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抛开对人的惩罚，追问中国银行、乃至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金融系统中还会不会有下一张倒下的骨牌、还有没有下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Game)——从而转向对事、对体制、对规则的检讨和修正将更具深远意义
从目前进展来看，“刘金宝事件”更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Game)，而周正毅远不是其中倒下的最后一张骨牌。
现在的问题在于，谁会是最后一张骨牌？
据媒体披露，5月底，新万泰董事局主席钱永伟被上海警方请去调查，6月初，香港腾达董事局主席许培信也被香港方面拘捕，加上此前已证实被调查的周正毅，仅上海方面就倒下了三张“牌”，而且，都是“祸”起刘金宝。
上述三大富豪百亿以上的问题贷款几乎牵涉了上海的所有银行，以及香港众多金融机构，沪港两地究竟还会有多少富豪、银行家乃至政府官员因此落马？所有人都在观察。
尽管此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从目前状况来看，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金融领域波及面最广的一次“廉政风暴”和“作假丑闻”。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对中国银行（BOC）及其监管部门的某些做法表示理解——既不能让“大鱼”漏网，也不宜对社会造成过多冲击，更不能给外界留下太多想象空间——尽管我们对其某些做法并不赞成。
“刘金宝事件”有着与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不同的特征，绝非王雪冰事件可以简单类比。如果教条式地坚持某些原则，把所有涉嫌富豪、银行家乃至政府官员一网打尽，逐个清查，无异于“涸泽而渔”，而其结果必将“水至清而无鱼”：沪港两地人人自危，富豪阶层人人规避惟恐不及。而裹足不前、事事不安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危害，甚至震荡将无法估量。
必须承认，在社会转型期，富豪阶层存在一种“原罪”，而且这种原罪最大的危害是：产融勾结、官商勾结，使社会演变成一个强盗式、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基本秩序的失衡，就像拉美式的社会转型一样出现“夭折”和断层。
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秩序和规则再造的过程”、“各种资源和利益实现有效配置和再分配的过程”、“文化和信仰的重塑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争吵和博弈、艰难和困苦”的漫长历史，我们怎么能期望通过一两次改革而改变整个进程？改变其本身特征？
在新一届中国政府正经受SARS的严峻考验、新的监管机构尚未最后组建完成的时候，如果进行严酷的“整肃”，其巨大成本我们将难以承受。这或许也正是中国银行及有关监管机构在“刘金宝事件”中始终坚持“保守”做法的出发点。
谁是下一张骨牌？这样的追问决不能停留在“刘金宝事件”本身。我们认为，搞清“刘金宝事件”的来龙去脉固然重要（见本期封面文章），但抛开对人的惩罚，追问中国银行、乃至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金融系统中还会不会有下一张倒下的骨牌、还有没有下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Game)——从而转向对事、对体制、对规则的检讨和修正——将更具深远意义。
博弈论认为，冒险是一种理性的表现，而政治家、投机家，甚至科学家们都在冒险，而且任何制度设计和任何经济政策更是冒险。在有限度地反复博弈的最后一步，冒险的理性明显有效，而不犯罪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根据这样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面对今天的“金融丑闻”，对社会公众和制度设计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重构游戏规则——当然隐含对不按规则出牌者的惩罚。
在今年5月号的封面文章《TCL丑闻》中，我们曾提到，TCL丑闻有可能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同时这也是一个大规模爆发丑闻的时期。从杨斌受审到“刘金宝事件”，这样的猜想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理性的商业环境、合理的规则和秩序、清晰而勇敢的监管机制，必将为我们的社会奠定良性发展的基础。
适值亚洲金融危机五周年，对此，我们更应有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不致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从目前进展来看，“刘金宝事件”更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Game)，而周正毅远不是其中倒下的最后一张骨牌。
现在的问题在于，谁会是最后一张骨牌？
据媒体披露，5月底，新万泰董事局主席钱永伟被上海警方请去调查，6月初，香港腾达董事局主席许培信也被香港方面拘捕，加上此前已证实被调查的周正毅，仅上海方面就倒下了三张“牌”，而且，都是“祸”起刘金宝。
上述三大富豪百亿以上的问题贷款几乎牵涉了上海的所有银行，以及香港众多金融机构，沪港两地究竟还会有多少富豪、银行家乃至政府官员因此落马？所有人都在观察。
尽管此案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从目前状况来看，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金融领域波及面最广的一次“廉政风暴”和“作假丑闻”。
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对中国银行（BOC）及其监管部门的某些做法表示理解——既不能让“大鱼”漏网，也不宜对社会造成过多冲击，更不能给外界留下太多想象空间——尽管我们对其某些做法并不赞成。
“刘金宝事件”有着与以往任何一次事件都不同的特征，绝非王雪冰事件可以简单类比。如果教条式地坚持某些原则，把所有涉嫌富豪、银行家乃至政府官员一网打尽，逐个清查，无异于“涸泽而渔”，而其结果必将“水至清而无鱼”：沪港两地人人自危，富豪阶层人人规避惟恐不及。而裹足不前、事事不安造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危害，甚至震荡将无法估量。
必须承认，在社会转型期，富豪阶层存在一种“原罪”，而且这种原罪最大的危害是：产融勾结、官商勾结，使社会演变成一个强盗式、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导致社会基本秩序的失衡，就像拉美式的社会转型一样出现“夭折”和断层。
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秩序和规则再造的过程”、“各种资源和利益实现有效配置和再分配的过程”、“文化和信仰的重塑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争吵和博弈、艰难和困苦”的漫长历史，我们怎么能期望通过一两次改革而改变整个进程？改变其本身特征？
在新一届中国政府正经受SARS的严峻考验、新的监管机构尚未最后组建完成的时候，如果进行严酷的“整肃”，其巨大成本我们将难以承受。这或许也正是中国银行及有关监管机构在“刘金宝事件”中始终坚持“保守”做法的出发点。
谁是下一张骨牌？这样的追问决不能停留在“刘金宝事件”本身。我们认为，搞清“刘金宝事件”的来龙去脉固然重要（见本期封面文章），但抛开对人的惩罚，追问中国银行、乃至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金融系统中还会不会有下一张倒下的骨牌、还有没有下一个多米诺骨牌游戏(Game)——从而转向对事、对体制、对规则的检讨和修正——将更具深远意义。
博弈论认为，冒险是一种理性的表现，而政治家、投机家，甚至科学家们都在冒险，而且任何制度设计和任何经济政策更是冒险。在有限度地反复博弈的最后一步，冒险的理性明显有效，而不犯罪只是因为没有条件。根据这样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面对今天的“金融丑闻”，对社会公众和制度设计者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重构游戏规则——当然隐含对不按规则出牌者的惩罚。
在今年5月号的封面文章《TCL丑闻》中，我们曾提到，TCL丑闻有可能说明我们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同时这也是一个大规模爆发丑闻的时期。从杨斌受审到“刘金宝事件”，这样的猜想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但是，我们仍然坚信，理性的商业环境、合理的规则和秩序、清晰而勇敢的监管机制，必将为我们的社会奠定良性发展的基础。
适值亚洲金融危机五周年，对此，我们更应有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不致此类事件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