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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精英主义文化视角、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造成了其思想理论的矛盾。通过分析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阶级立场及形成原因，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阶级立场，进而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可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身份认同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知识分子;阶级立场分析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97-08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被称为“第二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创立初期，该学派就将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形成了“批判理论”，为其后续“交往理论”和“承认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其“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在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运用否定的辩证法，对文化及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文化及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特别是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发展、运用等方面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对立起来，否定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否定一切大众文化，进而否定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其消极的方面。但他们在对大众文化的特性、阶级性、消极后果等进行分析时，又有很多切中要害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操控性。因此，准确分析及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阶级立场，能够正确把握其理论产生的深层缘由，也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其思想和观点，进而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这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阶级立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苏联因陷于经济困境而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策略性妥协，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1923年2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内，建立了由研究人员组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其既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又贬低通俗大众文化，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否定工人阶级文化及阶级意识的先进性，导致其虽提出要推翻资本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1.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从对“肯定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开始的。“肯定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一文中提出。1937年，马尔库塞发表了《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对“肯定文化”进行了专门论述。马尔库塞认为：“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而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文化中，文化的活动和对象才获得那种使它们超越出日常范围的价值。”[1]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化的标准化、单向化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批量生产和倾销的文化，使具有肯定性质的文化占据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造成一种虚假的幸福。实际上，这种肯定性的文化是一种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面文化，是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控制和奴役，它并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而是与大众相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
20世纪40年代，社会研究所为躲避纳粹政府的迫害搬迁到美国之后，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标榜高度文明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具有表面不同于纳粹高压、实质却同纳粹一样具有高度操纵和控制能力的大众文化网络。从这一时期起，“大众文化”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1942年，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曾在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问题。他们认为，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无处不在的娱乐式大众文化，在闲暇时间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养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因而这种“大众文化”也被比喻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这种看似无处不在、充满娱乐性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欺骗大众，进而剥夺他们真正的乐趣。
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用“文化工业”批判代替“大众文化”批判。阿多诺在1963年出版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书中，表明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明确他们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不是源于并服务于大众的文化，而是工业化的文化，也就是“文化工业”。他们认为，所谓“文化工业”，就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借助工业化的方式，运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以娱乐化的、物化的、强制性的文化来欺骗和奴役大众，束缚大众的否定和批判意识，成为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的帮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肯定文化”“大眾文化”“文化工业”三个概念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从本质上来看都指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虚假性、欺骗性和操控性，揭示了其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 2.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原因：大众文化的特征及消极后果。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针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具有欺骗性、控制性，而且具有异化特征和消极后果。
第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将商品性视为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该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与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文化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和特征，这就使得文化产品的创作者、购买者都以商品的投资和收益尺度来衡量文化，文化的价值异化为交换价值，大众对文化的崇拜也异化为对物的崇拜，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阿多诺曾说：“爵士乐是一种商品。”[2]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具有了价值大小之分，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附带着使其购买和使用者也有了身份上的差别，拥有的文化产品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第二，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虚假性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文化产品在工业的生产线上被标准化、程序化地复制，看似在创造流行文化及文化产品，但实际上是运用这些标准化的文化商品，形成一种资本主义统治所需要的“流行文化”，这种“流行文化”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和渠道，使大众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直到使人们形成单向度的机械反应。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所使用的传播技术和机械复制技术，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并且已被标准化，因此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这种流行文化及文化产品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娱乐中更快恢复体力，从而尽快投入机械性的生产中去，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的延长，集中体现了资本家的逐利本质。而人们在享受这些流行文化及产品的同时，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幸福。在这种虚假幸福支配之下，人们逐渐丧失了批判意识，成为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众文化的操纵性、强制性特征。