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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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月4日开始,“端午水”倾洒在鄱阳湖区,鄱阳湖的水位,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逐渐回升。而随着连日来的暴雨,鄱阳湖及沿湖地区旱涝急转,防汛工作紧锣密鼓。
  
  历史上第一次抗旱
  
  干旱,本是今年鄱阳湖的热词。干涸的湖底,废弃的渔船,神情茫然的渔民……在本应该是汛期的5月份,鄱阳湖却遭遇突然而至的深度干渴。
  有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之称的鄱阳湖,在这个春夏之交,体验了6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春夏连旱。
  这个中国的腰带长江上系的宝葫芦,甚至一度创造了它历史上最为“消瘦”的纪录。江西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通过卫星对鄱阳湖水面遥感监测后发现:今年5月18日,鄱阳湖主体及附近水域面积为1326平方公里,仅为历史同期多年平均面积的一半——这也是有卫星遥感监测记录以来鄱阳湖在历史上的最小水面。
   南矶乡便是鄱阳湖这场旱涝交替的典型坐标系。从南昌出发,驱车一小时,便到了南矶大桥,过桥之后,车行约20分钟,路两侧都是都是浩浩荡荡的漫天湖草,在往年丰水期,这里原是湖水漫过的鄱阳湖中心腹地。人烟极少,偶有一两只飞鸟掠过。
  两边草场裹夹的一条单车道水泥路,望不到头。这段路程,画面异常清冷寂寥。
  这里是新建县南矶乡。这个距离南昌约六七十公里的乡镇,由鄱阳湖正中心的两个小岛组成,以往常年被湖水包围,乡民进出只能依靠摇船摆渡。在如今的旱年,湖底裸露,车辆完全可以长驱直入。
  往年五六月之交,湖水浩浩荡荡拍击堤岸,正是鄱阳湖防汛的关键时期,南矶乡乡长陈红桥往年此时都在张罗防汛事宜,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今年的主题却变成了抗旱,“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抗旱”。
  6月2日,这位年轻的乡长站在绿草茵茵的鄱阳湖底,向《新民周刊》记者介绍该乡旱情:整个南矶乡水田受灾1000多亩,几百亩旱地目前都没法耕种;而养殖户更是遭受重创,全乡超过12万余亩的养殖面积,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600万元。
  “春季禁渔是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措施”的醒目标语,至今还写在南矶乡政府附近的砖墙上,但是,对于南矶乡的渔民而言,即便过了6月20日的春季禁渔期,也可能出现无鱼可捕的僵局。
   “渔网到现在都没开过,没有水,哪里开得了网?!”那个闲散的下午,南矶乡朝阳村村民万绍祝和妻子把渔网修补好,在家门口摊晒开来。长期没用的渔网,早已经被老鼠啃咬破洞。
  朝阳村约1530多人,村民基本都以养鱼、打渔、养殖为生。南矶乡朝阳村村支书谢维朋告诉记者,全村约有450亩水稻、100多亩旱地,今年均遭遇到严峻旱情,村民也开启了史上首次抗旱。
   “今年元月份以后,就没下过大雨了。人工降雨,也落不到我们这里。”60岁的朝阳村村民万绍福记得很清楚。万绍福当了40年的渔民,今年算是过上了人生中一段相当闲散的日子,每天除了拎着村里从赣江引来的水,走上半里路去浇灌他的菜地以外,其他时间,就是在家里干坐着,逗逗小孙子。而万绍福的儿子,32岁的万明焕本来准备今年留在家里,因为连渔船都无水可下,后来他还是去深圳打工了。
  一条长700多米、深约5米的人工挖好的引水沟渠,划开了平坦的湖底草洲,这是朝阳村花费十多万元修的一条引水通道,它联通了赣江与朝阳村的防洪坝底,粗壮的抽水机水管,将水从沟渠中抽灌到防洪坝另一端的几百亩稻田和鱼塘中。“鄱阳湖没水了,我们只能从赣江引水。我们村算是乡里距离赣江最近的一个村了。”对不远处这个赶工修建的基础水利工程,谢维朋神情自得。
  目前南矶乡已经投入31万元用于抗旱,包括紧急购买提灌设备等,所有抗旱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做起,“因为这些用于抗旱的提灌设备,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陈红桥说。
  他指着不远处的漫天草滩说,南矶乡在今年4月已经开通了一条长达四五公里的“引水之路”,对大片农田进行四级提灌。
  而万绍福和村中一些渔民新近做的事情是,将他们的船泊在了刚挖好的那道引水沟渠中,这总归比泊在干成焦土的草洲上强一点,“船离开水太久,也会坏掉的”。
  往年这个时候,万绍福和南矶乡朝阳村村支书谢维朋都要上到村里防洪坝巡视,看看洪水来势。今年,这个工作不用做了。
   “如果有雨下来,落半个月都不要紧。”这个穿着白色汗衫的老汉,坐在堂屋里,这么说。
  “大家都有一种茫然之感”
  
