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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暴风云从Cerro Torre山岭猛烈地吹下来。行星内部巨大的力量将地壳撕破并褶皱，造就了高耸的安第斯山脉。地壳构造挤压扭曲，将南美大陆挤压到太平洋海床上，熔岩从地表深处的缝隙中喷涌而出，形成了1120公里的火山带。但是在大陆南端的巴塔哥尼亚地区，岩浆没有很彻底地到达地面，在地下由于被抗力较弱的岩石床所环绕，岩浆冷却成坚硬的，完美的花岗岩。从南太平洋呼啸而来的大风将岩石表面软的部分全部吹走，造物主之手慢慢将这里变成了攀登者的最爱——刺破天空的巨大的尖刺状Cerro Torre峰群。
风暴：宛如被疯狗咬过
隐藏在Cerro Torre后面的南巴塔哥尼亚冰盖，一大片厚厚的覆盖着冻结的山峰和高原的荒野拔地而起，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狂风。这种地形造成大量来自大海的云在这里聚集，风暴的力量也在这里得到可怕的增强。Cerro Torre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吸引攀登者的山峰之一，但猛烈吹拂的风暴对长期气象预报来说是一场磨难，甚至最顽强的人也很难观察这个冰冷的死亡之地。在巴塔哥尼亚的经历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且令人无法忘怀，就好像被疯狗咬过一样。
我有过两次远征Cerro Torre的经历，也曾经16次试图攀登这些山峰，但暴风雪使这其中的14次徒劳无功。有一些人是如此的愚蠢，他们会去攀登这里的山峰两次，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两次攀登，一次是沿“压缩机”路线，一次是在冬天沿西壁。也可以说我是两次“几乎”登顶，因为我从来没有征服最后九米有仰角的冰蘑菇到达真正意义上的顶峰。有一次，我试图在风暴形成的时候硬往上攀登，但猛烈的气流在我们离顶峰仅仅43米的时候阻止了我们。凝结的冰霜粘住了我的眼睑：我把它们扯开，但风吹起的小冰晶却将我的眼球刮得鲜血淋漓。那一次我有53个小时没有睡觉。
除了在Cerro Torre的努力外，我还有五次在巴塔哥尼亚的探险经历。我看到过下降用的绳子被上升气流吹得向上飞；我曾经切断过半打紧紧沾在远离路线的地方的绳子。只有上帝知道狂风多少次把我吹得无法站稳。我损失过两顶帐篷：一顶被风撕碎，另一顶被无耻的气流抛入夜空再也找不到。
我已经忘记连续十天风暴的风力很久，那些天我们就坐在风里。我一直呆在大本营寸步难行长达五周，所有食物都是标准的肉和土豆，这些构成了攀登者们在巴塔哥尼亚的经验。我自己在这里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狂风将我吹出了病。
有极少数不走运的人来到巴塔哥尼亚，在几天好天气里爬上Cerro Torre，然后离开狂风肆虐的巴塔哥尼亚。对于他们来说这很像吃了满嘴的放了一天的先蒸后烤的发面圈：感觉很饱，但什么滋味也没有。而正是肆虐的狂风使我变得可怜兮兮。远征攀登者都具有极强的忍耐力，例如Steph Davis，她来来回回在巴塔哥尼亚呆了五个季节，直到2002年如愿以偿地登上梦想已久的Fitz Roy的顶峰。
在巴塔哥尼亚，我们这些攀登者并没有缓慢地向危险走去。由于被蓝天所诱惑，我们怀着满腔的怒火，怀着躲避高山的反击的天真目的，向高处奋力攀登。事实上，在登山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小队伍挑战那些花岗岩壁垒更令人陶醉的了；攀登者们怀着钻石般坚强的希望，直面巴塔哥尼亚广阔的原野。考虑到这些，我们再来考虑对以下队伍的赞美，因为他们真实地经历了风暴。
南壁：风暴完全疯了
Cerro Torre南壁是巴塔哥尼亚最古怪的障碍——一座2100米高的垂直和有仰角的酒瓶状山峰。在三分之二的高度有一个陡峭的冰原。黑色的山壁下部不容易攀登。上部三分之一的瓶颈部分光滑无比，令人难以想像地暴露于狂风中，此外下面还有1600米的垂直高度。在地球上也许没有更令人心惊胆战的山区了。