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文化，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正是运用这种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形成对大众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对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產品，并且大众可以在这些文化产品中进行自由选择，而事实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只是将经过筛选、符合自己意识形态操纵需要的文化产品提供给人们进行所谓的“自由”选择，人们也只能在其划定的文化产品范围内进行选择，并且人们看似有自由选择权，但其实只是盲从，已经认同了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一切文化产品。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阶级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操纵大众文化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实质，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同时否定人民大众对文化及社会的影响，强调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他们将大众文化等同于世俗文化，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创造的精英文化来引领社会文化，只有精英文化才能成为真正的先进文化，只有精英文化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同时否定人民大众的反抗意识和反抗精神。这就造成了他们虽然竭力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却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力量，所以注定只能停留在批判层面。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中，将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之上，最终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对革命的领导权。这是由于他们对知识分子没有清晰的定位，违背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定位。可以说，正是由于阶级立场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理论的片面性。
1.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倾向及特点。在研究所创立和发展初期，关于研究所的方针，为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的魏尔曾强调研究工作要“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所长霍克海默主张研究所应持超越党派的立场，避免参加政治、政党活动，只进行单纯的学术性工作，从而保持理论的纯洁性，要使该研究机构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在这样的办所宗旨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试图展现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应该拒绝被动地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这种中立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下，他们设想自己能够远离政治而研究政治，片面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最终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中。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通过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方式对其统治和管理方式进行了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灭亡。由于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和境况有所改变，革命意识淡化，丧失了革命的历史主体地位，不再是社会的革命及领导力量。所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再寄希望于已经被同化了的无产阶级，而要依靠对资本主义持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和各种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即游民无产者，这些人具有革命的意识和担当，应成为革命的新主体和革命主导力量。但事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都是对现存社会不满的人，他们有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愿或革命的意识，但这些人从占有比例来说不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从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来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这些人有革命意识、可以被动员成为革命力量，却永远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一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具有社会批判的基本立场，但这种立场是孤立的知识分子阶级立场。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右翼学者以及晚年的霍克海默，逐渐摒弃了社会批判的基本立场，倒退为接受“较少罪恶”的改良主义立场，反映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与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知识分子阶层革命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
2.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变化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阶级立场来自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变化的分析及形成的看法。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也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哈贝马斯认为科技发展及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剩余价值不再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而是由运转的机器所创造，这样就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而也就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下，无产阶级逐渐丧失了革命主体地位，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却上升为主体作用。 其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表现为“阶级结构的变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出现职业经理人，资本家退出具体生产过程，不再直接对工人进行剥削，“有资本的老板和厂主正在丧失他们作为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机器中正起着官僚的作用”[3]31，资产阶级的结构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工业的进步，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这些“白领工人”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作为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并获得相应报酬，并且工人阶级的构成日益多元化，不仅包含体力劳动者，还包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资本家不再直接剥削工人、而工人也不再受“职业的奴役”，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两大阶级的对立消除了。而事实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说明资本家采取了更隐晦的剥削方式，资产阶级正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才作出一定的改变，但他们财富的源泉仍然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仍然是被剥削的对象，两大阶级的对立并没有消失。
其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还表现为两大阶级同化、阶级斗争平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工业国家，工人和老板可以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到同样的旅游胜地去游玩，打字员可以打扮得同老板的女儿一样华丽，黑人也可以同样有卡迪莱克牌汽车”[3]9，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消费同化”倾向。而正是这种“消费同化”使得人们的需要与愿望、生活水准、业余生活同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差别消失并成为平等的集团，社会形成了“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之上”的社会利益，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将工人阶级视为地位平等的阶级，并采取了一些“避免冲突的政策”，使得两大阶级表现出阶级同化的倾向，阶级斗争也渐渐平息。而事实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消费的同化，并不能表明分配上的平等，资本家只是在获取更高利润的前提下来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的，是以工人可以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为代价的。马克思曾揭露过资产阶级社会“消费同化”的实质，他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4]
