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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外学界在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问题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研究的数量上来看尚显不足，研究内容没有深入或全面的展开。除了少数几篇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进行研究的文献之外，其它文献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一些非正规部门就业问题。本文尝试从有限的相关文献中梳理出国外非正规部门就业研究的文献，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综述。最后，本文对现有研究作出了简单的述评。
［关键词］ 旅游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
一、引言
非正规就业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时代与国别背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非正规就业问题，已有文献沿着几条不同的主线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主线之一就是从旅游业生产单位类型入手，着重研究了旅游非正规部门企业中的就业情况，如小型企业、家庭企业、个体商贩、自我雇佣等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实际情况，虽然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内涵小于旅游非正规就业，但对于这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研究却有助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旅游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总结与概括。
二、研究进展
尽管学术界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内涵小于非正规就业，因为在正规部门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现象（Hussmanns，2004）。从非正规就业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都是先从非正规部门就业或者非正规经济就业开始进行研究，逐步将相关理论加以深化。针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也是如此。
Wahnschafft（1982）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对泰国芭堤雅（Pattaya）的旅游非正规部门展开实地调查，对当时的一些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以当地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现状驳斥了当时一些关于非正规部门发展潜力的观点。Portes、Blitzer与 Curtis（1986）在研究乌拉圭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内部结构时发现，乌拉圭存在着第一、二产业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但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与宾馆服务业。
国外学术界在一段时期内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处于其外的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就业上，但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就业”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纳入其中。这以Cukier与Wall（1994）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两大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库塔（Kuta）和沙努尔（Sanur）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两地海滩附近与路边非正规就业的商贩。调查涉及到商贩的人口特征、工作性质、语言水平、收入来源、资金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等内容。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大多数的商贩都是年青单身男性。这些商贩往往不是本地居民，而是由于经济原因（贫困）从印尼其它地区移居到这两地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贩活动。通过调查还发现，这些群体将非正规就业视为获得技能的手段，其目的是在正规部门获得一份正规的就业。同样是选择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商贩为研究对象，Timothy与Wall（1997）选择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著名旅游目的地日惹（Yogyakarta）展开相关调查研究。在研究中，Timothy与Wall构建了异质性与差异性（heterogeneity and differentiation）、经济联系（economic linkages）和政府参与（governmental involvement）等维度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惹地区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具有异质性，这些商贩在经营规模、所有权结构、劳动强度、资源来源与技能获得渠道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经济联系方面，这些商贩的上下游销售渠道都是集中在当地。在政府参与方面，许多非正规就业的商贩已经获得法律认可，获得了政府的扶持与保护。据于此，Timothy与Wall认为旅游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进而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旅游非正规部门是旅游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出售旅游商品的商贩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并不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旅游管理部门应该给予扶持，特别是在立法上的予以保护。这样既可以给当地居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为旅游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旅游购物体验。但有些学者认为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Harrison与 Leitch（1996）对爱尔兰旅游中小企业的研究表明，作为旅游非正规就业主要形式的自我雇佣对于地区发展并没有长期有效的贡献。Dahles（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旅游部门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掩盖了旅游业不充分就业的现状。Smith（1998）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旅游业内小型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后指出：与正规旅游部门的就业相比，在旅游小型企业或者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在工作强度上更加繁重，就业收入普遍较低。
基于对西澳大利亚的农村旅游和服务招待业的调查，Getz与 Carlsen（2000）发现年龄成为乡村旅游和服务招待业就业中的重要因素，年青人员在相关创业中倾向于选择自我经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Ateljevic（2007）对新西兰旅游业中的小型企业日常管理实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针对日常管理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结果显示这些旅游小型企业并不强烈需要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高的全日制雇员，因为雇佣这些全日制雇员的成本较高，对于旅游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种成本上的负担。而作为非正规就业一种典型形式的非全日制雇员（part-time employee）占据了调查企业中人力资源的大部分份额，据调查显示小型企业雇员总数的65%是非全日制雇员。其中以餐饮业非全日制雇员比例最高，达到了三分之二。
三、简评
与旅游就业研究相比，西方关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的数量上总体上显得不足。即使已有的少数几篇以研究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为主题的文献也是将目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些文献都仅针对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展开研究，而存在于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却没有被列入研究视域中。除此之外，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旅游旅游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现象，针对这些国家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还没有文献专门涉及到。
参考文献：
[1]Ateljevic, J. (2007). Small tourism firm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New Zealand: the centre stage macro region. Tourism Management, 28(1), 307-316
[2]Cukier, J., & Wall, G. (1994).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vendors in Bali, Indonesia. Tourism management, 15(6), 464-467
[3]Dahles, H. (1998). Redefining Amsterdam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5(1), 55-69