1987年11月，斯洛文尼亚铁人silvo Karo和Janez Jeglic开始攀登南壁。Karo是个神秘而强壮的攀登者，有着铁匠般的上肢。而Jeglic则是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以前保持着Fitz Roy、Torre Egger和Cerro Torre东壁三次首攀纪录。南壁底部的七个困难而危险的混合攀登段上落石猛击着他们。再往上他们利用器械攀登技术爬过长长的有仰角的松动石头区域。他们必须砍掉每一个手点，脚点上的冰。在以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固定了700米绳子，但还有305米高的冰原。他们从瑞士队借了一条稍微好些的绳子准备冲顶。变坏的天气在此后三周半里没有进展。1988年1月19日，最终机会来了，天空中只有星星的光亮，午夜他们离开下面的营地。当凌晨两点到达绳子的时候，狂风夹着乌云从夜空中席卷而来。他们在一个冰缝中躲避，面临停留期限的困境——他们的机票和签证快到期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已攀过路绳末端，到达冰原下面1 00米的地方。一个九米宽的仰角地带出现在面前，如果他们爬过这里将面临着无法下撤的危险。之后，他们注意到瑞士小绳子在被狠狠打中三次以后已经露出了尼龙纤维。“我们周围刮着飓风，我们当时处于离地面800米高的狂风中，在绳子破损的情况下，这让人无法感觉轻松。”Karo说。他们切断绳子破损的部分爬上那个屋檐。在唇部他们被狂风和浓雾包围。他们只有向右上方攀登到压缩机路线，才能找到另一条下撤的路。地狱般咆哮的风吹过Cerro Torre的顶部。他们迷路了。两个人都很冷，令人胆寒的风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上攀，也不允许他们穿上更多的衣服。
“风暴完全疯了”，Karo说。“我们也无法沟通。”最后他们到达冰原。冰原倾斜向西，狂风肆虐。电视机大小的冰块在风中从山峰上部翻滚而下，在他们周围炸开。他们冒死横移向右边的压缩机线路。“原先我们有个伟大的拍电影的主意，所以我们扛了一部16毫米摄影机，而不是带了第四支冰镐”，Karo说“但风太大了，摄影机没法用，也太贵了，我们舍不得扔掉。我只好用一支冰镐跟攀。”
Jeglic用两支短冰锥做保护，Karo在狂风吹打中开始横渡。“冰很陡，有70～80度”，Karo说“我有一只羊毛手套，所以每次都把它冻到冰上以帮助我更好地悬挂。”开始横渡后不久，一阵狂风把Karo吹下山崖。在像风车一样滚下山的时候，他有两个想法“Janez可以把我拉住吗?”和“那个烂绳子会断吗?”当Karo坠落了30米，重重撞在刺入冰里的石头上后在离冰坡下部很近的深渊边缘停了下来。“我不敢相信我还贴在山壁上，”Karo说。他在风中摇摆后爬到位于他正上方的Jeglic身旁。“比横渡要容易，不是吗?”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们到达压缩机路线。他们留下一条64个绳距的新 路线。他们原计划从东壁路线下降，那条路线是他们在1985年底首攀，但他们很清楚在只有一条短绳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没人知道压缩机路线，但他们别无选择。
与风暴和黑暗搏斗了整整一夜后，他们撤到Patience山口的雪洞里。这个山坳到下方压缩机路线起步的地方有457米有雪的混合攀登路线。“我们不敢相信在过去24小时一直伴随我们的风暴中我们居然毫发未伤”，Karo说“我们当时非常高兴。”1997年10月，Janez Jeglic在与TomazHumar攀登努子峰西壁时，在距离7742米高的西北顶峰不远处失踪。
东壁：希望抑或征服
Cerro Torre是世界上最吸引攀登者的山峰之一。1959年，意大利攀登者Cesare Maestri宣称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小队伍从Cerro Torre的东壁和北壁首登。但是这项伟大的成就以悲剧收场：坠落的冰杀死了Maestri的搭档Toni Egger。全世界的攀登者们立刻大声宣布这次攀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在之后十年里，以Ken Wilson和《Mountain》杂志为首开始质疑Maestri故事的真实性。
Maestri感觉受到了伤害，决定以再次攀登来反击大批诋毁者。1970年，他攀登了神话般的Cerro Torre的东南山脊。但是鉴于1959年攀登的教训(如果是真的这就是一次不朽的攀登)，Maestri的10人小组全程固定路绳。用绞盘把重达68公斤的空气动力压缩机吊上山顶，在光光的以及不那么光的花岗岩壁上打了350颗岩钉。在最后的一点点怒火下，Maestri打碎了最后21米的岩钉，以证明他的机械化攀登策略是必要的。
1978年，Jim Bridwell和Steve Brewer以阿尔卑斯方式完成了压缩机路线的第二次攀登。在最后一段，Bridwell熟练地运用岩钩、岩钉、用手工敲铆钉通过了被Maestri破坏掉的岩钉的那一段。