3.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力量的分析。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阶级的论断进行了否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因阶级结构变化而出现阶级同化、阶级斗争平息倾向，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两大阶级不再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了，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革命方向，但革命的主体力量由工人阶级变为了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不满的人，如无组织的工人、失业者、穷人、流浪汉、嬉皮士、被虐待的有色人种、被警察局和精神病院所收容的人以及殖民地的人民，这些人没有被资本主义的体制及文化所同化，因而是新的社会革命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这些力量中，知识分子是最为激进、最為革命的力量，应该发挥领导革命的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往往作为“白领工人”参与生产过程，而且在其中承担着管理的作用，他们对生产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在资产阶级对革命力量采取同化政策、企图麻痹人们的革命意识时，知识分子一直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清醒，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同化，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先锋。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所同化，因而他们的革命意识需要一直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来启发和领导。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革命力量和领导力量的分析，突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最有革命意识的阶级。这是对马克思革命主力军思想的修正，否定了马克思关于革命阶级的分析和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定位，是脱离了知识分子实际和革命实际的，实际上也是将知识分子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事实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发展和分工的具体化，“工人”这一概念的范围已经扩大，知识分子作为“白领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表现，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关于社会革命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所谓“新的社会革命力量”不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马克思称为“游民无产者”，这些力量本身带有腐朽思想的人，必须加以改造，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因而绝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仍然是产业工人。
二、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的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大众文化时是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的，强调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而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力量时，则着重突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把知识分子视为新的革命主体中的一员，并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新主体，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意识，这不仅把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出来，也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科学论断。法兰克福学派会持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办所宗旨及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的矛盾性
法兰克福学派从建立之初就确定其办所的宗旨是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不参与政治，“研究工作要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建立的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中心，要脱离政治而从学术上谈政治与革命。在确立这一办所宗旨后，他们以中立的立场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及社会中的主要阶级，拒绝被动地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以免成为工人阶级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记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就不可避免地将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中独立出来，形成其矛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是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的。他们在建立之初就说他们的研究是脱离政治而从学术上谈政治与革命，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和矛盾的，就像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阶级和个人一样，也不存在超越政治而研究政治与革命的团体，任何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个人都有其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阶级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在阶级倾向上的矛盾性还体现在：一方面，他们说自己是中立的，却又说资本主义是腐朽和落后的，知识分子要团结革命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二战后学潮与工潮的掀起，法兰克福学派跳出所谓单纯学术圈，而走入社会革命的实践，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被称为“青年造反者精神之父”;另一方面，他们说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后，“工人”的范围扩大了，包括知识分子和蓝领工人等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却又否认“现代工人”的革命意识和领导作用，而这种否定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自己的否定。
（二）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批判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还源于其“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理论”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社会理论，他们在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批判和分析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其“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曾宣称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将辩证法运用于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批判中，形成了“批判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归结为“否定的辩证法”，并以此建立其“批判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明确使用“否定的辩证法”这一概念的是阿多诺，他曾通过《否定的辩证法》一书阐述这一理论。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理论中，也一直贯穿着“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辩证法称为“否定的辩证法”，表明他们的辩证法是以“否定性”为根本特征的，突出“否定性”的作用，意在强调“否定”在辩证运动中的核心作用。在这种“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他们对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和力量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且否定其肯定的一面，进而否定辩证法的肯定一面。“否定的辩证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面，没有“否定”就不会有事物的发展变化，也就没有辩证法。也正是由于他们坚持“否定的辩证法”，所以其思想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是只承认“否定的一面”，也承认“肯定的一面”，也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来不存在绝对的肯定，也不存在绝对的否定。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否定一切，因而也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
（三）法兰克福学派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也是对当时所处时代的复杂社会背景的反映，复杂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其工人阶级阶级立场的不坚定。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之时，正值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但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脆弱，在内外夹击之下，苏联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顺利，而是举步维艰。在这个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存在着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歧，表现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种革命力量的疑惑、矛盾、甚至是反对和斗争。与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不同，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遭受了重创，但战后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和统治方式，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资本主义世界不仅没有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灭亡，反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他们在生产领域掀起新科技革命，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改变了工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进入相对缓和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等发生深刻变化。当法兰克福学派为了逃避纳粹独裁统治而搬到美国后，他们逐渐发现在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平等精神”的国家，一样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独裁统治，那就是通过控制大众文化的传播来达到控制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目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没有传承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文化，但在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重视对文化的控制，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冲击。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及对立，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这使得他们极力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其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启示：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和身份认同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中的阶级立场及形成原因的分析，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避免其思想上的矛盾性，就必须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明确其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及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使其融入大众、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一）一无所有的被剥削者——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