  万绍福和他的乡亲殷殷期盼的甘霖,在两天后下来了,鄱阳湖持续150多天的旱情,得到缓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鄱阳湖区长江九江段不可能发生去年那样的大洪水。因为我们预测今年6月份的降水跟历史同期平均降水相比,还是偏少的”,相对于目前对于鄱阳湖洪灾的担忧,江西省气候中心主任、省气候变化监测评估中心主任殷剑敏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显得较为乐观。
   往年五六月,鄱阳湖正处于烟波浩瀚的丰水期。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这场发生在万物生长的黄金季节的旱情,突破了许多相关部门的“预测”。不止渔民无措。在面对这场60年旱见的春夏连旱,这种毫无准备与预设的心情,几乎是普遍蔓延在鄱阳湖流域人群中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今年3月底,江西防汛工作会议还透露,从江西历史洪水规律来看,2011年江西“姊妹水”发生的几率较高。那时,江西水文部门也极有信心地预测,今年鄱阳湖区、长江九江段有可能发生类似于2010年的大洪水。因此,“确保安全度汛”,成为当时部署的工作重点。
  “鄱阳湖流域以前发生过严重的干旱,但是,都是秋冬季枯水期的干旱。这次春旱,应该说是我们有记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殷剑敏评价。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今年从1月1日至5月底,江西省的降雨量相较历史同期少了一半,“这也是历史上有观测数据以来江西出现的最少的降雨量。”
  江西省气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1日至5月18日,江西省平均降水量仅有391毫米,降水量之少位居历史同期最低值,全省有54个县(市、区)突破历史最低值。其间整个江西全省无降水天数为70至90天,其中36个县(市、区)无降水天数创历史新高。
  截至今年5月底,鄱阳湖流域的旱情更为严峻,也不断在刷新历史纪录。来自鄱阳湖的水文数据显示,鄱阳湖水位为10.79米,比去年同期低了将近7米;目前鄱阳湖的水域面积是705.9平方公里,而去年同期是3640平方公里,正常年份的水域面积是2570平方公里,相较正常年份,鄱阳湖的水域面积缩水三分之二多。
  殷剑敏表示,根据鄱阳湖区1950年至1999年的平均降雨量(7月至10月)的计算结果,鄱阳湖特旱年的出现频率为10%,也就是说,平均每10年就会出现1个特旱年。
  “从我们建国以来的资料来看,鄱阳湖降水情况基本上有一个十年的周期,从60年代的少雨,70年代的多雨……再到2000年以来的少雨,差不多都有一个十年的周期。本来按照这个十年周期,2011年应该是多雨的,但是今年又没有降水。”这位气候专家分析,“这当然很奇怪。”
  今年这场春夏连旱,显然跳出了这个自然的周期。也正因如此,这次干旱的发生得非常突然。
  “我们对于春旱的数据记录很少,当时也感觉,今年不可能春旱这么严重,就觉得,汛期来了,应该有降雨。所以,从一开始,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殷剑敏总结。
  按照往年经验,江西是不会在这种春夏之交、万物生长的时分发生干旱的。“因为江西的雨季是在4月份到6月份,7月中旬之后通常就没有降水了,那时我们只有等到台风来,才会有降水。”殷剑敏解释。
  而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研究员谭晦如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面访时则将此番发生在鄱阳湖流域的春夏连旱,同在2008年早春出现的冰冻灾害天气作比。在67岁的谭晦如看来,这场已经跳脱出多年气候规律的干旱,“让大家都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心理上有一种恐慌。农民都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都到准备插春秧的时候了,可发现,没有水了!”
  而追溯至今年1月份,从那时开始,鄱阳湖水位就持续走低。以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例,这里的水位一度一直在9米左右徘徊,与往年正常的水平,相差5米左右。
  所以,最近几个月,游客们在鄱阳湖湖底逛逛,发现跟在草原上走一遭,实际上没什么区别了。
  在江西省知名水文专家、鄱阳湖水文局水沙室主任闵骞看来,今年鄱阳湖春季枯水是近60年来最严重的,“且比之前春季枯水最严重的1963年、2007年和2008年严重得多。”
  而此前,鄱阳湖区最不缺的就是抗洪记忆,现在,这个部分依然有复苏的可能性。
  闵骞就表示,20世纪90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超过近50年来的任何10年,年最高水位出现近100年来的最大值,灾害性洪水年年都有,大洪水接二连三;洪水位明显偏高,大洪水显著偏多,是有水文资料记载以来典型的丰水时期。
  53岁的闵骞至今对1998年的洪水印象深刻,当时他位于都昌县蒸发实验站内的家,已经被深埋在洪水下面2米深处了,他在忙着抢救家中藏书之际,吃惊地发现,水蛇随洪水肆意游动。
  “如果长江的汛期和鄱阳湖的汛期合一,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洪水,到时候会出现‘前旱后涝’,所以我们必须做好资金和物质上的准备。”谭晦如说,窗外的南昌已经暴雨倾洒。鉴于鄱阳湖的汛期一般为每年4月到6月份,也就是说,截至目前鄱阳湖的汛期尚未结束,因此,谭晦如依然提醒,历史上也出现过鄱阳湖汛期往后推至7月上旬的情形,而长江的汛期是在每年7月至9月份,二者合一,不无可能。
  如果是这样,这个农业大省的许多基层村落中,那些脆弱的水利设施,对于情况的突变,又做好准备了么?
  