新西兰登山者Bill Denz在70年代中期曾经试图攀登Torre Egger未果。他是一个受到内心驱策，久经考验的登山者。虽然他的大岩壁攀登技术达不到在这一地区攀登的要求，但他还是被巴塔哥尼亚迷住了。他去优胜美地练习花岗岩攀登，无意中邂逅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大岩壁攀登者Charlie Porter，在后者的严格监督下Denz成为一个能力出众的攀登者。他们计划在1979年底到巴塔哥尼亚去尝试一条Cerro Torre的新线路。但Porter在巴塔哥尼亚群岛的划船探险被恶劣的天气和智利政府耽搁了很久，以至一直都没能赶到集合地点。
Denz决定自己试攀Cerro Torre。“我前后沿压缩机路线尝试solo七次”，Denz在给家里的信里写道。“最后一次几乎成功了。”在那次攀登中Denz在风暴中花了两天时间在一个耸立于冰川上750米，覆盖着冰的花岗岩柱里的棺材状冰洞里待了五天。他两次爬到距离顶峰75米的地方，风暴两次让他功亏一篑。
Denz并不满足，他在1980年底重返Cerro Torre。这次他最大限度精简装备，离开大本营只带了四天的食物。Denz花了一天等待天气好转。气压计指示上升了。Denz爬上冰塔找到去年挖冰洞的地方。第四天他爬到压缩机路线，路线距离顶峰还有50米。密布的乌云，结冰的石头和呼啸的狂风把他赶回冰洞。第二天中午时分云开雾散，Denz将简易营地设在冰塔的顶端，就在顶峰的基部。
因Maestri打岩钉而臭名昭著的顶峰光滑石面并不是以膨胀钉梯子开始的。Denz以15米令人心惊胆战的自由攀登开始了第六天的攀登。
当他刚刚到达第一颗岩钉的时候一阵风暴袭来。Denz用起步台阶上的岩锥固定自己，然后开始攀登膨胀钉梯子。寒冷的感觉扎进他的灵魂深处，纤细的冰霜在石头上滋长。“我到达压缩机路线，此时天气开始变坏”，Denz如是说。已经是第六天，他吃光了最后一小片东西。压缩机路线上的第五颗岩钉是Maestri打的最后一颗钉。由于灰色冰霜的覆盖，Denz找不到Bridwell打的铆钉。他观察到右边似乎有些裂缝。他爬过一个冰霜凹槽试着敲入一个Snarg，但那个凹槽突然倒塌了。Denz滚下山壁，他立刻爬起来，把一个岩塞塞入裂缝中，之后爬到了一个小角落里。 风还在疯狂地吹着。他的装备和绳子上面都结了冰，自己也快冻僵了。他有三只机械赛，扔了一只，然后用这两只交替塞入裂缝中。狂风将他的一只绳梯吹起来，绳梯最下面一个脚踏还扣着重重的装岩钉的袋子，它们从耳朵后面击中了Denz。裂缝渐渐合并起来消失。
Denz考虑可以爬到某些冰霜槽上去。他在细缝最高处放入一个一号RP。他站在绳梯最高处勉强可以够着最低的槽。他在冰霜上打入一支镐，之后打入第二支开始攀登。整个槽断了Denz掉下来，拉出了他的RP，但被他的岩塞拉住了，只有一根扁带保护他了。“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放弃，我无法完成了。”Denz艰苦地爬回压缩机路线开始下降。绳子卡住了。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只好又一次攀登三个绳距的大部分，去解开缠绕的绳子。
当Denz在接近底部的比较容易的地方向下攀登时，一次小雪崩把他冲走了，他自我制动失败。“我用手抱住脑袋，像个球一样滚下去，心里怀着美好的希望。”他在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他滑坠了210米，又从一个冰河上端的裂缝里坠落了10米，最后掉在下面雪盆中的一堆雪里。Denz花了两天时间跨越13公里回到大本营(通常这段路程只要六小时)。
两年后压缩机路线被第三次攀登。新西兰疯子登山家Bill Denz曾经几乎成功Solo压缩机路线，他的那次攀登是跨越时代的壮举。1983年，32岁的Bill Denz在攀登马卡鲁峰西拱柱时死于雪崩。这个故事是从他的访谈，家信和发表于新西兰登山杂志的幻灯片讲座手稿中提炼出来的。
西壁：远离文明之地
文明人的眼睛是看不到Cerro Torte西壁的，它耸立于气候恶劣的西风带中，只有那些喜欢探险的少数人愿意穿过蛮荒的冰盖来看一看它那结满冰霜的面容。
1959年，Walter Bonatti和Carlo Mauri首次试攀西壁，Casimiro Ferrari和他的Lecco Spiders队在1974年首次成功攀登；而首次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是1977年由John Bragg，DaveCarman和Jay Wilson完成的。
