键的因素。污染是导致雾霾形成的内因，而气象因素是外因。
所以从污染防治的角度看，一定要制定多污染物控制的策略，不仅考虑城市也要考虑整个趋势，甚至要考虑全球对区域的相互影响。在大的负荷污染理论框架下，对二次污染的形成要做很多探索，包括设立各种实验，采用区域对空探测，以及针对典型污染的技术，对污染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必须实施战略转型。我们不能只仅仅盯住某一个污染物，要对多污染物进行管理和控制，要改变城市属地的管理的方式，建立区域联防联控的机制，要保证降低污染物的概率和减少它污染的程度。
污染防治路线图，必须是贯穿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过程的污染防治的策略。另外，政府、企业、公众要共同参与，一起应对污染防治困难的局面。
梁英振（EugeneY. Leong）
原美国加州湾区政府协会执行理事长
防治计划要与标准挂钩
我曾是美国洛杉矶空气控制草案的起草人之一，后来继续写空气质量的规划，保证这个草案的实施。退休之后，我来到北京。往返于北京、旧金山两个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比案例，北京可以从旧金山治理大气污染的历程吸取经验。
五、六十年代，旧金山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这促使了空气质量控制条例的出台。现在的旧金山，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
减排其实可以改变空气质量，这不一定是直线性的相关关系。1968年旧金山的雾霾天气差不多每年100天，现在是一年两三天，我们减少90%的排放，就可以获得这样的晴天天数了。
1970年，美国出台了《清洁空气法》。其中几个要求非常关键，美国依靠它们取得了一些成功。首先是空气质量的标准是基于健康制定的。死亡率和环境的关系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权力呼吸清洁的空气，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第二，有一些计划去保证空气质量的控制，而且这些计划必须达到《清洁空气法》的标准。中国有目标，有行动计划，有不同的倡议，但这些必须与一个标准挂钩，要有一个计划和时间节点来实现这个标准。
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是允许进行诉讼的，公众可以起诉污染者。如果政府不作为，公民还可以起诉政府。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力量，动员了公众的参与，推动了计划的实施。
很多的数据都表明，我们之所以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是因为它有很大的成本效应。从美国过往的环境运动当中获得的教训是：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