  鄱阳湖,提前与拉长的枯水期
  
  鄱阳湖汇纳江西省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以及博阳河、漳田河、清丰山溪、潼津河等河流来水,各河来水经鄱阳湖调蓄后,于湖口注入长江,构成以鄱阳湖为汇聚中心的完整辐聚水系。
  在历史上,鄱阳湖一直有它鲜明的“个性”。它将“洪水一片”和“枯水一线”两个对立词,集于一身。
  作为一个过水性、吞吐型的湖泊,鄱阳湖在洪水季节,烟波浩渺,水天一色,其水域面积最大可达4000平方公里以上;在枯水季节,湖面萎缩,水束如带,湖滩出露,黄茅白苇,旷如平原,只余出鹰泊小湖,能奇迹般地“瘦身”至500平方公里。其最大容积和最小容积,足以相差8倍之多。
  正是这种时令性的水陆交替的特殊景观,为鄱阳湖的湖滩草洲湿地生态系统的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温床。
  但是在最近十年以来,这种看似有序的湖水涨落变更,却已经显现出部分异动。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就指出,江湖关系已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从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来,鄱阳湖的冬季枯水期已经在不断提前。“这个变化,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本来就虚弱,现在又得了一个春夏季旱的病,那身体不就是更不行了吗?”这位言语生动的鄱阳湖研究学者打了一个比方。
  20世纪50年代以来,鄱阳湖已经取代洞庭湖,成为中国最大淡水湖。那么,现在的鄱阳湖还是“一湖清水”吗?
  在戴年华看来,鄱阳湖的水质总体也呈下降趋势。据《1999-2009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等资料,鄱阳湖水系和湖体水质总体都呈下降趋势。上世纪80年代鄱阳湖水质以I、Ⅱ类为主,平均占85%;90年代仍以I、Ⅱ类为主,平均占70%。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I、Ⅱ类水只占50%。目前其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平均已属于中度富营养化,且枯水期富营养化程度比丰水期更为严重。
  而谭晦如掌握的数据是,从2003年到2007年,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月份由以往的12月提前至11月甚至10月,在个别枯水年份,最低水位来临日期提前了至少100天。在今年历史罕见的春夏连旱中,进入丰水期的月份也由往常的4月延后,鄱阳湖的枯水期显然被拉长。
  如下一些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从1990年到2000年的十年间,鄱阳湖水系年均径流量为1525亿立方米,而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间,这个数字却降为了1200亿至1300亿立方米。”有着30多年鄱阳湖研究经历的谭晦如指出。
  更令人忧虑的是,严重干旱等极端天气,正在往增多并向常态化的方向发展。殷剑敏曾经统计过鄱阳湖流域百年来发生的7次严重干旱,它们分别发生在1934年、1963年、1978年、1988年、2003年、2007年与2009年,这组数据显示,在鄱阳湖流域,“严重干旱发生的年份之间的间隔,有不断缩短的趋势。”但他亦指出,上述7次严重干旱也均是秋冬干旱,并非今年发生的春旱。”
  这位气象专家亦提醒,在全球气候变暖大趋势下,近年来鄱阳湖的水位有下降且维持时间延长的趋势。
  而现在,惊叹是不断的——那个渔舟唱晚,雁阵惊寒,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鄱阳湖,哪儿去了呢?
  