从经济地位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界定实质是对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界定。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分配方式是划分阶级的标准，即以生产资料及剩余价值的占有为依据来划分不同阶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及剩余价值，处于剥削地位;无产阶级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处于被剥削地位;知识分子不直接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报酬，同样处于被剥削地位。从分工的角度来看，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本质上都是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所以，从生产关系及分工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虽然“从其工资水平来看，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都高出工人和农民，其中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还常常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6]，但这无法掩盖其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其用以改善个人生活条件的工资所得并不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得来的，而是劳动所创造全部价值的部分所得，其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因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实质上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知识分子也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因而具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统治的革命需要，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 从政治地位来看，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因而也就不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代表，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是表现为为一定的统治阶级服务，从而获取统治阶级的资助，其阶级属性也随着其所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性质而发生变化。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
（二）广泛运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
“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认同。”[8]因而“身份认同”包含了“相似性”与“相异性”两层含义，包含了对自身与认同对象“相似性”和“相异性”的肯定。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似性”体现为二者都是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这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异性”则集中体现为由分工带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这种“相异性”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广泛运用而逐渐缩小，知识分子体现出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自身工人阶级身份的认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
科学技术的演进已经几近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而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在脑力劳动层面极大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劳动样态乃至在改善人们身份差别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发展改变了劳动样态，工人阶级日益知识化、专业化。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已经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劳动已经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阶段，工人阶级日益摆脱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简单劳动”，而越来越多的从事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复杂劳动”。脑力、智力、科技、知识、文化等相结合不仅成为生产发展的新动力，而且成为工人阶级进行生产劳动的新样态。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改善身份差别，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日益成为工人的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劳动力的主体。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人阶级不再是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而是成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人。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在身份上共同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三）新时代的建设者——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之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时代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政策。习近平指出：“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的比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9]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集中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而我国又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历史交汇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分子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文化繁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人全盘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脱离人民群众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建设，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领导，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来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对于党内知识分子，要加强党性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进行精神补钙。对于党外知识分子，要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其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循序渐进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他们的思想认识。”[10]另一方面，要促使知识分子走入人民群众中去，保持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真正使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始终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初心，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本质，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在批判的过程中没有坚持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阶级立场及身份的认同，也就造成他们走入矛盾的漩涡，不能把“批判的理论”与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此，无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任何时期，我们都应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这样才能使创新引领国家发展，也才能使科技创新真正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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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知识分子;阶级立场分析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1）11-0097-08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被称为“第二代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创立初期，该学派就将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形成了“批判理论”，为其后续“交往理论”和“承认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在其“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在人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上，运用否定的辩证法，对文化及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基于精英主义的视角、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对文化及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特别是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将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分离出来，并在大众文化的创造、发展、运用等方面将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对立起来，否定大众文化的合理性，否定一切大众文化，进而否定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其消极的方面。