Cerro Torre西壁在现代登山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像艾格峰北壁原来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 一个登山的人都想尝试一下这条线路。这是世界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攀登。
攀登路线从Altars盆地起步，这个盆地像一个竞技场，开口向着冰盖，濒临Cerro Standhardt，TorreEgger和Cerro Torre峰的西壁。一条90米长的混合路线和一条300米长的冰漏斗通向冰川上的斜坡到达希望山口。再往上三段的头盔地形(一个高60米的棉花糖状的冰蘑菇挡住了通往Cerro Torre上部的路)下面有一个雪平台。越过头盔地形是一个被300多米铅锤般垂直的冰冻结的陡壁。过了这个陡壁在山肩部是180米缓和的地形，然后是60米垂直和有仰角的冰蘑菇，只有通过这里才能登上顶峰的平台。攀登者们在顶峰平台还面临着最后10到12米高的一个有仰角的冰蘑菇才能到达最终的顶峰。
1994年，法国高山向导David Autheman，Patrick Pessi和Frederic Vallet进行了第五次试攀。Vallet攀登过三座8000米高峰，Autheman攀登过Fitz Roy，Pessi是首次在欧洲以外探险。他们没有带睡袋，快速攀登了几百米复杂地形，越过希望山口和六十米多米高的头盔冰壁。风暴在陡壁那里挡住了他们。在山峰肩部某处他们艰苦地爬过冰中的一条沟槽，然后爬了进去作为临时避难所。
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山上的什么位置，但三个人都感觉顶峰还很远。两天来他们一直挤在露营袋里，第三天中午风小了，云包围着他们，他们攀上一段比较容易的冰壁，但第二段就很难了，然后他们目瞪口呆地发现他们已经登上顶峰平台了。他们在冰洞里又露宿一夜。“我们决定从相对遮蔽多一些的压缩机线路下降。除此之外，这座山峰还没有被人跨越过。”Autheman补充道。
他们长距离下降了三次到达冰塔顶端，那里有一个由两个从主峰分离开的塔状山形成的裂口汇合成的鞍形地带。三人不认识这条路线。他们仔细观察左边的裂缝，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看到右侧裂缝下方一点有个锚点，他们就用它下降。他们不知道压缩机路线其实是从左侧冰塔上攀上来的，但锚点都被15厘米厚的冰盖住了。
两次下降他们都找到了锚点。“第三次下降，当绳子还在原地时，我们的路线是错的。”Autheman说道。云开了，他们看见偏离压缩机路线所在的东南山脊已经很远。他们似乎要从东壁上下去，也许他们在斯洛文尼亚路线上部。大约1000米陡峭的覆盖着冰的花岗岩路线就在他们的脚下。Autheman清点着装备——八到十个冰锥，一套岩塞，三到四个机械塞，一把岩锥——这些装备用来对付巴塔哥尼亚大岩壁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开始激烈的争吵。从Cerro Torre东壁靠近他们历史性下撤的终点到一个未知区域。三个攀登者都太疲劳了，无法大声争吵，严峻的局势迫使他们说出了所有的想法。他们不知道是否在下面可以发现还能使用的锚点。Vallet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条好的下撤路线，一定可以发现其他的岩钉。Pessi对于上还是下没有想法，但Autheman坚持重新上攀——“如果找不到锚点，或者找不到路，我们就完蛋了”，他说“我一遍遍强调。我想向上攀，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能量领攀到冰塔顶部的所有绳距，因此我们拉下了绳子。”
他们继续寻找岩钉和破烂路绳，但岩壁越来越陡，很多地方他们不得不留下装备以加固那些暴露在严酷气候中长达十年的可疑锚点。“我们碰到一个有仰角的横渡，我们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Autheman说“当时很难找到下一个保护站。Patrick是个强壮的攀登者，所以由他来完成这一段。他做了一次很大的摆荡。”他们向左边寻找延伸到底部岩沟。为了到那里他们耗尽了岩石器材。他们还在冰川上400米。岩沟里的冰提供了做锚点的可能性，但岩沟也把他们暴露在新的危险之中。三个法国人用一只冰锥成功地降回地面。
就在那天，美国攀登者Conrad Anker、Steve Gerberding和Jay Smith刚好在Cerro Torre下面的雪洞里。他们听到了响声，却以为没有人在上面。“天气很坏没人走过；也没人在Patience山口上面。我们开始谈起1959年Toni Egger的鬼魂，最后我们看见了他们，他们当时好像在斯洛文尼亚路线上方六个绳距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看起来很憔悴，但决心很大。”Gerberding说。