  人的角力
  
  而所有的自然突变,都并非空穴来风,冥冥中有迹可循。除了今年过少的雨水,长江上游来水偏少、清水下泄之外,人为因素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值得提出来思虑。
  戴年华总结不容忽视的另外三个原因:首先就是鄱阳湖过去曾经历的无序采沙,将鄱阳湖入江水道(从星子至湖口)拓深了,不经意中增加了鄱阳湖水的下泄入江,另外由于2003年以来长江湖口偏低提前拉空了鄱阳湖冬季之水,使鄱阳湖的水加快了下泄;其次,江西五河均建有水坝,对鄱阳湖流域来水进行了人为控制,也影响了鄱阳湖的来水节律;另外就是,江西的森林覆盖率虽然达63.1%,但是森林质量有待提高,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需要进一步恢复和提高。
  尤其是在鄱阳湖来水的五河流域上,大小水坝,已各占山头。“本来按道理说,他们做一些水坝来蓄洪,来调节水资源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为了发电等经济利益,该放水的时候,他们不放水,那当然对下游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要合理科学地调度鄱阳湖的水资源。”戴年华指出,无序采沙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何屡禁不止,其间亦涉及各个地方利益分配的问题,“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吃子孙饭”。
  谭晦如也指出,无序采沙,使得从星子至湖口的航道从原来的100多米拓宽为现在的200多米,航道也因此加深和改变;并且,由于捕捞强度过大,“现在鄱阳湖里3年以上的鱼,已经很少了,鱼类资源呈现出低龄化、小型化的趋势。”
  让曾经担任过江西省政府6年参事、江西省生态摄影研究会名誉会长宫正印象深刻的是,鄱阳湖流域的一些基层地方不顾国家法律,居然把欧美杨大面积地种到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里去了,作为一种生长快、成材早、材质好的乔木,欧美杨的经济收益相当可观。“但是,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根本不准动的,即使要到缓冲区去种树,都需要经过论证。结果有些人就乱来,这里面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常识的问题。”而推进种植欧美杨的公司会给当地一些农民每棵树3元的收益,所以这些人也很愿意去种。
  “干旱的出现有很多人为原因,也造成了更大的生态方面的损失。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定要汲取。”宫正告诉本刊记者。
  而倘若长江绿肺生态恶化,则牵之一发而动全身。有学者甚至直言——“鄱阳湖一旦病变,长江中下游就会‘半身不遂’。”
  
  鱼与鸟的未来?
  