但他们在对大众文化的特性、阶级性、消极后果等进行分析时，又有很多切中要害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的操控性。因此，准确分析及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及意识形态批判的阶级立场，能够正确把握其理论产生的深层缘由，也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价其思想和观点，进而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阶级立场，这为我们进一步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阶级立场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的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苏联因陷于经济困境而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策略性妥协，而资本主义世界却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当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1923年2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内，建立了由研究人员组成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社会研究所。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其既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又贬低通俗大众文化，在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否定工人阶级文化及阶级意识的先进性，导致其虽提出要推翻资本主义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但却找不到可以依靠的革命力量。
（一）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1.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肯定文化——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从对“肯定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开始的。“肯定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霍克海默在《利己主义与自由运动》一文中提出。1937年，马尔库塞发表了《文化的肯定性质》一文，对“肯定文化”进行了专门论述。马尔库塞认为：“所谓肯定的文化，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按其本身的历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根本特性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认可必须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在根本上不同于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实然世界，然而又可以在不改变任何实际情形的条件下，通过每个个体的‘内心’而得以实现。只有在这种文化中，文化的活动和对象才获得那种使它们超越出日常范围的价值。”[1]1964年，马尔库塞发表《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下文化的标准化、单向化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批量生产和倾销的文化，使具有肯定性质的文化占据了人们的休闲娱乐时间，造成一种虚假的幸福。实际上，这种肯定性的文化是一种使人丧失批判和否定能力的单面文化，是资产阶级对民众的控制和奴役，它并不是真正的大众文化，而是与大众相敌对的、资产阶级的文化。
20世纪40年代，社会研究所为躲避纳粹政府的迫害搬迁到美国之后，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标榜高度文明和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具有表面不同于纳粹高压、实质却同纳粹一样具有高度操纵和控制能力的大众文化网络。从这一时期起，“大众文化”成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重点对象之一。1942年，霍克海默与洛文塔尔曾在通信中讨论了“大众文化”问题。他们认为，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无处不在的娱乐式大众文化，在闲暇时间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养支持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因而这种“大众文化”也被比喻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这种看似无处不在、充满娱乐性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欺骗大众，进而剥夺他们真正的乐趣。
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用“文化工业”批判代替“大众文化”批判。阿多诺在1963年出版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书中，表明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是为了对二者进行严格区分，明确他们所批判的“大众文化”不是源于并服务于大众的文化，而是工业化的文化，也就是“文化工业”。他们认为，所谓“文化工业”，就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文化工业”借助工业化的方式，运用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以娱乐化的、物化的、强制性的文化来欺骗和奴役大众，束缚大众的否定和批判意识，成为资本主义独裁统治的帮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肯定文化”“大眾文化”“文化工业”三个概念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差异，从本质上来看都指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虚假性、欺骗性和操控性，揭示了其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本质。 2.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原因：大众文化的特征及消极后果。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针对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具有欺骗性、控制性，而且具有异化特征和消极后果。
第一，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将商品性视为大众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也是该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与商业密切融合在一起，文化产品具有了商品的属性和特征，这就使得文化产品的创作者、购买者都以商品的投资和收益尺度来衡量文化，文化的价值异化为交换价值，大众对文化的崇拜也异化为对物的崇拜，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性。阿多诺曾说：“爵士乐是一种商品。”[2]商品化的大众文化具有了价值大小之分，也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附带着使其购买和使用者也有了身份上的差别，拥有的文化产品也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第二，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虚假性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文化产品在工业的生产线上被标准化、程序化地复制，看似在创造流行文化及文化产品，但实际上是运用这些标准化的文化商品，形成一种资本主义统治所需要的“流行文化”，这种“流行文化”运用多种表现形式和渠道，使大众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直到使人们形成单向度的机械反应。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所使用的传播技术和机械复制技术，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并且已被标准化，因此在文化工业中，个性就是一种幻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这种流行文化及文化产品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娱乐中更快恢复体力，从而尽快投入机械性的生产中去，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的延长，集中体现了资本家的逐利本质。而人们在享受这些流行文化及产品的同时，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幸福。在这种虚假幸福支配之下，人们逐渐丧失了批判意识，成为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众文化的操纵性、强制性特征。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文化，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资产阶级统治者正是运用这种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形成对大众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对意识形态的操纵之下，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文化產品，并且大众可以在这些文化产品中进行自由选择，而事实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只是将经过筛选、符合自己意识形态操纵需要的文化产品提供给人们进行所谓的“自由”选择，人们也只能在其划定的文化产品范围内进行选择，并且人们看似有自由选择权，但其实只是盲从，已经认同了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一切文化产品。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阶级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操纵大众文化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实质，具有正确性和合理性。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同时否定人民大众对文化及社会的影响，强调知识分子阶层对社会的责任意识。他们将大众文化等同于世俗文化，认为必须由知识分子创造的精英文化来引领社会文化，只有精英文化才能成为真正的先进文化，只有精英文化在社会上拥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同时否定人民大众的反抗意识和反抗精神。这就造成了他们虽然竭力批判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却找不到推翻资本主义文化统治的力量，所以注定只能停留在批判层面。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批判的过程中，将知识分子凌驾于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之上，最终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对革命的领导权。这是由于他们对知识分子没有清晰的定位，违背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定位。可以说，正是由于阶级立场的错误，造成了他们理论的片面性。
