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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闻理想？用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主持人水均益的话来说，就是再苦再累再委屈，可为了享受一颗战斧式导弹从自己脑袋顶上划过去的那一瞬间，什么都值了！
近日，水均益带着自己的新书《勇往直前》走进东城区图书馆，与书友分享了他对新闻理想的种种思考，袒露了“伊战逃兵”背后的真相，并回顾了自己央视生涯20年的心路历程以及采访国际风云人物的难忘回忆。关于央视主持人离职潮等敏感话题，水均益也并不避讳，并坦率地说，“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也不是官员，也不掌握一些信息，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我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
曾几何时，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都是我们新闻教材上的名字，在我们对未来犹豫不定的时候，是他们帮我们坚定了信念，去做一名记者或者从事新闻事业。对此，水均益表示，正是因为还有人选择学习新闻专业，让他有了很大的信心，决定写下这30年来当记者、做主持人，以及做人的故事、感悟和思考。
我没经纪人 主持人记者不是明星
水均益1984年入职新华社，曾任新华社中东分社记者；1993年加盟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世界》《国际观察》《高端访问》《3600》《环球视线》等节目任记者、主持人、制片人等职务。新闻从业30年，以报道国际大事件为主。
水均益坦言，新华社是自己的培训班，自己在新华社当了十年的编辑，可以说真正的新闻业务都是在新华社学的。通过新华社的培养和训练，让水均益具备了一个新闻记者、编辑包括后来成为一名主持人的基本素养。“新华社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对于专业性以及职业素养有着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非常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一个信息最终发出是经过很多遍核实的。新华社的发稿人士具备很高级别的业务，大概是主编一级的人才有资格当一名发稿人，这篇稿子发出去之前，一定是要经过他的手。可这样发出来的信息太慢了，但这种缺失并不是一种倒退，媒体行业应该去思考的是怎么面对这种新的形式。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连雾霾动态、交通信息都能实时获得，我今天来的时候用的就是高德地图导航，这种事情别说30年，10年前我也不敢想。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得，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获取信息非常方便和全面，改变了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但坏处就是这些庞杂、碎片化的信息大部分未经核查，容易影响人们的判断。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发送端，比如说我今天发一个照片，然后写水均益今天意外死亡，你信吗？可是到了网上就会有人信，有些事还算拈边儿，有些事纯属瞎编。”水均益强调，作为一名真正的记者，必须追求新闻事实。
身为央视名嘴，怎么看待名与利？水均益直言，想出名别干主持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经纪人，主持人不是明星。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当主持人，觉得主持人特别风光，但我要给的建议就是，首先要认清你选择的职业，不要以为当主持人会出名，而是要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如果你非要把主持人归为名人这一类别，那我告诉你，主持人是所有名人里面最差的那一种，而且要想当这样的名人，要付出更多努力。你的采访对象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可能是一名清洁工，也有可能是一个食品专家，还可能是一名军人，所以你的知识储备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当年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英国语言文学的学士学位，但是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因为现在好多身边的同事，甚至新来的实习生都是硕士、博士。但现在很多孩子的学历让我产生疑问，博士不像博士，硕士也不像硕士，我曾经在办公室看到我们的博士生对着微波炉发了十分钟呆，说不知道怎么用，你说是不是让人担忧。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成名的平台，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名利场，因为人就是这样，有了名就有利，在面对名利时，大多数人很难逃脱内在的规律，就是会竭尽全力，不断地追逐名利，欲壑难填，没有止境。今天你攀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天就想上到更高的平台，今天上《东方时空》，明天就想上《焦点访谈》，后天就想上央视一套的大直播，大后天你就想上春节联欢晚会，恨不得哪儿哪儿都是你。但是，这个舞台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也没人能够永远独霸天下。我一直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技能是新闻编辑记者，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我从来就没丢过。到现在我还时常要编编稿子，写写词儿，包括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策划，我也深度参与。时至今日，很多节目的串联词、主持人出镜的话、采访稿之类，都会有人提供给我，但我肯定自己都会再过一遍，甚至—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写。”