  1979年,张本就开始主持和准备《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理研究》课题。从那时开始,作为该课题的第一完成人,张本开始了与鄱阳湖的8年亲密接触,整天睡在渔民的小船上,几乎跟着船走遍了鄱阳湖的每条水道。那时的张本常常可见渔民捕上来的几十斤重的青鱼,大小宛如幼童。
  而对鄱阳湖的过度捕捞是在上世纪80年代就存在的。那个时候,一些人单纯为了牟利,开始炸鱼、毒鱼和使用迷魂阵等方式进行过度捕捞,尤其是“迷魂阵”,这种以竹竿与细密渔网织就的陷阱,让随湖水涨落而游动的鱼儿成为“瓮中之鳖”。不时有渔民将这些情况告诉张本,“他们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维护鄱阳湖的渔业秩序”。
  另一个捕捞方式就是常说的“堑秋湖”,鄱阳湖丰水期水域浩瀚,在往常秋冬季节水落之际就会形成一个个湖中湖,戴年华就经常看到,一些渔民为了捕鱼,往往会挖开湖堤,将水排干,把大大小小的鱼全部捞走,“这是竭泽而渔,连鱼子鱼孙都给捕干净了”。
  不仅如此,戴年华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站在南昌的八一大桥往下眺望,都可以看得见江豚,但是,现在已经很少能够再看见江豚了,“我们也听到渔民说,鱼种少了。不仅如此,现在几乎很难采到鲥鱼的标本了。”
  谭晦如在受访时指出,每种生态系统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此番春夏连旱对于生态的影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影响,需要长期观测,不是马上就能够看得出来的”。
  占鄱阳湖面积约5%的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辖范围224平方公里,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
  1983年的那次鄱阳湖科考就已经发现,在九江永修县吴城附近,每年冬季,都有成千上万只水禽来此越冬,其中的白鹤群,更是蔚为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的越冬地。
  此外,鄱阳湖自然涨落所形成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是长江35%的江豚的栖息地。这里也成为珍禽和候鸟的天然乐园,鸿雁、东方白鹳、白额雁、大天鹅和白枕鹤的大部种群,把这里作为一个越冬的家园,翩然起舞。
  对于刚缓解的这场旱情,今年46岁的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吴城保护站常务副站长王小龙有更多的直观感受,他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工作了28年。鄱阳湖保护区管辖有大湖池、沙湖、蚌湖、常湖池、朱市湖、梅西湖、中湖池、象湖、大汊湖等9个湖泊。让他难过的是,今年春季以来,鄱阳湖一直未有下雨,其中8个湖泊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干旱,这是他平生首次看到的惨状。
  一位当地的环保人士称,鄱阳湖历史罕见的低水位,导致鱼类缺乏足够的产卵场所,不仅如此,在裸露的滩涂上,湿地植物取代了本应处于萌发、生长期的水生植物蔓延,不仅如此,螺蛳、蚌壳、马莱眼子草、苦草是每年候鸟越冬的重要食料,“由于湖泊干涸,这些本因在繁殖的水生死植物,现在全部死亡了”。
  江西省科学院鄱阳湖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年华研究员则不那么乐观,他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面访就直指,此番鄱阳湖干旱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极为严峻,“肯定会影响它的生态功能”。
  今年5月9日至5月13日,戴年华实地考察了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地,在他细致的观察中,鄱阳湖的水生态变化,将影响湖泊与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这个复杂而有关联的生态系统涵盖:低、枯水位时间持续并延长,鄱阳湖湿生植物如苔草等乘势向湖心推进、入侵,水生植物的生长和繁衍空间大幅度缩减,沉水植物将遭遇灭顶之灾,进而影响依赖水草产卵、占湖区鱼产量40%至50%的鲤鱼、鲫鱼等的繁殖;特产银鱼同样也因干旱,进入不了湖湾湖汊产卵繁殖;国际濒危物种白鹤越冬喜食的重要饵料马莱眼子菜和苦草,就不能萌发生长和繁殖,乃至干旱枯死;螺蚌是鱼类的重要饵料,是鄱阳湖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水质净化、污染降解发挥独特的生态功能。
  大旱过后,鄱阳湖的鱼与鸟,未来如何?
  在这位从事了28年的鄱阳湖生态研究、并曾参与首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的专家看来,鄱阳湖干涸导致螺蚌大量死亡,从而影响食物链的下游物种,包括鱼类和水鸟的生存,鄱阳湖的生态环境也会受到破坏,“比如说,今年鄱阳湖承担越冬鸟类的能力,肯定会降低”。
  “这种生态破坏的恢复有个过程,这个恢复的过程有多长,你等不等得了?比如说,你让渔民不打鱼,他们怎么办?”戴年华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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