法国人用掉了所有的冰锥，之后把冰镐一个接一个地打在冰里一段段下降。最终，他们下降过了冰川上部的裂缝，在雪上滚过90米来到美国攀登者面前。“我们终于到地面了”，Autheman说：“什么都没有了。在山里你必须要为想做的事情做好准备，但有时候你只需要一点运气。”
风暴：宛如被疯狗咬过
隐藏在Cerro Torre后面的南巴塔哥尼亚冰盖，一大片厚厚的覆盖着冻结的山峰和高原的荒野拔地而起，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狂风。这种地形造成大量来自大海的云在这里聚集，风暴的力量也在这里得到可怕的增强。Cerro Torre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吸引攀登者的山峰之一，但猛烈吹拂的风暴对长期气象预报来说是一场磨难，甚至最顽强的人也很难观察这个冰冷的死亡之地。在巴塔哥尼亚的经历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且令人无法忘怀，就好像被疯狗咬过一样。
我有过两次远征Cerro Torre的经历，也曾经16次试图攀登这些山峰，但暴风雪使这其中的14次徒劳无功。有一些人是如此的愚蠢，他们会去攀登这里的山峰两次，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两次攀登，一次是沿“压缩机”路线，一次是在冬天沿西壁。也可以说我是两次“几乎”登顶，因为我从来没有征服最后九米有仰角的冰蘑菇到达真正意义上的顶峰。有一次，我试图在风暴形成的时候硬往上攀登，但猛烈的气流在我们离顶峰仅仅43米的时候阻止了我们。凝结的冰霜粘住了我的眼睑：我把它们扯开，但风吹起的小冰晶却将我的眼球刮得鲜血淋漓。那一次我有53个小时没有睡觉。
除了在Cerro Torre的努力外，我还有五次在巴塔哥尼亚的探险经历。我看到过下降用的绳子被上升气流吹得向上飞；我曾经切断过半打紧紧沾在远离路线的地方的绳子。只有上帝知道狂风多少次把我吹得无法站稳。我损失过两顶帐篷：一顶被风撕碎，另一顶被无耻的气流抛入夜空再也找不到。
我已经忘记连续十天风暴的风力很久，那些天我们就坐在风里。我一直呆在大本营寸步难行长达五周，所有食物都是标准的肉和土豆，这些构成了攀登者们在巴塔哥尼亚的经验。我自己在这里的经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狂风将我吹出了病。
有极少数不走运的人来到巴塔哥尼亚，在几天好天气里爬上Cerro Torre，然后离开狂风肆虐的巴塔哥尼亚。对于他们来说这很像吃了满嘴的放了一天的先蒸后烤的发面圈：感觉很饱，但什么滋味也没有。而正是肆虐的狂风使我变得可怜兮兮。远征攀登者都具有极强的忍耐力，例如Steph Davis，她来来回回在巴塔哥尼亚呆了五个季节，直到2002年如愿以偿地登上梦想已久的Fitz Roy的顶峰。
在巴塔哥尼亚，我们这些攀登者并没有缓慢地向危险走去。由于被蓝天所诱惑，我们怀着满腔的怒火，怀着躲避高山的反击的天真目的，向高处奋力攀登。事实上，在登山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小队伍挑战那些花岗岩壁垒更令人陶醉的了；攀登者们怀着钻石般坚强的希望，直面巴塔哥尼亚广阔的原野。考虑到这些，我们再来考虑对以下队伍的赞美，因为他们真实地经历了风暴。
南壁：风暴完全疯了
Cerro Torre南壁是巴塔哥尼亚最古怪的障碍——一座2100米高的垂直和有仰角的酒瓶状山峰。在三分之二的高度有一个陡峭的冰原。黑色的山壁下部不容易攀登。上部三分之一的瓶颈部分光滑无比，令人难以想像地暴露于狂风中，此外下面还有1600米的垂直高度。在地球上也许没有更令人心惊胆战的山区了。
1987年11月，斯洛文尼亚铁人silvo Karo和Janez Jeglic开始攀登南壁。Karo是个神秘而强壮的攀登者，有着铁匠般的上肢。而Jeglic则是经验丰富的攀登者，以前保持着Fitz Roy、Torre Egger和Cerro Torre东壁三次首攀纪录。南壁底部的七个困难而危险的混合攀登段上落石猛击着他们。再往上他们利用器械攀登技术爬过长长的有仰角的松动石头区域。他们必须砍掉每一个手点，脚点上的冰。在以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固定了700米绳子，但还有305米高的冰原。他们从瑞士队借了一条稍微好些的绳子准备冲顶。变坏的天气在此后三周半里没有进展。