回应“伊战逃兵”事件 命悬一线险撕护照
除了央视名嘴的身份，在许多观众眼中，水均益还是一名的战地记者，曾参与过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等战争报道，尤其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无疑是水均益事业的一次高峰，大量鲜活的素材和珍贵的镜头，为水均益带来了鲜花和掌声。“我相信全中国没几个人能够目睹一颗战斧式导弹从你脑袋后划过去，而且我还把它报道给全国的老百姓，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多大的苦和委屈，都该忍着，谁让我喜欢干这个呢。我就享受在伊拉克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导弹从我脑袋顶上飞过去那一刻，那就够本了！”谈到伊拉克，水均益难掩激动。可没人能理解，当年“伊战逃兵”这四个字，在水均益的心里有多痛。回想当初的各种质疑、嘲笑和谩骂，水均益仍然如芒在背，“2003年3月18日，领导找我谈话催我从巴格达撤出来，那时候我真的连叛逃的心都有，我就想去你的，大不了我把护照一撕，我就‘黑’在伊拉克当自由撰稿人了！可惜那会儿网络还不行，没有电视台就没地方发稿，最后只好遗憾撤离。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它个昏天黑地。我实在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2013年3月，水均益又回到了伊拉克。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中央电视台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的其中一项，水均益再次以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找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带队，他只想恢复一个记者的身份，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伊战十年，我们采访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在巴格达机场，我问摄像，觉得伊拉克怎么样现在，那哥们儿就说了仨字，完犊子。我有一个多年的伊拉克哥们，最后他竟然为了几十美元，跟我翻脸了，我很同情他，也很同情他们整个国家的状态，老百姓变得不善良了。伊拉克曾经是中东最牛的国家，多富庶啊，现在不光是街道、水电、房子整体穷困潦倒，还有人们的精气神已经没有了，完全被打垮了的那种状态，腐败和贪污盛行，老百姓变得不善良了。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说到伊拉克，水均益总有说不完的话，而这次重返，给了水均益一个释怀的机会。“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水均益坦言，每每想到当年的撤退，总是隐隐作痛，“并不是说我这坎儿永远过不去了，但从伊拉克归来后，我总想提笔写一写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以及心里的委屈，但每次提笔，无奈又沉重地放下，内心惊涛拍岸。虽然坚守到战争打响之前的最后一天，虽然我还在一步三回头地不断努力，但真正开战时，我的确已不在烽火前线。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我被人拿来与举国关注的凤凰卫视同行相比较，还来不及吞下撤退的遗憾，就被各种责难淹没。白岩松特别明白我这种心情，他送了我一本《幸福了吗？》，扉页上写着：老哥，为你平反。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用简练严谨的文字，书写了他所知道的伊拉克战争和央视报道，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宽慰。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揭秘高端访问 五次采访收获普京拥抱
在水均益30多年职业生涯里，曾专访过普京、克林顿、安南、潘基文、比尔-盖茨等400多位国际政要和世界风云人物，2014年在第五次采访普京时，收获了普京一个大大的拥抱，成为了水均益职业生涯中又一亮点。
“其实这就是个花絮而已。就是去年冬奥会之前，俄罗斯突然决定说邀请中央电视台对普京总统做一次专访，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同时邀请了6家媒体，中国的媒体只有一家，就是中央电视台。那时候普京一定有很多话要传达，所以他邀请了几家媒体联合采访。”水均益坦言，普京张开左臂拥抱自己的一幕在自己意料之外，也在事后美美地窃喜了一阵。
