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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越是包容吸收的年代，往往也是中国强盛之际，反之，越是自负拒绝包容吸收，越可能在自负中走向迷失。
楼宇烈说，最近几年，我们都在强调文化自信。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实际上是有所丢失的。
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内涵。其一，自信与否常常是一个比较概念。自“五四”以降，面对以科技水平为突出标志的西方文化，精英人士率先迷失了自我，自惭形秽；其二，所谓自信有所“丢失”，潜台词是我们原本自信，只不过这种自信逐渐“丢失”。至于这种自信因何而逐渐“丢失”，却颇值回味。
曾经很自信
春秋战国以后，文化话语权长期为权势阶层牢牢掌控，文化自信与否更大程度上彰显于权力自信。
《隋书·音乐志》曰：“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除了这个为一些国人倍感荣光的“万国来朝”，隋朝还“贡献”了另一个自信爆棚的词汇—“天朝”。
紧随其后的唐朝更是自信满满。以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著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薛爱华在其史学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指出，“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带来了各地的文化，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来朝拜，但各自初衷又不尽相同，“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伴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郁兴趣。”据不完全统计，有60多个国家曾派人前往长安。当然，唐朝有的是“大手笔”—只要是外使前来叩拜，惯于厚赏。换言之，楼宇烈所摒弃的物质因素，在“传统自信”中还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唐代强调“外交形象”明显不同，由于长期受到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上层官场疲于应对，民间文化和社会经济反倒得以繁荣，这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官方自信向民间自信让渡的时代。
有明一代，文化自信再度回归强势的权力阶层。明成祖不再满足于“万国来朝”，而是“勇于创新”—派郑和先后六下西洋宣恩四方。据今人考证，郑和先后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主动输出。最值称道之处或在于，尽管拥有强大的航海技术和军事力量，但明成祖更擅长以“和”而非武力与诸国对话，这与后来兴起的欧洲海洋帝国形成鲜明对比。
从自信掉头转向自负
当自信至“目无一切”，自负也就不远。
以“天朝”自居，这是隋代以后的“官方”主流思维。及至清朝，这一优越感跃上峰值。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载着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上千件象征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设备来到中国，随行中还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等学者，本想与清朝来一次“促膝长谈”，以便打开清朝坚封的经商国门，无奈，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长袖一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那些科技文明最终沦为乾隆眼里的“奇巧淫技”。
英国使团的无功而返，种下了鸦片战争的“恶果”。历经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清日战争的挫败后，作为晚清的有识之士，张之洞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劝学篇》，提出“中体为本，西学为用”的著名理念。显然，这一理念并未超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窄思维。
真正大批次接触西方文化的当是120名经过千挑万选的清代儿童。1872年8月11日，容闳和陈兰彬率第一批从全国精挑细选并得到清政府支持的30名幼童前往美国求学。但9年之后，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夭折，学生全部要求回国。清廷的这次努力结果是种瓜得豆，催生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同时也激发更多国人将眼光投向“外夷”。
毫无疑问，“五四”是中国文化从自信跌落至自卑的分水岭，也是官方文化话语权被迫向民间让渡后的新转折点。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当自卑的情绪迅速蔓延，破除封建礼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瞿秋白、傅斯年等人在内的文化精英，甚至力主废除汉字。鲁迅就认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胡适的态度稍显温和，但他力主白话文。
我们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完败，同时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物质建设方面的缺失，其坚守的根基自然难免被西方物欲文化淘洗一空。而过去为社会极力推崇的士绅文化，很快让位于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因为物欲利益，越来越多的人奋不顾身、横刀相向。而过去长期为人尊重称道的斯文道学在一些人眼里越来越像是一个怪物。以致今日，当我们回望知书达礼的合肥张家四姐妹时，顿觉这样的斯文既弥足珍贵又遥不可及。
重建文化自信
寻找既已“丢失”的文化自信，自然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