1988年1月19日，最终机会来了，天空中只有星星的光亮，午夜他们离开下面的营地。当凌晨两点到达绳子的时候，狂风夹着乌云从夜空中席卷而来。他们在一个冰缝中躲避，面临停留期限的困境——他们的机票和签证快到期了。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们已攀过路绳末端，到达冰原下面1 00米的地方。一个九米宽的仰角地带出现在面前，如果他们爬过这里将面临着无法下撤的危险。之后，他们注意到瑞士小绳子在被狠狠打中三次以后已经露出了尼龙纤维。“我们周围刮着飓风，我们当时处于离地面800米高的狂风中，在绳子破损的情况下，这让人无法感觉轻松。”Karo说。他们切断绳子破损的部分爬上那个屋檐。在唇部他们被狂风和浓雾包围。他们只有向右上方攀登到压缩机路线，才能找到另一条下撤的路。地狱般咆哮的风吹过Cerro Torre的顶部。他们迷路了。两个人都很冷，令人胆寒的风已经不允许他们继续上攀，也不允许他们穿上更多的衣服。
“风暴完全疯了”，Karo说。“我们也无法沟通。”最后他们到达冰原。冰原倾斜向西，狂风肆虐。电视机大小的冰块在风中从山峰上部翻滚而下，在他们周围炸开。他们冒死横移向右边的压缩机线路。“原先我们有个伟大的拍电影的主意，所以我们扛了一部16毫米摄影机，而不是带了第四支冰镐”，Karo说“但风太大了，摄影机没法用，也太贵了，我们舍不得扔掉。我只好用一支冰镐跟攀。”
Jeglic用两支短冰锥做保护，Karo在狂风吹打中开始横渡。“冰很陡，有70～80度”，Karo说“我有一只羊毛手套，所以每次都把它冻到冰上以帮助我更好地悬挂。”开始横渡后不久，一阵狂风把Karo吹下山崖。在像风车一样滚下山的时候，他有两个想法“Janez可以把我拉住吗?”和“那个烂绳子会断吗?”当Karo坠落了30米，重重撞在刺入冰里的石头上后在离冰坡下部很近的深渊边缘停了下来。“我不敢相信我还贴在山壁上，”Karo说。他在风中摇摆后爬到位于他正上方的Jeglic身旁。“比横渡要容易，不是吗?”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们到达压缩机路线。他们留下一条64个绳距的新 路线。他们原计划从东壁路线下降，那条路线是他们在1985年底首攀，但他们很清楚在只有一条短绳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中没人知道压缩机路线，但他们别无选择。
与风暴和黑暗搏斗了整整一夜后，他们撤到Patience山口的雪洞里。这个山坳到下方压缩机路线起步的地方有457米有雪的混合攀登路线。“我们不敢相信在过去24小时一直伴随我们的风暴中我们居然毫发未伤”，Karo说“我们当时非常高兴。”1997年10月，Janez Jeglic在与TomazHumar攀登努子峰西壁时，在距离7742米高的西北顶峰不远处失踪。
东壁：希望抑或征服
Cerro Torre是世界上最吸引攀登者的山峰之一。1959年，意大利攀登者Cesare Maestri宣称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小队伍从Cerro Torre的东壁和北壁首登。但是这项伟大的成就以悲剧收场：坠落的冰杀死了Maestri的搭档Toni Egger。全世界的攀登者们立刻大声宣布这次攀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在之后十年里，以Ken Wilson和《Mountain》杂志为首开始质疑Maestri故事的真实性。
Maestri感觉受到了伤害，决定以再次攀登来反击大批诋毁者。1970年，他攀登了神话般的Cerro Torre的东南山脊。但是鉴于1959年攀登的教训(如果是真的这就是一次不朽的攀登)，Maestri的10人小组全程固定路绳。用绞盘把重达68公斤的空气动力压缩机吊上山顶，在光光的以及不那么光的花岗岩壁上打了350颗岩钉。在最后的一点点怒火下，Maestri打碎了最后21米的岩钉，以证明他的机械化攀登策略是必要的。
1978年，Jim Bridwell和Steve Brewer以阿尔卑斯方式完成了压缩机路线的第二次攀登。在最后一段，Bridwell熟练地运用岩钩、岩钉、用手工敲铆钉通过了被Maestri破坏掉的岩钉的那一段。
新西兰登山者Bill Denz在70年代中期曾经试图攀登Torre Egger未果。他是一个受到内心驱策，久经考验的登山者。虽然他的大岩壁攀登技术达不到在这一地区攀登的要求，但他还是被巴塔哥尼亚迷住了。他去优胜美地练习花岗岩攀登，无意中邂逅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大岩壁攀登者Charlie Porter，在后者的严格监督下Denz成为一个能力出众的攀登者。他们计划在1979年底到巴塔哥尼亚去尝试一条Cerro Torre的新线路。但Porter在巴塔哥尼亚群岛的划船探险被恶劣的天气和智利政府耽搁了很久，以至一直都没能赶到集合地点。