对于当天的采访，水均益用了“圆满”二字来形容，“我看到了普京的笑脸，多少年来少见的笑脸，而且是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以我对普京的观察和了解，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表露情感的人。政治、国际关系这些高深的东西，在普京的手中早已达到翻云覆雨的艺术水平。也许那一笑并不能说明一切，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冬奥会开幕时，普京牵着爱犬高调会见安倍晋三的场面，就让人看到了普京高超的平衡能力。但无论如何，中国在普京困难的时刻挺了俄罗斯一把，普京也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有人说，你们采访国家政要的时候，怎么问的都是大官话？对于这个问题，水均益并不介意，而是分享了多年来高端访谈背后的故事。“这个老实说，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代表的是国家，我们去采访一个外国元首，不是说我们想采就采，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们的问题都经过反复研究筛选，如果太过直接，其实不便于我们的采访工作，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即便是筛选出来的问题，也会经过对方无数遍的扫荡和蹂躏才能最终出炉。这个是国际惯例，就像奥巴马的新闻发布会，大多数情况都是有事先安排的，比如你坐在第三排，最好穿一件红色衣服，问什么问题，都事先安排好。奥巴马说什么，都是有稿子的，我并不是说念稿子不好，因为有些场合是不能有任何错误出现的，哪怕是一个口误。”
谈离职谈小崔 喝顿大酒兴许就不抑郁了
近年来，央视名嘴离职涌现，继崔永元、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之后，郎永淳也在不久前被曝离职。对于“央视离职潮”这个风口浪尖的话题，水均益并不避讳，“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也不是官员，也不掌握一些信息，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我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
谈及和崔永元的关系，水均益表示，“我和小崔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得抑郁症吗，因为隔段时间我就喝一顿大酒，然后第二天醒来看到太阳照常升起，我就继续接着干！” 对于崔永元当年的离职，水均益表示并不意外，“他辞职了也是当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在这之前几个月，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加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这回真的辞职了，在电话里他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这个节目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我认为《实话实说》这个栏目具有很强的主持人色彩，崔永元不干了，这个节目也就没了，当初还有人说水均益你来接班吧，我说我可不干，这不是找人拍死吗，节目的铁杆粉丝还不把我给吃了。”水均益也曾在书中提及，与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间个究竟。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
近日，水均益带着自己的新书《勇往直前》走进东城区图书馆，与书友分享了他对新闻理想的种种思考，袒露了“伊战逃兵”背后的真相，并回顾了自己央视生涯20年的心路历程以及采访国际风云人物的难忘回忆。关于央视主持人离职潮等敏感话题，水均益也并不避讳，并坦率地说，“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也不是官员，也不掌握一些信息，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我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
曾几何时，水均益、白岩松、崔永元都是我们新闻教材上的名字，在我们对未来犹豫不定的时候，是他们帮我们坚定了信念，去做一名记者或者从事新闻事业。对此，水均益表示，正是因为还有人选择学习新闻专业，让他有了很大的信心，决定写下这30年来当记者、做主持人，以及做人的故事、感悟和思考。
我没经纪人 主持人记者不是明星
水均益1984年入职新华社，曾任新华社中东分社记者；1993年加盟中央电视台，先后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世界》《国际观察》《高端访问》《3600》《环球视线》等节目任记者、主持人、制片人等职务。新闻从业30年，以报道国际大事件为主。
水均益坦言，新华社是自己的培训班，自己在新华社当了十年的编辑，可以说真正的新闻业务都是在新华社学的。通过新华社的培养和训练，让水均益具备了一个新闻记者、编辑包括后来成为一名主持人的基本素养。“新华社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对于专业性以及职业素养有着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非常重视新闻的真实性，一个信息最终发出是经过很多遍核实的。新华社的发稿人士具备很高级别的业务，大概是主编一级的人才有资格当一名发稿人，这篇稿子发出去之前，一定是要经过他的手。可这样发出来的信息太慢了，但这种缺失并不是一种倒退，媒体行业应该去思考的是怎么面对这种新的形式。现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变革，连雾霾动态、交通信息都能实时获得，我今天来的时候用的就是高德地图导航，这种事情别说30年，10年前我也不敢想。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对于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都可以从网络上获得，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就是我们获取信息非常方便和全面，改变了许多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但坏处就是这些庞杂、碎片化的信息大部分未经核查，容易影响人们的判断。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发送端，比如说我今天发一个照片，然后写水均益今天意外死亡，你信吗？可是到了网上就会有人信，有些事还算拈边儿，有些事纯属瞎编。”水均益强调，作为一名真正的记者，必须追求新闻事实。