1.法兰克福学派的阶级倾向及特点。在研究所创立和发展初期，关于研究所的方针，为研究所提供资金支持的魏尔曾强调研究工作要“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所长霍克海默主张研究所应持超越党派的立场，避免参加政治、政党活动，只进行单纯的学术性工作，从而保持理论的纯洁性，要使该研究机构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在这样的办所宗旨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试图展现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应该拒绝被动地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保留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在这种中立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下，他们设想自己能够远离政治而研究政治，片面夸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最终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中。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通过健全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让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方式对其统治和管理方式进行了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并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料的那样灭亡。由于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生活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和境况有所改变，革命意识淡化，丧失了革命的历史主体地位，不再是社会的革命及领导力量。所以，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再寄希望于已经被同化了的无产阶级，而要依靠对资本主义持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和各种被社会所遗弃的人即游民无产者，这些人具有革命的意识和担当，应成为革命的新主体和革命主导力量。但事实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和游民无产者都是对现存社会不满的人，他们有改变自己生活状况的意愿或革命的意识，但这些人从占有比例来说不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从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来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这些人有革命意识、可以被动员成为革命力量，却永远不可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这一阶段，法兰克福学派具有社会批判的基本立场，但这种立场是孤立的知识分子阶级立场。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右翼学者以及晚年的霍克海默，逐渐摒弃了社会批判的基本立场，倒退为接受“较少罪恶”的改良主义立场，反映的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与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知识分子阶层革命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
2.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变化的看法。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阶级立场来自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变化的分析及形成的看法。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也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哈贝马斯认为科技发展及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因而剩余价值不再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而是由运转的机器所创造，这样就否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进而也就否定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一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下，无产阶级逐渐丧失了革命主体地位，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却上升为主体作用。 其一，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表现为“阶级结构的变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出现职业经理人，资本家退出具体生产过程，不再直接对工人进行剥削，“有资本的老板和厂主正在丧失他们作为负责人的身份;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机器中正起着官僚的作用”[3]31，资产阶级的结构发生变化。而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工业的进步，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白领工人”，这些“白领工人”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而是作为管理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并获得相应报酬，并且工人阶级的构成日益多元化，不仅包含体力劳动者，还包含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得资本家不再直接剥削工人、而工人也不再受“职业的奴役”，改变了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两大阶级的对立消除了。而事实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说明资本家采取了更隐晦的剥削方式，资产阶级正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才作出一定的改变，但他们财富的源泉仍然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仍然是被剥削的对象，两大阶级的对立并没有消失。
其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的变化还表现为两大阶级同化、阶级斗争平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工业国家，工人和老板可以欣赏同样的电视节目，到同样的旅游胜地去游玩，打字员可以打扮得同老板的女儿一样华丽，黑人也可以同样有卡迪莱克牌汽车”[3]9，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出现“消费同化”倾向。而正是这种“消费同化”使得人们的需要与愿望、生活水准、业余生活同化，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差别消失并成为平等的集团，社会形成了“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之上”的社会利益，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将工人阶级视为地位平等的阶级，并采取了一些“避免冲突的政策”，使得两大阶级表现出阶级同化的倾向，阶级斗争也渐渐平息。而事实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消费的同化，并不能表明分配上的平等，资本家只是在获取更高利润的前提下来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的，是以工人可以为资本家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为代价的。马克思曾揭露过资产阶级社会“消费同化”的实质，他说：“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4]
3.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力量的分析。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对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阶级的论断进行了否定。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因阶级结构变化而出现阶级同化、阶级斗争平息倾向，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两大阶级不再是历史变革的承担者了，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革命方向，但革命的主体力量由工人阶级变为了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不满的人，如无组织的工人、失业者、穷人、流浪汉、嬉皮士、被虐待的有色人种、被警察局和精神病院所收容的人以及殖民地的人民，这些人没有被资本主义的体制及文化所同化，因而是新的社会革命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这些力量中，知识分子是最为激进、最為革命的力量，应该发挥领导革命的作用。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往往作为“白领工人”参与生产过程，而且在其中承担着管理的作用，他们对生产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在资产阶级对革命力量采取同化政策、企图麻痹人们的革命意识时，知识分子一直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清醒，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拒绝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同化，知识分子成为革命的先锋。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的改良政策所同化，因而他们的革命意识需要一直保持清醒的知识分子来启发和领导。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革命力量和领导力量的分析，突出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是最有革命意识的阶级。这是对马克思革命主力军思想的修正，否定了马克思关于革命阶级的分析和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定位，是脱离了知识分子实际和革命实际的，实际上也是将知识分子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事实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发展和分工的具体化，“工人”这一概念的范围已经扩大，知识分子作为“白领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劳动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表现，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革命的领导力量。关于社会革命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所谓“新的社会革命力量”不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被马克思称为“游民无产者”，这些力量本身带有腐朽思想的人，必须加以改造，才有可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因而绝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主力军，社会革命的主力军仍然是产业工人。