代序中楼宇烈掷地有声地指出，“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就是那些我们数千年来多种文明交汇积淀而成的文化根本。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其对应物是“以天为本”。“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
在楼宇烈看来，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的以“人”为中心论，而是强调顺应“天则”，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因如此，与西方文化“向外”不同，中国文化更偏重修身养性，强调“内修”。礼教曾是中国传统文化“内修”重要内容。如传统孝道不仅是老有所养的重要保障，还是维系中国家庭伦理的重要情感根基。封建礼教在“五四”时期曾被丑化为“吃人”的道德面具。虽然强调礼教意义之重，但楼宇烈并不认为应当全盘复古，回到历史，而是结合当代，在发展中弘扬。
楼宇烈着重用两个字简要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中”与“和”。强调“中”，自然绕不开西方的“理性思维”。“中”是一个相对概念，这与西方强调定性定量有着泾渭之别。“中”有“中”的好处，“理性思维”也有其突出优点所在，比如对法律等社会规则的明确，如果没有公众看得到的红线，法律和规定的执行就缺少尺度，处理起来很可能陷入“摆平”怪圈，表面看各方相安无事，实际上可能制造出一种伪“和”假象—伪“和”的背后并非双方心悦诚服，往往是慑于利益或者外在力量的影响。
“中”是一种度，“和”则是寓意包容。“和”既非拒西方文化于千里之外，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意在抱定鲁迅笔下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选择性吸收。隋、唐、明的外交是一种“和”，而30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高速发展，也并非就是单一向西看，而是中西文化交融后，在逐步试错中找到适应中国发展规律的结果。这种文化既包括融入更多国际思维与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也包括对科学知识的高度重视。
相较而言，楼宇烈对于中医的力推可能更易引发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从中医中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自然的合理。然而，中医的不可捉摸一方面可能吸引那些喜欢追逐神秘者的脚步，另一方面也可能招致同样多的质疑。这样的活例几乎每天都可以在身边找到—当菲尔普斯满身火罐印的特写镜头再一次点燃全球关注中医的热情时，患癌的90后女演员徐婷却带着浑身的刮莎和拨罐印草草走完了短暂的人生。
任何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可能建立于话语垄断、墨守陈规，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另辟新章，否则传统就会变成无本之末。就文化自信，楼宇烈开出了两道“药方”，“一是调整中西文化的比例，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二是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两道“药方”或可如此解读：一方面要坚持弘扬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在包容发展中大胆吸收。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越是包容吸收的年代，往往也是中国强盛之际，反之，越是自负拒绝包容吸收，越可能在自负中走向迷失。
楼宇烈说，最近几年，我们都在强调文化自信。但是近百年来，我们对于自己文化的自信实际上是有所丢失的。
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内涵。其一，自信与否常常是一个比较概念。自“五四”以降，面对以科技水平为突出标志的西方文化，精英人士率先迷失了自我，自惭形秽；其二，所谓自信有所“丢失”，潜台词是我们原本自信，只不过这种自信逐渐“丢失”。至于这种自信因何而逐渐“丢失”，却颇值回味。
曾经很自信
春秋战国以后，文化话语权长期为权势阶层牢牢掌控，文化自信与否更大程度上彰显于权力自信。
《隋书·音乐志》曰：“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除了这个为一些国人倍感荣光的“万国来朝”，隋朝还“贡献”了另一个自信爆棚的词汇—“天朝”。
紧随其后的唐朝更是自信满满。以研究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著称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薛爱华在其史学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指出，“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些人带来了各地的文化，虽然名义上他们都是来朝拜，但各自初衷又不尽相同，“有些是出于猎奇，有些是心怀野心，有些是为了经商谋利，而有些则是由于迫不得已。但是在前来唐朝的外国人中，最主要的还是使臣、伴侣和商人这三类人。他们分别代表了当时亚洲各国在政治、宗教、商业方面对唐朝的浓郁兴趣。”据不完全统计，有60多个国家曾派人前往长安。当然，唐朝有的是“大手笔”—只要是外使前来叩拜，惯于厚赏。换言之，楼宇烈所摒弃的物质因素，在“传统自信”中还是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唐代强调“外交形象”明显不同，由于长期受到北方游牧势力的威胁，上层官场疲于应对，民间文化和社会经济反倒得以繁荣，这也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官方自信向民间自信让渡的时代。
有明一代，文化自信再度回归强势的权力阶层。明成祖不再满足于“万国来朝”，而是“勇于创新”—派郑和先后六下西洋宣恩四方。据今人考证，郑和先后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主动输出。最值称道之处或在于，尽管拥有强大的航海技术和军事力量，但明成祖更擅长以“和”而非武力与诸国对话，这与后来兴起的欧洲海洋帝国形成鲜明对比。
从自信掉头转向自负
当自信至“目无一切”，自负也就不远。