Denz决定自己试攀Cerro Torre。“我前后沿压缩机路线尝试solo七次”，Denz在给家里的信里写道。“最后一次几乎成功了。”在那次攀登中Denz在风暴中花了两天时间在一个耸立于冰川上750米，覆盖着冰的花岗岩柱里的棺材状冰洞里待了五天。他两次爬到距离顶峰75米的地方，风暴两次让他功亏一篑。
Denz并不满足，他在1980年底重返Cerro Torre。这次他最大限度精简装备，离开大本营只带了四天的食物。Denz花了一天等待天气好转。气压计指示上升了。Denz爬上冰塔找到去年挖冰洞的地方。第四天他爬到压缩机路线，路线距离顶峰还有50米。密布的乌云，结冰的石头和呼啸的狂风把他赶回冰洞。第二天中午时分云开雾散，Denz将简易营地设在冰塔的顶端，就在顶峰的基部。
因Maestri打岩钉而臭名昭著的顶峰光滑石面并不是以膨胀钉梯子开始的。Denz以15米令人心惊胆战的自由攀登开始了第六天的攀登。
当他刚刚到达第一颗岩钉的时候一阵风暴袭来。Denz用起步台阶上的岩锥固定自己，然后开始攀登膨胀钉梯子。寒冷的感觉扎进他的灵魂深处，纤细的冰霜在石头上滋长。“我到达压缩机路线，此时天气开始变坏”，Denz如是说。已经是第六天，他吃光了最后一小片东西。压缩机路线上的第五颗岩钉是Maestri打的最后一颗钉。由于灰色冰霜的覆盖，Denz找不到Bridwell打的铆钉。他观察到右边似乎有些裂缝。他爬过一个冰霜凹槽试着敲入一个Snarg，但那个凹槽突然倒塌了。Denz滚下山壁，他立刻爬起来，把一个岩塞塞入裂缝中，之后爬到了一个小角落里。 风还在疯狂地吹着。他的装备和绳子上面都结了冰，自己也快冻僵了。他有三只机械赛，扔了一只，然后用这两只交替塞入裂缝中。狂风将他的一只绳梯吹起来，绳梯最下面一个脚踏还扣着重重的装岩钉的袋子，它们从耳朵后面击中了Denz。裂缝渐渐合并起来消失。
Denz考虑可以爬到某些冰霜槽上去。他在细缝最高处放入一个一号RP。他站在绳梯最高处勉强可以够着最低的槽。他在冰霜上打入一支镐，之后打入第二支开始攀登。整个槽断了Denz掉下来，拉出了他的RP，但被他的岩塞拉住了，只有一根扁带保护他了。“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放弃，我无法完成了。”Denz艰苦地爬回压缩机路线开始下降。绳子卡住了。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只好又一次攀登三个绳距的大部分，去解开缠绕的绳子。
当Denz在接近底部的比较容易的地方向下攀登时，一次小雪崩把他冲走了，他自我制动失败。“我用手抱住脑袋，像个球一样滚下去，心里怀着美好的希望。”他在给家里写的一封信中这么写道。他滑坠了210米，又从一个冰河上端的裂缝里坠落了10米，最后掉在下面雪盆中的一堆雪里。Denz花了两天时间跨越13公里回到大本营(通常这段路程只要六小时)。
两年后压缩机路线被第三次攀登。新西兰疯子登山家Bill Denz曾经几乎成功Solo压缩机路线，他的那次攀登是跨越时代的壮举。1983年，32岁的Bill Denz在攀登马卡鲁峰西拱柱时死于雪崩。这个故事是从他的访谈，家信和发表于新西兰登山杂志的幻灯片讲座手稿中提炼出来的。
西壁：远离文明之地
文明人的眼睛是看不到Cerro Torte西壁的，它耸立于气候恶劣的西风带中，只有那些喜欢探险的少数人愿意穿过蛮荒的冰盖来看一看它那结满冰霜的面容。
1959年，Walter Bonatti和Carlo Mauri首次试攀西壁，Casimiro Ferrari和他的Lecco Spiders队在1974年首次成功攀登；而首次以阿尔卑斯方式攀登是1977年由John Bragg，DaveCarman和Jay Wilson完成的。
Cerro Torre西壁在现代登山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像艾格峰北壁原来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 一个登山的人都想尝试一下这条线路。这是世界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攀登。