二、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的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大众文化时是站在精英主义立场上的，强调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而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状况、社会革命力量及领导力量时，则着重突出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把知识分子视为新的革命主体中的一员，并且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新主体，另一方面又认为现代工人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意识，这不仅把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分离出来，也否定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科学论断。法兰克福学派会持有这样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办所宗旨及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的矛盾性
法兰克福学派从建立之初就确定其办所的宗旨是做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不参与政治，“研究工作要独立于政党——政治的考虑”，建立的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中心，要脱离政治而从学术上谈政治与革命。在确立这一办所宗旨后，他们以中立的立场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及社会中的主要阶级，拒绝被动地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以免成为工人阶级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记录，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那就不可避免地将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中独立出来，形成其矛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是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的。他们在建立之初就说他们的研究是脱离政治而从学术上谈政治与革命，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谬和矛盾的，就像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阶级和个人一样，也不存在超越政治而研究政治与革命的团体，任何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个人都有其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阶级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在阶级倾向上的矛盾性还体现在：一方面，他们说自己是中立的，却又说资本主义是腐朽和落后的，知识分子要团结革命力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二战后学潮与工潮的掀起，法兰克福学派跳出所谓单纯学术圈，而走入社会革命的实践，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被称为“青年造反者精神之父”;另一方面，他们说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后，“工人”的范围扩大了，包括知识分子和蓝领工人等都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却又否认“现代工人”的革命意识和领导作用，而这种否定实际上也是对知识分子自己的否定。
（二）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
法兰克福学派在大众文化批判中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还源于其“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理论”既是一种哲学，又是一种社会理论，他们在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进行批判和分析的过程中，无不渗透着其“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法兰克福学派曾宣称他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将辩证法运用于对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批判中，形成了“批判的理论”。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归结为“否定的辩证法”，并以此建立其“批判的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明确使用“否定的辩证法”这一概念的是阿多诺，他曾通过《否定的辩证法》一书阐述这一理论。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思想理论中，也一直贯穿着“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把他们的辩证法称为“否定的辩证法”，表明他们的辩证法是以“否定性”为根本特征的，突出“否定性”的作用，意在强调“否定”在辩证运动中的核心作用。在这种“否定的辩证法”的哲学基础上，他们对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和力量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而且否定其肯定的一面，进而否定辩证法的肯定一面。“否定的辩证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面，没有“否定”就不会有事物的发展变化，也就没有辩证法。也正是由于他们坚持“否定的辩证法”，所以其思想有革命性的一面。但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绝不是只承认“否定的一面”，也承认“肯定的一面”，也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来不存在绝对的肯定，也不存在绝对的否定。在“否定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否定一切，因而也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
（三）法兰克福学派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也是对当时所处时代的复杂社会背景的反映，复杂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其工人阶级阶级立场的不坚定。法兰克福学派成立之时，正值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但是，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分脆弱，在内外夹击之下，苏联的发展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顺利，而是举步维艰。在这个过程中，在社会主义的阵营内部存在着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革命理论的分歧，表现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这种分歧和对立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种革命力量的疑惑、矛盾、甚至是反对和斗争。与社会主义面临的困境不同，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遭受了重创，但战后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和统治方式，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资本主义世界不仅没有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灭亡，反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他们在生产领域掀起新科技革命，使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改变了工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进入相对缓和期，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结构等发生深刻变化。当法兰克福学派为了逃避纳粹独裁统治而搬到美国后，他们逐渐发现在这样一个标榜“自由平等精神”的国家，一样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独裁统治，那就是通过控制大众文化的传播来达到控制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目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文化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没有传承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本土传统文化，但在这样一个相对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重视对文化的控制，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冲击。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化及对立，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及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这使得他们极力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试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其知识分子精英主义阶级倾向。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启示：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和身份认同
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批判中的阶级立场及形成原因的分析，结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避免其思想上的矛盾性，就必须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明确其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及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使其融入大众、树立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阶级立场，成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一）一无所有的被剥削者——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
