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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苏联资深外交家、汉学家顾达寿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作为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工作了12年，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变化。
一波三折的翻译
1958年春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
刘少奇向尤金大使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政治术语，我起初想译成“快速的运动”和“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进一步地阐述后，便改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此后我征求了刘少奇的翻译赵宗远的意见，他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并说，“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他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苏联人可能不易接受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这以后不久，中国到处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但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
我担心赫鲁晓夫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我被指定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
我在1957年夏陪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杭州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共进晚餐时，他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我感觉到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他还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便没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他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并要我将他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中国领导人听。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其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他的话。但赫鲁晓夫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于是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毛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不再言语，并已经预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这时我看得出赫鲁晓夫很忧郁，他低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柯西金请求通话，被骂作“坏蛋”
60年代以后，正是苏联和中国两党两国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从苏联驻华使馆奉调回国，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任职。
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秘书的电话，称柯西金有紧急事情要召见我，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担任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并且与毛泽东颇有交情。柯西金一见到我就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
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我便向北京的接线员小姐说明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与中共毛泽东主席通话。这时我听见这位女接线员正在向谁转达我的要求。过了一会儿，她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向柯西金转述了中国女接线员的话。他不解，似乎认为我没有将话说清楚，对我说：“你再给我接过去，就说我要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要和他谈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次通过莫斯科专线接通了北京的电话，但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将电话挂断了。我第三次挂过去，依然是这种情况。
这时，我看见柯西金紧皱眉头，示意我第四次再挂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终于接通了，还是那位女接线员的声音。她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说完，她又将电话挂断了。我清楚地听见她说了“坏蛋”，但我没有向柯西金如实转述她的骂人话。
我将刚才与北京通话的情况做了简单的笔录，然后交给柯西金。柯西金再次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懊恼。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我能想象到以他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自尊，是难以容忍中国方面这种态度的。虽然他在努力试图缓和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动和好的态度，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他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对苏联积怨太深。
(责任编辑/梓 语)
(电子邮箱：gao2004@163.com)
一波三折的翻译
1958年春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
刘少奇向尤金大使通报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新政治术语，我起初想译成“快速的运动”和“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进一步地阐述后，便改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此后我征求了刘少奇的翻译赵宗远的意见，他当即表示赞同。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并说，“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他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苏联人可能不易接受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这以后不久，中国到处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但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
我担心赫鲁晓夫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苏中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1958年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来北京，我被指定作为苏联代表团的首席翻译。
我在1957年夏陪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杭州时，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与我们共进晚餐时，他还给我取了个中国名字“顾达寿”。我想，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由创建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而不是由苏联共产党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我感觉到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对外政策，包括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源”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不同看法，他还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中央的观点。
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不同美国“和平共处”，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这个论断是丝毫不应怀疑的。
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便没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他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并要我将他的话逐字逐句地翻译给中国领导人听。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立刻严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所谓“联合舰队”“共建海防”纯属无稽之谈。他再次强调，中国不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能够打败侵略者，其言下之意等于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毛泽东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
我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他的话。但赫鲁晓夫似乎感觉到毛泽东刚才是在骂他。于是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毛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说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续争论下去啊！”
毛泽东的话使赫鲁晓夫感到很尴尬。他不再言语，并已经预感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不再服从苏联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领导。这时我看得出赫鲁晓夫很忧郁，他低声说：“毛泽东怎么会这样？”然后，他看着毛泽东没有说话。双方会谈中大约有三分钟的冷场。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
柯西金请求通话，被骂作“坏蛋”
60年代以后，正是苏联和中国两党两国关系紧张到白热化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从苏联驻华使馆奉调回国，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任职。
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秘书的电话，称柯西金有紧急事情要召见我，让我立即赶到克里姆林宫。部长会议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担任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会谈的翻译，并且与毛泽东颇有交情。柯西金一见到我就说：“我请你来是要你给我接通北京的电话。我要直接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谈我对苏中目前关系的看法。”
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我便向北京的接线员小姐说明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与中共毛泽东主席通话。这时我听见这位女接线员正在向谁转达我的要求。过了一会儿，她生硬地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说完就将电话挂断了。
我向柯西金转述了中国女接线员的话。他不解，似乎认为我没有将话说清楚，对我说：“你再给我接过去，就说我要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要和他谈很重要的问题。”
我再次通过莫斯科专线接通了北京的电话，但对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将电话挂断了。我第三次挂过去，依然是这种情况。
这时，我看见柯西金紧皱眉头，示意我第四次再挂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电话终于接通了，还是那位女接线员的声音。她还未等我将话说完，就很不礼貌地对我说：“告诉你，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联修正主义坏蛋柯西金通话，所以我不能给你接通毛主席的电话！”说完，她又将电话挂断了。我清楚地听见她说了“坏蛋”，但我没有向柯西金如实转述她的骂人话。
我将刚才与北京通话的情况做了简单的笔录，然后交给柯西金。柯西金再次紧皱眉头，显得非常懊恼。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我能想象到以他作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自尊，是难以容忍中国方面这种态度的。虽然他在努力试图缓和苏联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动和好的态度，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将他和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区别对待。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毛泽东对苏联积怨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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