身为央视名嘴，怎么看待名与利？水均益直言，想出名别干主持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经纪人，主持人不是明星。现在很多年轻人想当主持人，觉得主持人特别风光，但我要给的建议就是，首先要认清你选择的职业，不要以为当主持人会出名，而是要想想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职业。如果你非要把主持人归为名人这一类别，那我告诉你，主持人是所有名人里面最差的那一种，而且要想当这样的名人，要付出更多努力。你的采访对象可能是一个科学家，可能是一名清洁工，也有可能是一个食品专家，还可能是一名军人，所以你的知识储备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当年能拿得出手的就是英国语言文学的学士学位，但是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因为现在好多身边的同事，甚至新来的实习生都是硕士、博士。但现在很多孩子的学历让我产生疑问，博士不像博士，硕士也不像硕士，我曾经在办公室看到我们的博士生对着微波炉发了十分钟呆，说不知道怎么用，你说是不是让人担忧。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成名的平台，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名利场，因为人就是这样，有了名就有利，在面对名利时，大多数人很难逃脱内在的规律，就是会竭尽全力，不断地追逐名利，欲壑难填，没有止境。今天你攀上了一个新的平台，明天就想上到更高的平台，今天上《东方时空》，明天就想上《焦点访谈》，后天就想上央视一套的大直播，大后天你就想上春节联欢晚会，恨不得哪儿哪儿都是你。但是，这个舞台上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也没人能够永远独霸天下。我一直提醒自己首先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新闻人，我的技能是新闻编辑记者，这方面的业务能力我从来就没丢过。到现在我还时常要编编稿子，写写词儿，包括2013年重返伊拉克的策划，我也深度参与。时至今日，很多节目的串联词、主持人出镜的话、采访稿之类，都会有人提供给我，但我肯定自己都会再过一遍，甚至—个字一个字地重新写。”
回应“伊战逃兵”事件 命悬一线险撕护照
除了央视名嘴的身份，在许多观众眼中，水均益还是一名的战地记者，曾参与过海湾战争、波黑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反恐战争等战争报道，尤其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无疑是水均益事业的一次高峰，大量鲜活的素材和珍贵的镜头，为水均益带来了鲜花和掌声。“我相信全中国没几个人能够目睹一颗战斧式导弹从你脑袋后划过去，而且我还把它报道给全国的老百姓，这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多大的苦和委屈，都该忍着，谁让我喜欢干这个呢。我就享受在伊拉克的那一个瞬间，就是导弹从我脑袋顶上飞过去那一刻，那就够本了！”谈到伊拉克，水均益难掩激动。可没人能理解，当年“伊战逃兵”这四个字，在水均益的心里有多痛。回想当初的各种质疑、嘲笑和谩骂，水均益仍然如芒在背，“2003年3月18日，领导找我谈话催我从巴格达撤出来，那时候我真的连叛逃的心都有，我就想去你的，大不了我把护照一撕，我就‘黑’在伊拉克当自由撰稿人了！可惜那会儿网络还不行，没有电视台就没地方发稿，最后只好遗憾撤离。当我们报道组结束伊拉克之行，走出北京的机场时，我满心憔悴，近乎绝望崩溃，只想洗个澡，睡上一大觉，然后大哭一场，哭它个昏天黑地。我实在没想到，这件事后来在国内会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也因此遭受了很多责难，有一些网友说，水均益临阵脱逃，躲到一个五星级酒店，在那打着电话在连线，恬不知耻。” 2013年3月，水均益又回到了伊拉克。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是中央电视台2013年重大新闻题材报道计划的其中一项，水均益再次以记者的身份重返伊拉克，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找更有活力和能力的年轻人带队，他只想恢复一个记者的身份，一心一意做采访、出镜、策划节目。“伊战十年，我们采访了一个月的时间，我记得在巴格达机场，我问摄像，觉得伊拉克怎么样现在，那哥们儿就说了仨字，完犊子。我有一个多年的伊拉克哥们，最后他竟然为了几十美元，跟我翻脸了，我很同情他，也很同情他们整个国家的状态，老百姓变得不善良了。伊拉克曾经是中东最牛的国家，多富庶啊，现在不光是街道、水电、房子整体穷困潦倒，还有人们的精气神已经没有了，完全被打垮了的那种状态，腐败和贪污盛行，老百姓变得不善良了。虽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但今天的伊拉克，却比战时更加动荡和危险。”
说到伊拉克，水均益总有说不完的话，而这次重返，给了水均益一个释怀的机会。“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力、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很大提升，我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渐增强，新闻环境更为开放和宽松，对国际事件的关注和参与程度也在逐渐提高。如今，中央电视台在世界各地建了七八十个记者站，当世界各地发生重大事件，无论是东南亚海啸、日本地震，还是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乱，央视都有了自己的记者在当地，或者就近赶到事发地点。在电视里看到年轻的同事，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新闻第一线，我往往会由衷羡慕，甚至偶尔也会有些失落，再不会出现一群记者对新闻理想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国家政治外交方面的宏观考虑发生冲突。也不会再有一个追求完美的记者，对一段未能如愿完成的报道，多年耿耿于怀。”