以“天朝”自居，这是隋代以后的“官方”主流思维。及至清朝，这一优越感跃上峰值。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载着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上千件象征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设备来到中国，随行中还有哲学家、医生、机械专家、画家、制图家、植物学家、航海家等学者，本想与清朝来一次“促膝长谈”，以便打开清朝坚封的经商国门，无奈，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长袖一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那些科技文明最终沦为乾隆眼里的“奇巧淫技”。
英国使团的无功而返，种下了鸦片战争的“恶果”。历经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清日战争的挫败后，作为晚清的有识之士，张之洞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劝学篇》，提出“中体为本，西学为用”的著名理念。显然，这一理念并未超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窄思维。
真正大批次接触西方文化的当是120名经过千挑万选的清代儿童。1872年8月11日，容闳和陈兰彬率第一批从全国精挑细选并得到清政府支持的30名幼童前往美国求学。但9年之后，原定15年的幼童留美计划夭折，学生全部要求回国。清廷的这次努力结果是种瓜得豆，催生了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同时也激发更多国人将眼光投向“外夷”。
毫无疑问，“五四”是中国文化从自信跌落至自卑的分水岭，也是官方文化话语权被迫向民间让渡后的新转折点。1918年1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德先生、赛先生可以救中国。当自卑的情绪迅速蔓延，破除封建礼教的呼声日益高涨，包括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瞿秋白、傅斯年等人在内的文化精英，甚至力主废除汉字。鲁迅就认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胡适的态度稍显温和，但他力主白话文。
我们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完败，同时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在物质建设方面的缺失，其坚守的根基自然难免被西方物欲文化淘洗一空。而过去为社会极力推崇的士绅文化，很快让位于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因为物欲利益，越来越多的人奋不顾身、横刀相向。而过去长期为人尊重称道的斯文道学在一些人眼里越来越像是一个怪物。以致今日，当我们回望知书达礼的合肥张家四姐妹时，顿觉这样的斯文既弥足珍贵又遥不可及。
重建文化自信
寻找既已“丢失”的文化自信，自然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根本。
代序中楼宇烈掷地有声地指出，“传统就是我们的原创”，就是那些我们数千年来多种文明交汇积淀而成的文化根本。中国文化的根本就是“人文精神”，即，“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其对应物是“以天为本”。“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
在楼宇烈看来，以人为本，并不是简单的以“人”为中心论，而是强调顺应“天则”，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正因如此，与西方文化“向外”不同，中国文化更偏重修身养性，强调“内修”。礼教曾是中国传统文化“内修”重要内容。如传统孝道不仅是老有所养的重要保障，还是维系中国家庭伦理的重要情感根基。封建礼教在“五四”时期曾被丑化为“吃人”的道德面具。虽然强调礼教意义之重，但楼宇烈并不认为应当全盘复古，回到历史，而是结合当代，在发展中弘扬。
楼宇烈着重用两个字简要概括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中”与“和”。强调“中”，自然绕不开西方的“理性思维”。“中”是一个相对概念，这与西方强调定性定量有着泾渭之别。“中”有“中”的好处，“理性思维”也有其突出优点所在，比如对法律等社会规则的明确，如果没有公众看得到的红线，法律和规定的执行就缺少尺度，处理起来很可能陷入“摆平”怪圈，表面看各方相安无事，实际上可能制造出一种伪“和”假象—伪“和”的背后并非双方心悦诚服，往往是慑于利益或者外在力量的影响。
“中”是一种度，“和”则是寓意包容。“和”既非拒西方文化于千里之外，也非全盘接受，而是意在抱定鲁迅笔下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选择性吸收。隋、唐、明的外交是一种“和”，而30多年来改革开放之所以高速发展，也并非就是单一向西看，而是中西文化交融后，在逐步试错中找到适应中国发展规律的结果。这种文化既包括融入更多国际思维与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也包括对科学知识的高度重视。
相较而言，楼宇烈对于中医的力推可能更易引发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从中医中可以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精神：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自然的合理。然而，中医的不可捉摸一方面可能吸引那些喜欢追逐神秘者的脚步，另一方面也可能招致同样多的质疑。这样的活例几乎每天都可以在身边找到—当菲尔普斯满身火罐印的特写镜头再一次点燃全球关注中医的热情时，患癌的90后女演员徐婷却带着浑身的刮莎和拨罐印草草走完了短暂的人生。
任何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可能建立于话语垄断、墨守陈规，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另辟新章，否则传统就会变成无本之末。就文化自信，楼宇烈开出了两道“药方”，“一是调整中西文化的比例，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二是调整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比例，充分认识人文文化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重要意义”。两道“药方”或可如此解读：一方面要坚持弘扬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在包容发展中大胆吸收。纵观中华数千年的历史，越是包容吸收的年代，往往也是中国强盛之际，反之，越是自负拒绝包容吸收，越可能在自负中走向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