[4]Getz, D., & Carlsen, J. (2000).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family and owner-operated business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Tourism Management, 21(6), 547-560
[5]Hussmanns, R. (2004). Measur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From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o informal employment. 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53
［关键词］ 旅游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
一、引言
非正规就业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其产生和发展有着一定的时代与国别背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旅游非正规就业问题，已有文献沿着几条不同的主线对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主线之一就是从旅游业生产单位类型入手，着重研究了旅游非正规部门企业中的就业情况，如小型企业、家庭企业、个体商贩、自我雇佣等非正规部门中就业的实际情况，虽然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内涵小于旅游非正规就业，但对于这些非正规部门就业的研究却有助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的深化。本文主要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旅游的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简单的总结与概括。
二、研究进展
尽管学术界对“非正规部门”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内涵小于非正规就业，因为在正规部门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现象（Hussmanns，2004）。从非正规就业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都是先从非正规部门就业或者非正规经济就业开始进行研究，逐步将相关理论加以深化。针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也是如此。
Wahnschafft（1982）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对泰国芭堤雅（Pattaya）的旅游非正规部门展开实地调查，对当时的一些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以当地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发展现状驳斥了当时一些关于非正规部门发展潜力的观点。Portes、Blitzer与 Curtis（1986）在研究乌拉圭城市中非正规部门的内部结构时发现，乌拉圭存在着第一、二产业的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但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集中在旅游业与宾馆服务业。
国外学术界在一段时期内将其注意力集中于当时被认定为可以和正规部门明确区分、处于其外的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就业上，但鉴于众多受雇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临时工的事实，改用了更宽阔的“非正规就业”一概念，将在正规部门工作的非正规人员纳入其中。这以Cukier与Wall（1994）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两大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库塔（Kuta）和沙努尔（Sanur）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两地海滩附近与路边非正规就业的商贩。调查涉及到商贩的人口特征、工作性质、语言水平、收入来源、资金支持与工作满意度等内容。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大多数的商贩都是年青单身男性。这些商贩往往不是本地居民，而是由于经济原因（贫困）从印尼其它地区移居到这两地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商贩活动。通过调查还发现，这些群体将非正规就业视为获得技能的手段，其目的是在正规部门获得一份正规的就业。同样是选择印度尼西亚旅游业商贩为研究对象，Timothy与Wall（1997）选择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著名旅游目的地日惹（Yogyakarta）展开相关调查研究。在研究中，Timothy与Wall构建了异质性与差异性（heterogeneity and differentiation）、经济联系（economic linkages）和政府参与（governmental involvement）等维度进行实地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日惹地区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具有异质性，这些商贩在经营规模、所有权结构、劳动强度、资源来源与技能获得渠道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在经济联系方面，这些商贩的上下游销售渠道都是集中在当地。在政府参与方面，许多非正规就业的商贩已经获得法律认可，获得了政府的扶持与保护。据于此，Timothy与Wall认为旅游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区别逐渐模糊。他们进而提出，发展中国家的旅游非正规部门是旅游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出售旅游商品的商贩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并不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消失。旅游管理部门应该给予扶持，特别是在立法上的予以保护。这样既可以给当地居民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为旅游者带来丰富多彩的旅游购物体验。但有些学者认为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Harrison与 Leitch（1996）对爱尔兰旅游中小企业的研究表明，作为旅游非正规就业主要形式的自我雇佣对于地区发展并没有长期有效的贡献。Dahles（1998）认为，发展中国家旅游部门的非正规部门就业掩盖了旅游业不充分就业的现状。Smith（1998）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旅游业内小型企业的私有化进程后指出：与正规旅游部门的就业相比，在旅游小型企业或者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在工作强度上更加繁重，就业收入普遍较低。
基于对西澳大利亚的农村旅游和服务招待业的调查，Getz与 Carlsen（2000）发现年龄成为乡村旅游和服务招待业就业中的重要因素，年青人员在相关创业中倾向于选择自我经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Ateljevic（2007）对新西兰旅游业中的小型企业日常管理实践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针对日常管理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结果显示这些旅游小型企业并不强烈需要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高的全日制雇员，因为雇佣这些全日制雇员的成本较高，对于旅游小型企业来说是一种成本上的负担。而作为非正规就业一种典型形式的非全日制雇员（part-time employee）占据了调查企业中人力资源的大部分份额，据调查显示小型企业雇员总数的65%是非全日制雇员。其中以餐饮业非全日制雇员比例最高，达到了三分之二。
三、简评
与旅游就业研究相比，西方关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的数量上总体上显得不足。即使已有的少数几篇以研究旅游非正规部门就业为主题的文献也是将目标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而且这些文献都仅针对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展开研究，而存在于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却没有被列入研究视域中。除此之外，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旅游旅游部门中存在着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现象，针对这些国家非正规就业的研究还没有文献专门涉及到。
参考文献：
[1]Ateljevic, J. (2007). Small tourism firm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New Zealand: the centre stage macro region. Tourism Management, 28(1), 307-316
[2]Cukier, J., & Wall, G. (1994).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vendors in Bali, Indonesia. Tourism management, 15(6), 464-467
[3]Dahles, H. (1998). Redefining Amsterdam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5(1), 55-69
[4]Getz, D., & Carlsen, J. (2000). Characteristics and goals of family and owner-operated businesses in the rural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Tourism Management, 21(6), 547-560
[5]Hussmanns, R. (2004). Measur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From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l sector to informal employment. Policy Integration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