水均益坦言，每每想到当年的撤退，总是隐隐作痛，“并不是说我这坎儿永远过不去了，但从伊拉克归来后，我总想提笔写一写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以及心里的委屈，但每次提笔，无奈又沉重地放下，内心惊涛拍岸。虽然坚守到战争打响之前的最后一天，虽然我还在一步三回头地不断努力，但真正开战时，我的确已不在烽火前线。作为一个战地记者，我被人拿来与举国关注的凤凰卫视同行相比较，还来不及吞下撤退的遗憾，就被各种责难淹没。白岩松特别明白我这种心情，他送了我一本《幸福了吗？》，扉页上写着：老哥，为你平反。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用简练严谨的文字，书写了他所知道的伊拉克战争和央视报道，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宽慰。有时夜深，我不敢回想那片沙尘暴中隆隆的炮火，那些清晰的爆炸声，就像我心头伤口嗞嗞开裂的声音一般，我感觉我的生命时钟在那一刻忽然慢了那么几秒，这对于一个有新闻理想的记者而言，是毕生的缺憾，即便十年之功，也无法让它痊愈。”
揭秘高端访问 五次采访收获普京拥抱
在水均益30多年职业生涯里，曾专访过普京、克林顿、安南、潘基文、比尔-盖茨等400多位国际政要和世界风云人物，2014年在第五次采访普京时，收获了普京一个大大的拥抱，成为了水均益职业生涯中又一亮点。
“其实这就是个花絮而已。就是去年冬奥会之前，俄罗斯突然决定说邀请中央电视台对普京总统做一次专访，后来我们得知他们同时邀请了6家媒体，中国的媒体只有一家，就是中央电视台。那时候普京一定有很多话要传达，所以他邀请了几家媒体联合采访。”水均益坦言，普京张开左臂拥抱自己的一幕在自己意料之外，也在事后美美地窃喜了一阵。
对于当天的采访，水均益用了“圆满”二字来形容，“我看到了普京的笑脸，多少年来少见的笑脸，而且是公开地、不加掩饰地，对着中国记者、中国观众以及全世界露出的灿烂笑容。以我对普京的观察和了解，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表露情感的人。政治、国际关系这些高深的东西，在普京的手中早已达到翻云覆雨的艺术水平。也许那一笑并不能说明一切，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会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冬奥会开幕时，普京牵着爱犬高调会见安倍晋三的场面，就让人看到了普京高超的平衡能力。但无论如何，中国在普京困难的时刻挺了俄罗斯一把，普京也在中国需要‘盟友’的时候拥抱了中国，这就足够了。”
有人说，你们采访国家政要的时候，怎么问的都是大官话？对于这个问题，水均益并不介意，而是分享了多年来高端访谈背后的故事。“这个老实说，我们也只能点到为止，作为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代表的是国家，我们去采访一个外国元首，不是说我们想采就采，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们的问题都经过反复研究筛选，如果太过直接，其实不便于我们的采访工作，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风波。即便是筛选出来的问题，也会经过对方无数遍的扫荡和蹂躏才能最终出炉。这个是国际惯例，就像奥巴马的新闻发布会，大多数情况都是有事先安排的，比如你坐在第三排，最好穿一件红色衣服，问什么问题，都事先安排好。奥巴马说什么，都是有稿子的，我并不是说念稿子不好，因为有些场合是不能有任何错误出现的，哪怕是一个口误。”
谈离职谈小崔 喝顿大酒兴许就不抑郁了
近年来，央视名嘴离职涌现，继崔永元、黄健翔、王志、张政、王利芬，马斌、王凯、邱启明、白燕升、李咏之后，郎永淳也在不久前被曝离职。对于“央视离职潮”这个风口浪尖的话题，水均益并不避讳，“我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也不是官员，也不掌握一些信息，我只是代表我个人，我愿意跟大家交流一下我的想法。不时有人问我，你们央视怎么啦？是不是待不下去了？你会不会也辞职啊？虽然我和这些主持人都有交往，有的还很熟，但我不了解他们任何一个人离开的具体原因，包括小崔。也许是圈内行规，我们见面一般也不谈及这类话题，怕不方便。主持人离职，有的是走上仕途，有的走得有争议，有的走是为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各有各的原因和理由。这事要搁在一般单位和一般人员身上，其实也属于正常现象，哪个员工过万的单位一年不跳槽个十个八个？”
谈及和崔永元的关系，水均益表示，“我和小崔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得抑郁症吗，因为隔段时间我就喝一顿大酒，然后第二天醒来看到太阳照常升起，我就继续接着干！” 对于崔永元当年的离职，水均益表示并不意外，“他辞职了也是当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在这之前几个月，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加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这回真的辞职了，在电话里他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这个节目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我认为《实话实说》这个栏目具有很强的主持人色彩，崔永元不干了，这个节目也就没了，当初还有人说水均益你来接班吧，我说我可不干，这不是找人拍死吗，节目的铁杆粉丝还不把我给吃了。”水均益也曾在书中提及，与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间个究竟。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