从经济地位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界定实质是对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的界定。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分配方式是划分阶级的标准，即以生产资料及剩余价值的占有为依据来划分不同阶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及剩余价值，处于剥削地位;无产阶级除了自身所拥有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处于被剥削地位;知识分子不直接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获取报酬，同样处于被剥削地位。从分工的角度来看，当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本质上都是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敬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5]所以，从生产关系及分工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从事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虽然“从其工资水平来看，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都高出工人和农民，其中一些人，尽管是极少数，还常常达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6]，但这无法掩盖其被剥削的经济地位，其用以改善个人生活条件的工资所得并不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得来的，而是劳动所创造全部价值的部分所得，其脑力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因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实质上是由其所处的经济地位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知识分子也是被剥削的劳动者，因而具有推翻资产阶级剥削统治的革命需要，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 从政治地位来看，因为知识分子没有独立经济地位，因而也就不能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代表，不能成为独立的阶级，他们在政治活动中总是表现为为一定的统治阶级服务，从而获取统治阶级的资助，其阶级属性也随着其所服务的统治阶级的性质而发生变化。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了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7]
（二）广泛运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
“个人与他人或其他群体的相异、相似的比较构成了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从而确定了身份认同。”[8]因而“身份认同”包含了“相似性”与“相异性”两层含义，包含了对自身与认同对象“相似性”和“相异性”的肯定。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似性”体现为二者都是被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这就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立场之物质基础。而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相异性”则集中体现为由分工带来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这种“相异性”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广泛运用而逐渐缩小，知识分子体现出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自身工人阶级身份的认同，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之物质技术保证。
科学技术的演进已经几近替代了人的体力劳动，而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在脑力劳动层面极大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劳动样态乃至在改善人们身份差别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发展改变了劳动样态，工人阶级日益知识化、专业化。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脑力劳动已经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劳动已经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阶段，工人阶级日益摆脱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简单劳动”，而越来越多的从事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复杂劳动”。脑力、智力、科技、知识、文化等相结合不仅成为生产发展的新动力，而且成为工人阶级进行生产劳动的新样态。另一方面，科技发展改善身份差别，社会主义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日益成为工人的主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越来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劳动力的主体。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人阶级不再是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而是成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有知识的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的主体，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人。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在身份上共同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三）新时代的建设者——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之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时代如何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和政策。习近平指出：“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文化水平较高、知识比较丰富的人，其中不少是学有所长、术有专攻、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行家专家。知识分子对知识、对技术掌握得比较多，对自然、对社会了解的比较深，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9]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集中表现为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而我国又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历史交汇期，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发展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分子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技文化繁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人全盘接受西方思想文化、脱离人民群众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必须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一方面，要通过加强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建设，坚持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领导，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来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对于党内知识分子，要加强党性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进行精神补钙。对于党外知识分子，要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强化其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循序渐进地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他们的思想认识。”[10]另一方面，要促使知识分子走入人民群众中去，保持知识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真正使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使广大知识分子始终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初心，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本质，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在批判的过程中没有坚持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阶级立场及身份的认同，也就造成他们走入矛盾的漩涡，不能把“批判的理论”与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结合起来。因此，无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任何时期，我们都应强化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和阶级立场，这样才能使创新引领国家发展，也才能使科技创新真正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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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4.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
[6]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53.
[7]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62.
[8]张淑华，李海莹，刘芳. 身份认同研究综述[J].心理研究，2012（1）： 21-27.
[9]习近平.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01）.
[10]袁久红.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巩固[J].红旗文稿，2014（5）：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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