攀登路线从Altars盆地起步，这个盆地像一个竞技场，开口向着冰盖，濒临Cerro Standhardt，TorreEgger和Cerro Torre峰的西壁。一条90米长的混合路线和一条300米长的冰漏斗通向冰川上的斜坡到达希望山口。再往上三段的头盔地形(一个高60米的棉花糖状的冰蘑菇挡住了通往Cerro Torre上部的路)下面有一个雪平台。越过头盔地形是一个被300多米铅锤般垂直的冰冻结的陡壁。过了这个陡壁在山肩部是180米缓和的地形，然后是60米垂直和有仰角的冰蘑菇，只有通过这里才能登上顶峰的平台。攀登者们在顶峰平台还面临着最后10到12米高的一个有仰角的冰蘑菇才能到达最终的顶峰。
1994年，法国高山向导David Autheman，Patrick Pessi和Frederic Vallet进行了第五次试攀。Vallet攀登过三座8000米高峰，Autheman攀登过Fitz Roy，Pessi是首次在欧洲以外探险。他们没有带睡袋，快速攀登了几百米复杂地形，越过希望山口和六十米多米高的头盔冰壁。风暴在陡壁那里挡住了他们。在山峰肩部某处他们艰苦地爬过冰中的一条沟槽，然后爬了进去作为临时避难所。
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山上的什么位置，但三个人都感觉顶峰还很远。两天来他们一直挤在露营袋里，第三天中午风小了，云包围着他们，他们攀上一段比较容易的冰壁，但第二段就很难了，然后他们目瞪口呆地发现他们已经登上顶峰平台了。他们在冰洞里又露宿一夜。“我们决定从相对遮蔽多一些的压缩机线路下降。除此之外，这座山峰还没有被人跨越过。”Autheman补充道。
他们长距离下降了三次到达冰塔顶端，那里有一个由两个从主峰分离开的塔状山形成的裂口汇合成的鞍形地带。三人不认识这条路线。他们仔细观察左边的裂缝，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看到右侧裂缝下方一点有个锚点，他们就用它下降。他们不知道压缩机路线其实是从左侧冰塔上攀上来的，但锚点都被15厘米厚的冰盖住了。
两次下降他们都找到了锚点。“第三次下降，当绳子还在原地时，我们的路线是错的。”Autheman说道。云开了，他们看见偏离压缩机路线所在的东南山脊已经很远。他们似乎要从东壁上下去，也许他们在斯洛文尼亚路线上部。大约1000米陡峭的覆盖着冰的花岗岩路线就在他们的脚下。Autheman清点着装备——八到十个冰锥，一套岩塞，三到四个机械塞，一把岩锥——这些装备用来对付巴塔哥尼亚大岩壁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开始激烈的争吵。从Cerro Torre东壁靠近他们历史性下撤的终点到一个未知区域。三个攀登者都太疲劳了，无法大声争吵，严峻的局势迫使他们说出了所有的想法。他们不知道是否在下面可以发现还能使用的锚点。Vallet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条好的下撤路线，一定可以发现其他的岩钉。Pessi对于上还是下没有想法，但Autheman坚持重新上攀——“如果找不到锚点，或者找不到路，我们就完蛋了”，他说“我一遍遍强调。我想向上攀，但是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和能量领攀到冰塔顶部的所有绳距，因此我们拉下了绳子。”
他们继续寻找岩钉和破烂路绳，但岩壁越来越陡，很多地方他们不得不留下装备以加固那些暴露在严酷气候中长达十年的可疑锚点。“我们碰到一个有仰角的横渡，我们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Autheman说“当时很难找到下一个保护站。Patrick是个强壮的攀登者，所以由他来完成这一段。他做了一次很大的摆荡。”他们向左边寻找延伸到底部岩沟。为了到那里他们耗尽了岩石器材。他们还在冰川上400米。岩沟里的冰提供了做锚点的可能性，但岩沟也把他们暴露在新的危险之中。三个法国人用一只冰锥成功地降回地面。
就在那天，美国攀登者Conrad Anker、Steve Gerberding和Jay Smith刚好在Cerro Torre下面的雪洞里。他们听到了响声，却以为没有人在上面。“天气很坏没人走过；也没人在Patience山口上面。我们开始谈起1959年Toni Egger的鬼魂，最后我们看见了他们，他们当时好像在斯洛文尼亚路线上方六个绳距处，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看起来很憔悴，但决心很大。”Gerberding说。
法国人用掉了所有的冰锥，之后把冰镐一个接一个地打在冰里一段段下降。最终，他们下降过了冰川上部的裂缝，在雪上滚过90米来到美国攀登者面前。“我们终于到地面了”，Autheman说：“什么都没有了。在山里你必须要为想做的事情做好准备，但有时候你只需要一点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